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精英的自覺與(yu) 自證——以DH文廟的神聖性重建為(wei) 例

作者：楊莉（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來源：《原道》第28輯，東(dong) 方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臘月二十日庚戌

           耶穌2016年1月29日

“在曆史學研究中，特別是明清地方社會(hui) 史研究，常采用國家和地方精英作為(wei) 模型分析地方社會(hui) 的分層以及結構；地方精英，在美國漢學家孔飛力看來，是地方上富有影響力的人物，這種影響力以其聲望為(wei) 衡量標準”。[1]地方精英在傳(chuan) 統中國也被稱為(wei) 鄉(xiang) 紳、士紳或者縉紳，是中國社會(hui) 的一個(ge) 重要階層。可以認為(wei) ，這個(ge) 階層在某一地方社會(hui) 中，具有較高的聲望，並且擁有相當的政治權利和社會(hui) 資源；在當地社會(hui) 的文化、政治和經濟等活動中占據主導地位；他們(men) 掌握著當地社會(hui) 曆史、文化記憶和評述的話語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影響當地的社會(hui) 。

DH縣文廟在2011年由縣委、縣政府批準重建，主要倡議人是SRF老人，曾任縣人大常委會(hui) 主任。根據SRF的講述，DH文廟的重建並非他一人的動議，而是很多當地老人，尤其是老教師的集體(ti) 意見。SRF所說的這些當地老人主要是指DH縣的退休幹部、知識分子、教師或是一些文化骨幹。這些人在當地的社會(hui) 中屬於(yu) 在政治和文化上占有優(you) 勢地位的精英階層，基本上屬於(yu) “地方精英”階層。這些人往往對當地的曆史和文化具有較高的熱情和責任，這種熱情和責任也往往會(hui) 促使這些人參與(yu) 到地方的各種文化、宗教、民俗等活動當中；他們(men) 既是這些活動的促進者同時也是建構者。他們(men) 具有的社會(hui) 知識和經驗、社會(hui) 地位以及相關(guan) 的社會(hui) 關(guan) 係是傳(chuan) 統和文化促進和重建的保障。

一、地方文化精英的身份自覺：集體(ti) 記憶中的身份認同

DH縣文廟在2011年決(jue) 定動工重建，DH縣文廟複建領導小組辦公室印製了《文廟複建的宣傳(chuan) 手冊(ce) 》（簡稱《手冊(ce) 》）和《DH縣文廟複建簡訊》（簡稱《簡訊》）。SRF在《手冊(ce) 》中的第一篇文章《DH文廟——文脈傳(chuan) 承近千年》中寫(xie) 了DH文廟的來曆，包括曆史上文廟的多次重建和移址、對文廟的記憶以及文廟對DH縣儒風的滋養(yang) 幾個(ge) 部分。第二篇文章通過縣誌的梳理列舉(ju) 了學宮的大事記。

SRF在訪談中也提到過重修文廟是他們(men) 的責任：“DH縣的文廟曆史很悠久啊，經曆了幾十次的重建，從(cong) 宋朝時就有了這個(ge) 文廟，那時不在這裏，縣誌都有啊，每次文廟的重建都是很不容易的。我們(men) 這些人也算是在這裏讀過書(shu) （按：此處指文廟舊址上創辦的DH縣一中），有些文化吧，而且以前有點小職務當小官啊，算是還有點兒(er) 能力吧，如果我們(men) 要是不重建起來，我們(men) 老祖宗這點好東(dong) 西就沒了，也沒人記得了啊。”

除此以外，SRF也談到文廟重建動議的緣起：

“S：沒有誰具體(ti) 提議啊，是大家的想法。

“問：大家？沒有具體(ti) 的負責人嗎？

“S：是這樣，以前我們(men) 就在這裏讀書(shu) ，23年的時候，文廟這裏是DH縣立中學。後來，JJ中學遷到了這裏，抗戰勝利後回到了QZ。52年這裏就成了DH一中，校址一直在文廟。79年才被火燒毀的，一中的很多老師，以及縣裏的很多老人兒(er) 都是在這裏上學的，在文廟裏讀書(shu) ，看著文廟的消失啊，我們(men) 年輕時候的很多記憶都是和文廟相關(guan) 的啊，如果你問誰辦的這事兒(er) ，（不好意思的笑）那就是我吧，以前在縣裏擔任點兒(er) 小職務，所以就我來跑這些手續文件的事吧。”[2]

