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院的精神(韓星)

欄目:廟堂道場
發布時間:2006-03-18 08:00:00
標簽:
韓星

作者簡介:韓星,男,西曆一九六〇年生,陝西藍田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論》《儒法整合:秦漢政治文化論》《儒教問題:爭(zheng) 鳴與(yu) 反思》《孔學述論》《走進孔子:孔子思想的體(ti) 係、命運與(yu) 價(jia) 值》等,主編《中和學刊》《中和叢(cong) 書(shu) 》。

 
中國書院的精神
——在西安中和書院(籌)的演講
演講人:韓星(陝西師範大學教授)

關於書院的基本知識我在這裏不準備多講,書刊和網絡上有許多這方麵的資料,大家可以自行翻閱和查找。當代在中國對書院文化有研究的主要是嶽麓書院,他們學術研究的方向之一就是中國書院文化,還出版一個學術輯刊——《中國書院》,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來看看。 

現在一定辦書院有點熱,我們也想來湊這個熱鬧。但是,今天許多地方、許多人辦的書院與古代儒家學者辦的書院有非常大的差別。為什麽現在大家都熱中於辦書院呢?有什麽意義呢?這就關乎到我們今天的話題——書院的精神。講清了書院的精神對我們下麵要辦書院就能夠把握一個正確的方向。大陸新儒家蔣慶先生最近有一篇關於書院的談話(《蔣慶先生談書院建設及儒學傳承》,網上有,大家可以搜索一下),我覺得許多地方非常契合我的想法。我想從以下幾個方麵來講這個問題: 

第一,書院的性質 

第二,為什麽需要辦書院? 

第三,書院怎麽活動? 

就書院的性質來說,中國古代的書院最基本的特性就是民間性。民間性就是說它不是官辦的,而是民間辦的,它屬於私學,而不屬於官學。蔣慶先生說: 

這體現在它的經費、財產、建築、主持書院的人員,如山長,都是民間的。還有,它的講學內容也是民間的,也就是說,私人性很強,誰辦的書院就講誰的學問,陽明辦的書院就肯定是講陽明的學問、陸象山辦的書院就講陸象山的學問,張敬夫在嶽麓書院主持的時候,也是講他自己的學問,這就是說書院的私人性很強,你是什麽學派,就講什麽。 

民國期間段正元在民間辦道德學社也一直強調和堅守一個原則:“不用公家一文錢,不受國家一名位,不占公家一席地”,當時有人請段正元當顧問,有的組織願意給道德學社提供資助,都被婉言謝絕了。道德學社,完全靠的是弟子的微薄捐獻,艱苦卓絕,即如吃水一項,自掘自汲自用,不用花錢去買;吃食一項,大多數為小米鹹菜;衣服多半粗布棉衣等等,這樣師生共同維持道德學社20多年。師尊本人既沒有工資,演講也沒有費用,出門萬不得已連車都不坐。非但如此,如果有求助者或國家百姓遇見什麽災難,他們還盡力捐錢捐物。這樣,道德學社就在20世紀非常複雜的社會環境中保持了絕對的獨立性、自主性、民間性。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書院有了民間性就能夠獨立、自主、自由,當然也可能是相對的,這對一個書院來說又根本的。現在那個山東萬鬆浦書院就是一個典型的官辦書院,它是山東著名作家張煒創辦的。張是山東省龍口市人,現在是山東省作協主席,曾經在龍口市政府長期掛職。萬鬆浦書院就是主要由龍口市投資興建的,所以十分的豪華,裏麵的工作人員都是有編製的,領工資的。現在的嶽麓書院,雖然掛的是古代嶽麓書院的牌子,用的是嶽麓書院的地方,但實際上它是湖南大學的一個思想文化研究所,是屬於現代大學的研究機構,經費來源、工作人員都是半官方性質的,用現在流行的話說,是屬於“體製內”的。 

