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觀察】“出走”的讀經少年:不當犧牲品,也不願被利用為反經典工具

欄目:少兒讀經
發布時間:2016-09-24 10: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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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的讀經少年:不當犧牲品,也不願被利用為(wei) 反經典工具

作者:張嘉瑜 謝飛君

來源: 上海觀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八月廿三戊申

          耶穌2016年9月23日

 



 

  


和澤書(shu) 院學生上晚自習(xi) 。由受訪者提供 



摘要

 

曆經對讀經教育的崇拜、迷茫、質疑和反思,他們(men) 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回歸。

 

9月18日13時30分,同濟大學彰武北大樓207教室內(nei) ,是最近被稱為(wei) “掀起讀經教育大討論”的柯小剛教授的《中國思想原典》課。蓄著濃密胡須、身穿中式漢服的他,並不認同是自己掀起了此番討論,但隨著他的一篇篇反思文章發出,好些讀經少年找來,試圖為(wei) 迷惘的未來尋一點方向。

 

   


同濟大學柯小剛教授在課堂上。張嘉瑜 攝

 

當天課上,有3位讀經少年。坐在第一排正中的趙江離已旁聽兩(liang) 年大學課程,她身旁的錢木蘭(lan) 是在讀經書(shu) 院時的同學。課前的等待時間,她倆(lia) 拿著一本繁體(ti) 字豎排版的《中庸大義(yi) 》討論還能背多少。由於(yu) 是旁聽生,她們(men) 和同學不熟,但孫伯庸進教室時,彼此熟絡地打了招呼。

 

事實上,孫伯庸到上海才第6天,覺得親(qin) 近隻因都是讀經少年。父母曾為(wei) 他們(men) 選擇了一條脫離體(ti) 製教育的路,在各地的私塾、書(shu) 院求學,用背誦的方式親(qin) 近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典籍,以期達到讀經教育知名倡導者王財貴教授口中“成大才”的目標。而今,曆經對讀經教育崇拜、迷茫、質疑和反思,他們(men) 試圖通過努力參加自考回歸體(ti) 製教育。

 

曾經的讀經少年至今仍說熱愛經典,但不得不離開;各地的讀經學堂從(cong) 源頭上說幾乎都起自王財貴,但十多年過去,陷入方法之爭(zheng) ,有人從(cong) 狂熱的追隨者變成強烈的反對者;而想遠離體(ti) 製教育焦慮感的家長,又被“成大才”的願景激發起更大焦慮——

 

反差,充斥在讀經教育的整個(ge) 鏈條。

 

少年“出走”

 

這是一個(ge) 以背誦數量為(wei) 標準的體(ti) 係,曾每天上課近10小時,唯一內(nei) 容就是背誦

 

 “你難以想象我們(men) 經曆了怎樣的冒險。”18歲的趙江離,鵝蛋臉,有種古典的美。之所以說冒險,是因為(wei) 很多家長將孩子送入學堂前都帶著某種決(jue) 絕,因此,當孩子反饋不滿時,多數家長更認同學堂的觀點:“成大才,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

 

13歲,即初中二年級時,趙江離進入北京在謙學堂。這所封閉式全日製讀經學堂,是讀經界頗有名氣的“純派”學堂。“純派”宣揚“純讀經”,要求學生“老實大量讀經,包本背誦(一字不差背誦整部經典)”,以包本30萬(wan) 字進入“純派”領袖王財貴的文禮書(shu) 院為(wei) 最高目標。

 

包本30萬(wan) 字,具體(ti) 是指背誦20萬(wan) 字的中文典籍和10萬(wan) 詞的英文典籍,以錄像視頻記錄、呈交成果。而所謂“老實大量”,要求學生在“老師不講解,自己不理解”的情況下,盡量多遍純讀來誦背經典。待進入文禮書(shu) 院後,再統一聽王財貴“解經”。是為(wei) 純派的“十年讀經,十年解經”。

 