從(cong) SRF的訪談中可見，首先，他們(men) 梳理了縣誌，對文廟重修的曆史進行了厘清；其次，他們(men) 對自身在文廟上過學的經曆十分重視，認為(wei) 自身與(yu) 文廟之間存在某種特別的關(guan) 係，自己可以代表以文廟為(wei) 象征的傳(chuan) 統文化；第三，他們(men) 在當地具有一定能力，可以將文廟發揚光大。對縣誌進行梳理於(yu) DH文廟的重建具有非常的意義(yi) ，它為(wei) DH文廟的重修提供了曆史的合法性，同時在地方精英的群體(ti) 中延續並建構了關(guan) 於(yu) 文廟和自身身份的集體(ti) 記憶。

《DH縣誌》裏記載了文廟的多次重修。其中有一點值得注意，文廟無論毀於(yu) 天災、兵燹或是人禍，重修的主持者都是知縣或教諭、訓導。教諭是“儒學府教授一人，訓導四人。州，學正一人，訓導三人。縣，教諭一人，訓導二人，教授、學正、教諭，掌教誨所屬生員，訓導佐之”。（《明史·職官誌四》）可見，教諭和訓導通常為(wei) 科舉(ju) 出身，是縣學中的官員，和現在學校的教師不同，是屬於(yu) 官僚體(ti) 係中的一員。但是，《DH縣誌》記載，清乾隆時期開始有鄉(xiang) 紳參與(yu) ：“乾隆二十七年教諭朱仕玠倡修，三十二年教諭賴楫重修，四十三年洪水衝(chong) 塌兩(liang) 廡及明倫(lun) 堂垣牆，紳士捐修，五十年教諭吳維新訓導江雲(yun) 霆詳請率紳士大修至五十七年告成。道光元年，署縣艾榮模命紳士鄭吹笙、溫尚誌等募捐重修並移建學署。同治六年邑紳李鴻章、郭尚品、鄭祥、鄭吹笙、陳煦、蘇邦翰、顏佩玉、蘇震東(dong) 、郭尚瑩、郭為(wei) 綱、郭棗梨、郭克明、鄧泰運，總理吳熙春等重修。……”

從(cong) 縣誌上記錄可以看出，鄉(xiang) 紳參與(yu) 文廟（廟學）的重修意義(yi) 非凡。第一，詳細記錄了每次重修以及重修的時間、主持重修的人員、曆時。第二，詳細列舉(ju) 了重修的人名。縣誌所記的同為(wei) 國家祭祀的社稷壇、武廟等的重修，雖偶有提及重修的鄉(xiang) 紳，但詳細程度遠不及文廟。由此可見，文廟的重修是攤派製的觀點不甚準確。第三，縣誌中其他民間祠祀的修建的記錄就更為(wei) 簡略，既無官方參與(yu) 也少見鄉(xiang) 紳募資的記錄。因此，這裏可以得出結論，首先鄉(xiang) 紳參與(yu) 文廟的修建是一種自發的行為(wei) ，是對向往已久的神聖事物的參與(yu) 。其次，希望這種行為(wei) 可以流傳(chuan) 後世，從(cong) 縣誌的所記之詳細可見一斑。清中期以後，因為(wei) 國家權力和力量的削弱，使得一直掌控在官方手中的文廟允許民間參與(yu) ，這種參與(yu) 如同對神聖性的分潤。通過對文廟空間的建設，使得自身分潤到了這種符號所代表的象征。此處的士紳不能完全等同於(yu) 現代的地方精英，雖然他們(men) 在社會(hui) 中所具有相似的社會(hui) 地位和社會(hui) 功能，所以，以SRF為(wei) 主的DH地方精英在重修文廟的時候可能在潛意識中將自己與(yu) 曆史中的士紳階層在身份上建構了認同，使自己的身份與(yu) 士紳重合。由於(yu) 文廟既是國家祀孔的廟宇也是國家設立的“廟學製”的場所，所以文廟成為(wei) 了一種象征符號。這種符號既代表了被國家政治化和宗教化的儒家文化，又成為(wei) 了中國古代士紳階層重要的身份和文化認同所在。這種認同在當下的社會(hui) 依然發揮著作用，這些地方社會(hui) 的精英其主要的文化優(you) 越性就是來自曆史和傳(chuan) 統。