這幾年中國大陸出現了大家都想辦書院或者正在辦書院的熱潮,這是令人振奮的傳統文化複興的好現象。但是許多書院名不符實的,有趕浪潮的傾向。如陝西這邊也有人有官方背景和社會關係,在那邊寶雞市政府給批了一大片土地,幫助辦成一個可以招生賺錢的中國文化書院,與北京的中國文化書院和老舍的兒子舒乙教授牽頭辦的那個“北京聖陶實驗學校”差不多。聖陶學校是目前國內唯一一所經政府批準的明確以“傳統文化素質教育為特色”的9年義務製教育課程寄宿製學曆學校,是在現代教育體係中加入傳統文化課程的這麽一所學校。 

蔣慶先生說:“書院規模不在大,而在體現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那麽,怎麽體現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呢?他認為書院不是傳授知識,而主要的功能是傳道、弘道、講道。而書院所謂講學,也是講“道”意義上的學,即經學、道學、心學等,而不是講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學,即純粹知識性的學。這點我很同意,那麽什麽是“道”?有的同人就要就問了,簡單的說,“道”就是中國文化最高的一個觀念,如果從哲學的層麵,道是本源根本、本體最高實在等等;從宗教學的層麵,道也可以說就是昊天上帝。最高上帝和西方的純粹人格神不一樣,由於一些原因,這方麵今天不多談。“道”這個觀念不僅僅屬於道家的,先秦各家都談道,有對道的不同理解,因為以道家談的最完備,人們就覺得好象一談到道就是在說道家,其實儒家談道的也非常的多,我還就此專門考察過,在“中國文化概論”課堂上講過。中國文化中有“道”、“法”、“術”三個概念,其中“道”是最高的,是統攝“法”和“術”的,“法”和“術”相當於一般方法和技藝性,用現代人們熟悉的話語,“道”相當於價值理性,“法”和“術”相當於工具理性。中國文化中有“道”、“法”、“術”的關係,具體反映在治國思想方麵就相當於德治、禮治、法治三者之間的關係一樣,這與今天的人們以法治國的觀念大不一樣。 

儒家的道統從理論體係上形成比較晚,但思想早就有了,隻不過沒有專門提升出來,直到唐代的韓愈才明確提出了儒家的道統,即堯舜文武周公孔孟以來的儒家最高價值和基本理念、理想的傳承體係,這個體係不是憑空杜撰的,是從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曆史當中經過儒家學者的總結闡發提出來的,因此,它在中國曆史上起著指導思想的作用。道統在中國曆史上有斷有續,有衰有興,但始終是我們民族生命力的一個內在源泉和基本動力。如果失去了這個係統,文化就可能走錯方向,甚至誤入歧途。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對我們形成衝擊,我們批判以儒家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也遠離甚至違背了這個“道”,我們的民族危機,國家危亡,文化沒有了方向,人們受到不同的影響,形成了許許多多的文化觀點,如中體西用,全盤西化,馬克思主義,以至今天的綜合創新,長期的爭論不休,結果還是不知道往什麽地方走,隻好跟著感覺走,失敗了再爬起來,做錯了就當交學費。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混亂局麵?用孔子的話說就是“大道既隱”。大道一隱的話,我們就沒有了一個文化的標準,所以我們就是“為道屢遷”,因此,我說道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是一個不可須臾離的大本大源、全體大用的東西。 

如果要我說,我還想在蔣慶先生“傳道、弘道、講道”基礎上補充兩個:“明道、修道”,這就是我想辦的書院的基本精神。書院傳道、弘道、講道、明道、修道,才能使我們的文脈接續起來,使中國文化走出迷途。 

蔣慶先生主張也有人不同意,記者曹紅蓓在《中國新聞周刊》發表過一篇報道:《懷揣夢想改變現行教育弊端 中國文人的書院情結》(2005年11月24 日),文中有一段話這樣說: 

書院在一般文人眼裏和儒學者眼裏有很大的不同。蔣慶從不把書院看做學校:“學校傳播的是知識,書院傳播的是價值,即所謂道。”他進一步解釋:西方,知識和價值是兩個體係裏的東西,是分開傳授的。 

