“禁火化以厚人倫(lun) ”,出自《泰泉鄉(xiang) 禮》,是道德教化的方式,屬於(yu) 喪(sang) 禮的範疇,今天關(guan) 於(yu) 喪(sang) 事的禮儀(yi) 、禮製不可或缺;人倫(lun) 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的倫(lun) 理關(guan) 係,泛指人與(yu) 人之間的關(guan) 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慎重對待父母的喪(sang) 事,虔誠祭祀追念祖先,從(cong) 小處著手,廢除對逝者屍體(ti) 的火化,不僅(jin) 維護逝者的尊嚴(yan) ,而且可以維護家庭成員之···
有人說,中堂正在中國人的居住環境中消失。
乙巳春分,修文龍岡(gang) 山麓,惠風和暢,桃紅柳綠,鳶飛魚躍,一派天機。愚應邀至西園講陽明子之學,自午至晚,如有神助,四小時一氣貫通,未嚐須臾中輟。講畢已夜暮時分,而聽者意猶未盡。
儒學在發展曆程中經曆了幾次重大變革,其中唐宋之際的變革尤為(wei) 明顯。唐宋之際的儒學變革指漢唐儒學轉型為(wei) 宋明理學,這種轉型可以通過儒學涉及的相關(guan) 內(nei) 容體(ti) 現出來,具體(ti) 而言,可以通過唐代的韓愈和李翱、宋代的程顥和程頤得以體(ti) 現。
《春秋》經傳(chuan) 在敘事之時融入了儒家的道德意識,其曆史書(shu) 寫(xie) 展現的是一種價(jia) 值判斷的自覺。東(dong) 周時期,直書(shu) 求真與(yu) 褒貶求善嬗變為(wei) 早期史學兩(liang) 種不同的理論進路。《史記》實錄不隱,是非頗不與(yu) 聖人同,史學獨立性尚存。而班固則完全為(wei) 儒家代言,經學為(wei) 體(ti) 、史學為(wei) 用,史書(shu) 依附於(yu) 《春秋》學。在這種意義(yi) 上說,東(dong) 漢時期《漢書(shu) 》的編纂標誌著經學···
朱熹為(wei) 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也是宋代理學多元格局的終結者。
朱熹關(guan) 於(yu) 《詩·召南》中《摽有梅》之主旨的討論,常為(wei) 後世學者從(cong) 倫(lun) 理、文學等角度提出批評。他們(men) 通常認為(wei) 朱熹對該詩存在較嚴(yan) 重的誤讀,不僅(jin) 前後矛盾,還否定了人情的合理性。但我們(men) 若細究朱注即可看出,朱熹是基於(yu) 《摽有梅》獨特的曆史文化背景來闡述己見的,其解讀不僅(jin) 一以貫之、實事求是,還恰恰證明了他對情的重視。
世人多以“仁”為(wei) 孔子哲學的核心,《呂氏春秋·不二》即有“孔子貴仁”之論。但不論先賢對仁的躬身垂範,抑或後世對仁的義(yi) 理探究,終須見諸“成人”方可深切著明。
在舉(ju) 國上下大談“文化自信”“中國式現代化”的今天,隻認西服為(wei) “正裝”的觀念仍然大行其道,若聽任“唯西為(wei) 正”不正之風滋長,是置我中國無數先賢先烈於(yu) 何地?置民族複興(xing) 事業(ye) 於(yu) 何地?置二十年來漢服運動於(yu) 何地?月前,筆者因堅持漢服反對西服為(wei) 正裝拒絕參會(hui) ,為(wei) 宣明立場,特此公開《情況說明》,呼籲正視“正裝”問題,尊重民族傳(chuan) 統。文化興(xing) 衰···
河北大學程誌華教授80多萬(wan) 字的著作《宋明儒學之重構——王船山哲學文本的詮釋》(以下簡稱《重構》),是其曆經六年多研究的成果。最近十多年,相對研究程朱陸王日趨熱門,對於(yu) 王船山的關(guan) 注則比較少。
《邶風》最後兩(liang) 篇《新台》與(yu) 《二子乘舟》的相連,既是出於(yu) 人物故事的相續,也是給一代代讀者提出靈魂拷問的並置:麵對命運的洪流,你是選擇新台的光鮮亮麗(li) 而沉淪於(yu) 權勢的汙濁,還是選擇二子乘舟赴死的悲壯而升華於(yu) 生命意義(yi) 的永恒?
