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10日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記者 何幹

 

 

 

 

今年9月28日，按公曆推算，是孔子2556年誕辰。由官方主持的大型祭典，以山東曲阜為中心，在全球聯合舉行。中央電視台進行了長達4小時的現場直播。出席公祭的各級官員和各界人士，祭拜如儀，盛況空前。祭辭則以一種欣逢盛世的情懷對以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傳統文化表示衷心的頌揚。

 

如此高調的官方祭孔活動在新中國的曆史上是第一次，去年的祭孔已經開始有了官方的性質，但規格要低得多。

 

在這個劇烈轉型的曆史時刻，這一事件很自然地被解讀為具有文化以外的意義。

 

還在孔子誕辰的前一天，徐友漁即在媒體上對第二天的公祭活動表示了質疑和不安，認為舉國同慶、全民公祭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嫌，於憲政和法理不符。

 

第二天，也就是祭典當天，鄢烈山接過徐友漁的話頭，在大眾傳媒上表示否定祭孔的目的，並懷疑文化保守主義者的真誠，批評康曉光以“儒教”為“國教”的主張，認為康曉光、蔣慶等人不是“癡人說夢”，而是在故作驚人之論。

 

近年來，在涉及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和對於未來社會發展的路徑選擇上，在麵對儒學，或者國學，儒教，或者國教的話題時，形成了新的知識分子話題。共同的問題，不同的主義之間，往往尖銳對立。

 

原本，這些不同的主義都“在野”，局限於思想範圍的操練，誰主沉浮尚屬未定之數，也說不上對現實社會的影響。但是，漸漸地，主流社會對它們的認同度明晰起來。批準成立國學院；允許公民個人以國學、儒家和儒教的名義公開活動；6月1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儒教研究中心成立”，國家宗教局局長出席掛牌儀式；直到公祭孔子。一個平等爭議中的知識分子話題遂出現明顯分野，“儒教”似乎已經引入主流社會，其地位也已經得以確立。這一開端十分引人注目。

 

而在主張以“儒教”為“國教”的保守主義學者中，以蔣慶和康曉光走得最遠、最堅決。蔣慶偏居貴州山區，少有發言，惟年輕而活躍的康曉光的言論最富於刺激性，被引用和被爭議最多，成為反對者的重點目標。在鄢烈山以前，學者張耀傑批評康曉光的文章，標題就叫做“妖言惑眾，以筆助孽”！

 

　　儒學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東西

去年11月8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了對康曉光的專訪。一個多星期後，康曉光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麽主張“儒化”——關於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保守主義思考》的演講，闡述了他的新保守主義的基本觀點。近年來，康曉光寫下了《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再論“行政吸納政治”》、《中國：九十代的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論合作主義國家》、《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文化民族主義論綱》、《中國特殊論：對中國25年改革經驗的反思》等大量的保守主義政論。《我為什麽主張“儒化”》是這些論著的提綱挈領的版本。

 

在這次激情演講中，他首先給出了對中國社會現狀的判斷。康曉光新保守主義是直接從對現實政治的剖析入手立論的，他對中國政治現狀和內在運行機製有過詳盡的論述。他認為中國社會業已形成一種“精英聯盟”，並且處於“精英聯盟”的穩定時期，這一穩定帶來了事實上的繁榮，也意味著對一部分人的剝奪，造成了廣泛的不公，“‘精英聯盟’說白了就是‘精英勾結，掠奪大眾’。”——這一部分的康曉光，尖銳而激憤。

 

而社會需要可持續發展，政府需要超越經濟目標去確立新的政治體製。要實現這些目標，康曉光認為，不能走民主自由政治的道路，因為“對於中國來說，西方式民主作為工具是沒有用的，作為價值是不好的”；因為它不一定能幫助實現社會公正，“還有可能帶來經濟衰退、政治動蕩、國家分裂”；因為它“無法在實踐中兌現自己的承諾，到頭來還是一套謊言”。要改變中國的現狀，更好的方案就是“仁政”，“用儒家的政治哲學規定中國的政治”。在此基礎上，康曉光描繪了“仁政藍圖”。

 

康曉光以他鮮明的觀點站到了新保守主義者的前列。

 

