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中國文化托命之人

作者：許紀霖

來源：騰訊·大家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十月十八日己酉

           耶穌2015年11月29日

王元化先生不僅(jin) 留下了不朽的文字、永恒的智慧，更重要的，是留下了精神，一種擔當了文化傳(chuan) 承的精神。在今天這個(ge) 不再有英雄的時代，卻依然需要先生那樣的“文化托命之人”。

過去的我，有一個(ge) 習(xi) 慣，每年的11月30日都會(hui) 從(cong) 日程中留出來，留給王元化先生。這天是先生的生日，這天晚上，與(yu) 先生最親(qin) 近的學生、朋友都會(hui) 相聚一堂，為(wei) 老人家祝壽。起先是輪流做東(dong) ，後來先生年歲大了，走動不便，便固定在他常住的慶餘(yu) 別墅小餐廳裏。順便說一下，我妻子的生日也是11月30日，對我個(ge) 人來說，這很有一點家宴的感覺。

先生是1920年生人，與(yu) 我父親(qin) 同歲。家父走得太早，一次意外的腦溢血，就離開了人世。我是一個(ge) 遺腹子，父親(qin) 隻在照片上，在家人的描述中，習(xi) 慣成自然，也因此形成了我特立獨行的性格。直至在我40歲的時候，遇見了先生。因為(wei) 心靈的相契，漸漸走得很近，我感覺自己似乎有了一個(ge) 父親(qin) ，一個(ge) 精神意義(yi) 上的父親(qin) ——雖然在先生生前，我從(cong) 來沒有向他坦露過內(nei) 心的這一秘密。

我不想用慈祥來形容先生，那是先生給外人的形象。先生的晚年，慶餘(yu) 別墅那個(ge) 名為(wei) “清園”的小小客廳，每天先生被各路訪客包圍簇擁，若眾(zhong) 星拱月。先生有人格的巨大魅力，大家崇敬他，喜歡聽他談學問、論思想。他也來者不拒，有教無類，越到晚年，越喜歡熱鬧，對陌生客有求必應，從(cong) 簽名題詞到介紹關(guan) 係，給人以如浴春風之中之感。

不過，對身邊熟悉的人，先生卻有另外的一麵，他很嚴(yan) 格，嚴(yan) 格到有時不盡人情。我與(yu) 先生來往多了以後，他對我的要求逐漸變得嚴(yan) 厲，記得九十年代末，我曾經一度迷戀文化評論，報紙副刊上經常出現我的名字。先生每次見到我，都疾言厲色地批評我：“你少寫(xie) 報屁股文章！好好做你的知識分子研究！”我知道他對我有所期待，但又有點失望。但以我自以為(wei) 是的個(ge) 性，很難聽進先生的話。倒是有一次在閑談中，先生講自己的心得體(ti) 會(hui) ，說：“做學問要能夠沉得住氣，善養(yang) 大氣。如果一有點感覺，迫不及待就放掉了，最後是成不了大氣的”。我心頭一驚，恍然有悟，從(cong) 此收斂了許多。

與(yu) 先生走得比較近的學生、晚輩，大都可能都被先生罵過。有一天上海某出版社老總，突然很沮喪(sang) 地打電話給我，說先生為(wei) 了一本書(shu) 的排版和裝幀問題，對他大發雷霆。我知道先生眼界很高，有完美主義(yi) 的癖好，容不得一絲(si) 瑕疵。我對這位朋友說：“恭喜你，先生已經不把你當外人了！不過他不會(hui) 放在心裏，說過就過了，老兄千萬(wan) 不要生氣啊。”

到了晚年，由於(yu) 治病打針有副作用，身體(ti) 裏的激素失衡，先生的脾氣變得急躁，時有爆發的時候。但先生的難得在於(yu) ，事後意識到自己過分了，會(hui) 自我反思，有所補救。有一次我在他的房間裏打了幾個(ge) 電話，聲音幹擾了他寫(xie) 信，他對我發了一通火，讓我立即走人。那個(ge) 時候我已經非常了解先生，覺得是自己的不妥，沒有放在心裏。沒有想到，第二天先生專(zhuan) 門打電話給我，對我說：“對不起，我昨天脾氣大了一點，向你道歉。”我驀然驚呆，不知說什麽(me) 好，為(wei) 先生的誠懇感動。人常常會(hui) 犯錯，亦會(hui) 失態，聖人亦是如此。然而，德性高尚之人，乃是能夠直麵自己，承認錯失，尤其在晚輩麵前，更是難得的德性。試問天下諸君，又有幾人能夠企及？