《論語》中孔子多次談論到“色”,無論是《學而》《公冶長》《陽貨》篇中重出的“巧言令色”,還是《陽貨》篇提到的“色厲而內(nei) 荏”,《顏淵》篇“色取仁而行違”,《先進》篇中提到的“色莊者”,仔細推敲文意,都可判斷出孔子對形之於(yu) 外的容色表示懷疑。“色”在先秦時期內(nei) 涵豐(feng) 富,即使是《論語》中可以理解為(wei) 形色內(nei) 涵的“色”字也包含著明確的價(jia) 值···
19世紀30—60年代的美國文藝複興(xing) 時期是美國民族文化建立的重要時期,這場文藝運動中的作家們(men) 關(guan) 注到美國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自然危機與(yu) 人的精神危機,於(yu) 是將目光轉向了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從(cong) 中國古典文化中汲取儒家生態智慧,積極建構美利堅民族的新文化。
在古代,刑罰發揮著維護國家政權、穩定社會(hui) 秩序的重要作用,受到曆代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據《尚書(shu) ·康誥》記載,周公旦曾告誡康叔封應當合理運用刑罰來治理國家:“用其義(yi) 刑義(yi) 殺,勿庸以次汝封。”
“不敢康”,出自《詩經·周頌·昊天有成命》,眾(zhong) 口傳(chuan) 誦,白紙黑字記載,已有兩(liang) 三千年曆史。這簡單的三個(ge) 字,時間並未將其湮滅,而是在曆史長河的風浪驚濤中愈發厚實耀眼。放在當今時代,對現在社會(hui) 的人,其內(nei) 涵的警策力量也是深重而強大的。這是一種“要求”,更是一種“自覺”,是人類社會(hui) 生生不息的營養(yang) 和良藥。
想到傳(chuan) 統父子關(guan) 係,腦海中總會(hui) 浮現這樣一幅場景:陰森的老宅,兒(er) 子跪在院子的硬磚地上,滂沱大雨,劈裏啪啦打著他的頭和身子,膝蓋和小腿泡在水窪中……這種印象,源自激烈反傳(chuan) 統的“五四”。
在中國古代,受天人和諧思想影響,四時之禁逐漸成為(wei) 人們(men) 普遍接納並積極遵循的實踐準則,即順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規律安排生產(chan) ,確保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和環境保護有機協調。
為(wei) 何老子能以“水”喻道?《論語》可借“鬆柏”言誌?這種“取辯於(yu) 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墨辯注序》)的思維,曾被西方學者視為(wei) “非邏輯的隱喻”,但法國華裔漢學家劉家槐(Liou Kia-hway)提出,這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滲透性歸納——一種融合直覺體(ti) 悟與(yu) 倫(lun) 理訴求的推理範式。重新厘清這一範式的邏輯特質,不僅(jin) 能為(wei) “中國古代邏輯···
晚清以來,相繼湧現出各種經學通史、斷代經學史或專(zhuan) 經史,以及紛繁多樣的經學通論、群經概論。這些著述大多對“經”“經書(shu) ”“經學”下過定義(yi) ,並基於(yu) 對“經”字的訓解、對經書(shu) 和經學的認定,來評析五經、四書(shu) 、十三經的性質、內(nei) 容,敘述經學的形成、演變,由此構建起對中國經學的整體(ti) 認知和基本評價(jia)
對經典進行時代解讀是中華文化傳(chuan) 承發展的重要途徑,故曆代典籍注釋頗能反映當時的學術範式。魏晉以降,學風丕變,注書(shu) 體(ti) 製也隨之變改,朱熹、劉師培都曾論及魏晉與(yu) 兩(liang) 漢注書(shu) 之異。魏晉注體(ti) 之新變可概括為(wei) 注體(ti) 的辭章化,具體(ti) 表現為(wei) 注文的駢儷(li) 藻飾、注可離經獨立表意、注文常解散論體(ti) 借注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