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劍，潛心成新史——閆春新博士《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研究》讀後

作者：宋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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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臘月二十日庚戌

           耶穌2016年1月29日

上個(ge) 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學術史研究成為(wei) 學界新的熱點。無論宏觀還是微觀、無論視野抑或方法，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僅(jin) 就學術通史而言，舉(ju) 其大端便有李學勤先生主編的《中國學術史》(七卷十一冊(ce) ，至今仍未出齊)、張立文先生主編的《中國學術通史》（六卷）、周山先生主編的《中國學術思潮》（八卷）、張豈之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學說史》（六卷九冊(ce) ）、《中國學術思想編年》（六卷）及梅新林先生主編的《中國學術編年》（十二卷）等，足見學術史研究之隆盛景象。隨著學術史研究之深入，各種專(zhuan) 門學術史也受到學界重視，紛紛有學者投入到這一研究領域。僅(jin) 以筆者所從(cong) 事的儒學及經學研究領域而言，即有上世紀末曲阜師範大學薑林祥教授主編之七卷本《中國儒學史》和新近剛剛問世的北京大學湯一介先生主編之九卷本《中國儒學史》等及“春秋學史”、“詩經學史”、“尚書(shu) 學史”、“論語學史”、“孟學史”之類論著。各種斷代的儒學史和經學史也不斷湧現，說明中國學術史研究尤其是經學史研究，開始進入一個(ge) 深化的階段。不過，在這些斷代經學史研究中，相對而言，春秋學史（包括公羊學史和左傳(chuan) 學史）、詩經學史的研究，起步較早，成果相對豐(feng) 碩。而論語學史，則起步較晚，不過，最近幾年湧現出一批論語學史的研究論著，以筆者所曾寓目者而言，可以稱述的有曲阜師範大學單承彬教授《論語源流考述》、聊城大學唐明貴教授的《論語學的形成、發展與(yu) 中衰——漢魏六朝隋唐論語學研究》和《論語學史》兩(liang) 部大著、南京曉莊學院宋鋼教授的《六朝論語學研究》、朱華忠的《清代論語學》、柳宏《清代論語詮釋史論》等，展現了論語學史研究的欣欣向榮之氣象。而最近由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推出的閆春新博士新著，作為(wei)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結項成果的《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研究》，正是這一領域出現的新成果，洋洋灑灑，近五十萬(wan) 字，可圈可點者多矣。

《論語》一書(shu) ，在中國文化中之地位，猶如《聖經》在基督教文化之地位。東(dong) 漢人趙岐說：“《論語》者，五經之輨轄，六藝之喉衿也。”（趙岐《孟子題辭序》）唐代薛放說：“《論語》者，六經之菁華。”（《舊唐書(shu) •薛放傳(chuan) 》）明儒楊宗吾則雲(yun) ：“六經譬則山海，《論語》其泛海之航，上山之階乎？”（朱彝尊《經義(yi) 考》卷二百一十引）宋明儒學推崇四書(shu) ，《論語》的地位及影響逐漸超越並淩駕於(yu) 五經之上，受到普遍重視。如清人李元度雲(yun) ：“《論語》所言之義(yi) 理，精且萃矣。……《論語》之文，能以數語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氣。”（李元度《天嶽山館文鈔•讀<論語>三》）康有為(wei) 直言：“蓋千年來，自學子抒發誦讀，至於(yu) 天下推施奉行，皆以《論語》為(wei) 孔教大宗正統，以代六經。”（《論語注序》）在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甚至有學者將《論語》視為(wei) “宇宙第一之書(shu) ”（伊藤維楨語）。職是之故，曆史上有關(guan) 《論語》的注解、詮釋、考辨之作，汗牛充棟。可以說，論語學之曆史源遠流長。

盡管論語學史源遠流長，但是“論語學”作為(wei) 一個(ge) 學科出現，卻是相當晚近的事。雖然這“論語學”三個(ge) 字作為(wei) 一個(ge) 詞出現早在南宋時期，但是真正被理解為(wei) 一門學問，則是在近代以降。著名經學史家周予同先生在其《群經概論》中曾有所論列，惜乎語焉不詳。上世紀八十年代，杜鬆柏發表《論語學之形成》（《孔孟月刊》第21卷第9期）一文，正式提出了這一範疇的內(nei) 涵，此後元尚《我國曆史上的論語學》（《光明日報》2000年2月25日）粗略梳理了論語學之曆史，並進行了大致的分期。不過，這些尚難稱得上真正的論語學史。2001年，單承彬出版《論語源流考述》一書(shu) ，可以視為(wei) 第一部論語學史專(zhuan) 著。隻不過，這部書(shu) 還僅(jin) 僅(jin) 是就先秦至兩(liang) 漢論語學進行考述。2005年唐明貴的《論語學的形成、發展與(yu) 中衰》標誌著真正意義(yi) 的論語學史論著問世。2009年，唐氏在對前書(shu) 進一步擴充完善基礎上，出版了第一部以“論語學史”命名的著作。在此前後，各種斷代的論語學研究著作，也相繼麵世。閆春新博士的這部新著，雖然出版較晚，但其命意、研究與(yu) 撰著卻早得多。春新兄潛心治學，不事浮華，自2001年閆兄在山東(dong) 大學追隨王曉毅先生時確定“魏晉論語學研究”的博士論文選題，經2005年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立項，再到從(cong) 遊於(yu) 顏炳罡教授，在山東(dong) 大學做博士後研究繼續深造，曆經十二載之錘煉，這部厚實的大作才得以出版，真正應了古人“十年磨一劍”的教訓，足以窺見春新兄對於(yu) 此學之熱愛與(yu) 堅持。此種弘毅之精神，於(yu) 斯盡顯無遺！