康曉光說他對社會的批判超過了很多自由主義者。他自嘲道：“有人說我是被‘禦用’的，扯蛋！誰會喜歡我？”同時，他強烈的保守主義言論也被視為另一種激進，他查看了網絡上的反應，是“叫好的少，亂罵的多”。

 

而各方麵對他的看法，康曉光一再強調，說好的說歹的，各種榮辱毀譽，對他來說，都沒有影響。

 

至於祭孔，其實早已悄然成為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傳統儀式”了。隻是在此之前，這類活動進入不了傳統媒體的視野。去年，康曉光就去曲阜祭孔了，並且獻上了祭辭。今年祭孔，他當然是高調支持，並且親身參與。不過，不是9月29日，他是10月2日去曲阜的，他屬於“民祭”。他們這一幫“民祭”的都是10月2日去的，9月28日的“公祭”沒有他們。

 

在“民祭”典禮上，康曉光麵前放著打開的筆記本電腦。他做了《儒化：關於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保守主義思考》的演講，繼續發揮他的“儒化”主張。

 

對於媒體近日對他的批評，他認為：一是情緒化的多，不通過分析；第二點是，問題不在祭孔不祭孔，有的人是在借題發揮，指桑罵槐，表達他們自己的政治文化觀點，“不是在罵我”。他說，“我感覺要是美國政府來祭孔，他們就不會罵了！”

 

“他們反對我的主要是‘國教’的說法。我是2002年就提出了，從來沒有改變過。我堅持認為，宗教對於一個社會是重要的。儒學對於中國人來說，不是一種學問，它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東西，經世濟用，廣義的宗教。”

 

 

與絕大多數文化學者不同的是，康曉光是從現實事務中走出來的。這種曆練對於成就現在的康曉光顯然是很重要的。由於這裏既有經曆，同時也涉及很多思想層麵的內容，采用他本人的自述比較忠實——

 

1986年大學畢業來到沈陽農業大學，報道的第二天就參加扶貧去了……開始接觸貧困問題。1990年到了科學院，科學院跟廣西是對口幫扶，號召和鼓勵科技副職，我就報名去了。在廣西呆了一年……

 

回來以後，寫了那本《中國的貧困與反貧困理論》。這本書到目前為止，在農村貧困研究方麵，應該說還是最好的。

 

當時中國的扶貧戰略一個是貧困地區的整體發展，一個是扶持當地的貧困人口。兩個目標始終是混在一起的，指向區域和指向貧困戶的目標不分開。扶貧政策是到縣的，錢到了縣裏怎麽用，上麵就不管了，在中央看來，錢撥出去了，但實際貧困人口的受益連百分之十都到不了。我當時來來回回地跑，對於扶貧的運行，特別是知道了那些精英們，掌握權力的，掌握財富的人，如何利用各種各樣的借口，如何利用各種各樣的機會，把一切的好東西都揣到自己的腰包裏，體會是很深的。所以，我們明確地提出三個轉變——由扶持貧困地區向貧困人口轉變，由以救濟為主向以開發為主轉變，由道義性扶貧向製度性扶貧轉變。其中特別強調扶貧到戶。始終喊這個口號，在會議上，電視上，媒體裏，不遺餘力地喊。

 

這段經曆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收獲是意識到做事之難！

 

現實中很多事情，人們之所以這麽做而不那麽做，不是知識問題，很多時候是利益支配。而利益往往是盤根錯節的，你每做一件事情，調整一個東西的時候，要觸動很多人的利益。特別是當你要觸動強者的利益的時候，那種事情就基本上是做不成的。而扶貧恰恰是從強者那裏拿到一些資源，把它交弱者。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康曉光有兩件事情，被遮蔽在日益高漲的國學和儒教話題背後。一件是扶貧工作，另一個就是他的一份“特殊的國情報告”。特別是後者，康曉光的同情心和道德感，獲得了廣泛的注意。事情得從2003年7月說起——

 