由於(yu) 趙江離入學堂的年齡偏大,忍不住和同學討論讀經出路,老師因此經常要求她不要“煽動”年紀小的孩子。但她背誦成果不錯,被分到優(you) 生聚集的自修班。在自修班,趙江離遇到小她兩(liang) 歲的錢木蘭(lan) ,後者在11歲上完五年級後進入在謙學堂,因為(wei) “讀書(shu) 不走神,最乖”而被老師指定為(wei) 班長。

 

趙江離和錢木蘭(lan) 每天上課近10小時,唯一內(nei) 容就是背誦。“所有同學都坐在板凳上,誦讀時必須指讀,眼睛隻能盯著書(shu) ,有人進教室都不能抬頭。”同學們(men) 戲謔為(wei) “呆若木雞”。

 

老師告誡他們(men) ,“想意思是不夠專(zhuan) 注,千萬(wan) 不能想意思”。但真正能做到“純讀經”的,隻有三四歲就進書(shu) 院的孩子。“他們(men) 不認字,也沒人教,隻能靠聽讀經機來背音節。”錢木蘭(lan) 說,課堂管理非常嚴(yan) 格,而且5年間越來越嚴(yan) 格。“一個(ge) 半小時的課可以去1次廁所,上廁所要簽字,不能說話也不能笑。”

 

“感恩天地自然、祖國人民、父母老師……”老師對趙江離說,生病不能告訴父母,因為(wei) 會(hui) 讓父母擔心,不是“感恩”行為(wei) 。一次,被迫在冰天雪地跑步的趙江離咳嗽了一個(ge) 月,但老師幾乎無視,直到最後查出哮喘,母親(qin) 才意識到嚴(yan) 重性,把她從(cong) 學堂接走。“家長們(men) 總覺得孩子能夠得到足夠照顧,學堂的老師是出於(yu) 好意嚴(yan) 加管教。”

 

孩子們(men) 不停誦讀,然而,“遺忘是不可抗拒的”。孫伯庸背過3遍《四書(shu) 》,“反複經曆從(cong) 滾瓜爛熟到徹底忘光”。錢木蘭(lan) 每次背完就立刻做記號,否則幾天後再看,對是否背過毫無印象;她從(cong) 最初的輕鬆(不需要學其它科目),轉而覺得“痛苦,再呆就瘋了”。

 

這是一個(ge) 以背誦數量為(wei) 衡量標準的體(ti) 係。5年,錢木蘭(lan) 背完了7萬(wan) 字左右的《四書(shu) 》和《老子莊子選》;趙江離在3年內(nei) 背完共六七萬(wan) 字的《四書(shu) 》、《詩經》、《唐詩三百首》、《老子》和《詩歌詞曲選》。她倆(lia) 都佩服孫伯庸,因為(wei) 他用9年背了20多萬(wan) 字,曾用一年背出了14萬(wan) 字的佛經,要不是缺少英文背誦,他可以進文禮學院。

 

19歲的孫伯庸最後選擇離開,是因為(wei) 看不到未來。他10歲時進了北京一所讀經私塾,先後在4個(ge) 省的5個(ge) 讀經學堂求學,是很多讀經老師喜歡的好學生。但他無法回答心中疑惑:未來的路在哪裏?

 

孫伯庸發覺,有的學堂裏不同派別的人會(hui) 吵架,有的學堂會(hui) 教些解經,還有的學堂會(hui) 帶學生暴走數十公裏,“可都沒有係統規劃,老師的流動性也很大”。他曾聽說一個(ge) 培養(yang) 學生去斯裏蘭(lan) 卡某大學深造的規劃,後來發現並無下文。

 

當與(yu) 不同老師聊未來時,他有時得到的答案是“隻要把經讀好,想做什麽(me) 都可以”,有時是“讀經想著幹什麽(me) 就別讀了”,還有時是“你可以回來幫我”。那是孫伯庸懷疑背誦經典意義(yi) 的開始。那一年,他15歲。

 

琢磨出路時,趙江離也忍不住想:“我們(men) 不能除了誌向,什麽(me) 都沒有。”

 

 


讀經少女旁聽大學課程。張嘉瑜 攝

 

學者反思

 

“阿貓阿狗”都能當老師,隻要會(hui) 按讀經機就可以?

