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就是中國人的教堂

作者：蕭偉(wei) 光

來源：《 博覽群書(shu) 》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三月廿五日癸未

            耶穌2016年5月1日

國人時常會(hui) 跟著西洋人說，中國人沒有宗教，沒有信仰。事實上，這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yi) 的偏見。《周易》有雲(yun) ：“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撥開宗教信仰形式的外表，透視其實質與(yu) 功能，我們(men) 就會(hui) 發現，家庭就是中國人的教堂。這個(ge) 論斷出自國史大家錢穆先生。

錢先生1944年在《孔子與(yu) 心教》一文中如是說：

西方的宗教為(wei) 上帝教，中國的宗教則為(wei) “人心教”或“良心教”。西方人做事每依靠上帝，中國人則憑諸良心。西方人以上帝意旨為(wei) 出發點，中國人則以人類良心為(wei) 出發點。西方人必須有教堂，教堂為(wei) 訓練人心與(yu) 上帝接觸相通之場所。中國人不必有教堂，而亦必須有一訓練人心使其與(yu) 大群接觸相通之場所。此場所便是家庭。中國人乃以家庭培養(yang) 其良心，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故中國人的家庭，實即中國人的教堂。中國人並不以家庭教人自私自利，中國人實求以家庭教人大公無我。孔子認為(wei) 培養(yang) 良心最直接的方法，莫過於(yu) 教人孝弟。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wei) 仁之本與(yu) 。”再由孝弟擴充，由我之心而通人類之大群心，去其隔膜封蔽，而達於(yu) 至公大通之謂聖。

中華民族獨特的生命觀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重視家庭、重視親(qin) 情”，這背後，顯示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生命觀，正是這種獨特的生命觀，使得中華民族的發展生生不息，可大可久。

這種獨特性，正因為(wei) 國人長期浸潤其間，所以不一定看得很清楚，旁觀者清，借用其他類型的文化慧眼，就可以一目了然。

羅素是人類20世紀最偉(wei) 大的智者之一，他20世紀20年代曾經來華考察，回國後寫(xie) 了一本名為(wei) 《中國問題》的書(shu) ，書(shu) 中有這樣一個(ge) 耐人尋味的觀察：

孝道並不是中國人獨有，它是某個(ge) 文化階段全世界共有的現象。奇怪的是，中國文化已達到了極高的程度，而這個(ge) 舊習(xi) 慣依然保存。古代羅馬人、希臘人也同中國一樣注意孝道，但隨著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關(guan) 係便逐漸淡漠。而中國卻不是這樣。

世界各大古文明都消失了，唯有中華文明綿延至今，這與(yu) 中華民族對孝道和家庭的重視是息息相關(guan) 的。那麽(me) ，中華民族獨特的生命觀是什麽(me) 呢？這就必須放到國際視野中進行比較。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恩師樓宇烈先生對此有深刻的闡發，他說：

從(cong) 總體(ti) 上來講，人類社會(hui) 有三種生命觀比較具有代表性。

一種是以基督教為(wei) 代表的兩(liang) 希文明生命觀，他們(men) 認為(wei) 生命是上帝創造的，人類也是上帝創造的，上帝創造了人類並賦予靈魂，而靈魂是不死的，生命的意義(yi) 就在於(yu) 聽從(cong) 上帝的旨意，生命的個(ge) 體(ti) 性很強，上帝麵前，人人平等。

另一種是以婆羅門教和佛教為(wei) 代表的生命觀——印度文化生命觀，是輪回的生命觀。婆羅門教認為(wei) ，生命是神創造的，而且生命是輪回的，一個(ge) 生命階段結束後會(hui) 再有一段生命，這也是一種個(ge) 體(ti) 的生命觀。他們(men) 的生命意義(yi) 更看重於(yu) 我下一世如何，這一輩子的自己為(wei) 下一輩子做準備。佛教不認為(wei) 生命是神創造的，但在生命是輪回的這方麵卻與(yu) 婆羅門教一致。

第三種有代表性的生命觀是儒家的生命觀。儒家的生命觀是一種整體(ti) 的生命觀。它認為(wei) 生命是自然形成的，不是任何神創造的，所謂“天地合氣，萬(wan) 物自生；夫婦合氣，子自生矣”，這是一個(ge) 陰陽和合的自然現象。這種生命觀認為(wei) ，生命不是一個(ge) 一個(ge) 獨立的生命體(ti) ，而是相互關(guan) 聯、前後相續的，個(ge) 體(ti) 生命隻是整個(ge) 生命鏈中的一段，個(ge) 體(ti) 生命有生就必有死，而類的整體(ti) 生命則會(hui) 通過下一代接續下去。《禮記·祭義(yi) 》中引曾子的話說：“身也者，父母之遺體(ti) 也。”意思是，子女的身體(ti) 是父母身體(ti) 的繼續，也就是其父母生命的延續。《周易》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yu)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yu) 殃”。俗語所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等等，如何為(wei) 下一代、為(wei) 後人創造更好的生存環境，是這種生命觀的重要責任。