蔣慶為什麽要在那個偏僻艱苦的地方建書院?一說是標誌“學在深山,道在民間”,二說是意在銜續中國最後一個大儒王陽明的精神,三說是出於對儒學複興的絕望而存種子,以使“火盡薪傳,身死無恨”。 

“要是我,絕對不會建在那兒的,我肯定建在中關村。”政治儒學者康曉光對本刊表達了他對未來書院的驚人向往:未來的書院主要分為兩種。一是精英書院,是人文學者交流切磋進一步提高思想力的地方。二是草根書院,是由一部分專職人員和社區誌願者組成的,僅次於政府的綜合性社區公共服務組織,附帶教化功能。 

“書院不是研究所、大學、圖書館、博物館,書院應該成為社會自治的中心。” 

同時,書院應該有相當大的規模,並通過麵對社會的收費性服務、會員費用和財政撥款來實現持續運轉。 

這裏康曉光就提出了自己的對書院的理解,與蔣慶先生大不一樣。如果要我來說,我寧願把二者結合起來,在現代農村和城市辦以傳道、弘道、講道、明道、修道為主旨的書院,主要解決老百姓安身立命的問題,以道德為體,生活為用,通過身心和諧,內外和諧,天地人和諧,人與人與萬物和諧,最終達到整個社會的和諧,世界的和諧,“天下歸仁焉。” 

書院要體現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在曆史上不容易,到了近代以後就更難了。古代書院大都是靠士紳和士大夫資助辦起來的,辦起來後又主要是靠田產來養的,而今天的書院缺乏這樣的一種條件,必須主要靠外界資助,所以辦學的過程中就有可能受到外界的影響而變味,就拿現代新儒家的開山人物、大儒梁漱冥先生來說吧,他曾經在四十年代在重慶辦勉仁書院,最初的理想就是要辦成宋明儒家那樣的書院,這是他年輕時就一直想完成的一個願望。那時已是抗戰後期,他雖然有名氣,沒有錢。後來好多人支持他,但支持他的人,並不希望辦他把書院辦成傳統的模式,因為那些出資的人也希望自己的孩子進書院讀書,能夠學到更多的知識,將來考上大學,找到好工作,甚至升官發財,和今天的家長心理差不多。所以,梁先生就不得已就將勉仁書院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勉仁中學,屬於當時的國民體製教育體係,就是現在的普通中學,學生從學校出來是要找工作的;另一部分是勉仁文學院,是傳統性質的書院,自由講學。最後,還遇到教育管理部門的幹擾,還是沒辦法辦下去。這裏就是傳統書院與現代西方引進的教育體製的衝突,人們理想的當然是結合,問題是很多時候你是沒有辦法結合的,很多時候往往是選擇。現在我們麵臨的是傳統的書院基本上不存在了,清一色的就是西化的教育體製,弊端非常多,但是誰也沒有辦法,學生在抱怨,老師在忍耐,家長不知道怎麽辦,順著潮流走。這就是我們要辦書院的根本原因了。 

今天我們為什麽需要辦書院?這與古代儒者的動因差不多。正如有研究者所論(見《書院精神和傳統沿化》,www.univs.cn之湖湘文化),書院教育的興起源於曆史現實的困境或缺失狀況。朱熹在《衡州石鼓書院記》中說:“予惟前代癢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他認為書院興起的原因在於官方教育的衰落不振,有誌於學的士子刻意為之,以及官方的認可和支持。這是很有概括性的歸因。後來的書院發展無外乎這三種因素的作用。現實需要、學術牽引和政府力行是曆史改革的基本力量,離開了哪一種,改革都可能顯得動力不足。書院教育算是對正規教育的一次改革,它的蔚然大氣當然少不了其中之一,但它在產生之初,更重要的原因是現實的需要,現實的急切和危機呼喚一種新生。“書院之實何為乎?……郡邑之學有廢而不立之時,學者無所就於學。於斯時也,私設 舍,廣集學徒,以補學之缺。”元代學者吳澄也這樣說。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他們是把書院教育作為官方教育補充而產生的。事實上後來的學者都多是這種觀點。明朝著名的心學家王守仁(陽明)在《萬鬆書院記》裏認為:“惟有我明自國都至於郡邑鹹建廟學,群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製可謂詳而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複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學校之不逮也。”如果說他和前人有所不同的話,他則直接指出官方教育的弊端是促使書院建立的原因。不管王朝的統治階級如何想把書院官學化,書院在這時成為官方教育的對立麵,成為官方教育理應借鑒的不同的參照係統。在學校興盛的時候,“書院自無異教”,但在學校弊端眾生的時候,就需要一種新的教育係統來“扶其弊”。 

