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老友劉述先兄

作者：餘(yu) 英時

來源：“活字文化”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十三丁卯

          耶穌2016年12月11日

很多年來，我因年事已高，平時足不出戶，和朋友們(men) 的交往也接近於(yu) 零，因此見事頗遲。述先兄逝世，我是在報上讀到的，然後才用電話向台北友人詢問，略知梗概，為(wei) 之不歡者累日。我和述先相識，屈指已五十年左右，像這樣長時期的老友，我計算一下，已沒有幾人，淒愴與(yu) 悵惘之感何能自已？先師錢賓四先生曾說過“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為(wei) 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並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卻消失了，等於(yu) 我已死了一分！”下麵讓我將述先在我心中的意趣形象寫(xie) 出一二，以表達我對他的深切悼念。

我第一次和述先見麵是在1968年。這年暑假在西北大學（NorthwestUniversity）任教的著名人類學家許烺光（Francis LK Hsu）先生召開了一個(ge) 有關(guan) 中國文化特色的研討會(hui) ，從(cong) 文化人類學的特殊角度出發，他決(jue) 定先找出中國本土出生的人對於(yu) 自己的文化是怎樣理解的。所以他邀請與(yu) 會(hui) 的都是在美國從(cong) 事中國研究的華裔學人。許先生本人則祖籍遼寧，燕京大學社會(hui) 學係畢業(ye) ，和費孝通同學，從(cong) 文化上說，他仍自許為(wei) “中國人”。當時參加會(hui) 議的人士大約在二、三十位之間，但我現在能記得的隻有普林斯頓大學的劉子健先生和芝加哥大學的鄒讜和何炳棣先生。這是因為(wei) 我作報告時，主席是鄒先生，而劉、何兩(liang) 先生則和我進行了相當長時間的反覆討論。何先生用時最久，以致引起許烺光先生很有禮貌的幹預，請他留些時間給別人發言。不料何先生大怒，終使整個(ge) 會(hui) 議陷於(yu) 僵局，雖經主席一再婉言調解，也未能恢複最初那種和諧與(yu) 親(qin) 切的氣氛。這一意外不幸竟成為(wei) 此會(hui) 最令人難忘的一幕。

晚年的何炳棣，眸子如虎

除了上述三先生之外，今天我僅(jin) 僅(jin) 記得述先一人，可知當日初見在我心中所留下的印象之深。但這也不是偶然的。述先當時在南伊大（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哲學係任教。我們(men) 雖然沒有機會(hui) 見麵，但學術上確有一點間接的淵源。由於(yu) 他在哲學上早已與(yu) 牟宗三、唐君毅兩(liang) 先生走上同一方向，對於(yu) 香港的新亞(ya) 書(shu) 院和《人生》雜誌也知之有素，因此我們(men) 在未見之前，彼此已不陌生，而“一見如故”這句成語用在我們(men) 兩(liang) 人身上則恰到好處，沒有一絲(si) 一毫的誇張。

我們(men) 在會(hui) 議間歇期間頗多私下交流，內(nei) 容多已不在記憶之中。不過他當時對何先生所顯露的霸氣似乎感受頗深，曾一再追問我其人的背景為(wei) 何？1990年代末，何先生在《二十一世紀》季刊上發表了一篇猛烈批評杜維明先生和新儒家的長文，後者未作正麵回應，但述先卻拔刀而起，痛予駁斥。我讀後立即聯想起，三十年前種下的一點根苗不但已長成大樹，而且開花結果了。

我再度和述先晤麵已在五、六年後。1973-74年我從(cong) 哈佛告假回香港，為(wei) 母校短期服務。適在此時，述先也從(cong) 南伊大告假，以訪問身份來新亞(ya) 授課一年（1974-75）。這時唐、牟兩(liang) 先生剛剛退休，他們(men) 都希望述先最後能長期回港，繼任哲學係講座教授的位子。在這一學年中，我們(men) 之間的公私交往都相當頻繁，不但在思想上彼此的認識很清楚，而且在情感上也進入了相互信任的階段。

但不幸這段時間發生了一個(ge) 意外的大風波。1974年初迫於(yu) 香港政府的巨大壓力，中文大學成立了一個(ge) 體(ti) 製改革的“工作小組”，即將原來三院各自獨立的體(ti) 製改為(wei) 行政集中於(yu) 大學本部的體(ti) 製。更不巧的是在1973-75兩(liang) 年，大學副校長恰好輪到新亞(ya) 的院長擔任，於(yu) 是“工作小組主席”的任務便自然而然的落到了我的頭上。在每周開會(hui) 一次的一年多時間內(nei) ，“工作小組”同仁們(men) 雖盡量想尋求一種方案，可以使三間學院的獨立性保持到最高限度，但最後仍以失敗告終。新亞(ya) 的元老和董事會(hui) 反對最為(wei) 強烈，作為(wei) 改製小組領導人，我什至已受到了“背叛母校”的控訴。

新亞(ya) 書(shu) 院的標誌

在這場風波的高潮時期，大約在1975年的2、3月間，新亞(ya) 教師中反對改製的人都已公開表達了他們(men) 的明確立場。但述先始終未發一言、僅(jin) 在一旁作冷靜的觀察。他認同新亞(ya) 的文化理想，這是毫無可疑的。但對於(yu) “工作小組”在兩(liang) 難中作掙紮，他卻抱著同情的理解，對於(yu) 我個(ge) 人的信任也沒有任何動搖的跡象。在這一段期間，他避免和我有私人接觸，我想這也許是由於(yu) 他不願引起旁人的無謂猜測。但他對於(yu) 我主持“工作小組”的動機並無一絲(si) 一毫的懷疑，則我是確實感受到的。