先生是聖人，亦是凡人，亦聖亦凡。聖人可尊而不可學，凡人則不值得學也。但亦聖亦凡的先生之於(yu) 我，則是一個(ge) 令我敬畏又可親(qin) 近的精神父親(qin) 。西諺雲(yun) ：“仆人眼中無英雄”，這話不錯。但我更喜歡俄國的一句諺語：“鷹有時候比雞飛得低，但雞永遠不可能像鷹飛得那樣高”。

中國著名思想家、文藝理論家、自由派學者王元化先生，與(yu) 錢鍾書(shu) 並稱為(wei) “北錢南王”。

先生離開我們(men) 七年了，他在世的時候，我沒有意識到他對於(yu) 我與(yu) 這個(ge) 世界有多麽(me) 重要。但在先生告別儀(yi) 式結束的瞬間，當我看到平時非常熟悉的身影被推走送去另一個(ge) 世界，永遠不再回來的時候，我突然泣不成聲，無法自已，感覺內(nei) 心崩塌了很大一塊。我終於(yu) 意識到自己失去了精神的父親(qin) ，那是我人格上的引路人。他越是離我遙遠，我越是感覺到他的存在。有時候當自己無法在兩(liang) 難困境中做選擇的時候，我常常會(hui) 這樣想：假如先生在的話，他又會(hui) 如何做呢？以我對先生的了解，我知道他會(hui) 如何做，於(yu) 是我也就豁然開朗，知道自己該選擇什麽(me) 了。

先生走了之後，對我來說，這個(ge) 世界寂寞了許多。這種感覺，不僅(jin) 屬於(yu) 個(ge) 人，也屬於(yu) 先生生前所在的這所城市。上海的知識界，從(cong) 此再無精神領袖，中國的知識界，也少了一位旗幟性的人物。先生離開我們(men) 越久，越加感覺他存在的意義(yi) 。我常常在想，王元化先生，對於(yu) 中國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麽(me) ？

我曾經將他與(yu) 李慎之一起，視為(wei) 中國“最後一代士大夫”。所謂的“士大夫”，乃是有著家國天下情懷，有深刻的憂患意識，視天下為(wei) 己任。但他所擔當的，究竟是什麽(me) ？是自由主義(yi) 嗎？在世紀之交，有“南王北李”之說，有人認為(wei) 王元化與(yu) 李慎之是一南一北自由主義(yi) 的精神領袖，但將先生定位於(yu) 自由主義(yi) 者，寬泛地說，也不錯，在他的身上，的確具有蔡元培、胡適式的自由、寬容和多元，對民主社會(hui) 的向往和追求。然而，倘若簡單地將先生定位為(wei) 某某主義(yi) ，似乎很違背他的初衷與(yu) 原意，他的生前，非常不滿自己被劃為(wei) 某個(ge) 主義(yi) 的符號，反對打大旗、搶山頭，他說：“我不想參加什麽(me) 互助組、合作社，我一直是單幹戶！”這個(ge) 單幹戶，乃是在各種對立的思想與(yu) 潮流麵前，不輕信，不盲從(cong) ，不相信任何版本的“某某主義(yi) 才能救中國”。他奉陳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為(wei) 信條，凡事都要問一個(ge) 為(wei) 什麽(me) ，不喜歡簡單地歸隊為(wei) 某個(ge) 類。雖然經過痛苦的反思，先生從(cong) 崇拜魯迅轉向佩服胡適，但假如隻是將他解讀為(wei) 某種形態的自由主義(yi) ，顯然又將他思想的豐(feng) 富性、複雜性和矛盾性遮蔽了，將他超越各種主義(yi) 的開放胸懷說小了。