當時他正在忙著為一項“城市貧困問題”的實證研究撰寫總結報告，遠離京城的四川省成都市發生了一個社會事件：一個3歲的小女孩，隻有一個單親媽媽，6月4日，媽媽把她鎖在家裏，獨自出去了。後來，媽媽因在商場行竊被扣留，又因吸毒被強製戒毒。17天後，這個無人過問的女孩餓死在家中。這就是著名的“李思怡事件”。期間，她的媽媽曾多次提出家中有3歲的女兒，要求安頓好再接受戒毒；也曾跪地哭求警察；在押解去戒毒所的路上，她用頭猛撞警車車門。但這一切都沒能改變李思怡的命運。辦案警察沒有按規定給她們家、單位和居住地派出所送達《強製戒毒通知書》，知情的住地派出所沒有采取行動。

 

這個家裏一貧如洗，李思怡甚至沒留下一張照片，陪伴她的隻有一個已經褪色的絨熊玩具。

 

康曉光關注了3個月後，再也坐不住了。11月10日，他隻身來到成都。

 

一個月後，一本驚世駭俗的專著——《起訴》，印出來了。

 

他把他原定的研究報告方案推翻了，這本書接續了那個貧困研究課題，重點放在追問道德義務和製度失靈。

 

“你在一個酒足飯飽的幸福時代，活活餓死了！”康曉光提醒讀者，他沒有遵循冷冰冰的學術規則，使用了憤怒的詩性的語言。

 

“沒有人幸免於罪，我們就是李思怡的地獄！” 康曉光寫道。他以這本書在政治、經濟、社會、法律、道德等層麵為李思怡案“起訴”，並透過李思怡的悲劇檢索當前社會弱者的生存狀態，提出了“我們共同的責任”。

 

這部書稿在“考驗了中國出版界的良心”之後，終以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國情報告特刊”的名義，由康曉光自費印刷了3000冊。

 

康曉光說，他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沒有想太多，但後來回味的時候，覺得非常值得，對他的一生都很重要。他甚至說，別看我做了多少事情，寫了多少書，我一輩子有這一件事情都心平氣和了。

 

康曉光分析道：“對於弱者的救扶，製度也有，機構也有，人員也有，經費也有，但是，當人們真正需要的時候，像李思怡這樣的人需要的時候，一個都沒用。最關鍵的是人沒人味兒。整個道德倫理全都把窮人拋在社會之外。我認為這也是二十多年改革以後，到今天的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不僅僅是李思怡個人的問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最後，康曉光聯係到了儒家思想。他說，“李思怡正好跟我女兒一般大。這個對我的刺激特別特別大。我看到我女兒就要想起李思怡，想到李思怡悲慘而短暫的一生，我就心如刀絞。這件事情使我對儒家的理解加深了不少。我真正體會到同情心，一種完全非功利的東西，體會到什麽叫推已及人，什麽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本身是認為人有親疏遠近的，但它並不是說，人就隻關心自己親近的人。所謂‘忠恕之道’嘛，‘忠’就是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嘛，‘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嘛。通過這個達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海之內皆兄弟’，把仁愛普及到整個社會，最終達到一種大同世界。”

 

 

康曉光是一個爭議人物。說不清楚有多少非議是他獨特的個性和脾氣招來的。

 

當他遇到“道不同”，不與你為謀的時候，他才沒有耐心跟你浪費時間呢！他說話的方式基本上可以稱為直來直去不加修飾。當他拉著他天生的長臉討論問題的時候，仿佛他麵對的隻是問題，不是人。

 

今年8月，由文化熱心人士信力健先生出資邀集的持不同文化觀點的學者們在武夷山開討論會，稱為“武夷論道”。來的都是各有建樹的學者。在這個會上，康曉光是最年輕、最堅定的保守主義學者，其他持不同看法的學者分別比他大10至30歲左右。

 

康曉光發言不多，但他有3次發言令人印象深刻。第一天上午，在朱熹故居，盛洪講完開場白，秦暉發言了，袁偉時發言了。康曉光接著說話。他的話立刻令人麵麵相覷。他衝盛洪說：“這是一個什麽會？什麽人都搞在一起，這種討論什麽用都沒有。我們應該拿出一個東西來，再來跟大家討論，現在建設性的東西還不多，還不到與各家各派碰撞的時候。這種形式的論道希望是最後一次。”盛洪趕快圓場，說討論不一定要誰說服誰。