中國的士紳階層與(yu) 當下所說的地方精英是否還是一個(ge) 群體(ti) ，確實值得商榷，但是就這個(ge) 群體(ti) 在其所在的社會(hui) 中所承擔的社會(hui) 功能而言，實具有同一性。正如前所述，地方精英通常被理解為(wei) 那些在政治上具有一定權力、在文化和道德上具有相當聲望的人，以及在當下社會(hui) 中致力於(yu) 社會(hui) 公共事業(ye) 的具有相當財力的等方麵占有較大優(you) 勢的群體(ti) 。故此，這些人可能不同於(yu) 縣誌上所記載的“鄉(xiang) 紳”“邑紳”，因為(wei) 他們(men) 曾經的或是現有的官職不是科舉(ju) 所得，在文化上和道德上的聲望可能不是來自縣學的儒家教育，但是在不同社會(hui) 中無論是通過什麽(me) 途徑獲得的這些，其具有文化影響力的結果確實具有相似性。在過去稱其為(wei) “士紳”“鄉(xiang) 紳”，而今稱之為(wei) “地方精英”。在中國，無論帝製是否解體(ti) ，宗族是否存在，社會(hui) 中都有這樣的一個(ge) 群體(ti) ，扮演著相似的社會(hui) 角色，那麽(me) 他們(men) 就具有一定的共性。這種共性會(hui) 使該群體(ti) 在社會(hui) 中產(chan) 生相似的身份認同並承擔相似的社會(hui) 功能。這種集體(ti) 記憶和認同會(hui) 通過相似的社會(hui) 情景中傳(chuan) 遞。故此，SRF等人在倡導文廟重修的時，梳理了縣誌關(guan) 於(yu) 文廟學宮的內(nei) 容，考證了重修碑，厘清了文廟的曆史以及重修的曆程和次數。當現在的文廟重修與(yu) 縣誌的情況相類似時，他們(men) 的身份就與(yu) 縣誌上所記載的重修文廟的鄉(xiang) 紳的角色有一種不自主的重合。

當這種身份重合時，這種對於(yu) 文廟的曆史記憶和他們(men) 自身的經曆、記憶也開始重合，“我們(men) 所謂記憶的集體(ti) 框架，就隻不過成了統一社會(hui) 中許多成員的個(ge) 體(ti) 記憶的結果、總和或某種組合”。[3]所以，文廟的神聖性不僅(jin) 僅(jin) 存在於(yu) 這些地方精英的記憶中，也存在與(yu) 社會(hui) 賦予而且認可的這種社會(hui) 角色之中。當象征著他們(men) 記憶和身份特殊性的符號消失的時候，他們(men) 希望通過重建神聖性來獲得他們(men) 的特殊性，因此，他們(men) 的記憶就會(hui) 形塑他人的記憶，使這些地方精英的記憶外化，“集體(ti) 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體(ti) 記憶可用以重建關(guan) 於(yu) 過去的意象”。[4]學者廖華生在類似的研究中，將這種類似的現象解釋為(wei) “婺源廟學的修建曆程不僅(jin) 集中表現了該縣官紳之間在維護地方文化象征的一致性，還反映了在這一領域中的管理權由官府向士紳階層轉移的趨勢”。[5]該文章中以及縣誌中所提及的鄉(xiang) 紳是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所特有的一個(ge) 群體(ti) ，他們(men) 具有和政府不同的力量和權力。