這幾年，我一直形容自己是“思想界的蝙蝠”。其實，這個(ge) 說法最早來自於(yu) 先生。他生前對我說過：蝙蝠是哺乳性鳥類，但它一直很尷尬，不受歡迎。去鳥類那裏開會(hui) ，鳥兒(er) 們(men) 對它說：你是哺乳動物，不屬於(yu) 我們(men) 。它去參加哺乳動物大會(hui) ，又被趕了出去，視它為(wei) 異類。先生講完這個(ge) 故事，異常堅決(jue) 地說：”我就是蝙蝠，我願意做到處不受歡迎的蝙蝠！”我知道，先生自稱蝙蝠，是有點悲涼的，因為(wei) 晚年的他，多少受到各方麵的不待見。原教旨派因為(wei) 他是思想解放運動和新啟蒙運動的旗手，而視之為(wei) “自由化思潮”的頭麵人物，而啟蒙陣營那邊又因為(wei) 先生在九十年代以後的反思，肯定傳(chuan) 統文化的價(jia) 值，又以為(wei) 他發生了“轉向”，成為(wei) 章太炎式“屁股向後轉”的保守主義(yi) 者，時有冷嘲熱諷。在激進與(yu) 保守的二元思維之中，先生成為(wei) 無法歸類之人。但無法歸類、不願站隊，正是先生的本意所在，當眾(zhong) 人紛紛挑邊站隊、抱團取暖的時候，孤身群外，側(ce) 身而立，“雖千萬(wan) 人，吾往矣”，是很需要一點勇氣的。

先生在一二九運動中加入革命，在日本人和國民黨(dang) 的白色恐怖下提著腦袋幹地下工作，在仕途最得意的時候被打成胡風分子，文革後複出位居中共上海市委宣傳(chuan) 部長，未滿一屆又提前下野，長期豐(feng) 富的黨(dang) 內(nei) 經曆、半個(ge) 世紀的坎坷人生，令先生的政治閱讀能力遠遠超乎於(yu) 一般自以為(wei) “懂政治”人之上，每每聽他解讀錯綜複雜的黨(dang) 內(nei) 曆史，都有一種庖丁解牛、老吏斷獄般的快感。先生不僅(jin) 是帷幕中人，而且對曆史、哲學與(yu) 人性有深邃的理解，因此他的觀察和思考有高度，也有深度。那一代人的政治情結本來是很濃厚的，他們(men) 的一生都與(yu) 政治糾纏在一起，剪不斷，理還亂(luan) ，他們(men) 熱烈地投身於(yu) 政治之中，政治又內(nei) 化為(wei) 自己的生命，成為(wei) 一代“政治人”，比如李慎之先生就是這樣，晚年他有強烈的文化關(guan) 懷，但無寧說，對文化的關(guan) 懷是從(cong) 屬於(yu) 政治目標的。

然而，元化先生在那代革命家之中，似乎有點另類。他的父親(qin) 是清華外文係教授，他從(cong) 小在清華園長大，耳濡目染，打下了書(shu) 生的底色，革命隊伍中的知識分子，其實有兩(liang) 種不同的類型，一種是有文化關(guan) 懷的“遊士”，但充滿了政治意識與(yu) 熱情，另一種是有革命情懷的知識人，雖然投身政治，但骨子裏還是一個(ge) 文化人。先生屬於(yu) 後一類，他年輕的時候是個(ge) 文青、乃至憤青，對魯迅頂禮膜拜，北平淪陷後逃難南下，懷裏藏著的是，是一張魯迅的畫像。來到上海之後，在江蘇文委做地下工作，以青年理論家在黨(dang) 內(nei) 小有名氣。建國之初，三十歲出頭就出任上海文藝工作委員會(hui) 文學處處長，用先生的好朋友、夏衍的秘書(shu) 李子雲(yun) 的話說：王元化當年飆得很！但突如其來的反胡風運動，將他打到十八層地獄之下，也打回了書(shu) 生的原點。先生讀書(shu) 最多的時期，是1956年到1966年那十年。有郭紹虞這樣的學術大家保護他，又有熊十力等多位大師指導他，他精讀黑格爾，專(zhuan) 研《文心雕龍》，翻譯西書(shu) ，學術基礎因此打得非常厚實。有一次先生與(yu) 我閑聊這段經曆，我對他說，您是因禍得福！假如當時您沒有成為(wei) “胡風分子”，到文革才被打倒，多做十年的官，您在學術上大概就被毀了。先生點點頭，頗同意我的看法。他說：“人在陷入困境的時候，隻要不自暴自棄，是自我完善的最好時光。”