我們(men) 在新亞(ya) 共事這一年，還有一個(ge) 值得一記的尾聲。1975年6月以後，我告假期滿，必須回哈佛任教，這一點是新亞(ya) 董事會(hui) 早已知道並且同意的。但董事會(hui) 最初所準備的繼任人此時受上述風波的影響，選不出來，因此希望我在離職前推薦適當的人選。新亞(ya) 院長首先必須得到元老和董事會(hui) 的絕對信任，這是不用說的。但院長日常交涉的對象則是大學本部，這是書(shu) 院經費的唯一來源。所以它一方麵為(wei) 爭(zheng) 取書(shu) 院的獨立而與(yu) 大學本部相抗，另一方麵又不能不與(yu) 之合作，使整體(ti) 大學得以自由運轉。大學校長接受與(yu) 否也是成為(wei) 書(shu) 院院長的一項重要條件。我當時反複考量之後，覺得述先最符合上述兩(liang) 方麵的要求。但我必須先征求他的同意，然後才能向新亞(ya) 董事會(hui) 正式提出。

餘(yu) 英時在“唐獎”頒發現場

不記得時間了，大約在1975年4月前後，我特地從(cong) 山頂住處步行下山，到他山下的宿舍，和他長談了一次，我希望能說服他在這困難時期幫新亞(ya) 渡過危機。但無論我橫說直說，他都不為(wei) 所動。我不知道是他以我為(wei) 前車之鑒，還是不願拋棄教研而轉入行政，也許兩(liang) 者都有之，總之，他堅決(jue) 不考慮我的想法。我來訪的使命失敗了，但對於(yu) 他堅守人生原則的精神，卻十分欽佩。

新亞(ya) 分手以後，由於(yu) 已建立了持久的友誼，我們(men) 之間的聯係未嚐中斷。1976年秋季他特別從(cong) 南伊大到哈佛來看我。這時他已接到中文大學哲學講座教授的聘約，開始考慮何去何從(cong) 的問題。同時他也聽到我有重回中大的可能，想知道我的動向，作為(wei) 他抉擇的一種參考。

我告訴他：我的人生承諾是研究和教學，重回中大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的。但為(wei) 他著想，無論是為(wei) 了開拓中國哲學的研究或培育下一代的哲學人才，中文大學的環境都遠在南伊大之上，他的選擇應該是非常清楚的。我的話對於(yu) 他有沒有發生影響，我完全不知道。但無論如何，他最後確確實實把自己的學術生命奉獻給中文大學了。不但他的主要著作都是在中大任職期間寫(xie) 成的，而且他的長期講授也為(wei) 中國哲學的傳(chuan) 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貢獻早已彰彰在人耳目，用不著多說了。

但1980年代上半葉我們(men) 在新加坡還有一段很熱鬧的學術聚會(hui) 。當時李光耀提倡“儒家倫(lun) 理”，延聘了幾位華裔學人到新加坡，商討怎樣進行。與(yu) 會(hui) 者很快便得到一個(ge) 共識，研究儒家倫(lun) 理離不開中國整體(ti) 的哲學背景，因此建議先創建一個(ge) 東(dong) 亞(ya) 哲學研究所。這一建議為(wei) 新加坡政府所接受，研究所便設立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校園之內(nei) 。接下來的當然是誰來擔任所長的問題。這是建所過程中最複雜，也最費時的一件大事。長話短說，最後大家一致同意，述先是唯一適當的人選。問題是他不可能棄中文大學哲學係於(yu) 不顧。幾經磋商，他同意接受一學年之聘，將所先辦起來，以後一、兩(liang) 年內(nei) ，則於(yu) 寒暑假期間來新加坡處理所務。這大致是1982到1985年的安排。

這三年之中，新加坡政府為(wei) 支持儒家倫(lun) 理計畫，通過研究所召開了一係列的國際研討會(hui) ，被邀請的專(zhuan) 家來自世界各地，不再限於(yu) 華裔。述先參與(yu) 設計和組織，貢獻很大。在會(hui) 議之外，他還招聘了多位年輕學人，作博士後研究；他自己平時的主要工作也是研究，我記得他的《黃宗羲心學的定位》（1986年）便是在新加坡寫(xie) 成的。

 《黃宗羲心學的定位》

述先畢生致力於(yu) 中國哲學從(cong) 傳(chuan) 統到現代的轉化，現代新儒學的開拓尤其是他自覺承擔的使命。他一向被看作是“現代新儒家第三代”的領軍(jun) 人物之一。從(cong) 他的中、英文著作來觀察，“現代新儒家”之所以獲得國內(nei) 外學術界以至一般社會(hui) 的注視，他的功績在“第三代”中是無人可及的。根據我個(ge) 人的認識，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yu) 他具有一個(ge) 開放的心靈。因此他和思想不同的人接觸，往往能夠做到荀子所說的“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而不帶一絲(si) 一毫偏狹的門戶意氣。我這樣說，絕非信口開河，因為(wei) 他曾和我有過幾次論辯。我覺得他總是在平心靜氣地尋求我的議論的本意是什麽(me) ，然後才進行異同的探討。這是他在思想上的一大長處，也是一大特色，所以我特別指出來，以結束對老友的深切悼念！

2016年7月31日於(yu) 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