 

下午的討論袁偉時在發言中提到蔣慶。康曉光接過話說，你不了解蔣慶，不要這樣說。最後一次是一天晚上，輪到康曉光主持討論。袁偉時在發言中又提到蔣慶，照例是這樣開頭：蔣慶先生不在，但他在這裏，我也是這樣說——這一次，康曉光的耐心全消失了，他更生硬地批評袁偉時，沒有讀蔣慶的書就不要這樣說話！73歲的袁偉時立即回敬道：我讀過。而康曉光就沒有興趣主持討論了，請盛洪代勞，盛洪則一副長哥當父的樣子接受下來。當然，後來康曉光為自己的態度道了歉，但康曉光總算讓大家領教了他當仁不讓的脾氣。

 

這就是康曉光。沒有人會懷疑他不加修飾的個性。他勢必要為他直來直去的脾氣和不時流露出的智力上的優越感付出代價，在許多場合失去別人在第一時間喜歡他的機會。他自己也應該明白這一點，隻是他不以為然。他說他喜歡獨來獨往，從來不參加各種年會學會，除非是同仁會，武夷論道這種“打亂仗”的會很少參加。

 

在武夷山，康曉光這種當仁不讓的個性，還有一次表現。那是登山的時候，一位幫助會議做後勤的中年女性挎著一個包，康曉光注意到那個包的重量了，他請求她讓他來。該婦女堅持認為那是她的義務。而康曉光差不多是以麵對袁偉時一樣的不可辯駁的神態請求著。相持之際，康曉光的表情也跟在討論會上麵對對立的問題時一樣難以緩和。

 

2003年秋天康曉光在成都的出現，是李亞玲報道了李思怡事件之後的又一次感動。

 

在去成都調查李思怡案之前，康曉光在北京給李亞玲打過電話。後者那段時間已經感到壓力，不想再說這件事，也害怕再聽那種一開口就泣不成聲的電話。康曉光套了一陣近乎，沒管用。李亞玲說，你來了我不會見你。

 

康曉光還是去了成都。給李打電話，回答說，在上班，沒時間。他說，是我求你，我到你上班那裏去見你。李那段時間最怕有人為這事到單位找她，立即回答說，不要來，來了也不見。傍晚，他到了李亞玲的報社樓下，再打電話。李出來了，叫他上車，說，好吧，你住哪裏，我送你回住地。康一路求情，李無話可說。送到住地，該下車了，他坐著。突然，他哭出了聲來，孩子似地哭訴：“這世界到底是怎麽啦？”到此，李亞玲隻得放棄顧慮，給予了可能的配合。

 

　　李亞玲說，康曉光是她見過的“最像孩子的大男人”。

 

 

在反貧困領域中，最嚴重的問題也許不是人們慣常關注的“資金不足”、“人手不夠”、“製度不完善”，而是即使有了錢、人和製度也不能充分發揮作用。

 

     學者康曉光現居北京中關村，與李思怡生活在相距遙遠的兩個世界裏。一本黑漆漆封麵的冊子《起訴——為了李思怡的悲劇不再重演》，將兩人聯係起來。今年1月，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出資印刷了3000冊，春節之前給600多位副部級以上幹部各寄了一本。康曉光說，不寫出來，他無法解脫。

 

 

從2003年7月上旬開始，康曉光從互聯網上跟蹤這一被媒體和公眾普遍歸結為“警察瀆職的偶然事件”。作為研究貧困問題的學者，他的關注沒有停留在警察身上，而是走向縱深：李思怡是如何生活的？誰在關照她？那些應該關照她的人和機構都做了什麽？他們對李思怡之死應承擔什麽樣的責任？

 

康曉光：首先，李思怡的直係親屬負有責任，其他親屬、朋友和鄰居在道義上有幫助她的責任。除了這些“傳統的”責任主體之外，在現代社會中，政府和民間組織也負有這種責任。就中國而言，這些責任主體包括：民政部門（特別是兒童福利院和負責實施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機構），官方社區組織（街道、居委會或家委會），相關的官方權益保護組織（設在政府的委員會、婦聯和共青團），父母所在單位，還有形形色色的民間慈善組織。什麽樣的情況該由誰負責，《民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裏都有具體的規定。這樣，應該對李思怡負責的人和機構就成了我的調查對象。