資料圖：1982年，周揚（前左一）、顧驤（後左一）、王若水（後左二）、王元化（前右一）和周揚的秘書(shu) 小丁（後右一），

在天津迎賓館起草《關(guan) 於(yu) 馬克思主義(yi) 的幾個(ge) 理論問題的探討》，成為(wei) 當年“清除精神汙染運動”的導火索。

先生的性格裏麵，有政治人和文化人的兩(liang) 麵，但究其底色，政治是用，文化是體(ti) ，是他的終極關(guan) 懷。到了生命的晚年，特別是2004年之後，他似乎已經看破一朝時政。每次去看先生，告訴他一些傳(chuan) 聞，先生似乎都心不在焉，興(xing) 趣索然。反而每每抓住我，與(yu) 我談中國文化與(yu) 世界文化的大問題。先生之憂慮，乃是感到這個(ge) 世界出了大問題，問題不在政治，也不在經濟，而是最深層次的文化。當代人沉湎於(yu) 物質、沉湎於(yu) 世俗而不自知，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精神世界陷落了，世界的意義(yi) 、人生的價(jia) 值無人關(guan) 心了，這世界不再令人著迷。先生常常半夜醒來，再也睡不著，為(wei) 此而心焦，憂慮兩(liang) 、三千年的世界軸心文明，包括中國文明、古希臘文明、基督教文明，是不是會(hui) 毀在我們(men) 這一代人手裏？

當我追隨先生的憂思，思考中國與(yu) 世界大問題的時候，我逐漸明白了，先生對於(yu) 中國來說，乃為(wei) “文化托命之人”。無論是中國文化，還是世界文化，在抽象的精神背後，都有其肉身的寄托，從(cong) 而顯現出文化的主體(ti) 性，這個(ge) 文化主體(ti) ，就是自覺擔當和傳(chuan) 承文化的那些人，故曰“文化托命之人”。文化就是通過一代代托命之人薪火相傳(chuan) 、舊邦新命，得以創造性傳(chuan) 承的。

餘(yu) 英時先生在《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一書(shu) 中，分析了“文化托命之人”的遠古源頭。在先秦軸心文明誕生之前，文化主要保存在巫師那裏，巫師知曉天命，唯有他才能與(yu) 天溝通。但巫師缺乏文化的自覺與(yu) 人的自覺，既匍匐於(yu) 天命，又從(cong) 屬於(yu) 政治權力，沒有從(cong) 宇宙、王權中分化出來，成為(wei) 獨立的知識人。公元前500年的軸心文明大突破，誕生了孔子、老子，最早的“文化托命之人”出現了。這些文化先知與(yu) 巫師們(men) 不一樣，已經獨立擔當了文化，文化係統與(yu) 宇宙係統、權力係統發生了分離，成為(wei) 了獨立的道統。孔子說：“士誌於(yu) 道”，這個(ge) “道”，既是天道，又是人道，道不再神秘，在天命麵前人也不再被動，而具有了能動性。天道與(yu) 人道，天理與(yu) 人心已經相通，文化來自於(yu) 天命，又獨立於(yu) 天命，知識人成為(wei) 了“文化托命之人”。

張灝先生強調，中國古代有雙重權威，天子代表政統，士大夫代表道統，雙重權威皆來自天命，究竟孰高孰低？儒家認為(wei) 道統高於(yu) 政統，文化高於(yu) 政治，一代代中國士大夫雖然承擔著“為(wei) 生民請命”、“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人間使命，但是比政治更重要的，是文化的使命，是“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往聖繼絕學”。

這種將自身與(yu) 文化融為(wei) 一體(ti) 、擔當文化天職的精神自覺，到了近代中國，為(wei) 王國維、陳寅恪、梁漱溟等知識人所繼承。1927年，當北伐軍(jun) 兵臨(lin) 城下，王國維投湖自盡，一時猜測紛紛，許多人認為(wei) 王國維是殉清而死。但王國維在清華國學院的同事陳寅恪敏銳地指出，王國維並非殉清、乃是殉中國文化。他在悼念王國維的致詞中如此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wei) 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必受苦痛亦愈甚”。陳寅恪與(yu) 其說是解王國維，不如說是夫子自道，表明心跡，自己立誌以中國文化為(wei) 己任，成為(wei) “文化托命之人”。

