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文明衝突的加劇與全球治理的挑戰

欄目:快評熱議
發布時間:2015-12-31 19:03:13
標簽:
田飛龍

作者簡介:田飛龍,男,西元一九八三年生,江蘇漣水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hui) 理事。著有《中國憲製轉型的政治憲法原理》《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合著)《香港政改觀察》《抗命歧途:香港修例與(yu) 兩(liang) 製激變》,譯有《聯邦製導論》《人的權利》《理性時代》(合譯)《分裂的法院》《憲法為(wei) 何重要》《盧梭立憲學文選》(編譯)等法政作品。

 

文明衝(chong) 突的加劇與(yu) 全球治理的挑戰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一月廿一日

           耶穌2015年12月31日


 (本文係作者在天則所2015年12月1日“中東(dong) 危局與(yu) 國際政治”學術研討會(hui) 上的發言整理稿)


非常高興(xing) 再次來到天則所討論這樣一個(ge) 非常急迫又非常長久的問題。和平如何可能曆來是政治思想與(yu) 文明敘事的核心。我的專(zhuan) 業(ye) 是憲法學。這一陣子我們(men) 都在關(guan) 注巴黎暴恐之後民主轉型失敗以全球治理危機的問題。剛好這兩(liang) 天我在看德沃金生前的最後一本書(shu) 《沒有上帝的宗教》。德沃金是英美法理學大師,但是他後期晚年關(guan) 注的就是宗教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問題。他在2011年做的愛因斯坦講座的主題正是“沒有上帝的宗教”。他在裏麵檢討了一神教的邏輯,認為(wei) 隻要有這樣一個(ge) 上帝的觀念存在——因為(wei) 真主和上帝是共享一套邏輯觀念——實際上就難以實現不同宗教之間的和平與(yu) 秩序。所以,他推崇一種無上帝的宗教,就是把信仰提取為(wei) 一種倫(lun) 理性的人權,在憲法上獲得保護。人與(yu) 人交往的時候要有一種信仰的克製,不要動輒訴諸真理和確信、本教和異教的分類,而是建立信仰的世俗性。他認為(wei) 必須擴大教徒與(yu) 非教徒之間的共同利益與(yu) 共享文化,才能夠超越目前的宗教戰爭(zheng) ,否則就走不出來。

 

這個(ge) 視角對我們(men) 其實也很有啟發。因為(wei) 與(yu) 德沃金的思路相似,在文明衝(chong) 突論之後,在儒家世界(包括某些西方學者)裏麵提出的是文明對話論,就是主張通過文明的對話、協商,通過程序主義(yi) 的相互尊重和求同存異實現和平共存,因為(wei) 一旦訴諸實體(ti) ,一神教之間無法兼容。通過程序主義(yi) 的普世倫(lun) 理的對話提取,形成一種全球倫(lun) 理共識,以這樣一種共識作為(wei) 全球治理與(yu) 全球道德規範的基礎,這樣一種努力有點政治浪漫派的味道,但是似乎是尋求一種和平主義(yi) 的全球治理框架無法擺脫的路徑。這樣一種路徑我覺得目前被恐怖主義(yi) 攔腰截斷,也確實是全球治理或者全球和平進程的一大挫折與(yu) 挑戰。

 