 

2003年11月10日，就在李思怡案開庭審判的10天之後，康曉光來到成都，進行了7天實地調查。與以往不同，這一次，他沒有通過官方渠道安排調查，完全借助私人關係，迂回曲折地尋找知情者。

 

他會見了主審法官、公訴人以及見到過李桂芳的兩個記者，還走訪了李思怡所在社區的家委會（四川人對居委會的通常叫法）、派出所和街道辦事處，走訪了婦聯、共青團、民間公益機構。他的直接采訪對象還包括：李思怡的鄰居、家委會主任、政府官員，以及外圍的出租車司機、賓館服務員、商場售貨員和航空小姐。但他無法找到李現在的居所。康曉光說，這是最遺憾的事情。

 

記者：調查一定很難。

 

康曉光：確實不太容易。那天事先沒聯係，我直接去了青白江區團結村派出所。領導全不在。後來來了一位女警察，問我是幹什麽的，我給了她證件和介紹信，她一看就嚷嚷起來，中國科學院的管這事幹什麽。我也生氣了，大聲對她說，你管我是什麽單位的幹什麽，我是一個中國人想了解這件事不行嗎？她吃了一驚，然後扭頭走出值班室，再也沒進來。

 

經過艱苦的努力，康曉光看到了一家新聞單位采訪涉案警察和李桂芳的錄像，看到了警方現場拍攝的照片、現場勘查報告以及屍檢報告。警察在現場拍攝的照片令他此生難忘，櫃子裏的衣服都被翻出來，攤了一地……人們分析，饑餓的李思怡為了尋找食物翻遍了她力所能及的一切。

 

采訪中另一些遭遇更讓他難以釋懷：在政府機關，在法院，在家委會，在派出所，在社區，在賓館的電梯裏，在賣報亭邊，在出租車裏，在飯桌上，康曉光向各種各樣的人詢問同樣的問題，“你知道李思怡嗎？對這件事你有什麽感想？你打算為此做點什麽？”大多數人的回答都是，“有點印象，孩子死得慘，沒什麽打算。”一些人一無所知，但也不願意多問幾句。這種冷漠還表現為：無論是大權在握的政府官員，神通廣大的記者，還是聲名顯赫的學者，幾乎都不願意為他的調查提供幫助。

 

 

記者：看了李思怡的報道，你真的流淚了？

 

康曉光：這還能是假的嗎？有些東西是偽裝不了的！悲慘的事情見得夠多的了，但是這件事還是令人心如刀絞。我想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女兒和李思怡一般大。我發現網上也是這樣，那些反應強烈的，都是有一個差不多年齡的女兒或孫女、外孫女。

 

康曉光給自己的女兒取名“鹹若”，那是1999年他和妻子在浙江紹興大禹陵鹹若亭的偶得。“鹹若”二字取自《尚書》，意為“順其性、應其時、得其宜”。當他每天與女兒吻別時，看著她玩那些“很少玩過兩三天”得玩具時，另一個隻有一個破玩具、“圓圓臉、大眼睛，梳倆羊角辮，嘴很甜”的小女孩便幽然浮現。

 

記者：作為一個普通人，心痛、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一個學者，你為什麽會選擇這麽一個非宏觀的社會事件作為調研的對象呢？

 

康曉光：那段日子我確實沒法幹任何事，我總被這事糾纏著、折磨著。我妻子跟我說，你算是讓李思怡給毀了。

 

我們在研究城市貧困的時候一直在問，什麽是貧窮？誰是窮人？他們的錢是怎麽來的？是怎麽花的？有什麽樣的製度可以幫助他們？像再就業工程、低收入保障製度等一係列。這件事給我的震動是：當這一切都有了的時候，為什麽都沒用？為什麽最需要的人在最需要的時候，都得不到？

 