今天的情況與這差不多,我再引用記者曹紅蓓《中國新聞周刊》(2005年11月24 日)《懷揣夢想改變現行教育弊端 中國文人的書院情結》一文中的一段話來補充說明: 

很多人對古代書院的美好念想,實際是出於對中國現行教育體製,特別是高等教育的反感甚至絕望。 

中國近代廢書院興學堂後,最初引進的是比較注重係統知識和記憶的德國赫爾巴特體係。五四以後,中國教育在學製上學美國,而教育理念上仍是德式。解放後前蘇聯凱洛夫的課程理論對中國也造成一些影響。之後由高考而引發的一係列中國教育的特殊情況,以及50年代到70年代末政治運動中對教師地位的一再貶低,導致中國現在的教育體製“很怪異,既不是中國傳統的,也不是西方現代的。”江西教育學者李才棟如是說。 

複旦大學複旦學院學生辦公室主任許平對本刊講述了書院因素加入複旦教改的過程。最初,複旦是效仿耶魯大學的住宿學院和文理課程籌備教改,在收集資料時發現了中國書院。於是考慮以書院文化來反對現在教育中學生的功利性傾向,並對學生進行人文傳統的熏陶。 

我曾經在《我看“讀經”》一文中這樣寫到: 

中國教育的弊端很多,已經讓學生忍無可忍,讓家長憂心忡忡的主要有: 

1、應試教育的弊端 

中國現在這種集體性的課堂教育方式,教師進行的大麵積的、統一的、滿堂灌的教育方式,在一個班幾十名學生中,老師是沒有辦法對每一個有深入的了解,然後在這個基礎之上因材施教。特別是在中小學盛行的應試教育和大學狹隘的專業教育,評價教育成果的最後方式是學生的考試成績,基本上忽視了學生作為一個個性豐富、生動活潑的人所需要的一切。中國教育,包括中小學教育的巨大缺陷,大多數論者以為我國的教育普遍存在著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就是重視現有知識傳遞和積累,缺乏創造性的培養,提倡死記硬背,實行題海戰術,使用標準答案,壓製學生的個性發展,把教學過程單純理解為對現有知識傳遞和積累,在教學方法和考試製度上也是重繼承輕創新、重灌輸輕發現等等,這是當前我國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的流弊。中國的學生知識基礎紮實,但缺乏創造力,如中國的留學生在美國,考試都是很好、最好的,但做創造性的研究卻不如美國的學生。學生之所以創造力匱乏,原因主要在於我國教育長期以來把學生當成了“產品”,把學校當成了“企業”,這個“工廠”可以進行成批成量的“生產”,因而沒有可能因材施教,也沒有辦法使學生有獨特的創造精神,盡管有社會有識之士的呼籲和國家教育管理部門的努力,卻始終無法擺脫片麵追求升學率的怪圈,在知識型教育模式之中徘徊。 

2、學校素質教育的弊端 

素質教育講了很多年、在實際操作中隻是擺花架子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們今天的教育雖然一直在強調德、智、體、美全麵發展,但在實際教育過程當中,這些方麵往往是抽象的的議論多,具體的實施措施少;在教育過程中不同方麵的內容是割裂的,不能夠有機的融合在一起,並結合學生的實際情況;更重要的是注重知識的傳授,以為教給學生分門別類的各種知識就能夠達到育人的目的,結果是學生什麽都學了,什麽都知道,考試成績也都不錯,卻在實際上還不是一個“成人”,不能很好地完成其人生的任務和社會的責任。 