如前所述，士紳是當地政治、文化、經濟精英的代表。因此，在清中期後，士紳參與(yu) 到了文廟的修建這一原因就值得思考了。有學者認為(wei) 是一種攤派的徭役行為(wei) ，另有學者認為(wei) 是政府權力與(yu) 地方權力的交替。例如廖華生解釋原因有二：一者“廟學本是生員們(men) 受業(ye) 讀書(shu) 之處，但這一製度似乎從(cong) 來就沒有落實過。它的真正實際意義(yi) 是朝廷教化禮儀(yi) 的載體(ti) 和地方士紳文化霸權的象征”；二者“地方公共事務隻有在一定的權力關(guan) 係下才能得到處理，在處理過程中又會(hui) 產(chan) 生新的權力關(guan) 係，因而公共事務是地方社會(hui) 各種權力實踐的主要載體(ti) ，也是地方權力的來源之一”。[6]據此結論，首先，廟學不僅(jin) 是朝廷教化禮儀(yi) 的載體(ti) ，更是儒學正統的載體(ti) ，也是儒教信仰的載體(ti) 。因此，對於(yu) 文廟的參與(yu) 不僅(jin) 是地方士紳文化霸權的象征，應該是士紳對於(yu) 國家正統文化的參與(yu) 。因為(wei) 文廟所象征的儒教信仰和祭祀文廟所代表的國家權力，不是平民可以參與(yu) 的。那麽(me) 當政府允許“紳修”時，是對其所處的階層的一種肯定，也是士紳階層儒家身份的構建。其次，士紳階層對於(yu) 文廟的重修體(ti) 現了文廟神聖性，重修廟宇具有文運上的功德。這是鄉(xiang) 紳階層對於(yu) 文廟神聖性的分有，修建文廟的行為(wei) 使士紳階層在當時社會(hui) 中具有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是由文廟在當時社會(hui) 的獨特的神聖性所賦予的。同理，當代社會(hui) 中的地方精英通過自身的記憶和認同建構了新的社會(hui) 記憶，並通過這種身份的傳(chuan) 遞，將曆史中的文廟的神聖性通過“士紳—地方精英”這一模式傳(chuan) 遞。

二、地方文化精英身份的自證：精英記憶對社會(hui) 記憶的形塑

我們(men) 再看一段訪談摘錄：

“問：79年文廟就毀於(yu) 大火啊，三十多年來已經從(cong) 人們(men) 的視野中，為(wei) 什麽(me) 選在這個(ge) 時候重建呢？

“S：這個(ge) 問題啊，以前沒這個(ge) 條件啊，其實我們(men) 這些人一直都想重建文廟啊，那時候批孔的餘(yu) 波還在啊，早提出來響應的人少啊，現在形勢好了啊，縣裏的領導也支持，而且這個(ge) 社會(hui) 都推崇孔子，推崇傳(chuan) 統文化啊，而且各地的文廟都在複興(xing) 啊，我想是重建我們(men) DH文廟的時候啊。

“問：我看DH文廟建的非常漂亮，建廟的資金是？

“S：文廟總的經費是1700萬(wan) 元啊，都是民間集資的，不是政府出錢，但是政府很支持的呢，其實以前也是民間集資重修廟啊。

“問：年輕人很多沒見過以前的DH文廟，有的也沒什麽(me) 記憶了，他們(men) 在重建文廟這件事裏表現的積極嗎？

“S：積極啊，很多年輕人都是聽著老人講訴有關(guan) 文廟的過去長大的啊。（問：通常講什麽(me) ？）講文廟以前的樣子啊，我們(men) 在這裏讀書(shu) 的故事啊，還有就是講孔子啊，講仁義(yi) 啊，講道德啊，現在的年輕人越來越喜歡這些傳(chuan) 統文化的東(dong) 西了，捐款也很積極啊。”

上麵的訪談傳(chuan) 達出了兩(liang) 點信息。一是文廟重建是老一輩人記憶的重現和延續，而年輕人對文廟的記憶來自上輩人的敘述。二是重建DH文廟的資金來源。