麵對這樣一個(ge) 挫折的時候,我們(men) 怎麽(me) 樣看?怎麽(me) 樣理解?下麵,我想提取幾個(ge) 關(guan) 鍵詞,來把今天這個(ge) 論題展開。因為(wei) 剛剛的討論其實主要聚焦的是宗教維度,但是我覺得宗教維度是但不完全是中東(dong) 困局以及宗教戰爭(zheng) 的全部原因。我提取的關(guan) 鍵詞有四個(ge) ,一是文明衝(chong) 突,二是民主轉型,三是政教關(guan) 係,四是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裏麵我會(hui) 講一下中國有可能提供的建設性作用,不僅(jin) 僅(jin) 是儒家的,更關(guan) 鍵的也是當代中國實際參與(yu) 的全球治理有可能帶來什麽(me) 樣的關(guan) 於(yu) 世界和平的新的思路。特別是中國這樣一種新的發展援助的策略有可能逐漸發展成一種哲學,我把它稱為(wei) 發展優(you) 先的和平援助哲學,這種哲學有可能比民主優(you) 先的援助哲學,在處理文明間或者宗教間關(guan) 係時帶來區域和世界和平方麵一定的校正性和補充性的意義(yi) 。最後我會(hui) 補充一下中國發展優(you) 先的援助哲學與(yu) 西方民主優(you) 先的援助哲學的關(guan) 係定位,二者不是相互取代,而是中國的發展援助有可能為(wei) 民主化提供更優(you) 的政治社會(hui) 基礎。

 

首先破這個(ge) 題的第一個(ge) 關(guan) 鍵詞就是文明衝(chong) 突。研究國際關(guan) 係理論的人都會(hui) 盯住文明衝(chong) 突論,亨廷頓因此威名赫赫,學者們(men) 不管是批評還是讚成,心裏都是非常信服的。但是我想指出文明衝(chong) 突論兩(liang) 大缺陷。第一個(ge) 缺陷就是他把實際上的政治衝(chong) 突化約為(wei) 文明衝(chong) 突,有可能模糊問題的性質。第二,文明衝(chong) 突論隻是這樣一個(ge) 經驗觀察的結論,它解釋了這樣一個(ge) 世界亂(luan) 序的現象,但是實際上並沒有提出任何有效的解決(jue) 方案,甚至它不過是給美國國家安全機構或者美國中情局提供全球戰略製定的基礎和依據,亨廷頓並沒有一種更大的格局或者視野去解決(jue) 這樣一種文明衝(chong) 突,隻是希望美國在管理全球衝(chong) 突的時候有更加真實的資料和考量的背景。所以他隻是解釋了世界,並沒有解決(jue) 這樣一個(ge) 問題。

 

先說為(wei) 什麽(me) 文明衝(chong) 突論是對真實的國際政治衝(chong) 突的化約?我覺得泛泛地講文明的衝(chong) 突,或者後來亨廷頓做了一個(ge) 修正叫做文明與(yu) 野蠻的衝(chong) 突,當你看到這一步的時候,你看不到走到第二步。你能做的隻是風險管理,而不是問題解決(jue) 。文明本身實際上是非常寬泛的,實際上是超國界的,甚至是超時間的,它綿延到曆史幾千年裏麵,因此這種進路得不到在政治分析或者治理分析上麵有意義(yi) 的分析框架,隻是寬泛地指出了一種宏觀上的來自於(yu) 曆史與(yu) 倫(lun) 理層麵的衝(chong) 突。真正能形成有效的全球治理架構的可能還是要把文明衝(chong) 突還原於(yu) 國際政治的衝(chong) 突,我們(men) 知道文明的力量必須以政治力量——包括伊斯蘭(lan) 國也是國的形式——組織起來才能進行實質性的文明衝(chong) 突,文明本身不能直接進行衝(chong) 突。所以我們(men) 要反思的不是文明衝(chong) 突本身,而是隱藏在文明衝(chong) 突背後的國際政治衝(chong) 突,就是目前這樣一個(ge) 聯合國的框架或者大國(列強)協商共治的框架,是否真的容納了文明的多元性,是否真的提供了公正的、分享的、可持續的全球發展與(yu) 利益保障的框架?從(cong) 這方麵去反思的話,容易或者便於(yu) 展開我們(men) 這樣一個(ge) 關(guan) 於(yu) 全球治理問題的有意義(yi) 的探討。否則停留在文明衝(chong) 突或者文明與(yu) 野蠻衝(chong) 突框架裏麵打轉轉,我們(men) 其實永遠走不出來,除了我們(men) 在道德上不斷為(wei) 英美做背書(shu) 並慨歎伊斯蘭(lan) 為(wei) 什麽(me) 這樣野蠻墮落之外,有的隻是漫天飛舞的各國無人機,沒有任何解決(jue) 問題的方案。