 

應大家請求,孫伯庸不緊不慢地背誦起一段佛經。此時,路邊小店內(nei) 人聲鼎沸、熱氣蔓延,而孫伯庸散發出的溫和沉靜,讓人能夠想象他當年在深山裏坐在樹上背誦的樣子。

 

讀經少年,即便已離開書(shu) 院,仍會(hui) 有印記留下。而正是這種聽到典籍從(cong) 少年口中流淌的欣慰感,帶給了家長最初的感動。也因此,即便有早期的家長反思,也不影響新的家長把孩子送來。畢竟,這裏有一條讀經家長公認的光明之路——進入讀經界的“清華北大”文禮書(shu) 院,成為(wei) 王財貴親(qin) 自解經的學生,成大才。

 

最大的分歧恰恰在於(yu) 此。因為(wei) “包本30萬(wan) 字就能進‘文禮’”,很多純派學堂有“阿貓阿狗論”,意思是阿貓阿狗都能當老師,隻要會(hui) 按讀經機就可以。

 

學堂教師的素質問題,早在2006年7月,中國開心文化書(shu) 院院長顧瑞榮就當麵和王財貴提過。因為(wei) 屬於(yu) 相同領域,10多年前,顧瑞榮就認識王財貴。顧瑞榮還有一個(ge) 身份是全球讀經教育研究會(hui) 理事,而研究會(hui) 就是王財貴創辦的。“我認同王教授在提出‘老實大量讀經’之前的所有倡導和努力,並且非常尊重。但他把‘老實大量’提高到孩子一天讀10小時,對孩子殺傷(shang) 力很大,加上文禮書(shu) 院的選拔標準,更讓讀經教育走向歧途。”

 

王財貴在老師問題上明確表示:這一行誰喜歡都可以幹,是一個(ge) 將就之計,但老師的素質,會(hui) 隨著時間推移慢慢提高。

 

柯小剛也說,讀經教育界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好老師。他的同濟複興(xing) 古典書(shu) 院一直在辦國學師資公益培訓班,但和快速發展的讀經市場比起來,杯水車薪。

 

學堂老師管得更多的是紀律,是督促讀經。據顧瑞榮的調查,純讀經、包本給了孩子很大的壓力,不少學生出現高度近視、聲帶受損、腰部受損、尿失禁、暈厥、發育不良等問題,在心理上也顯現出自閉、焦慮、抑鬱、狂躁等狀況。

 

對於(yu) 很多學堂“孩子讀經後定力加深”的說法,顧瑞榮直言是“思維漸趨凝滯”。他有位朋友見過某些學堂退下來的孩子,十多歲的人,卻不耐煩看文字書(shu) ,隻愛看圖畫小人書(shu) 。他指出,家長之所以高興(xing) ,實際上主要是因為(wei) 孩子安順了,省下許多麻煩,加上封閉式學堂,一年才見那麽(me) 幾回,被堂主們(men) “定力”“內(nei) 慧”說幾句,就高興(xing) 得連說感恩。

 

柯小剛的反對則是因為(wei) 純讀經本身的價(jia) 值,“純派學堂的孩子從(cong) 3歲到13歲整整十年中,隻靠聽讀經機來背音節,不允許提問、討論和理解。有的孩子會(hui) 背莎士比亞(ya) ,卻不會(hui) 說‘How are you’。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背誦。”趙江離和錢木蘭(lan) 所在學堂,有兩(liang) 位從(cong) 小讀經的孩子,到10歲了,“一個(ge) 字在這句話裏連著讀認識,到別的地方就不認識”。

 

“很多家長,是想孩子成為(wei) 王教授所說的‘大才’,而因為(wei) 期望高,等出了問題,更加不甘。”趙江離說。

 

顧瑞榮也發現,當孩子出現問題時,為(wei) 孩子選擇讀經之路的家長一方麵像“祥林嫂”一樣訴苦,另一方麵又怕被讀經圈外的人知道。“很大一部分家長選擇沉默,因此,很多對於(yu) 讀經教育方式的爭(zheng) 論限於(yu) 讀經圈內(nei) 。”