拜讀了這部大作之後，深佩閆兄用功之勤，思考之深，辨析之精，創獲之大，在吾儕(chai) 之中，甚為(wei) 難得。其主要創獲及價(jia) 值，顏炳罡教授於(yu) 《序》中已經做了歸納，我覺得可以在其基礎上進一步申說。

第一，研究資料上，擴大視野從(cong) 而極大地擴充了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研究的史料。王靜安先生曾提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yu) 新發現。此說著意突出了新資料的極端重要性。與(yu) 傅孟真先生所謂“史學即是史料學”的著名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後果正如羅誌田先生曾經感慨的那樣：學者們(men) 汲汲於(yu) 史料的盡量擴充，卻“不看二十四史”這樣一個(ge) 新史學的詭論和悖論。很明顯，史料的擴充，卻未必完全依賴新發現。如何在既有的傳(chuan) 世文獻中通過認真爬梳，發現新的史料，往往更能彰顯學者之功夫。陳寅恪、陳援庵、錢賓四等史學大師無不是運用常見史料做出了突破性的研究的。本書(shu) 作者除了對出土資料尤其是對“唐寫(xie) 本論語鄭氏注”及郭店楚簡等資料給予充分重視，善加利用外，更注意在史料運用的視野上進行突破，在浩瀚的史料中爬梳，諸如詔書(shu) 、奏章、君臣對策乃至清談等都納入考察視野之中，在資料占有上突破以往僅(jin) 僅(jin) 以注疏為(wei) 主要材料的局限，從(cong) 而使得這一研究不僅(jin) 涉及文本本身，還可以將論語學研究置於(yu) 當時的政治、社會(hui) 、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這一點，我們(men) 可以從(cong) 該書(shu) 附錄的“論語學編年”中所錄資料窺見一斑。

第二，研究內(nei) 容上，首次全麵係統地研究了魏晉南北朝論語學史。眾(zhong) 所周知，論語學史大體(ti) 經曆了先秦《論語》之成書(shu) 及早期詮釋、兩(liang) 漢經學背景下的論語學、魏晉南北朝玄學背景下的論語學、宋明理學背景下的論語學及近代論語學等幾個(ge) 階段，大體(ti) 對應著論語學的萌芽、形成、成熟、興(xing) 盛、轉型等階段。其中，魏晉南北朝時期是論語學的六朝是論語學的成型和成熟時期，其在論語學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其研究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自不待言。就現有論語學研究的成果而言，僅(jin) 魏晉南北朝的論語學研究，在此之前就有唐明貴的《論語學的形成、發展與(yu) 中衰——漢魏六朝隋唐<論語>學研究》和宋鋼的《六朝論語學研究》，看上去這一時期論語學研究很難說是薄弱。不過，前書(shu) 中，魏晉南北朝論語學隻占一章，約五分之一的篇幅，而且所論主要集中於(yu) 《集解》、《義(yi) 疏》；而後書(shu) 雖專(zhuan) 論六朝論語學，但是其研究對象也主要集中在《集解》及《義(yi) 疏》等幾部重要著作而已。可以說，這兩(liang) 部有關(guan) 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研究的著作，都隻是勾勒出了這一時期論語學的大體(ti) 麵貌，尚不夠全麵和係統。閆博士的這部書(shu) ，則遠較前二書(shu) 翔實、係統、全麵。該書(shu) 共九章，其中除了第一章“兩(liang) 漢論語學概要”之外，其他八章及附錄的“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編年”和兩(liang) 篇專(zhuan) 論所論對象皆為(wei) 魏晉南北朝論語學。

