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的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的知識譜係,是以原史為(wei) 原初符號形式,經、子、史等都是從(cong) 中分化出來的。以原史作為(wei) 原初符號形式的中國古典思想與(yu) 以神話作為(wei) 原初符號形式的古希臘、希伯來思想的一個(ge) 重大的文明論差異在於(yu) ,在中國傳(chuan) 統中,曆史意識與(yu) 宇宙秩序可以相容,而在後者,宇宙論秩序的經驗則著力泯除曆史意識。
在教化領域中出現的經史的分化以及子學(百家學或諸子學)的興(xing) 起,標誌著經-史-子知識譜係的形成。經學或六藝學被視為(wei) 古之道術的正宗嫡傳(chuan) ,而子學作為(wei) 方術,既是對道術的偏離,又可以上通道術。以經學為(wei) 主體(ti) 、以史學與(yu) 子學為(wei) 羽翼的中國知識譜係,既以經的主幹性保證了中國學術精神的深層統一性,又向子、史開放而補充經學,從(cong) 而形成經···
不德之德將統治活動的本性定義(yi) 為(wei) 限製性的,而不是證成性的,它並不指向被統治者的各正性命,而隻能為(wei) 之提供秩序條件。由於(yu) 天下是天下人物多元性與(yu) 差異性的複合體(ti) ,這使得天下如同天那樣是不可測度的,無法以同質化、單一化的形式加以規整,因而統治者必須具備“立乎不測”的品質,以向天下開放自己,以“虛”己的方式成全天下之“實”。
“生活”作為(wei) 一種向上的創造,其動力在《東(dong) 西文化及其哲學》時期被係於(yu) 意欲,但1950年代以後則被係於(yu) 理性。理性不同於(yu) 注重分別的理智,而是在生命要素(如知-情-意、理智-情感等)的平衡力與(yu) 統一力。理性才是生命之所以具有活力、人之所以能夠創造文化宇宙的根本。
船山哲學中的“自然”意味著一種與(yu) “人為(wei) ”不同的自發性運作方式,它無法為(wei) 人的知能所穿透,也不能被理解為(wei) 作為(wei) 根據的終極因或造物主,而是一種自發性、自本自根的以自正性命為(wei) 指向的秩序,後者指向一種在終極層麵無為(wei) 自然的宇宙觀。
船山哲學中的“自然”意味著一種與(yu) “人為(wei) ”不同的自發性運作方式,它無法為(wei) 人的知能所穿透,也不能被理解為(wei) 作為(wei) 根據的終極因或造物主,而是一種自發性、自本自根的以自正性命為(wei) 指向的秩序,後者指向一種在終極層麵無為(wei) 自然的宇宙觀。船山以人之天、物之天、天之天三個(ge) 概念將自然區分為(wei) 人的自然、物之自然與(yu) 宇宙之自然三個(ge) 層麵,人的自然規···
以思辨形態構建“普遍曆史”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導致以下問題:曆史目的與(yu) 曆史主體(ti) 的斷裂,使得曆史本身脫離了具體(ti) 個(ge) 人的生存;曆史中的生存本來是參與(yu) 性的,但在普遍曆史構思中具體(ti) 個(ge) 人反而成為(wei) 旁觀者;由於(yu) 曆史體(ti) 驗中的無常感受被等同於(yu) 意義(yi) 虛無體(ti) 驗,曆史意義(yi) 於(yu) 是被構思為(wei) 來自超越性的曆史目的之植入,因而曆史中的生存被貶抑為(wei) 一種克···
梁漱溟從(cong) 儒家思想視角“翻轉”西方的世界曆史敘事,給出了世界曆史從(cong) 西方進展到中國的方向,以給出中國文明的世界曆史意義(yi) 。他不是從(cong) 黑格爾式的自由理念出發,而是將世界曆史展開視為(wei) “天下歸仁”的實現。這一套世界曆史敘事建基於(yu) 中、西、印三種不同人生態度、三種基本問題與(yu) 三大文明類型之相應結合的基礎上。
荀子所處時代,乃是雅斯貝爾斯所謂的“軸心時代”,中國思想開始了“精神突破”,並以此為(wei) “軸心時代”奠基,而突破的核心是從(cong) 以帝王為(wei) 中介的“宇宙論帝國秩序”向以聖賢為(wei) 擔綱者的“精神秩序”的結構性轉變。在具體(ti) 秩序內(nei) 容上,這一轉變意味著從(cong) “治出於(yu) 一”(“治”“教”的渾淪未分)到“治出於(yu) 二”(“治”與(yu) “教”的分化)。
治、教二域遵循不同的原則,即“王者盡製”與(yu) “聖者盡倫(lun) ”:“盡製”遵循下行性的防禦原則,不直接以導人向善為(wei) 目的,但卻必以止惡為(wei) 首要目標;“盡倫(lun) ”遵循上行性的引導性原則,借助教化激發人的向善、向上的激情,聖賢生命人格的榜樣示範作用就是教化的基本形式。在以上視域中,性善論作為(wei) 內(nei) 在而先天的原則,應當被勘定為(wei) 教統的人性論原則;···
