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中華文明取得了相當輝煌的成就，這是世所公認的。直到明朝，中國的製度以及經濟科技等各方麵，仍居世界先進水平。這種成就與儒家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說，中華文明實質上就是儒家文明。

富民是儒家仁政的重要內容。儒家外王學不僅致力於製度建設和優化，對萬物的研究開發和經濟科技的發展也頗為關注。

《尚書•大禹謨》曰：“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正己之德，正人之德也。利物之用，利用自然資源，厚生，厚民之生，使民眾生活富足。平治天下三件大事，正德第一位，“利用”、“厚生”不可少。正德必須通過“利用”、“厚生”去體現。利用和厚生，又離不開物質的開發科技的進步。

《易•係辭上》強調“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這是孔子的精神，儒家的精神。隻有“知周萬物”才能“道濟天下”，隻有勤奮探索、不斷拓展知識領域，才能“知周萬物”。可見儒家是很富有科學精神的。

儒家強調“格物致知”、“開物成務”，這個“物”，指現象界的一切事物，主要又指自然萬物。明朝宋應星寫過一部綜合性的科學技術著作《天工開物》，用的就是“開物”的原意。王陽明將“格物致知”理解為“格心性致良知”，是心學的偏差。

《周禮》是儒家外王經典。其中《冬官》（《考工記》）堪稱我國第一部古代科技名著，其科技信息含量甚大，內容涉及先秦時代的製車、兵器、禮器、鍾磬、練染、建築、水利等手工業技術，還涉及天文、生物、數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科學知識。《冬官》開門見山指出：“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可見儒家對科技生產的重視。已故科學史家錢寶琮先生曾經指出：“研究吾國技術史，應該上抓《考工記》，下抓《天工開物》。” 

外王學在漢朝製度設置方麵一展雄風之後，在大多數王朝鬱而不彰（卻也暗流不斷，清晚期又有所複興，主張變革的龔自珍、康有為等都是外王巨子），特別是物質開發和科技發明，確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和鼓勵。隨著宋明儒學的不斷“內斂”和內向化，它們越來越遭到忽略和輕視。但在清朝之前，也沒有被特別壓製。這與儒家“先天”具有較大的開放性、寬容度和自由精神有關。

隻有到了清朝，某些技術性的發明創造才被禁止並貶為“奇技淫巧”。所以，中國需要返本，儒家也需要返本。返回孔子，開儒家局麵之新。返回儒家，開中國政治之新。

劉緒貽教授認為:“經過研究，我認為中國之所以極難邁出工業化、現代化步伐，是和中國兩千年的儒學統治密不可分的。總的說來，儒學統治對中國工業化、現代化是具有重大阻礙作用的。”（再版60年前舊作《中國的儒學統治》之因由）

這段話有兩個問題。一、中國兩千年來，儒學作為意識形態，對於曆代政權起到了一定的儒化作用，所謂“以道製勢”，但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儒家政權和儒學統治。

二、自漢朝到清朝，越到後來，儒家受到的扭曲越嚴重，到清朝達於極點，“中國之所以極難邁出工業化現代化步伐”如果說與滿清統治密不可分，那就對了；說與滿清儒學有關，也不算離譜。劉緒貽教授說成“和中國兩千年的儒學統治密不可分”，就很不如實了。

2010-3-10東海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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