先生對清華有揮之不去的感情，先生所認同的清華，不是那種校友或子弟式的母校崇拜，而是純粹精神性的，陳寅恪提出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正是他所理解的清華靈魂所在。從(cong) 王國維、陳寅烙，到王元化，有一個(ge) 一脈相承的傳(chuan) 統：為(wei) 文化之憂而憂，自覺地擔當文化複興(xing) 的使命。

凡是“文化托命之人”，內(nei) 心都有一些狂氣、熊十力、梁漱溟狂在臉上，王國維、陳寅恪與(yu) 先生狂在心裏。但他們(men) 都狂而不妄。抗戰時期的梁漱溟，香港淪陷之後步行逃亡回內(nei) 地，一時沒有消息，輿論驚呼：梁先生失蹤了！幾個(ge) 月以後在桂林出現了，大家對梁漱溟說，我們(men) 都在為(wei) 你擔心。梁漱溟頗不以為(wei) 然，說我怎麽(me) 可能會(hui) 死？我如果死了，天地將為(wei) 我變色、曆史將為(wei) 我改轍，那是不可能的！梁漱溟自認擔當天命，天命擔於(yu) 一身，天理在我心中，故無所畏懼，敢於(yu) 在天廷向天子錚言。假如沒有一點擔當天命的狂氣，一般凡夫俗子是扛不住的。

陳寅恪與(yu) 先生在“有所為(wei) ”上不及梁漱溟，但他們(men) 一生都做到了“有所不為(wei) ”，哪怕泰山壓頂，也不肯隨聲附和，不說一句敷衍的假話。先生因為(wei) 胡風案件被隔離審查的時候，組織對他說，你隻要承認胡風是反革命，你就解脫了。但先生偏偏認死理，不肯說違心話。他回答：“說胡風有思想上的錯誤，我承認，但說他是反革命，我想不通，沒法認。”因為(wei) 不肯說違心話，本來不是胡風小圈子的王元化，被認為(wei) 態度最惡劣，而列入胡風分子，被打入另冊(ce) 。

孔子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wei) 也。”“進取”之狂者固然可敬，但一生守住“有所不為(wei) ”的狷者，豈非與(yu) 一時之“有所為(wei) ”同樣難得，甚至更難？先生很喜歡孟子的“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我家客廳一直掛著先生為(wei) 我書(shu) 寫(xie) 的這三句話。三個(ge) “不能”，皆是狷者之道，但唯有自覺意識到“文化托命之人”，背後有一個(ge) 超越的信念支撐。才能守得住人格的尊嚴(yan) 。

說到以文化複興(xing) 為(wei) 己任，不要以為(wei) 這些“文化托命之人”念念在茲(zi) 的文化，隻有中國，而無世界。陳寅恪有言：“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這句話乃是文化自覺之最準確表達。是的，陳寅恪、王元化這些“文化托命之人”，固然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以中國文化為(wei) 本位，但他們(men) 心目中的中國文化，不是封閉的，與(yu) 世界文化相對抗；而是開放的，盡量“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他們(men) 是文化民族主義(yi) 者，同時也是天下主義(yi) 者，關(guan) 懷整個(ge) 人類的命運，思考整個(ge) 世界的文化。