文廟重建是記憶的重現。“記憶的集體(ti) 框架不是依循個(ge) 體(ti) 記憶的簡單加總原則而建構起來的：它們(men) 不是空洞的形式，是由來自別處的記憶填充；相反，集體(ti) 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體(ti) 記憶可用以重建關(guan) 於(yu) 過去的意象，在每一個(ge) 時代，這個(ge) 意象都是與(yu) 社會(hui) 的主導思想相一致的。”所以，這些文廟記憶的承載者，通過自身記憶的外化，對社會(hui) 其他群體(ti) 的集體(ti) 記憶進行刪減、修正，甚至是取代。雖然他們(men) 對文廟的記憶不是文廟本身，而是成為(wei) 縣中學後的文廟，正如《通訊》中《我心中的DH文廟》文章所講述的文廟記憶隻是中學的記憶，但是在重建文廟的時候，這種記憶從(cong) 曾經占用文廟的縣中學到文廟本身，再從(cong) 文廟本身到文廟所承載的傳(chuan) 統文化（其實是指儒家文化，但是因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比儒家文化更廣泛，也更符合政府的意思，所以他們(men) 通常使用這種稱謂，但是在聊天的時候，這些老人還是習(xi) 慣用儒家文化），於(yu) 是這些屬於(yu) 地方精英的老人們(men) 所謂的文廟記憶被他們(men) 不自覺的修正。這些地方上具有政治地位的人（“精英”），在促成民意動向一致的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促進角色。考察他們(men) 在各種公共場合中的發言和發表的文章可以發現，這些有助於(yu) 認識DH這個(ge) 地方的文化認同和集體(ti) 記憶的走向。“既然曆史是認同的話語，誰‘擁有’或占有過去的問題就是一個(ge) 誰擁有能力在給定的時間和空間上識別他或她自己和他人的問題”。[7]相對於(yu) 此，年輕人對於(yu) 文廟的記憶來自於(yu) 家裏長輩的敘述，“人們(men) 通常正是在社會(hui) 之中才獲得了他們(men) 的記憶的。也正是在社會(hui) 中，他們(men) 才能進行回憶、識別和對記憶加以定位”。[8]這些在文廟讀過書(shu) 的老人在講述的文廟時會(hui) 不自主的進行修飾，強調其中的文化內(nei) 涵和對社會(hui) 的獨特作用，這使得文廟的重修得到了當地各年齡段的支持。

文廟的資金來自民間資助的集資。《通訊》中每一期都詳細列出了捐獻錢物的名單，從(cong) 政府幹部到普通民眾(zhong) ，其名為(wei) 《DH縣文廟重建芳名錄》，這種形式似乎與(yu) 修建佛教廟宇的功德碑有相似之處，因此，這種對於(yu) 捐錢修廟的記憶也使得文廟在籌建之處就有了神聖性，而政府捐款的列出，使得文廟具有合法性，這種合法性既包括文化也包括宗教層麵。故此，政府的支持可以讓文廟的重建具有官方的合法性。從(cong) 訪談中不難分析出，文廟對於(yu) SRF這批老先生而言是青年時代的集體(ti) 記憶，參與(yu) 動議文廟重建的群體(ti) 主要是知識精英或政治精英。

綜上所述，DH文廟的修建首先是由當地的地方精英通過梳理縣誌產(chan) 生了和曆史上與(yu) 文廟密切相關(guan) 的士紳階層的身份認同，強化了自身與(yu) 文廟的集體(ti) 記憶，再通過集體(ti) 記憶的外化形成了社會(hui) 上關(guan) 於(yu) 文廟的社會(hui) 記憶，這種社會(hui) 記憶中所保存的曆史合法性被神聖化成為(wei) 新建文廟神聖性的來源。

三、地方文化精英的神聖化敘事：通過神聖化曆史建構神聖空間

一個(ge) 神聖空間的建構往往基於(yu) 各種靈異事件、顯靈事跡以及曆史上的神聖性的遺存。例如宣稱此地有異象、掘出古碑、將神像提前放置於(yu) 正在建造的廟宇中，增加神聖空間的存在感，以及神像帶來的神異傳(chuan) 說。[9]而文廟作為(wei) 曆史上儒家文化的正統的象征，國家祭祀的構成部分，其中鮮有這種民間習(xi) 慣的靈異敘述。

