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祥龍的“思想避難”（楊曉華）

幾乎與新文化運動同時,中國的“國學複興運動”也開始起步了。所謂“國學”,就是中華民族傳統的人文社會學,就中國幾千年的民族傳統文化來看,國學又是以孔子代表的儒學為主體文化的民族傳統文化。從上世紀20年代劉師培、黃侃、陳漢章等提倡“保存國粹”,到上世紀90年代北京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以及兩年前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中國的“國學複興運動”已走過80餘年的曆程了。我們從眾多憂思中國傳統文化生存處境的學者中選取一位,以點帶麵,揭開中國人的“國學夢”之一角。

張祥龍先生看上去是一個麵容白皙、氣定神閑、坐下來可以與你進行平靜對話的讀書人。但在他冷靜的學術話語下,卻凝結著汪洋恣肆的浪漫、縱橫捭闔的想象、嚴峻的批判和深重的憂患。他受過馬克思早期著作的激勵,受過西方文學的熏陶,飄洋過海,精研西方哲學諸家源流,對現象學大師海德格爾和分析哲學大師維特根斯坦的學說用力尤深。但是,如今他最為充分的學術自信,卻延伸到了對儒家文化價值的維護和梳理上,他奉儒者的經典話語為為人處世的圭臬,著對襟布衣,在攘攘鬧市之中,獨得一方天地,與古往今來神遊交契。

2000年,當他第一次把“建立儒家文化保護區”的構想公諸於世的時候,輿論嘩然,支持者有之,反對者有之,更多的人則陷入了思考。

把儒教文化的“物種”保存起來

張祥龍先生常常提起他和著名哲學家賀麟先生的師生緣。賀麟先生的妻子和張祥龍的母親有同窗之誼,24歲的張祥龍,得以帶著對哲學世界的無窮好奇,聆聽這位東西融通的大師的言簡意賅的講述。在賀麟先生的推薦下,他還懵懵懂懂看完了生平遇見的第一本哲學著作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張祥龍認為,這個緣分是他後來迷上中國哲學的重要原因之一。

1977年,作為恢複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張祥龍邁進了中國的思想文化重鎮北京大學。在他自願選擇的哲學係裏,馮友蘭、賀麟、湯用彤、金嶽霖、馮友蘭、宗白華、朱光潛、洪謙、張岱年等東方文化研究的大家都曾執鞭講學。這種濃厚的中國氛圍對喜好哲學的他來說,無疑是一場思想的洗禮。

1986年到1992年,工作了幾年後的張祥龍赴美國留學,強烈的文化對比,激發了他對異域文化的強烈興趣,豐富多彩的宗教儀式,頻繁的宗教活動,普遍的宗教熱情,包括阿米什人維護自己信仰傳統、抵製現代文明的長期實踐,都直接刺激著他的情感和思想。他真切地感受到自身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文化稟性,他愈來愈體味到儒家文化的獨到和深刻。1992年張祥龍獲得博士學位,他選擇回歸之路的原因是我是中國人,中國文化才是我的精神家園。

他在北大外國哲學研究所擔任了教師,但是他遺憾地發現,學生們對海德格爾感興趣,對中國古學卻了無興趣。中國傳統價值處在危機中,中國儒學麵臨著邊緣化的危險。

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大陸,包括哲學在內的人文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氛圍日趨離散和消沉,在市場大潮的衝擊下,西方的現代化和市場哲學日益成為了中國人的主流話語。對於鍾情於儒家哲學價值探究的張祥龍來說,這是空前孤獨的精神境遇。

生存還是毀滅?幾千年的儒家文化,曾在中國曆史上連續寄托了無數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要義和生活方式就要瀕臨滅絕嗎?

由於全球化和西方主導的政治經濟文化潮流方興未艾,儒教的“上行路線”,即將儒教推進到“政治權力中心”,是絕難達到目的的。儒教的“下行路線”,即在民間社會中建立儒教團體法人,包括開辦書院、社區建設、慈善濟世、恢複孔廟的宗教功能等,也很難取得大的作為。

這樣,儒教的存在形態就隻能別求他路,不如找一條“中行路線”,這條路線的要義在於:專注於儒教的人間生活化和親子源頭性的特質,讓儒教獲得活生生的生活形態,由此煥發出儒教的潛在生機。具體的方法就是,複活已經被嚴重破壞的家族、家庭關係,讓儒教的禮、德教育生存於這種關係之中。

“為什麽在培育和發展出了一大係列的新稻種、新麥種之後,還要保存野生稻麥的活種呢?”

