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尤小立 

    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學熱”到新世紀開始以後，在國內大學中的具體成果之一，就是部分大學“國學院”的建立。但已經建立和準備成立的國學院，其地位仍十分微妙。因為圍繞何謂“國學”一事，學界尚無定論，現在的“國學院”隻能是摸著石頭過河。而真正讓國學院為難的是“國學”與現代大學學科體製的不相容。

　　一般來講，傳統的“國學”包括經、史、子、集。“四部之學”早在近代新式學堂建立之後，便被拆解，目前大學都采取西方的學科分類，經、史、子、集被散布到中文、曆史和哲學等更為細致的學科體係之中。以中文、曆史和哲學來分科是近代的“與國際接軌”。雖然上世紀20年代曾有過關於“國學”的論爭，但“三科製”替代“四部之學”隨中國社會西化程度的加深而被作為新傳統保留下來，並延續至今。

　　西式學術分科方式有利於更細致的科學研究，事實上，西方的科學研究並不排斥學科的交叉，但西學東漸之後，特別是1952年以後，由於我們對學科的誤解，讓學科之間溝壑加深，反而弱化了中國學術原本就有的綜合、整體的理念。

　　如果大學僅僅是知識和技術的教育，矛盾與衝突還不明顯，但現在要重修“國學”，情況卻完全兩樣。“國學”涵蓋了現在的中文、曆史和哲學，又與“三科製”有別。因為“三科製”實為“分”，而“國學”講究“合”。要不是“哲學”乃舶來品，傳統的“文史不分家”肯定成了“文史哲不分家”。“國學”的“合”是講“相通”、“打通”、“通識”。有人說，章太炎以後，已經沒有國學大師，也有人說，是王國維以後。但無論如何，以“國學”的“三通”來衡量，現如今大陸學界誰敢稱“國學大師”？

　　沒有“國學大師”當然也可以辦“國學院”，但目前師資的知識結構已於“國學”不能相稱。“哲學”是外來語，傳統中國隻講“道德”、“思想”，不講“哲學”。用西方的本體論、認識論和知識論來解中國思想，趣味已經不同。自從梁啟超提倡“新史學”以來，史學一直在步西方的後塵，文學研究也不例外。連西方漢學家講中國古代詩詞，也被追捧一時，我們還研究什麽“集部”之學。台北龔鵬程教授以為，現在的學科分類體製破壞了傳統的文史通才形成的可能。他說，現今哲學係的教授可能可以討論某一學派怎樣論《易》與《春秋》，曆史係的教授可能可以討論一個學派興起之原因及其與學術發展史之關聯，中文係的教授可以研究他們的詩、文、詞及理論，“但沒有一個學係能綜合地描述並探究此派，因為根本無此學術規模”。（參見《近代思潮與人物•序說》，中華書局2007年4月版），可見，不僅大陸，台灣的情況也差不多。

　　現有的學科體製下，學者分屬於中文、曆史和哲學係中，他們的身份不僅確定，而且也基本固定。文史哲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麵，讓那些企圖跨越學科邊界的嚐試成為探險。一些大學用行政手段，將原來中文係或曆史係的教師調入“國學院”，但是，哲學係的教師調起來卻比較麻煩，把中國哲學的教師放到“國學院”，這本來也順理成章，經學、子學都少不了從思想或哲學的角度去研究，可原來的哲學係失掉了“中國哲學”這一塊，豈不成了西方哲學係？兼顧的方法也有，在有的大學，“國學院”或“國學研究中心”是一個“虛體”，師資和研究人員一律由中文、曆史和哲學係的教授兼任。但學生如何兼聽？

　　如果“國學”課程僅僅是專業以外的選修，目的在於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那它離人們承續“國學”研究的香火、重建“道統”、“學統”的預期也相差得太遠了。有的民辦“國學院”把“自由撰稿人”當成國學專業方向，更是荒唐之極，難道它是為了培養撰寫文言文、駢體文和古典詩詞的專門人才？可見，“國學院”的世俗化、商業化也是需要警惕的。

　　想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是參照了古代書院的教育模式，教授不僅教學，而且還要求與學生同住（雖然後一點沒有能實行）。但值得注意的是，清華國學院並沒有抱住“國學”一項，她的“四大導師”中就有哈佛大學的博士趙元任。而趙先生正是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創者。至於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的學貫中西，更是盡人皆知的。在這裏並不是反對建立“國學院”，隻是不讚同“國學院”的原教旨化。穿漢服就一定要純粹的複古裝，配以瓜皮帽？為何不能加些現代元素？實際上，在一個日趨全球化的時代，任何追求文化或學術上的“純而又純”的設想都可能是枉費精力。

　　“國學院”在大學中的學科尷尬是現行的大學學科體製以及整個科研體製和評價機製的尷尬。如果一個實體性的“國學院”的成立不能從根本上動搖整個體製，並促其改變或加以調整的話，“國學院”的形式意義肯定是大於實際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