作為(wei) 地方精英的SRF等人通過給自己重建DH文廟的行為(wei) 找到了身份上的合法性，但是這種合法性的神聖性是屬於(yu) 這個(ge) 特定的群體(ti) 。因此，類似於(yu) SRF的人心裏產(chan) 生的神聖性並不能完全通過他們(men) 的集體(ti) 記憶輻射到整個(ge) 社會(hui) 。要像輻射到整個(ge) 社會(hui) ，需要形成一個(ge) 新的被神化了的敘事。“社會(hui) 表述的形式是通過某種觀念、某個(ge) 圖示，或某種姿勢、某個(ge) 事物的符號反映出來的。”[10]在福建，社會(hui) 中保留了很多民間信仰中的神靈和各種香火鼎盛的廟宇。在調研期間，筆者曾有疑問，DH人在集資修建文廟的時候與(yu) 出資修建其他的，例如地頭公的廟宇在修建心態上有什麽(me) 區別。依SRF的訪談所見，雖然他強調文廟的重建是一代人集體(ti) 記憶的結果，但是在調研中依然可以聽到一些傳(chuan) 說：文廟這個(ge) 地方雖然不是原址，但是和原來的文廟，“同龍脈、同方向，踞鳳冠、俯龍津……古廟重光、鳳凰於(yu) 飛，為(wei) DH縣增添祥瑞之氣。”[11]

民間信仰保存的相對較好，因此，福建人有出資建廟的傳(chuan) 統，而且在此間表現的甚為(wei) 積極。所以筆者曾經思考過，DH人修建文廟可能與(yu) 修建其他的地頭公廟之類的民間神靈的廟宇無本質區別。所以在調研中試探的詢問這個(ge) 問題。當地的居民則說的更為(wei) 直接：“文廟建起來好啊，建起來又文氣啊，我們(men) DH以前出了很多的名人，大知識分子哩，而且文廟這裏風水好啊，以後DH縣就不一樣啦。所以沒事我就來看看幫幫忙啊，以後對子孫也有好處。”（男，57歲）

在DH文廟重建的《通訊》中，有關(guan) 於(yu) 文廟曆史關(guan) 於(yu) 風水的文章《文廟佚事（一）》《瑞蓮兆》，所記的趣聞已經成為(wei) 了當地民眾(zhong) 心中關(guan) 於(yu) 文廟的新傳(chuan) 說。[12]故此，對於(yu) 曆史的梳理和認可已經成為(wei) 文廟神聖化的背景。

綜上所述，DH文廟的修建首先是由當地的地方精英通過梳理縣誌產(chan) 生了和曆史上與(yu) 文廟密切相關(guan) 的士紳階層的身份認同，強化了自身與(yu) 文廟的集體(ti) 記憶，再通過集體(ti) 記憶的外化形成了社會(hui) 上關(guan) 於(yu) 文廟的社會(hui) 記憶，這種社會(hui) 記憶中所保存的曆史合法性被神聖化成為(wei) 新建文廟神聖性的來源。

注釋：

[1] 參見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luan) 及其敵人中華帝國晚期》，謝亮生等譯，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頁。

[2] 摘自SRF訪談。根據學術慣例，有關(guan) 人名地名使用字母代號。

[3] [法]哈布瓦赫：《論集體(ti) 記憶》，畢然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頁。

[4] [法]哈布瓦赫：《論集體(ti) 記憶》，畢然等譯，第71頁。

[5] 廖華生：《官府、士紳與(yu) 廟學的修建——明清時期婺源廟學的個(ge) 案考察》，《中國社會(hui) 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2期。

[6] 廖華生：《官府、士紳與(yu) 廟學的修建——明清時期婺源廟學的個(ge) 案考察》，《中國社會(hui) 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2期。

[7] [美]喬(qiao) 納森·弗裏德曼：《文化認同與(yu) 全球性過程》郭建如譯，商務印書(shu) 館2003年版，第48頁。

[8] [法]哈布瓦赫：《論集體(ti) 記憶》，畢然等譯，第68-69頁。

[9] 段玉明：《從(cong) 空間到寺院——以開封相國寺的興(xing) 建為(wei) 例》，《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

[10] [法]哈布瓦赫：《論集體(ti) 記憶》，畢然等譯，第68-69頁。

[11] SRF：《文廟軼聞》，《DH縣文廟複建簡訊》第3期，2012年7月印行。

[12] 《DH縣文廟複建通訊》第3期，2012年7月印行。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