 

所以在這個(ge) 方麵我比較推崇或者比較重視中國一位學者。近期我看他兩(liang) 篇文章比較有啟發,就是社科院的趙汀陽教授,他用“天下”的概念對施米特以來敵我區分的哲學進行改造,提出關(guan) 係理性與(yu) 共在的存在論,來建構一種超越目前的無論是宗教還是政治對立衝(chong) 突的框架。我覺得這能夠給目前亂(luan) 序的世界治理提供一種新的方向感,不過這個(ge) 方向感的啟發是來自於(yu) 中國的古典的天下觀,盛洪老師也做過研究。我覺得在這方麵中國人不應該放棄製度哲學的原創想象,而隻是跟隨英美分析框架,人雲(yun) 亦雲(yun) 地進行診斷和站隊。當然,這種以消解政治主體(ti) 性的方式解決(jue) 政治衝(chong) 突的天下主義(yi) 方案是否過於(yu) 天真理想而難以付諸實踐,是不是一個(ge) 新的烏(wu) 托邦,也是一個(ge) 嚴(yan) 峻的實踐理性轉化的問題。

 

第二就是民主轉型。隨著中東(dong) 亂(luan) 局的展開,立即有一種聲音起來,就是民主轉型失敗,或者美國中東(dong) 民主化政策的失敗,由此得出結論就是不能搞美國式的選舉(ju) 民主。這個(ge) 事兩(liang) 說。第一,不能把民主在中東(dong) 失敗歸結為(wei) 民主本身的失敗,否則你無法解釋為(wei) 什麽(me) 民主在歐美國家是成功的,是有效的,以熔爐方式整合了多元的族群和宗教,以憲法框架處理不同教派在非常嚴(yan) 峻的倫(lun) 理和政治問題上的衝(chong) 突,比如移民衝(chong) 突與(yu) 同性戀衝(chong) 突等等。在這樣一些新興(xing) 地區與(yu) 轉型地區的失敗,隻能說民主的實驗沒有很好地培育必要的政治社會(hui) 條件。比如說民主化本身一個(ge) 穩固或者有效存在的前提是一個(ge) 現代社會(hui) ,是一個(ge) 人權和法治得到基本確立的社會(hui) ,沒有這樣一個(ge) 基礎條件,貿然進行民主化一定是水土不服的,因為(wei) 被假定自由而理性的個(ge) 人並沒有在世界觀、行動哲學以及個(ge) 人財產(chan) 利益上麵獨立於(yu) 他所從(cong) 屬的社區或者教派而成為(wei) 真正的公民。一旦發生衝(chong) 突的時候,選舉(ju) 機製本身甚至一部憲法都不足以框住教派之間的衝(chong) 突。所以,我們(men) 看到伊斯蘭(lan) 世界與(yu) 民主相伴的是遜尼派、什葉派的教派對立,森嚴(yan) 的壁壘對立的形式,根本沒有出現民主對個(ge) 人的解放及政治整合的效果。個(ge) 人如果沒有獲得人權的保障,國家治理沒有一個(ge) 法治的秩序的話,民主化本身不過是破除了舊的權威而無法建立新的權威,陷入衝(chong) 突不斷的準無政府狀態,為(wei) 極端勢力的崛起鋪平道路。所以,其實此輪中東(dong) 亂(luan) 局或者民主化暫時挫折,給我們(men) 引導的有利的思考方向不是去檢討或者否定民主本身,而是進一步深入研究民主化穩靠的政治社會(hui) 條件,以便讓民主這樣的憲政治理方式能夠植根於(yu) 健康的、健全的政治社會(hui) 框架之中。

 