與(yu) 陳寅恪先生一樣，元化先生對中國古典學術有很深的造詣，義(yi) 理、考據、詞章皆有所通，同時對西方學問也下過苦功，黑格爾、莎士比亞(ya) 、俄國19世紀文學，都是他精通的領域。我記得，先生對研究中國古典的學生，時時叮囑他們(men) 英語一定要學好，多讀西方的經典；而對他欣賞的從(cong) 事西學的有為(wei) 學者，又常常感歎：他要是能懂一點中國的曆史與(yu) 思想，就不得了！像先生這樣從(cong) 民國過來的一代學者，絕無中學、西學的門戶之見，他們(men) 的視野是超越中西、打通古今。古今中西，皆在法眼之內(nei) 、掌握之中。在先生去世的時候，我在《讀書(shu) 》雜誌發表過追憶先生的文章，篇名用的是先生的一句話：“我是19世紀之子”。19世紀是博大的，開放的、多元的，東(dong) 海西海，心同此理，不是東(dong) 風壓倒西風，也不是西方壓倒東(dong) 風，而是古今中西，八麵來風。先生所心儀(yi) 的19世紀俄國文學是如此，晚清的康有為(wei) 、梁啟超、嚴(yan) 複、章太炎這些大師們(men) ，關(guan) 懷的也是超越古今中西的人類共通的文化命運，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在上個(ge) 世紀末，思想界流傳(chuan) “南王北李”的同時，在學術界還有一個(ge) “南王北錢”的說法，這兩(liang) 種說法的同時並存，表明先生跨越了思想與(yu) 學術兩(liang) 界，大概很少有誰能夠像他那樣，在學術上與(yu) 錢鍾書(shu) 比肩，思想上與(yu) 李慎之各領風騷，雖然先生對這兩(liang) 個(ge) 說法都不以為(wei) 然。90年代以後，思想與(yu) 學術斷裂，中國的知識分子一部分循入學院，甘為(wei) 某細微領域的專(zhuan) 家，孜孜於(yu) 學科內(nei) 部的雕蟲小技，不再有超越碎片化的大關(guan) 懷；另一部分則活躍於(yu) 媒體(ti) ，成為(wei) 職業(ye) 型的“知道分子”，但常常“公共太多、知識太少”，遊談背後，無學理支撐。針對這兩(liang) 種極端的分化與(yu) 弊端，先生提出了“有思想的學術”與(yu) “有學術的思想”，意思說，學問者要有思想的關(guan) 懷，思想者須有學理的背景。學術與(yu) 思想本來就不該兩(liang) 分，合者共美，分則兩(liang) 傷(shang) 。先生自己所追求的境界，正是“有思想的學術”與(yu) “有學術的思想”。他一生寫(xie) 了不少學術文章，這些文章絕對不是純粹的談玄理、玩考據，弄詞章，背後都有很深刻的關(guan) 懷和思考。隻是有些明顯，有些隱晦，一般讀者看不出來而已。他晚年也喜歡用訪談的方式發表自己對中國與(yu) 世界、文化與(yu) 社會(hui) 的看法，但這些談論的背後都有他平時積累的學理背景，有曆史的深度和跨文化的廣度。

上個(ge) 世紀末的上海，是一個(ge) 大家如雲(yun) 的文化大都會(hui) 。我當時就特別注意到，不少學問大家，見到先生時都非常尊敬，可以發現，那是一種從(cong) 內(nei) 心發出的由衷敬佩。假如按照專(zhuan) 業(ye) 成就，馮(feng) 契先生的哲學、章培恒、錢穀融先生的文學、陳旭麓、朱維錚先生的史學，可能都在先生之上，為(wei) 什麽(me) 他們(men) 還是在學問上那樣真誠地佩服先生呢？一開始我不太明白，後來慢慢清楚了，因為(wei) 先生是跨學科、打通文史哲的大師。他就像一個(ge) 體(ti) 操全能冠軍(jun) ，在單項成就上可能不及馮(feng) 契、章培恒、朱維錚等先生，但他的研究是將義(yi) 理、考據和詞章貫通了的。

資料圖：1981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hui) 第一屆文學評議會(hui) 成員攝於(yu) 北京。

左起：呂叔湘、李容、朱東(dong) 潤、吳世昌、蕭滌非、夏鼎、王力、錢鍾書(shu) 、王起、王元化、王瑤、鍾敬文

中國的學術傳(chuan) 統，雖然有經史子集之分，但四部之學從(cong) 來都是分類不分家，學問上都是打通了來研習(xi) 的，然而到近代之後從(cong) 西方借來的學科分際，使得文史哲之間、人文學科與(yu) 社會(hui) 科學之間壁壘森嚴(yan) ，即使在同一學科內(nei) 部，也是互為(wei) 溝壑。有些名氣很響的專(zhuan) 家，隻要一出本學科，便天下無人識此君，而大部分學者的活動空間，僅(jin) 僅(jin) 限於(yu) 二級學科乃至三級學科的狹隘領地。先生生前是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文係中國文藝批評專(zhuan) 業(ye) 的博士生導師，還是國務院第一、二屆中文學科的評議組成員，但我聽到他講過好幾次：“我又不是搞文學的，我是一個(ge) 雜家！”