 

 


開心書(shu) 院院長顧瑞榮給成年學生講道德經。由受訪者提供

 

讀經經濟

 

關(guan) 於(yu) 讀經教育方法論的爭(zheng) 論,也意味著對讀經生源的爭(zheng) 奪

 

“批易建難。”同樣是反對純讀經,趙升君卻覺得單純批駁並無意義(yi) 。曾有10多年,他是王財貴讀經教育理論最得力的推廣者和實踐者,以至於(yu) 王本人曾評價(jia) 他“比王財貴還了解王財貴

 

因此,他被貼上“叛變”標簽。

 

“那些學者早幹嘛去了?當年王教授推廣讀經,家長、老師從(cong) 草莽間、夾縫中堅守文化理想,這精神是不能以成敗論的。當然,精神可嘉,做法更要合乎文化傳(chuan) 承的規律,不然也必然無功甚至有害。”趙升君認為(wei) 自己是在“實踐出真知”後反駁——

 

2011年是一條分界線,此前,趙升君在山東(dong) 和浙江辦的兩(liang) 所讀經學堂,踐行王財貴的理論,這使其學堂一度躋身全國最火,“文禮書(shu) 院第一期錄取的11名學生中9名是我們(men) 的學生”。

 

恰恰是在把學生送往文禮書(shu) 院後,他開始反思:包本30萬(wan) 字就能成大才?這違背了孔子的因材施教,“孩子的智商也有‘高矮胖瘦’,你讓全國的孩子去穿‘一件衣服’,合適嗎?”

 

就在反思過程中,他看到了首都師範大學老師徐健順所著古代私塾教育方法的書(shu) ,忽然意識到,王財貴等人對傳(chuan) 統文化的付出,讓社會(hui) 逐步認識到中國文化的價(jia) 值,“但20年間,提倡國學經典的人在教法上各玩一套”。這帶來一個(ge) 普遍感受:國學圈各自為(wei) 政。“前20年的讀經教育,內(nei) 容是回歸了,卻無教法的回歸。”

 

他決(jue) 定立即改。所謂教法回歸,就是回到中國傳(chuan) 統的私塾教育的係統性方法,而非任由一個(ge) 人主觀上想怎麽(me) 教就怎麽(me) 教。

 

此言一出,立即站在風口浪尖,他的反思文章,被“純派”逐字批駁;兩(liang) 家書(shu) 院的學生,也走了近半,因為(wei) 大多數家長,是衝(chong) 著王財貴才去了他那裏,而公然反思,意味著孩子難以遵從(cong) 原來的路徑進文禮書(shu) 院。

 

“我當然知道,哪個(ge) 書(shu) 院能把孩子送入文禮書(shu) 院,就容易招生。”趙升君說,他的學堂經曆了動蕩,純派讀經學堂也一樣;包括最早進入文禮書(shu) 院的孩子,慢慢也在動搖。“我當時就對家長們(men) 說過,進文禮書(shu) 院,也就能安穩3年。”

 

他如今認定,“大才”是民眾(zhong) 才能給予的評價(jia) ,“去文禮成大才”是千古未有之奇聞。他說,教育是真實的,任何打雞血式的宣傳(chuan) ,都已經背離了教育的本質。

 

湖南衡陽的和澤書(shu) 院,探索了另一條路。書(shu) 院負責人鄒紅衛曾是體(ti) 製內(nei) 的老師,因為(wei) 想要因材施教,也為(wei) 了培養(yang) 女兒(er) ,在2005年辦了自己的書(shu) 院。

 

在他的學堂,學生學習(xi) 經典之外,還學英語、武術、籃球等。“不僅(jin) 要學習(xi) 傳(chuan) 統,也要接軌現實社會(hui) ,不能社會(hui) 都懂的你不懂,否則怎麽(me) 入世?”

 

他女兒(er) 小學五年級時離開體(ti) 製教育。由於(yu) 女兒(er) 當時是校內(nei) “三好學生”,這個(ge) 舉(ju) 動遭到鄒紅衛父母的強烈反對。甚至,鄒紅衛的母親(qin) 臨(lin) 終前還囑咐:“一定要讓我孫女讀研究生!”