調查顯示，李桂芳沒有工作，長期吸毒，而且還販毒，並因為販毒被判了刑，案發時仍處於緩刑期。她沒有工資，除了親戚和鄰居提供的零星援助，其餘收入來自偷竊、販毒以及直接或變相的賣淫。沒有報道說母女倆得到過民政部門的救濟。兒童福利院也拒絕接收李思怡，因為她不是孤兒，她還有一個活著的媽。親戚拒絕收養她，即使有人想收養，也被她那吸毒的媽嚇跑了。李思怡經常被鎖在家裏，經常挨餓，小小年紀就被迫隔著窗戶上的鐵欄杆向窗外的過往鄰居乞討。法醫的屍檢報告也證實，李思怡“發育一般，營養較差”。

 

康曉光：李思怡是窮人中最窮的，弱者中最弱的人，她完全應該得到社會保障體係的援助。但是，在長達3年的時間裏，在那些機構知情的情況下，她沒有得到任何幫助！這件事比較極端，但它不是偶然。

 

我意識到，在反貧困領域中，最嚴重的問題也許不是人們慣常關注的“資金不足”、“人手不夠”、“製度不完善”，而是即使有了錢、人和製度也不能充分發揮作用。我要探究的，就是反貧困中的“製度執行失靈”問題。

 

記者：如果我辯解，這隻是一個偶然事件，這戶家庭的低保可能因為工作疏忽被漏掉了。

 

康曉光：不是這樣，李桂芳包括她的鄰居多次申請，都被家委會堅定地拒絕了。李桂芳父親在世的時候，有509元退休金，當時由家委會主任王大爺代管。李桂芳每天去拿十塊二十塊的，可以買米買菜，但買不了毒品。她父親去世以後，這筆錢沒了。我當時就問王大爺，李家母女應該得到低保，為什麽不給？他說怕李桂芳拿去買毒品。我說，你可以給她們辦低保，然後替她們管起來，李父活著的時候你不就是這麽幫助他們的嗎？他無言以對。

 

這位家委會主任說，李桂芳是全小區最受排斥和鄙視的人，她的朋友都是些亂七八糟的人，她隻與那些社會渣滓來往。

 

她也有自知之明，從來不和鄰居來往。

 

在康曉光的調查中，有一位大娘意見很大。她說居民提出李桂芳應該得到低保，但是王主任以其吸毒為理由不給她申報。群眾不滿，多次反映，但是王主任就是不給申報。大娘說李思怡就是王主任害死的，她的推理是：如果李桂芳有錢就不會出去偷東西，如果不出去偷東西孩子就不會被鎖在家裏，李桂芳也不會被警察抓走，那樣的話，孩子就不會死了。大娘還透露，這件事發生不久，王主任就“下台”了。

 

記者：這裏麵是否包含了社會的道德判斷，因為她行為不端，所以不給她呢？如果李桂芳僅僅是個下崗職工，她和小思怡的命運肯定不會這樣。

 

   康曉光：弱勢群體中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問題人群，像刑滿釋放人員。這些問題人群的貧困，很多是由於本人的過錯造成的。這樣的家庭，你要不要管它？問題還在於，這些家庭裏還有無辜的人，李桂芳吸毒，但李思怡並不吸毒。

 

現代家庭是生育和消費的單位，非常脆弱。而現代社會是一個大單位，當一個人在幼年和老年不能通過勞動養活自己，而所在的那個家庭又弱到沒有能力承擔的時候，社會就有責任來保障他。對現代國家而言，得到救濟是公民的權利，救濟別人是公民的義務。這是現代公益和慈善的區別。

 

記者：看來，在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弱者、該不該得到幫助的時候，出現了許多不應有的附加條件。

 

康曉光：對啊。2001年底，中央就規定低保要做到“應保盡保”，民政部製定的享受低保的唯一標準就是“家庭人均收入低於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不許附帶任何條件。但是，一些地方在執行的時候，總是增加一係列附加條件，把一些符合國家救濟標準的人排除在外。像有些地方規定，對用手機的、打麻將的、佩戴金銀首飾的，都會報請民政部門取消其低保資格，據說目的是“杜絕救濟懶人”。

 

在某些國家公務員的心目中，你必須家徒四壁、必須變賣所有家當包括結婚戒指、必須沒有任何過錯、必須終日辛勞還無法滿足溫飽、必須與一切現代文明提供的物質條件絕緣，才能得到他所掌管的、用全體人民的稅收支付的低保金。