血濃於(yu) 水，這是中華民族獨特生命觀觀照下的平常道理。這個(ge) 觀念對於(yu) 中國近30年來的發展、經濟的騰飛是有直接影響的。世界上很多學者都關(guan) 注了這個(ge) 問題。印度和中國都是兩(liang) 個(ge) 發展中的大國，中國騰飛了，印度卻還沒有。在中國騰飛的眾(zhong) 多因素中，有一種力量異常強大，這就是華人華僑(qiao) ，他們(men) 歸國投資，引進技術和資本，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印度的僑(qiao) 民不比中國的少，但是他們(men) 的故土意識和中國完全不一樣。背後產(chan) 生決(jue) 定性影響的，就是這兩(liang) 個(ge) 民族的文化基因，就是各自的生命觀。這是文化軟實力影響硬實力的一個(ge) 典型例證。

文化世家的兩(liang) 種典型

史家一般認為(wei) ，中國古代社會(hui) ，唐以前是貴族社會(hui) ，宋以後轉化為(wei) 平民社會(hui) 。

在貴族社會(hui) 中，世家大族對文化的傳(chuan) 承發揮了舉(ju) 足輕重的作用，特別是在兵荒馬亂(luan) 的時代，大家族對中華文化的保存與(yu) 發展起了決(jue) 定性作用。

曹魏時代的王弼，24歲就離開了人世，但他在整個(ge) 中國思想史上是繞不過去的，因為(wei) 《道德經》的注解他是最權威的注家，唐代確定的《五經正義(yi) 》、清代確定的《十三經注疏》《周易》的注都是他作的。

王弼是怎麽(me) 產(chan) 生的呢？經過漢代到魏晉百年以上的傳(chuan) 承和積累，爆發性地產(chan) 生了王弼這樣一個(ge) 天才性的人物。其六世祖王龔，名高天下，官至太尉，位列“三公”；五世祖王暢為(wei) 漢末“八俊”之一，官至司空，亦列“三公”；其父王業(ye) ，官至謁者仆射。

最值得一提的是王弼的族祖父王粲。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才學出眾(zhong) ，少年成名。14歲至長安受到當時最有名的大學者蔡邕的禮遇，蔡邕將家藏書(shu) 籍文章萬(wan) 卷送給了王粲。裝載數車的書(shu) 籍，後來全為(wei) 王弼的父親(qin) 王業(ye) 所有。這為(wei) 王弼的成長提供了極有利的條件——宋以前的書(shu) 籍是非常珍貴難得的。

王弼是正始年間的名士，在中國思想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而在中國書(shu) 法史上，東(dong) 晉王羲之及其後代的書(shu) 法有著十足的分量。《蘭(lan) 亭集序》自不必多言，被乾隆皇帝譽為(wei) “三希帖”的傳(chuan) 世名作，全部出自王羲之一家。實際上，在王羲之取得盛譽之前，作為(wei) 當時顯赫家族之一的琅琊王氏家族，其大部分成員在書(shu) 法上都有較高的造詣。王羲之正是在繼承家族書(shu) 法所學的基礎上，將其發揚光大，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王羲之與(yu) 其妻郗璿，其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獻之以及凝之妻謝道韞，都工於(yu) 書(shu) 法。直至陳隋之際，王羲之七世孫釋智永仍為(wei) 書(shu) 法名家。王氏家族也成為(wei) 曆史上最負盛名的書(shu) 法世家。

貴族型的文化世家，我們(men) 舉(ju) 了魏晉的兩(liang) 位，平民型的文化世家，我們(men) 舉(ju) 一個(ge) 清末的例子。

一百多年前，眾(zhong) 多赴美華工中，有一個(ge) 名為(wei) 丁龍的中國人——他目不識丁，其忠厚樸實的言行卻感染了美國精英，直接促成了美國名校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丁龍漢學講座”的設立，這是世界上首個(ge) 一流大學中專(zhuan) 門研究中國文化的機構。

丁龍的事情是這樣的。

美國有位獨居的富翁，脾氣暴躁，虐待仆人，雇傭(yong) 來的仆人一個(ge) 一個(ge) 都被轟走，連老實巴交的丁龍也是如此。

不久，富翁家裏失火，因為(wei) 平日人緣太差，此時無人前來幫助，正在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時刻，丁龍不請自到，助富翁救火。