3、語文和外語教學的弊端 

我們的語文教育是以白話文為主的所謂現代漢語的語言文字教育,突出的問題是淺薄,所用範文隻不過是現代作家以及報紙、雜誌上的文章,沒有文化底蘊,甚至流於文字遊戲。現在語文教學水平提不高,老師就在考試上做“文章”,出些怪題、難題,不是有某著名的大作家、大學教授做高考語文試題都沒有及格的報道嗎?其弊端的產生與白話文改革、漢字簡化有密切的關係,就是把經過幾千年提煉和考驗的文言文徹底廢除了,大陸還廢除了繁體字,許多古代典籍學生都讀不懂。我們的教育還把文言文象學外語一樣,在大學裏把古代漢語作為一門基礎課,又有古代文學在中文係,古代哲學在哲學係。這樣的分裂教學,學生整天忙於各種課本的學習,忙於多門課程的考試,結果並沒有學到多少真東西,真是可悲。 

特別是外語教學簡直是浪費學生的黃金年華,是浪費生命。我們對外開放,學習外語是必要的,但決沒有必要全民學外語,全民考外語,不管什麽專業、什麽職業,不管學了有沒有用,學了能不能用,反正外語已經是人人必過的獨木橋。英語對學生是如此重要,專業課就對不起了,因為學生的時間和精力畢竟有限,專業課隻要能考及格就行,如果運氣不好,補考也能過。畢業論文,畢業設計也隻能走走過場了。由於英語考試,浪費大量學生學習專 

業課的時間,使中國現在的大學教學質量與日俱下,已經接近世界高等教育的最低水平。這幾年連培養研究生這樣的所謂高級人才也是唯英語論。對於考研者來說,英語具有“一票否決”的作用,它早已成為考研遊戲的必備前提。想招的學生因為英語趕不上要求的水準,招不進來;而英語能力強,對專業了解膚淺,也無心專業的學生卻脫穎而出擠上門來,這是太多中國導師的尷尬和中國學生的悲劇。而這樣“重視”外語教學的結果是什麽呢?結果就是外語成了敲門磚,這樣外語沒有學好,花了那麽多時間沒有用,也耽誤了其他真正有用的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掌握,所以中國教育成本高,效率底,效果差,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我們說書院的功能是傳道、弘道、講道、明道、修道,那麽書院究竟怎麽活動?當然是講學了,但是書院的講學與我們現在在大學講壇上、在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大不相同。蔣慶先生說: 

中國書院的講學活動,是最符合人性,最自由的,最充滿靈性的,師生之間的一句話,一個動作,都是學都是道。一個老師在上麵講,一群學生在下麵聽,是西式的教育,中國古代不是這樣,會講最多擬出一個題目,老師引出問題,大部分問答辯難。就是學生們來了,大家坐在一起,有什麽問題問,老師答,這樣會很有效果。所以書院不能辦成體製化教學的方式,老師講,學生在下麵記筆記,這些都沒有必要。不要搞成現在的學術討論會,要恢複書院的自由講學氣氛,大家想到公園裏,或者想在自己的寢室裏討論問題,都可以。 

是這樣,因為書院是以“道”為軸心的,而道可道,非常道,所以語言隻是表達描述道很有限的工具,對道的了解關鍵在體悟、證悟——前者是自我的修行,後者是與同道的相互印證。老師之所以被稱為導師,就是因為老師並不是教給你多少知識,而是主要是象一個精神世界的探險者一樣,他走過了萬水千山,在你出發之前他給你講一講探險的經驗和教訓,指出那一條路能夠走過去?怎麽走?讓你少走彎路,少浪費時間和精力,最後順利地到達終點。另外,書院是傳道、弘道、講道、明道、修道的,也就通過這一係列活動在社會上挺立起一道獨特的風景線,以道的精神批判社會的腐敗墮落,對社會形成一種正麵的示範效應,進而達到影響社會曆史的作用。 