 

康曉光在成都團市委權益部采訪時，一位領導沉吟良久說，“我們的一些工作人員確實缺乏權利意識和起碼的同情心。”康曉光將“製度執行失靈”原因歸納為社會道德的普遍缺失、政府有些部門運行的強權邏輯和某些公共知識分子良知的缺席。

 

 

從那些瀆職警察身上，人們感受到了寒徹骨髓的冷漠，連成都市政法委書記也用“冷血者”稱呼他們。但是，冷血症狀並不局限於個別幾個警察。

 

記者：那些鄰居都幹嘛去了，孩子餓了肯定會哭，他們難道聽不見？

 

康曉光：那是一個工廠的宿舍區，李家在一樓。我走訪的時候注意了一下，鄰居家都沒空調。出事時是6月份，天很熱，窗子應該是開著的，所以我想應該聽得到。

 

我去敲過李家樓上的鄰居家的門，開門的是個高大的男人，穿一身藍工作服。

 

我問他，樓下的孩子在家裏哭你能不能聽到，他說聽不到。我又問你們家平時給她家一些幫助嗎，他說現在這個社會各人顧各人，上班班上忙，回家家裏忙，沒有心思管別人的事。他說這話的時候，表情冷若冰霜，口氣粗硬，而且充滿了不耐煩。

 

我在調查中，沒有過多糾纏於“警察的冷漠”，而是去審視那些無所不在的無情和冷酷。

 

其實，像李思怡這樣的家庭，就是李桂芳不把孩子送到孤兒院，社會都應該強製剝奪她的監護權。而我們看到的卻是法院和孤兒院把孩子當球來回踢，都不願負這個責。

 

記者：寫完這本書，你真的解脫了嗎？

 

康曉光：心裏是好過些了，但沒有解脫。電話不斷，從全國各地打來的，還有從法國、從紐約打來的。人們很激動。

 

李思怡之死促生了一個她個人的公益紀念館和一個以救助兒童為宗旨的網站——思怡網（http：//www.lisiyi.org）。在她百天祭日，有網民宣布自己將在這一天禁食一天，所謂“我陪思怡走一天”；甚至有網民建議大家接力絕食17天，希望藉此喚起全社會的道德覺醒。這些提議未必“得當”，康曉光則認為，為了李思怡的悲劇不再重演，為了維護弱者的權利，賦予媒體應有的權利和提升全社會的道德水平，是當下應該做也能夠做的兩件事。

 

 

2003年6月4日中午，家住成都市青白江區的李桂芳把3歲的女兒李思怡鎖在家中，然後自己去金堂縣“找點錢”。她在金堂縣紅旗超市偷竊兩瓶洗發水時被保安抓獲。隨後被金堂縣城郊派出所警察帶回派出所。

 

在確認李桂芳吸毒之後，城郊派出所報請金堂縣公安局批準，決定依法對李桂芳實施強製戒毒。在此期間，李桂芳曾多次提出其3歲女兒被鎖在家中，要求先把女兒安頓好，再接受強製戒毒，但是無人理睬。她曾經跪在地上哭著哀求辦案警察解決孩子的問題。被警車押去戒毒所的路上，在她尋死覓活用頭連續猛撞車門的情況下，警察終於按照她提供的號碼給她姐姐打了電話，但電話無人接聽，警察也沒有再打電話。押解李桂芳的警車兩次經過她的家門，但是沒有停留。辦案警察也沒有按規定給李桂芳的家屬、單位和居住地派出所送達《強製戒毒通知書》。知道李桂芳被強製戒毒、也知道她的孩子被鎖在家裏的青白江區團結村派出所也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就這樣，一個孤零零的小生命被遺忘在房門緊鎖的家中。

 

17天後，2003年6月21日晚，在李桂芳的家中發現了小女孩的屍體。她仰臥在臥室門後，穿著紅色T恤和綠底帶白圓點的小背心，高度腐敗的屍體上爬滿蛆蟲，頭骨和頸骨外露，頭發散落在地上，她的“胃完全排空，胃壁萎縮”……

 

    ——摘自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國情報告特刊《起訴——為了李思怡的悲劇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