第三就是政教關(guan) 係。剛才各位都是有所論及,伊斯蘭(lan) 世界沒有像西方世界有宗教世俗化的過程與(yu) 成果,而歐洲全部政治文明或者憲政文明就來自於(yu) 宗教的世俗化。歐洲國家之間的永久和平——盡管也脆弱——是建立在30年宗教戰爭(zheng) (1618—1648)血腥教訓基礎上的,因此才有威斯特伐利亞(ya) 體(ti) 係,而伊斯蘭(lan) 世界並沒有,這是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有很大曆史偶然性,因為(wei) 在基督教內(nei) 部教派的對立已經達到水火不容的程度,而且當時的政教之間、宗派之間經常發生戰爭(zheng) ,這種戰爭(zheng) 是非常典型的中世紀現象,馬基雅維裏寫(xie) 的《佛羅倫(lun) 薩史》講不同的王國、不同的教派與(yu) 羅馬的紛爭(zheng) ,無序而殘酷。伊斯蘭(lan) 教因為(wei) 內(nei) 部沒有巨大的挑戰,也就沒有巨大的製度創新。這裏有兩(liang) 個(ge) 主要原因。第一個(ge) 就是在西方的歐洲文明基因裏麵,基督教已經包含了啟蒙理性的因子,這種啟蒙理性因子是以希臘文化的理性主義(yi) 作為(wei) 基礎的,所以才能夠有文藝複興(xing) ,以重返古希臘、古羅馬理性哲學和理性法的方式來約製和限定中世紀天主教的宗教專(zhuan) 製。但是,伊斯蘭(lan) 教似乎沒有這樣一個(ge) 機緣去訴諸。第二,伊斯蘭(lan) 教內(nei) 部盡管也有教派衝(chong) 突——但是也許我對曆史不是很了解——似乎沒有衝(chong) 突強烈達到中世紀中後期的教派大屠殺的狀態。所以,伊斯蘭(lan) 教既沒有這樣一種古典理性文化的淵源,又沒有教派內(nei) 部激烈衝(chong) 突的現實壓力,所以它的世俗化就缺乏動力。伊斯蘭(lan) 教後期的世俗化其實是由西方民主化、現代化壓力帶來的,包括當時伊斯蘭(lan) 世界普遍的成為(wei) 西方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在這個(ge) 背景之下,它本身也必須麵對類似中國現在民主轉型或者現代轉型的問題。現代的伊斯蘭(lan) 政教關(guan) 係基於(yu) 外部壓力而產(chan) 生世俗化,但是這種世俗化實際上並不成功,就像伊朗巴列維革命以後馬上有霍梅尼的反動或者霍梅尼的伊斯蘭(lan) 革命,其政教關(guan) 係的憲政安排並沒有升華成為(wei) 一種世俗優(you) 先的或者現代性優(you) 先的層次,所以仍然處於(yu) 一種高度的發展不確定性當中。加上現在伊斯蘭(lan) 國的重新哈裏發主義(yi) 化,打亂(luan) 了由西方壓力誘導之下的伊斯蘭(lan) 世界的現代化與(yu) 民主化及以民族國家為(wei) 基本建構單位的曆史進程。這使得伊斯蘭(lan) 世界與(yu) 全球之間的和平互動關(guan) 係重新複雜化。

 

