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以來，中國在世界各地已建立近三百所孔子學院，問題是，為什麽不止一家的西方媒體認為這些學院是要給他們“洗腦”。

自上個世紀初五四新文化把孔儒作為批判對象以來，孔子在百年中國的命運，一會兒抬之於天，一會兒貶之於地，但都和官方結下不解之緣。我固然不希望看到官府為了政治需要，在全國範圍內大搞批儒；同樣也不希望看到由政府出麵來弘揚儒學，甚至搞祭孔（包括祭祖）那一套。反儒或弘儒，隻要是民間，兩者都可以；如果是官府，兩者俱不該。“政教分離”早已成為現代政治文明的公識。儒學屬於“教”或“教化”，官府的職責是為政而非為教。在儒學麵前，它的最好的作法就是放手。

因此，你可以說洗腦是西方的無稽、偏見和心懷叵測；但，這麽多的孔子學院如果沒有政府背景，而是民間所為；那麽，以上的指責隻有統統閉嘴。畢竟，政教分離在西方是製度性的鐵律，西方媒體習慣了它，因而不了解我們國家長期以來習慣的是政府包辦一切，當然也可以包辦孔子學院。

筆者並非單一地針對孔子學院，而是覺得儒學在今天，固然已經走出往昔被批判的陰影；但，弘揚儒學的聲音，不僅有官方的分貝，也有民間的籲請。但，無論前者和後者，俱不合當年原始儒學產生的情形。孔子的儒學在東周是民間私學，那個時代，“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民間講學，紛然興起。這就是我們常常稱道的百家爭鳴的時代，也是中國古代學術史上最自由的一個時代。秦漢之際，一經秦始皇焚書坑儒（是為“棒殺”），二經漢武帝罷黜百家（是為“捧殺”），好不容易形成的“學在民間”傳統又為“學在官府”所取代。看起來，儒家由春秋戰國時的“子學”搖身一變為漢和漢以後的“經學”，地位至尊。但，受其傷害最大的，除學術而外，還是儒學本身。後世儒學，除了成為意識形態，無論漢宋，都不再具有原始儒學那樣的原創力；反而被鼓吹專製的法家惡意侵入，乃至鵲占鳩巢。

根據先秦儒學到後世的嬗變，對儒學今天的命運當有足夠的啟示。儒學民間化比官方弘揚更具生命力。有學者主張用儒學整合社會，問題是誰具有如此整合的能力，答曰權力，隻有權力才能做到這一點。但權力介入儒學，或儒學權力化，對權力和儒學雙方都不是好事。權力援儒，是權力越界，而且權力援儒，從來都是把它當做統治工具，甚至用它來統一思想。儒學的長處不是政治哲學，除了個人修為上的道德哲學，更是一種有關社會共同體的倫理學。與其讓它經由權力之手在政治上發揮作用，毋寧讓其功能更充分地發揮在個人和社會的人際關係中。讓權力遠離儒學，正如讓儒學遠離權力。此二者合則兩害，分則雙利，這是我的觀點。

儒學在民間，意味著儒學周轉於個人和社會（要防止它往國家層麵躍升的衝動，而它也本有這方麵的衝動）。在德性普遍荒漠化的今天，“禮失求諸野”，來自民間的傳統遺澤，會讓人倍加感動。最近，因某種因緣，我接觸到一個帶有遊學性質的書院，它由某商學院的一些校友構成，人數不多，但他們給自己的書院起了一個很有意味的名字，叫“能近書院”。所謂“能近”，來自《論語•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子做人的境界是仁，它並非可望不可即，而是有一定的方法，要義就在從我做起。自己要立起來，也要讓人家立起來；自己通達了，也要讓人家能通達。“能近取譬”，亦即在仁的努力上，就近不就遠，能夠以自己為例，從自我做起。這些校友，畢業有年，在工商業界，各有所成。他們不但每年抽出固定時間，各地遊學；而且其中幾位，還發起成立了一個公益基金會，定向資助西北某省因地緣而患有先天性心髒病的兒童。用他們的話說：“真正有仁愛之心的人，……從身邊的小事做起，推己及人，這便是實現仁義的方法。”仁，在他們那裏，不是抽象的名詞，不是遙不可及的理念，而是由己體道的現身說法，非常具體和實在。從這個書院身上，我看到儒學不死，它活在民間，很有生命力。

海外有那麽多孔子學院，可是海內有多少能近書院。前者政府推進，後者民間自為。前者花錢數以億計，後者無需政府一文，卻反而向社會友愛輸送。孔子學院不要成了國際化的燒錢工程，其實效如何，還需考察。但，可以肯定，民間的能近書院卻越多越好，越有利於個人修德和社會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