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儒佛兩家都強調治病救人。動機都很好，發心都很大，都是為了把人救出各種苦難。佛教的心願尤其大，不僅治人的病救度全人類，而且範圍擴大到鬼畜等“眾生”。

但是，兩家救人的目的和方法有別。

先說目的。佛教的最終目的在彼岸，是要把人救出世間，度到“三界”外，“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金剛經》）

佛教隻講萬法歸一，不講一歸萬法，所以把“萬法”、把宇宙萬物及人的生命全都視為“一”的幻化，都是沒有意義的，唯一的或者說最大的意義就是從萬法中，從一切現象（包括肉體及精神）中解脫出來，永離世間，歸於“一”，歸於“無餘涅槃”。

隨意網友曰：“‘無住而生心’是在‘心出世身入世’上更上一層：‘心出世、心再入世’（經過出世洗禮的第二個心不同於第一個心）……佛道以‘出世’為重心，因為這是‘入世’的先決條件。”雲雲。

此君不乏佛學修養，但此言實已有違佛教宗旨。因為，對於佛教來說，“出世”是根本追求，是“最高理想”，不能當作“入世”的先決條件看待。“心出世身入世”也好，“心出世、心再入世”也好，都不是最終目的，都僅僅是“度人”的方便。大乘菩薩乘願重來，也是為了把更多的人度離世間。

二

儒家的最高目的在此岸，是為了把人度到“良知”之中，讓人成德成聖。儒家也很重視“性與天道”，但特別強調現世現實，認為離開了現實世界別無天道可言，離開了生命現象（包括肉體及精神現象）別無本性可言。

佛教是“出世還家”，把最終歸宿安置於“西天極樂世界”或“涅槃”，要求信徒疏離政治、社會乃至家庭，最後跳出三界外；儒家則是“就地回家”，從事事物物中去明明德、致良知。佛教的佛要脫離三界，儒家的良知佛（聖人）則是即世即身的成就，而且隻有世間才能成就。“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太平世大同理想就是儒家的“東方極樂世界”。我說過：

在發現更加適宜人類生活的星球之前，儒者的良知國、佛國就在地球上，致得良知、識得仁性者就是良知佛。從自己做起、以身作則將世人的良知普遍喚醒，從中國開始、把人世間建設成為良知世界、良知佛國、人間淨土----大同理想的最高境界，此乃東海的最高追求，也是東海派世世代代的理想和偉業。（《東海之罵》）

隻講萬法歸一，不講一歸萬法，“離世覓菩提”是必然的。“一”為性，為本體，為菩提，“萬法”為相，為現象，為世間。不講一歸萬法，重體輕用，重性輕相，重菩提輕世間，在所難免。

佛教強調“不離世間覺”、“不許離世覓菩提”，其實在根本處仍有性相割裂之嫌，原因就在這裏。拋開世界求真如，拋開現象求本質，在根本上畢竟仍是“離世覓菩提”了。熊師十力說佛教有“反人生、反宇宙”的傾向，道理也就在這裏。

三

重性輕相的流弊是很大的，比如缺乏科學精神（對格物致知沒有興趣），製度精神輕視外物，輕視外境，輕視現世，輕視世間各種知識學問乃至是非善惡的分別等，所謂“人生如夢”，正是末流“輕相”者的人生態度。

隨意網友與東海爭辯，強調“體上著眼,跟誰都是哥們兒”、“釋尊跟提婆達多是哥們兒”的觀點，也是“輕相”的征兆。（詳見《三複隨意網友》）。

釋尊在世時曾與提婆達多的“邪說”作堅決鬥爭並視之為不可救藥者逐出教團，而提婆達多則多次企圖謀害、暗殺釋尊。如果這算是哥們兒，那也是一種極特殊的“哥們兒”，勢不兩立的“哥們兒”，不是世人可以理解的。

說提婆達多是釋尊前世最初發心學佛時的老師，其分裂教團、發表邪說、折磨並企圖謀害釋尊是為了“引導釋尊”，乃是某些佛經的說法，東海不置可否。但要警惕這種說法成為某些別有用心之徒作惡犯罪的借口。

前世是前世，今生一是今生，動機是動機，結果是結果，有聯係，但不能完全混同。即使佛經上述說法是真的，釋尊也沒有因此在提婆達多“叛變”後仍“跟提婆達多做哥們兒”。這體現了釋尊對佛法的責任感，可見釋尊本人還是有譜的。

“體上著眼,跟誰都是哥們兒”這話本來沒錯，這正是儒家“民胞物與”、“天下萬物一體之仁”的通俗化表達。隨意網友錯在隻知其一不知其二，沒有分清本體（性）與現象（相）的區別，所以才會與東海爭辯不休。

本體與現象不二亦不一。“五百年前是一家”，所以不二；而現在，人人各異，物物不同，“親親仁民愛物”，不能不有所分別，區別對待。在大善大惡大是大非麵前，更是一點含糊不得。