過去我們不是有“師道尊嚴”的說法,這不是象人們曾經在“文革”後期批判的那樣是樹立教師的權威來壓製學生。其實,中國人素以師道為至尊,這也就形成了我們獨有的民族文化傳統。所謂師道尊嚴者,就是隻聞來學,未聞往教。如果老師自認為可以教人,“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勉強地教育別人,以為師沾沾自喜,那就沒有尊嚴可言了,學生沒有恭敬心,什麽也不會學到。所以做老師教人,也應該看機會,隨緣而教,決不能強求。不但不強求,就是在師生沒有達到對道義的和諧共鳴,學生渴望老師的指點,老師也看這個學生為可造之才,那樣才明確師生關係,所以古代的師生關係是非常嚴肅的事情。今天我們的師生關係已經非常的糟糕了。這個話題我以後有時間還要專門講一講。對於那些很牛的學生,可以請他做老師,看看如何?這樣才可能有“師道尊嚴”。“師道尊嚴”又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師的尊嚴。師在尊嚴如何來?當然是為師的道德人格和學識學問了。一是道的尊嚴,這是要靠學生通過老師引導慢慢領悟的。師的尊嚴和道的尊嚴應該是合一的,所以有師者道也,道者師也,師道合一的說法。學生求道要通過師,通過師才能近道。師道怎麽重要,所以說“師道尊嚴”。但應該明白,這種“嚴”就教師來說主要是指稱教師的尊嚴,而不是教師的嚴厲和權威的不可違犯性。《學記》裏說:“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知敬學。”可見,“師嚴”“道尊”是為了“敬學”而隻有“敬學”才能明道。過去我們在文藝作品中那把古代的教育者都看成呆板嚴酷的“老夫子”形象,那是特定曆史條件下對傳統“師道尊嚴”的扭曲和妖魔化。盡管在書院教育中一直有尊師重道的傳統,但並不是盲目地樹立教師權威,讓教師來左右學生的一切。教師始終重視的是“道”,以“道”為理想的追求,而不是讓學生去崇拜自己,學生信奉教師就是信奉“道”,不是搞個人崇拜,陰謀壓迫。 

在傳統書院中,所謂教學活動就是每次有一個主題話題,主講者說出自己的看法,然後大家問難、討論,激發思考,問題也許解決不了,但是肯定是有收獲的,而且容易教學相長。學生學習也是非常自由的,強調學生的自學,以清代乾隆時與眾不同的紫陽學院為例。他們的自學製度主要包括三個方麵。一是書院指導學生讀書,山長的作用是關鍵。二是課程安排。三是考課檢查。其間,我們可以從陳宏謀的《培遠堂集》看到紫陽書院的學習情況:“諸生各列功課簿一本,各將每月所讀何書,所看何書,或臨某帖,逐一注明,以備掌院不時取閱。”自學過程中有難而問,老師也特別喜歡“大哉問”的學生,就是能夠提出非常有分量的問題,激發師生之間的共同思考,以解決重大的儒學義理問題,推動国际1946伟德的發展。 

最後,我想簡單總結一下,說明我想辦一個什麽樣的書院。這其實在我們的書院辦學宗旨當中已經有了,我不敢是我們要開辟出一個多麽大的天地,隻是想在需要有人來的事情上我們意識到了就來自覺地做,努力地做,為大家創造一片能夠提升個人生命,同時對社會有積極影響的空間,彌補時下社會和教育機構不能做、不願做、忽視了不做的那些地方,同時我們在這個環境裏感到如沐春風那樣的心情愉快。這樣,就很不錯了。 

今天就到這裏,現在大家有相關問題進行提問、問難,咱們互相討論。謝謝大家! 