富翁後來問丁龍，我過去待你不好，將你攆走，今日你為(wei) 何還要來幫我？

丁龍回答，畢竟我們(men) 主仆一場，孔夫子教導過我們(men) ，為(wei) 人要忠厚。

富翁一聽，大驚，以為(wei) 丁龍是落魄他鄉(xiang) 的讀書(shu) 人：“我不知道你還是讀過書(shu) 的，竟然知道古代聖人的教導。”

丁龍答道：“我們(men) 家世代為(wei) 農(nong) ，都不識字。孔聖人的話乃曆代口耳相傳(chuan) ，是我父親(qin) 講給我聽的。”

富翁說：“你雖然不識字，你父親(qin) 卻是一學者。”

丁龍再答：“我父親(qin) 也不讀書(shu) ，是我祖父講給他聽的；我祖父也不識字不讀書(shu) ，是我曾祖父講給他聽的。再上麵，我也不清楚了。”

從(cong) 此以後，丁龍和富翁成為(wei) 朋友。

有一天，丁龍病重，自知不久於(yu) 人世，就跟富翁說：“我在美國隻身一人，錢財也別無所用，願意歸還給主人，而且這些錢本來就是你的。

富翁聽後，深受觸動。他在琢磨一個(ge) 問題：中華文化是怎樣的一種文化？中國社會(hui) 是怎樣培養(yang) 出這樣的人的？一個(ge) 不識字的農(nong) 人，竟有如此高尚的品德，那麽(me) 孔夫子的道理，一定更高明更豐(feng) 富了。丁龍死後，富翁將丁龍留下的錢，再加上自己的一筆巨款，捐贈給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特設“丁龍講座”，專(zhuan) 供研習(xi) 中國文化之用。

丁龍的興(xing) 學之心感動了慈禧太後，她捐獻了5000冊(ce) 善本圖書(shu) 給該係，李鴻章和當時的駐美官員伍廷芳也各有捐贈。

這個(ge) 普通的華工，是大字不識的一個(ge) “文盲”，但在美國精英眼中，他卻是一個(ge) “出身寒微而生性高貴”的人，是一個(ge) “罕有的表裏一致、中庸有度、慮事周全、勇敢且仁慈的人”，“在天性和後天教育上，他是孔夫子的信徒；在行為(wei) 上，他像一個(ge) 清教徒；在信仰上，他是一個(ge) 佛教徒；但在性格上，他則像一個(ge) 基督徒”，評價(jia) 不可謂不高。

這個(ge) 普通的華工，在國家風雨飄搖、被世人輕鄙之際，以其忠厚之行為(wei) 祖國爭(zheng) 得了莫大的榮光，贏得了世界的尊重。

這就是文化的力量，這就是家風的力量。

德行是天地間最大的美、最大的善、最大的正能量。家風是流動的身教，身教是家風的綿延；德行也是天地間最強大的傳(chuan) 播力，所謂“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德行可以穿透時空，而家庭則是恒久的穩壓器。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教做人

百年來的歐風美雨，讓中國逐漸喪(sang) 失了文化主體(ti) 性。近年來教育界提倡與(yu) 世界教育接軌，實際上就開始進入一個(ge) 誤區：在西方的教育傳(chuan) 統中，知識教育和道德教育是分頭進行的，學校是知識教育的場所，教會(hui) 、教堂是進行道德教育的場所。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知識教育和道德教育是集於(yu) 一身的，而在知識教育和道德教育二者之間，道德教育又是放在第一位的。

南宋大儒朱子在《大學章句序》中，也非常明確地規定了教育中兩(liang) 個(ge) 階段的教學內(nei) 容：8歲到15歲的小學教育是“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之文”，這個(ge) 階段的教育，注重的主要是行為(wei) 規範的養(yang) 成；15歲以後的大學教育，“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注重研究道理。從(cong) 小學到大學，都是要培養(yang) 人的道德品質。

現在的學校，很大程度上變成了純粹知識傳(chuan) 播的場所，知識教育、技能教育、應試教育很突出，道德的教育，卻很大程度上付之闕如。

家庭就是中國人的教堂。西方的道德教育主要靠教堂，中國的道德教育主要靠家庭，這是自古以來的傳(chuan) 統。家庭教育不主動承擔起道德教育的責任，中國人的教育就是嚴(yan) 重不完整的。

樓宇烈指出：

普通中國人家裏都會(hui) 在堂屋懸掛“天地君親(qin) 師”的牌匾。儒家特別強調“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生命的本原；“先祖者，類之本也”，祖先是我們(men) 族類的本原；“君師者，治之本也”，通過君和師的教育讓我們(men) 懂得怎麽(me) 來自己管理好自己成為(wei) 一個(ge) 真正的人。禮就是讓我們(men) 不要忘本，讓我們(men) 要感恩，天地祖先生育了我們(men) ，國家和老師教育了我們(men) ，我們(men) 不能忘掉這個(ge) 本。