本體無善無惡、非善非惡，超越善惡，但在現象界，善是善惡是惡，是則是非則非，不能任意混同，更不能用惡的手段去達成“善果”。象某些佛經那樣，將提婆達多的邪說及其毀害如來的惡行說成“微密妙行大方便”，這在儒家是絕對不允許的。不論動機如何，惡行就是惡行，在儒家看來，為了善的目的而行惡以及打著善的招牌的惡，都是比單純的惡更可怕的。

不由得想起幾年前，有海外人士一邊對東海謊謠攻擊，一邊卻私下表示是為我的安全著想。理由是東海名頭太好，隻有多潑汙水，才能幫我逃避橫禍雲雲，令我齒冷。而今想來，那種“說法”或許是受到某些佛經的啟發吧。

四

儒佛兩家治病救人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儒家治病救人是不拘一格、“不擇手段”的，在仁本立場上，任何方式方法手段都可以使用。格物致知是科學手段，誠意真心是道德手段，齊治平是政治手段，任何手段都可以修身，都歸結為修身，修成仁義之身，良知之身。

對於人類社會來說，法律的健全、製度的優化、政治的文明特別重要，所以儒家隊這一個方麵也特別關注。儒家的禮學、外王學就是關於製度建設、政治文明的學說。

佛教好講方便善巧六度萬行，但碰上政治就不“方便”了。六度萬行，偏偏排斥製度和政行（政治行為）。佛教的“五明”，都在儒家的方法之內，佛教的“五明”卻涵蓋不了“製度明”。這就是“用”上不全麵。根據體用不二原則，用的問題就是體的問題，所謂“全體大用”，用倘有缺，體焉得全？

作為個人“修養”，佛教對於某些人是很好的法門，作為一個國家的指導思想，顯然儒家要適合得多。無論個人還是群體，對於儒家怎麽尊、怎麽崇都沒關係，越尊崇越好。自古以來，崇儒、皈儒的人普遍高尚，尊儒的王朝都相對文明。崇佛也是好的，但如果崇過了頭、崇佛甚於尊儒甚至以佛壓儒，那就有問題了。個人如何因人而異，崇佛過頭的時代或王朝往往很亂，如南北朝。

曾有“梁上君子”偷盜六祖首級，寺僧認為“梁上君子”這麽做也是出於對六祖的愛戴和對佛法的向往，為之說情，要求官府莫究。作為出家人，這是慈悲為懷。但是，世法畢竟與佛法有異，如果對於犯罪行為不予追究和問罪，那麽，社會就亂套了。

佛教有其特長和優點，對於儒家和人類社會，都有很好的輔助作用，但是，應該實事求是地給它一個恰當的定位。比如，無論怎樣自詡圓滿，佛教終究“融”不了儒家外王學說，“融”不了政治製度，“融”不了很多世間法。當然，作為出世法，這無可厚非。這裏隻是指出這一事實罷了。這是局限也是特點，它如果真把這些東西“融”去了，也就不成其為出世法了。

另外，要治病救人，首先要解決“欲望”問題。因為，人類的各種毛病，人世間各種問題，往往出在欲望的過度和不良上。

佛教對欲望的態度十分嚴厲，強調禁之絕之；儒家反對縱欲，但也不讚同禁絕，而是主張節製有度和良性引導。顯然這是最合乎人性、人道也最合乎本性和“天道”的。宋儒講“存天理滅人欲”，盡管嚴厲了些，其實仍有分寸。因為宋儒要滅的是不良的欲望，正常的欲望是被宋儒視為“天理”（實為天理的作用）的。

欲望本是“性體”（即道體）的作用，是人類文明發展乃至生命延續的必要，一種非善非惡、超越人間善惡概念的至善力量。強行禁絕，屬於“逆天而行”，於個體利弊難言（因人而異），於社會則絕對是利少弊多。

小結

儒佛兩家人生觀、價值觀的種種差異，兩家救人的目的和方法差異，無不根源於兩家本性論（即本體論）的差異。這方麵的問題東海在《大良知學》中論之已透，廣而言之千經萬論，概乎言之兩句話八個字：良知生生，真如無生。一字之差而已。

佛教自詡圓融，比起古今中外各家各派，佛法確實高明，比古今中外諸家學說包括比道學（道家學說）都高明。佛徒往往好辯也擅辯，自古以來不少佛教大師都是“辯”遍天下無敵手的，教義的高明是很重要的原因。

不過，佛教終究不夠圓融，終究有那麽“一點點”沒有到位。小乘不要說了，大乘包括始、頓、終、圓諸教，終究未能圓證“道體”，與“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儒家相比，終究隔了那麽一點點。東海雖對佛經博覽深研，上求下索，最後還是皈了“仁教”，主要原因就在這裏。

2010-3-7東海老人

【作者授權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