我的理解，這個(ge) “雜家”，並非學無所本的文人之學，乃是貫通文史哲的大家。這乃是五四一代的精神遺傳(chuan) ，與(yu) 他所崇敬的魯迅與(yu) 胡適在風格上有相通之處。如果說魯迅是文學家，魯迅先生聽到以後必定不屑一顧，他給兒(er) 子留下的最後遺囑就是“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胡適先生是什麽(me) 家？也很難定位，“中國哲學史大綱”寫(xie) 了半部，“水經注”做了一半，“紅樓夢考證”開了一個(ge) 風氣，如果按照專(zhuan) 業(ye) 的成就，都比不上他的學生輩馮(feng) 友蘭(lan) 、顧頡剛和俞平伯。不過胡適是一個(ge) “但開風氣不為(wei) 師”的跨學科人物，1953年大陸為(wei) 了批判胡適資產(chan) 階級反動學術思想，在幾乎所有的學科裏麵都對他發動了圍剿：文學、曆史、哲學、社會(hui) 學、政治學、法學……幾乎所有人文社會(hui) 科學領域的最頂尖學者都被迫站出來批胡適，肅清其在自己專(zhuan) 業(ye) 上的流毒，在學術上與(yu) 他劃清界限，足見胡適在民國學術界巨大的跨學科影響。對於(yu) 元化先生在中國學術地圖上的定位，似乎也可作相應的理解。是的，在今天這個(ge) 專(zhuan) 業(ye) 化時代，要找一個(ge) 學有專(zhuan) 攻、成就斐然的專(zhuan) 家不算難，但要找到一位像先生那樣的學貫中西、打通古今、縱橫文史哲、對自然科學與(yu) 社會(hui) 科學也有所涉獵的大家，太稀罕了。

先生不僅(jin) 學問好，最重要的是有智慧。智慧像一把撒在湯裏麵的鹽，看不見，找不到，卻融化在知識裏麵。許多專(zhuan) 家徒有專(zhuan) 業(ye) 知識，但缺乏大智慧，就像一鍋缺鹽的原湯，淡而無味。先生健談，縱橫天下，上下千年，思想在各個(ge) 領域自由奔馳。記憶之好，知識之淵博，在我認識的前輩學者之中，幾乎無人可比。但最難得的是先生的談吐中有大智慧、大見識。他的客廳經常高朋滿座，很多人慕名前來享受智慧的沐浴。有一次我陪一個(ge) 企業(ye) 家去見先生。這位企業(ye) 家也算結交廣泛，出門後對我感歎說：“我見了不少省部級領導，許多老幹部退下來之後，世態炎涼，過去圍著他轉的人都不見了。王先生從(cong) 部長的位置退下來以後，還是門庭若市，還更熱鬧了，王先生真是一個(ge) 有大智慧的智者啊！”我很有同感，權力是有保鮮期，過期就作廢，但一個(ge) 人擁有了智慧，即使肉身化為(wei) 泥土，文字背後的智慧，卻與(yu) 日月同在。知識也會(hui) 過時，但智慧將超越歲月，化為(wei) 人類永恒的文明遺產(chan) 。

先生倘若不死，今天是九十五誕辰，我們(men) 將再次聚會(hui) 在一起為(wei) 先生祝壽。如今白雲(yun) 蒼狗，先生駕鶴遠去，我們(men) 隻能在先生的墓前相會(hui) 了！人間再無大智者，世界也因此荒漠許多。然而，先生不僅(jin) 留下了不朽的文字、永恒的智慧，更重要的，是留下了精神，一種擔當了文化傳(chuan) 承的精神。在今天這個(ge) 不再有英雄的時代，卻依然需要先生那樣的“文化托命之人”。隻要這一精神還在，中國文化就不會(hui) 亡，人類命運就有希望。

　王元化先生與(yu) 夫人張可

責任編輯：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