報本反始，感恩敬畏，尊師重道，對雙親(qin) 要孝，對兄長要悌，對國家要忠，這就是家庭這所教堂的宗教信仰。

羅素對中國文化有難得的溫情與(yu) 敬意，但他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畢竟有限。他雖然發現了孝道是中國文化的獨特性之一，但他卻認為(wei) 這種獨特性是負麵的，他說：

孝道和族權或許是孔子倫(lun) 理中最大的弱點，孔子倫(lun) 理中與(yu) 常理相去太遠的地方就在於(yu) 此。

他解釋說：

家族意識會(hui) 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賦予長者過多的權力會(hui) 導致舊勢力的肆虐。

事實上，孝道正是由私及公的一個(ge) 主要橋梁。孟子有雲(yun)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推擴，是仁愛精神的自然流露。“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wei) 仁之本與(yu) ”，孝悌之道是仁愛精神的根本，正因為(wei) 有了與(yu) 父母兄弟最親(qin) 近的信任與(yu) 熱愛，往外推己及人就格外有力。反之，如果連自己最親(qin) 近的父母兄弟都不愛，要去愛他人、愛天地萬(wan) 物，這就是一個(ge) 悖論，《孝經》所謂“不愛其親(qin) 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qin) 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這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是違背情理的。

孟子所謂“親(qin) 親(qin)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僅(jin) 僅(jin) 是對同類，對天地萬(wan) 物都有仁愛之心，這是一種超越主觀主義(yi) 、超越人類中心主義(yi) 的仁愛，而這種仁愛的培育，必須立足於(yu) 家庭。為(wei) 了保全最心愛的家人，仁人誌士會(hui) 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覺民，臨(lin) 終前所作的《與(yu) 妻書(shu) 》就是榜樣：

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yu) 就死也。……吾充吾愛汝之心，助天下人愛其所愛，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顧汝也。

親(qin) 範學堂設立的必要性

湖南婁底的當代私塾先生賀益德在其《家學興(xing) 國運旺》一文中指出：

現在的學校教育，是由教育行政機關(guan) 、校長和老師們(men) 做主，父母就一落千丈到什麽(me) 發言權都沒有了。孩子們(men) 的父母，因為(wei) 長年累月被排斥在教學活動之外，就漸漸退化成了隻負責孩子們(men) 學費和生活費的“慈善機構”，退化成了全然沒有教育意識：吃喝玩樂(le) ，無所不為(wei) ，身教全無；束書(shu) 不觀，自甘淺陋，言教全無。他們(men) 把孩子們(men) 的成長責任一股腦兒(er) 推給學校，隻在期末看看孩子的成績單，分數好，就笑一笑、誇幾句，獎勵幾張鈔票或幾件玩具；分數差，就打一頓、罵幾天，如此而已。

這幾年我們(men) 很多父母才開始覺醒，發現孩子的教育不能完全靠學校，原來家庭教育也很重要。父母必須承擔起教養(yang) 子女的責任來。這一點，《三字經》上早就明確指出，養(yang) 不教，父之過。

沒有自覺的父母，就不可能有自覺的子女，家庭教育就無從(cong) 談起。

1918年，魯迅先生在《新青年》上發表過一篇隨感錄，文末有這樣一段話耐人尋味：

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範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範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為(wei) 父的資格，隻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hui) ，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生與(yu) 養(yang) ，一個(ge) 是本能，一個(ge) 卻不僅(jin) 僅(jin) 是本能就能解決(jue) 的，不僅(jin) 僅(jin) 孩子要接受教育，父母也該接受教育，孔夫子所謂“父父子子”，一方麵是說，父母要像父母的樣子，子女要像子女的樣子，另一方麵，父母應當先要盡到父母的責任，子女才能在父母的教養(yang) 下成為(wei) 好的子女。對於(yu) 家風失範已久的中國人而言，重建家庭、重建家庭教育，實乃文化傳(chuan) 承之重要法門。“父範學堂”與(yu) “母範學堂”之開辦，作為(wei) 父母或準父母的人加緊自修，做好準備，實乃當務之急！

宋代名臣、詩人呂本中講：“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不自去做，如何得會(hui) 好？“風俗就是大家習(xi) 慣的合力，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影響著風俗，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我們(men) 一己之身就是風俗。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是父祖輩的果，更是子孫們(men) 的因。

孟子有雲(yun) ：君子創業(ye) 垂統，為(wei) 可繼也。

“創業(ye) ”難，“垂統”更難，但再難，我們(men) 也得迎難而上。

（作者係北京大學哲學博士，現為(wei) 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記者。清華大學學生教育扶貧工藝協會(hui) 校友導師，貴州師範大學知行國學社學術導師。）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