 

女兒(er) 今已拿到中南大學英語專(zhuan) 業(ye) 的自考本科文憑,又去英國利茲(zi) 大學攻讀英語教育的碩士。在鄒紅衛的構想裏,學生可以通過學堂學習(xi) 跳過應試教育階段,以成人自考為(wei) 切口進入體(ti) 製教育,實現體(ti) 製內(nei) 本科和研究生階段的學習(xi) 。如今,書(shu) 院裏有20多名孩子,還有一個(ge) 16人的考研班。為(wei) 了因材施教,配了8位老師和2位生活阿姨,所以“賺不到什麽(me) 錢”。

 

趙升君和鄒紅衛各自嚐試,在目前的讀經界並非個(ge) 例,但產(chan) 生絕對影響力的,依舊是王財貴。能否將孩子送入文禮書(shu) 院,依然是家長們(men) 選擇讀經學堂時考慮的最直接指標……

 

【記者手記】

 

“彎路”

 

一天晚上,記者和3位讀經少年圍坐在同濟附近一棵大樹下聊天,趙江離和錢木蘭(lan) 背起了《論語》中的《鄉(xiang) 黨(dang) 第十》,默契讓人動容——一邊背,一邊笑,聲音清亮。  

 

趙江離說,我們(men) 既不想成為(wei) 錯誤讀經方法的犧牲品,也不想被利用為(wei) 反經典的錯誤思想的工具。

 

談到過去,他們(men) 並無後悔,“並非一事無成,隻是耽誤了一些時間”。上學期,趙江離旁聽了柯小剛對《詩經》的講解,因為(wei) 對原文非常熟悉,她總是很快就懂。“這就是古人說的不憤不啟,不悱不發。”

 

未來,他們(men) 三人都將選擇通過自考回歸體(ti) 製教育。這條大多數孩子走的路,當年他們(men) 父母放棄,而今他們(men) 自己重回。和周圍讀經朋友的做法相似,他們(men) 會(hui) 選擇“漢語言文學”專(zhuan) 業(ye) ,這是擅長領域。

 

再往後,趙江離希望能在哲學領域讀研、讀博,做高校老師;孫伯庸則打算讀國際政治的研究生,因為(wei) 他覺得典籍中有很多智慧可給現代國際關(guan) 係做參考;年紀最小的錢木蘭(lan) 還沒想那麽(me) 遠,畢竟若在體(ti) 製內(nei) ,她才讀高一。

 

與(yu) 同齡人相比,他們(men) 思考問題的方式或許更為(wei) 成熟。都是10歲以後才去書(shu) 院,他們(men) 在讀經過程中都模糊知道點意思,也都努力找機會(hui) 了解注釋。所以,他們(men) 並沒有許多讀經孩子的古板。

 

對於(yu) 老實大量純讀經,趙江離會(hui) 想到那是書(shu) 院發展最便捷的方式,但也可能發展為(wei) 不負責任的方式,乃至愚昧而殘酷的方式;對於(yu) 包本30萬(wan) 字的門檻,錢木蘭(lan) 覺得,“越是簡單粗暴的標準,越能緩解父母們(men) 的焦慮。然而,盲信和狂熱卻帶來更大的焦慮”。 

 

“讀經少年通過自考再考研,並不難。但對於(yu) 讀經教育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從(cong) 根本上思考人文經典教育對現代社會(hui) 生活的意義(yi) 。”在柯小剛看來,經典教育是生命的教育,是“人的養(yang) 成”教育。

 

“精神的生命沒有一段是白過的,即使這一段是‘彎路’。牟宗三先生就走了‘彎路’,而且執著地要走‘彎路’,必須走‘彎路’。生命的道路曲折通幽,峰回路轉,風光無限。反之,欲速則不達。這特別是文教的道理、學習(xi) 的道理。”柯小剛說。

 

注:應受訪者要求,3名讀經少年為(wei) 化名

 

責任編輯: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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