第三，研究方法上，通過縱橫比較，突顯魏晉南北朝論語學之特征與(yu) 特色。如果簡單梳理論語學史的發展脈絡，自然容易。但是那樣卻很難使研究走向深入。作者雖然著力於(yu) 魏晉南北朝論語學的研究，但是其視野卻相當開闊，尤其是上溯兩(liang) 漢，下涉隋唐，將魏晉南北朝論語學放置於(yu) 曆史長河中進行考量，比如，書(shu) 中將何晏《論語集解》與(yu) 江熙《論語集解》等進行縱向的比較，使不同時代的論語學的特色隨即凸顯出來，以何晏《集解》代表漢代訓詁解經之傳(chuan) 統，而江熙《集解》則體(ti) 現兩(liang) 晉儒玄兼重的解經特色。這樣做一方麵，如顏炳罡教授所說，可以厘清由漢至魏晉乃至南北朝論語學研究的脈絡，另一方麵，還可以發現魏晉南北朝論語學之特征與(yu) 特色，從(cong) 而真正推進論語學研究的深入。除了縱向比較之外，作者還注意進行橫向比較，比如作者將同為(wei) 魏晉玄學大師的何晏與(yu) 王弼的論語注進行比較，不僅(jin) 可以發現其時代的共性，更能彰顯出二者的差異。再比如通過對東(dong) 晉論語學著作的深入剖析，梳理出以玄解經及其對立麵——兩(liang) 漢經學之流裔這兩(liang) 大流派，發現了同一時期不同思潮的對立與(yu) 衝(chong) 突在論語學中的體(ti) 現，這正是橫向比較的效果。

第四，理論創新方麵，借用西方詮釋學視域，挖掘並揭示出魏晉南北朝時期論語學的詮釋理論及其貢獻。詮釋學在西方已經成為(wei) 一個(ge) 相對成熟的學科，對於(yu) 文本的深度、多元解讀功不可沒。不過，中國的詮釋學雖然也有長達兩(liang) 千年的解釋經典的曆史傳(chuan) 統，有非常豐(feng) 富的解釋經典的文獻資源，但卻未能得到很好的總結。湯一介先生提出“中國解釋學”的命題之後，如何通過挖掘和梳理中國古代經典解釋的詮釋理念和原則，總結中國傳(chuan) 統解釋學的成敗得失，就必須對各種專(zhuan) 經的詮釋曆史進行係統研究。論語學史的研究，也必須承擔起這一曆史使命。閆春新博士對此有深深的自覺意識。他通過對漢晉論語學論述的理論剖析，提出了“文本意義(yi) 期待”這一符合中國經典詮釋傳(chuan) 統的儒道經傳(chuan) 詮釋概念。應該說，這一提法具有很大的理論建構價(jia) 值，尤其是對中國經典詮釋學而言，是有所貢獻的。

當然，該書(shu) 也存在一些問題。特此提出以就教於(yu) 作者及讀者。首先，就是語言風格上，尚待繼續凝練。如此篇幅巨大的論著，如果在語言的凝練上下一番功夫，將字數進一步壓縮至三十萬(wan) 字，其學術價(jia) 值將會(hui) 更易為(wei) 讀者所發現。其次，正如顏炳罡教授指出的那樣，對論語學的源頭清理尚欠深入，稍顯薄弱，對漢唐論語學對宋明以下論語學之影響亦有待深入挖掘。再次，某些史料的理解和文本的分析有待商榷。如在歸納和總結某人的論語注特色時，由於(yu) 現有資料有限，在下結論時應該格外謹慎，切忌武斷。因為(wei) “言有易說無難”！某種現象的出現，既有可能是史料遺失的結果，亦有可能是故意避免注釋重複而刪去，總之無法就此而謂其忽略或缺乏某種東(dong) 西。另外，再如我所關(guan) 心的王肅論語學部分，作者一方麵肯定了王肅論語學的貢獻，但又同時對王肅的人格又進行了否定。如作者說，史書(shu) 中關(guan) 於(yu) 王肅“亮直”的評價(jia) 並不可信，“隻是因其做些服膺禮教、諫論時政的表麵文章。其實，王肅內(nei) 心裏並不信仰什麽(me) 道德，甚至以儒家父慈子孝的道德親(qin) 情來瓦解敵軍(jun) 。”（第64-65頁）又說：“王肅絕對沒有漢儒尤其是漢末黨(dang) 人的那種肩擔道義(yi) 而正道直行的道德理想主義(yi) 。”（第68頁）這樣的評價(jia) ，正是長期以來人們(men) 對王肅的偏見所致。儒家有諸多麵相，即使孔門之中亦呈現出多元格局，既有顏子的道德理想主義(yi) ，也有子貢的現實功利主義(yi) 。很難說，顏子屬於(yu) 儒家，而子貢就不能屬於(yu) 儒家。同樣，縱使王肅不屬於(yu) 道德理想主義(yi) 者，但是也不妨礙其儒家的身份，更不能由此詆毀其人格。我曾經感慨，中國學術史上的劉歆、王肅之所以長期得不到承認，一個(ge) 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們(men) 將之與(yu) 王莽、司馬家族捆綁在一起，進行道德的審判。在資料運用上，也有一些可以討論的地方。仍以王肅為(wei) 例。作者深受曆史上王肅偽(wei) 造《孔子家語》的謬說的影響，而未能接受關(guan) 於(yu) 《孔子家語》研究的前沿成果，在分析王肅思想時將《家語》原文作為(wei) 資料，顯然不當。當然，任何一部著述都會(hui) 有其不足或缺憾，這些都有賴於(yu) 繼續不斷的打磨。但是瑕不掩瑜，我相信，這部新著的學術價(jia) 值必將得到學界的認可。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