第四,全球治理中的中國角色。這裏我並不是寬泛的談論西方的失敗以及伊斯蘭(lan) 本身的改革,而是中國在這裏麵能起到什麽(me) 作用。如果亨廷頓擔心儒教跟伊斯蘭(lan) 教聯合對抗基督教會(hui) 成為(wei) 西方更現實、更大的威脅的話,我覺得想象的成分更多一些,並不真實。首先,在宗教意義(yi) 上這個(ge) 其實是不成立的,因為(wei) 中國從(cong) 來不是一個(ge) 宗教國家,至多是一個(ge) 倫(lun) 理性的文教國家。其次,在國際政治意義(yi) 上這個(ge) 倒是有可分析的餘(yu) 地,因為(wei) 中國現在隨著美國重返亞(ya) 太而出於(yu) 戰略規避目的西進,形成了一帶一路的體(ti) 係和框架。這很容易讓美國新保守主義(yi) 的智庫學者識別出來這是中國實際上建構一種西方外的權力體(ti) 係的努力,因此也就大概形成一種新的分析框架,就是說中國跟美國實際上在爭(zheng) 奪中東(dong) 地區的話語權和建設權,因為(wei) 一旦誰在中東(dong) 地區獲得一種現代重建的實際成果,其實更能證明各自模式的普世性。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美國失敗的地方,如果中國重建的方案能夠獲得一個(ge) 基本成功的話,這實際上對於(yu) 提升中國所謂製度性的話語權,增強中國參與(yu) 全球治理的負責任大國的角色和認同是很有幫助的。

 

中國的方案是什麽(me) 呢?我覺得大概基於(yu) 兩(liang) 點識別與(yu) 認知。這兩(liang) 點跟西方都是有很大差別的。第一點,就是它的命運共同體(ti) 的意識。命運共同體(ti) 實際上強調援助國與(yu) 被援助國之間不存在文明上的高下優(you) 劣,而是在共同區域、共同危機下基於(yu) 共同命運的建設,是安全與(yu) 共、命運與(yu) 共的互動協作的過程。我覺得這樣一種理念能夠超越美國新保守主義(yi) 所代表的自然的正當與(yu) 自然的不正當或者文明與(yu) 野蠻的二元對立區分,能夠消磨或者弱化美國發展援助當中非常強的美國中心論與(yu) 文明優(you) 越論,確立文明平等與(yu) 互動共生的新法則。

 

第二點,它是發展優(you) 先的,不是民主優(you) 先的,從(cong) 而重視的是民主化的基礎條件而不是民主化的直接製度標準。發展優(you) 先有一個(ge) 好處,就是能夠較多地形成與(yu) 被援助國家之間尤其是統治階層以及中下層之間的利益交集,因為(wei) 他們(men) 也要發展基礎設施,他們(men) 也要解決(jue) 社會(hui) 貧富差距的問題。給他們(men) 修鐵路,建港口,擴大就業(ye) ,在中國的資本投向方麵,這些參與(yu) 國獲得利益和發展。在日益發展、日益開放以及個(ge) 人的經濟活動和自由日益擴展的情況下,進一步開闊這些宗教國家、原教旨主義(yi) 國家的世俗化的基礎,這種基礎更適於(yu) 培育民主的條件。所以,我認為(wei) 西方新保守主義(yi) 的民主優(you) 先的發展哲學是有問題的,它忽視了當時、當國具體(ti) 的需求和發展階段。另一方麵,我也不認為(wei) 目前中國的發展援助模式就一定能夠全盤挑戰和否定西方發展援助裏麵的民主議程。相反,中國的發展援助可以為(wei) 伊斯蘭(lan) 世界的民主化和現代化奠定一個(ge) 更加紮實的世俗化的基礎。這樣一種更加紮實的世俗化的基礎——包括中國本身也在這一基礎上進行民主化的改革——將能夠使得自由與(yu) 秩序同時得到鞏固。一句話,發展優(you) 先為(wei) 民主化奠基。

 