楊煒敏:前天韓老師邀請我參加咱們書院的會講,今天第一次來,粗粗看了《西安中和書院(籌)通訊》,對大家準備辦的書院有了一定的了解。特別是聽了韓老師講的這些,很受啟發。我可能比在坐的諸位年長幾歲——當然除了韓老師、邢老師以外——大學畢業後也在社會上晃蕩過幾年,多一點人生的感悟吧。一個我想說的是大家辦書院麵向社會進行讀經活動,這在西安以前有個朋友搞過,有一些經驗教訓,以後可以與各位共享。一個意思,這方麵在西安不容易搞,不如在沿海和南方,這是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值得研究,所以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另一個我想說的是我們以前有幾個同道,進行過一些佛教的修證,對大家的身心素養都有很大的改變,受益非淺。那是在儒學低潮的時候。現在儒學已經起來複興,社會的變化使佛道的一些朋友越來越意識到隻有儒學才能真正解決一些現實的問題(韓老師插話:煒敏說得對,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周至縣佛教居士自發地化緣,發起為孔子建設大成殿;還有就是淨空法師在海內外推動讀儒家經典活動,影響非常大),所以看好儒家。現在辦書院正當其時啊! 

問:辦書院能夠解決什麽問題? 

韓老師:我們辦書院並不是直接地解決現實的問題,如賺錢、找工作、成家立業等,而是通過書院這種獨特的教學方式,解決現代人所麵臨的精神問題、心理問題、思想問題,信仰問題,使這些在不同專業領域沒有辦法解決而困惑人們的問題上升到道的高度,得到一種全新視角、視野,從而產生一種超越的認識,把生活中的各種困惑看開,有些問題不解決也就解決了,有些問題就有了解決的新思路、新方法,有利於問題的根本解決。書院就是準備這樣通過影響一個一個的人,進而間接地影響社會。 

問:老師,我看韓劇,發現韓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保存得非常好,人們之間重視親情,重視尊老愛幼,彬彬有禮,我們中國自己則沒有很好地把傳統文化傳承下來,中國人現在素質很差。所以,造成現在的信仰缺失,是這樣嗎?還有,現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特別的農村人家中經濟本來就很差,結果許多大學生上了大學又不得不回到家裏,連原來的外債都還不了。這可怎麽辦啊?儒學怎麽麵對這些社會矛盾? 

韓老師:你的發現是對的,在儒教文化圈的國家當中,韓國是儒家文化保留最完好的,這特別反映在倫理道德方麵。而我們自己則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批判,特別是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打砸搶,傳統文化破壞殆盡,所以我們現在是處在全麵的西化之中,因為我們的文化傳統斷裂了,我們失去了許多寶貴的東西。我們的信仰缺失,社會這方麵有巨大的空白,而儒家文化正好可以彌補。中國傳統文化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其中概括地說也就是以儒家為主體的包括諸子百家,儒道釋等。這個問題講起來不是一時半會兒說清的,我們講在今後的係列講座中回答這個非常大的問題。貧富差距大的問題從理論上讓經濟學家說是正常的,黨中央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決策也是對的,問題是當初在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時沒有考慮到如何抑製不正當乃至非法的暴富,這就好象開閘放水了但還沒有把渠道修好一樣,造成了今天的大水漫流,澇的澇死了,旱的旱死了,這就埋下了社會動蕩不安的種子。當然,國家也在想盡辦法在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拭目以待吧。儒家肯定是要麵臨當今的各種社會問題,但是不要指望儒家能夠象包治百病的藥方一樣,儒家最有效的應該是為社會提供基本的路線,形成人們普遍的信仰,重建社會的倫理道德秩序,安身立命,和諧社會。儒家思想的多層麵、多元化,為我們提供了豐富資源,我們應該在全麵深刻地掌握基礎上應對複雜的社會問題。 

問:韓老師您說說儒道佛各家在中國曆史上是什麽關係?儒家為什麽是主體? 

韓老師:這個問題說起來話長,今天時間不多了,我最近有一篇文章,是05年國慶期間在曲阜民間祭祀孔子和會講時的講稿,在網上,題目是《儒學與中國文化的整合》,比較簡單地勾勒了一下儒道佛,包括法家在曆史上的關係演變,大家可以上網搜索一下。 

好了,已經比預計的時間超時了,耽誤大家吃飯,對不起,今天就到這裏。 

建誌棟、李冕整理,韓星校改,2006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