“治出於(yu) 一”的秩序圖景在春秋戰國被“治出於(yu) 二”的結構性變化所取代。仁的思想之出現為(wei) 人體(ti) 小宇宙直接與(yu) 天相通,而不必經過禮法秩序的中介提供了可能性。聖人形象作為(wei) 人倫(lun) 的最高體(ti) 現,構成了教統領域的最高代表,而且被視為(wei) 世俗權力無法予奪的“天爵”,從(cong) 而開啟了教統獨立於(yu) 治統的意義(yi) 。
中華文明曆史觀的核心,不是脫離曆史事件構造曆史的概念,也不是訴諸曆史過程之外的終極目的,而是強調“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這樣的曆史觀,不是追求脫離質料而僅(jin) 僅(jin) 訴諸形式的絕對普遍性,而是強調即事以見理的具體(ti) 普遍性。
“天下為(wei) 一家”即“以天下為(wei) 家”,即是對禮運“天下為(wei) 家”的內(nei) 涵的理解,“天下為(wei) 家”被視為(wei) 極高的政教成就,無論是三代的六君子,還是這裏所謂的“聖人”,都意味著《禮運》中與(yu) “大道既隱”關(guan) 聯著的“天下為(wei) 家”,仍然是《禮運》作者的崇高政教理想,而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wei) 以一家一姓為(wei) 主體(ti) 進行的專(zhuan) 製獨裁之“家天下”。
亨廷頓將“普世文明”話語的本質視為(wei) 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又被他視為(wei) 西方文明的特產(chan) ,因此,意識形態對文明的替代或其去文明化趨向,就成為(wei) 西方文明的危機特性。由於(yu) 近代以來的西方影響了所有文明體(ti) ,因此,“意識形態”作為(wei) 一種現象所傳(chuan) 遞的文明危機也成為(wei) 人類麵臨(lin) 的普遍性危機。
《莊子•逍遙遊》中的“堯讓天下與(yu) 許由”的故事有其深刻的寓意,它關(guan) 聯著對自由主體(ti) 與(yu) 自由秩序的理解,但曆代對之的解釋頗多分歧,這一分歧集中在對堯與(yu) 許由二人的態度上,曆代的解釋可以歸結為(wei) 揚許抑由、揚堯抑許、堯由俱抑、堯由俱揚四種類型,在對對四種態度做出理論分析的基礎上,本文立足於(yu) 郭象哲學對揚堯抑許、堯由俱揚的綜合,而···
楊國榮先生的具體(ti) 形上學,拒絕了各種抽象的形而上學,拒絕了本質主義(yi) 的儒學;在世界哲學視域中,在儒學的當代發展的脈絡中,具體(ti) 形上學乃是生成中的儒學,是接續儒學從(cong) 中國的哲學到東(dong) 亞(ya) 的哲學再到世界哲學的發展的最新成果。
道德生活在倫(lun) 理秩序中客觀化、現實化,並以調節者而非構成者身份參與(yu) 倫(lun) 理秩序的生成,同時也對陷落的倫(lun) 理生活提供抵抗與(yu) 轉化的資源。倫(lun) 理秩序以身份或角色的名義(yi) ,發動對人的動員,其目的在於(yu) 以規訓的方式把個(ge) 人轉換為(wei) 共同體(ti) 的成員,對政治社會(hui) 而言則是“化”人為(wei) “民”;與(yu) 之相反,道德所要求的則是超越具體(ti) 社會(hui) 身份與(yu) 角色的完整之“人”。
哲學具有地方性與(yu) 世界性,作為(wei) 文明論的現象,具體(ti) 的哲學總是曆史地與(yu) 特定的文明形態關(guan) 聯在一起,它不僅(jin) 出於(yu) 某種文明體(ti) ,而且也具有對文明體(ti) 的承擔意識。由此可以構築一種具有曆史縱深與(yu) 文明厚度的哲學概念,與(yu) 純而又純的追求徹底形式化的哲學相比,可以說它是一種“厚的哲學”。
就政治社會(hui) 的功能而言,國學可以凝聚國家認同、文化認同,凝聚人心,增強民族共識。讀個(ge) 人而言,國學的不少方麵可以幫助您安頓下來,有某種歸宿感。
現代學者往往以“太虛即氣”作為(wei) 最能體(ti) 現張載《正蒙》形上學性格的典範論述,而張載哲學中的本體(ti) 被固化為(wei) 太虛,氣本論與(yu) 太虛神體(ti) 論等等都是對太虛本體(ti) 的解釋。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正蒙》確立的並非靜態的實體(ti) 化本體(ti) ,而是動態的從(cong) 太虛到乾坤(天地)的本體(ti) 論結構。在這個(ge) 結構中,太虛之天乃是“清虛一大”之天,作為(wei) 理氣渾淪未分者,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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