最後一點就是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yi) 。因為(wei) 參加恐怖主義(yi) 的不僅(jin) 僅(jin) 是所謂伊斯蘭(lan) 內(nei) 部的極端分子,還包括歐美國家接受過公民教育並享受現代文明的青年人,英國、法國、德國都有。因為(wei) 我近期也在研究柏克的保守主義(yi) ,在反思這樣一種啟蒙現代性所帶來的原子化自由主義(yi) 的弊端,因為(wei) 它在推行一種普世主義(yi) 、人權主義(yi) 、程序主義(yi) 的前提下所付出的代價(jia) 就是消解了人的意義(yi) 歸屬和忠誠義(yi) 務,確定了一種權利至上、個(ge) 人至上的現代觀念,以至於(yu) 人心沒有敬畏,人人自成上帝。在這樣的背景下實際上是意義(yi) 的普遍衰落,個(ge) 人與(yu) 個(ge) 人之間尋找不到相互聯係的意義(yi) 紐帶和神聖感,對社區之間也是疏離的。正是這種疏離,使這些青年無論他們(men) 的生活是壓抑還是舒適的,麵對伊斯蘭(lan) 國這種古典化的極端組織團體(ti) ,後者反而形成一種穿越曆史的價(jia) 值吸引力,吸引他們(men) 去體(ti) 驗一種陌生許久的團體(ti) 生活。因此這對西方社會(hui) 的巨大挑戰就來自自由主義(yi) 本身,如果不能適度接引共和主義(yi) 和社群主義(yi) 的滋養(yang) ,不能重新在個(ge) 人和社會(hui) 之間求一個(ge) 中間解,把個(ge) 人重新植入社會(hui) 的集體(ti) 生活中去,而是一味張揚個(ge) 人至上的話,西方社會(hui) 本身是經受不住帶有古典色彩或者保守色彩的伊斯蘭(lan) 主義(yi) 的衝(chong) 擊的。伴隨伊斯蘭(lan) 國衝(chong) 擊而言的,一定是歐洲的右翼保守化,法國近日的大選形勢就可說明。不過,如何在歐洲內(nei) 部重新求得一種自由與(yu) 保守的平衡感,也不是一件輕鬆擔當的任務。

 

中東(dong) 困局與(yu) 國際政治,千絲(si) 萬(wan) 縷,其因由轉機,既在伊斯蘭(lan) 世界內(nei) 部,亦在西方文明內(nei) 部,而中國的獨特經驗和參與(yu) 力量是一個(ge) 可期待的調校變量。(完)

 

回應提問:

 

確實對認識西方,認識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的複雜曆史和文明,我還有很多功課要做,但不代表我要收回自己的基本判斷。你剛才講到阿拉伯學者傳(chuan) 播希臘文明的火種,使得這些火種重新在文藝複興(xing) 時期在歐洲點燃。我想說確實有很多人強調過這一點,但問題是阿拉伯學者隻是保存:第一,沒有原發。第二,沒有沉澱。所以,他們(men) 相當於(yu) 在伊斯蘭(lan) 世界建立了一個(ge) 希臘文明的圖書(shu) 館,但並無顯著證據表明這種保存行為(wei) 對伊斯蘭(lan) 教本身有基礎性啟發和改造。

 

我說的沒有原發的不是說沒有創造文明,而是他們(men) 沒有創造作為(wei) 基督教裏麵理性基因的古希臘的理性哲學,不是說伊斯蘭(lan) 教沒有在自己的數學、藝術、哲學上有自己建樹,它肯定是自成一套的,但肯定不是通過保存古希臘文化發展出自己的文明。所以從(cong) 這樣轉口反哺歐洲文藝複興(xing) 從(cong) 而為(wei) 他中世紀宗教專(zhuan) 製改革帶來一個(ge) 契機,這是西方對阿拉伯學者欠下的恩情,但是阿拉伯學者的此項工作與(yu) 其本身的宗教正統及政治社會(hui) 變遷之間似乎並沒有那麽(me) 強的互動和沉澱。這個(ge) 考察是很複雜的。我直觀感覺如果希臘理性文化通過阿拉伯學者已經優(you) 先在伊斯蘭(lan) 的宗教和政治社會(hui) 裏麵沉澱紮根的話,他後續發展不會(hui) 這個(ge) 樣子。

 