這是因為新種雖然在產量、抗倒伏方麵很先進,但不可能將它祖先的所有優勢都吸收進去。恐龍在動物世界中曾經繁榮一時,但是天時一變就灰飛煙滅,先前弱小的動物如哺乳類倒是大行其道了。

“老天爺”或者“上帝”,以單向延展的時間的流動,給生命的存在和演變製造了不可超越的“無知之幕”。麵對“天命靡常”的世事,隻有廣為儲備,與時俱變,才有可能長生久視,擁有十足的元氣和根本的安全保障。

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文化也是如此。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有著更加複雜的機製和特點。誰也無法預測,將來哪種文化形態可以很好地為人類提供生活的智慧和生存的方式。對我們的民族而言,這種曾經主導了中華文明數千年的思想文化體係和相應的生活方式,仍具有獨特的文化品性和優良的創新潛力,仍可能為當下和未來中華民族的生存饋贈極有價值的思想和存在之道,它理應像珍貴的自然的生態一樣,受到國家的保護。

經過思辨之後,張祥龍萌生了這樣的念頭:為什麽不能像自然保護區一樣建立文化的保護區呢?讓儒家基於血緣關係的耕讀傳家的文化在保護區內得以很好的保存和發展。

與現代文明對話的“理想人間”

“這不是烏托邦,這是真實的人間生活。”張祥龍說。烏托邦是空想,儒家的現世生活是存在過幾千年的曆史真實。

這種文化保護區在進入實際運作之前,必須進行嚴肅的學理的梳理和澄清。在技術上、政治上、生存形態、社會結構、生活結構等方麵把一切問題剖析透徹。還包括對世界上已有的類似的生活方式,如美國的阿米什人、過簡樸生活的人群,進行實際的調查研究。這是對人類生活形態的新探究。

無論希圖自足的願望有多麽強烈,這個保護區和現代文明處於相同的時空中,它們之間還是有著各種各樣的聯係。

張祥龍認為,這樣一種文化保護措施,必須得到官方的認可,這是先決條件。既然我們在政治上可以實行“一國兩製”,文化上為什麽不可以呢?這樣做對增加國家的國際感召力也是十分有利的。

在初始時保護區和現代文明的關係還是比較多的,比如起碼的法律保障、安全保障、簡單的生產和生活資料的儲備等,但是一旦正式開始正常生活,就盡可能地切斷與現代文明的聯係。

為了保障文化的純潔性,保護區也應建立核心區、緩衝區和邊緣區。邊緣區是和外界容易接觸的地帶,可以同外界進行物質的交換,但要做好防護,保持相當程度的隔離,出入境需要特定的審批。緩衝區可以接納某些參觀。核心區,是絕對不能受到外界的幹擾的。

保護區對年輕人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因為這裏完全滿足符合人性健康的需求。對青年人進行良好的教育並組織他們外出體驗,可以讓年輕人更多地感受到現代文明的嚴重弊端。

在這樣的保護區內,會不會出現大量的反叛行為呢?張祥龍認為可能性很小,因為原初居民的選擇是慎重的,比如農民,要求必須是祖輩有重視家庭家族關係的傳統,家庭關係也比較單純。維持文化認同的教育也是強有力的,以保障保護區人民的道德底線。

保護區的安全防務是依托於國家的,保護區在任何情況下完全忠於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在社會出現非常態的情況下,保護區以自己的非暴力主張和中立主義姿態來避免威脅。保護區不充當現實世界的政治權力中心的角色。

這樣一個人口在一萬到四萬、人際關係和諧自然、社會生活寬裕方便、道德風尚淳樸優良、文化藝術新鮮多彩的儒家社會,就構成了和現代文明世界的對照和對話。

張祥龍願意終身努力去實施這樣的保護區方案,他認為自己從小就有踐行理想的品質。

現在,人類的“進步”正在打開一個又一個瓶塞,放出管不住、收不回的妖精。因此,一個遺傳學、神經學、人工智能、納米技術、電子技術、生殖技術、太空技術支撐的“後人類”、“超人類”世界,有可能把人類導入更加茫然無措的荒謬境地。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張祥龍認為,真正的道路是“與時偕行”,適度地利用科技,從而保住“父母生養、延續民族、傳承人類、歸宗地球之身”。

這正是儒家文化保護區的深遠意義所在。“在未來的一百年、兩百年內‘保護’,將會比‘發展’更能打動人,更能召喚起做一個大寫的人的崇高本性。”張祥龍說。

刊發於《中國國家地理》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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