還有就是教派衝(chong) 突。確實你去考察基督教的教派衝(chong) 突跟伊斯蘭(lan) 教的衝(chong) 突,在慘烈程度上麵也許不相上下,但是有的時候,有些社會(hui) 裏麵這種衝(chong) 突能夠導致一種文明的結果,比如宗教寬容,宗教自由,當時有一大批猶太人背景的人在寫(xie) 宗教寬容的著作。但是伊斯蘭(lan) 教內(nei) 部好象沒有尋找到這樣一個(ge) 出路,具體(ti) 原因都吸引我們(men) 再進行研究。我也不是專(zhuan) 門做伊斯蘭(lan) 教史的,我直觀的感覺是它沒有找出來,至於(yu) 為(wei) 什麽(me) 一定可以尋找到其內(nei) 部的理由。

 

下麵一個(ge) 就是關(guan) 於(yu) 原子化個(ge) 人主義(yi) 及西方社會(hui) 集體(ti) 性的消解。其實裏可以舉(ju) 出不同例子。一方麵是跟隨伊斯蘭(lan) 國的大多都是伊斯蘭(lan) 世界的移民後裔,他們(men) 為(wei) 什麽(me) 沒有跟西方融入?是不是西方的這種多元主義(yi) 開放政策還是有一些問題,並非真正開放?第二,就西方社會(hui) 本身原子化的程度,我看到一本書(shu) 比較受啟發,2000年的時候美國一位政治社會(hui) 學者普特南出了一本書(shu) 《獨自打保齡》,裏麵提出一個(ge) “社會(hui) 資本”的概念。為(wei) 什麽(me) 西方越現代化,它的社會(hui) 資本越薄,它對不同社群之間的紐帶性反而減弱,減弱之後就變成什麽(me) 呢?包括墮胎、同性戀,就變成什麽(me) 呢?變成一種無共識或者弱共識的多元主義(yi) ,這種多元主義(yi) 裏麵沒有實質性的原則,隻要你有組織,有主張,有你的愛好,你能夠遊行,找到公益律師,找到報紙版麵,你就能證明你的權利和正當性,你就能獲得國家法律保護。至於(yu) 國家要確定到底哪種生活可欲已經不重要了。關(guan) 於(yu) 這樣無共識的或者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無原則的民主生活,平等生活,早在伯拉圖的《理想國》裏麵就提示出來。柏拉圖痛心疾首的、最痛恨的是僭主的政治,那種不合法上位、渾身寫(xie) 滿欲望與(yu) 罪惡的威權現象,當然這個(ge) 惡政的來源卻是民主政治,因為(wei) 民主政治已經不講秩序、美德、智慧了,隻講力量展示和無原則的相互承認,追求無批評、無等級的一切趣味平等,一切美好的與(yu) 崇高的都會(hui) 在這種拉平化的邏輯下被消解。

 

當然,這種民主化已經抵達民粹化的邊緣,不是優(you) 良的民主。但民主的內(nei) 在邏輯裏確實有這樣演化的基因與(yu) 可能性,需要其他價(jia) 值和製度加以節製。這樣一種社會(hui) 演進或者現代化的傾(qing) 向,西方學者也是痛心疾首的。所以二戰以後才有共和主義(yi) 和社群主義(yi) 的興(xing) 起,才有商談理論。比如同性戀婚姻合法化之後,有人從(cong) 憲法的自由方麵歡呼,但是也有人越來越擔心社會(hui) 是不是越來越碎片化,越來越不負責任和缺乏最基本的敬畏、義(yi) 務與(yu) 道德感。就是這樣一種潛流,或者這樣趨於(yu) 解體(ti) 的社會(hui) 結構,本身是否將來也會(hui) 沒辦法對抗這樣一個(ge) 恐怖主義(yi) 的的反擊力量,我是擔心的。當然,你也可以說目前白人參與(yu) 比較少,但是任由這個(ge) 下去的話不會(hui) 少。所以卡梅倫(lun) 做出了反應,專(zhuan) 門製定五年公民教育計劃,不僅(jin) 是針對穆斯林移民,也針對本國公民,重新讓他們(men) 建立起一種對國家、對共同體(ti) 、對自身文明的實質性的信仰,而不是疏離的關(guan) 係,這樣一種反應其實我們(men) 應該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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