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wei) 社會(hui) 狀態的憲政和民主：重新發現嚴(yan) 複

作者：趙尋

來源：弘道書(shu) 院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九月廿二日癸未

              耶穌2015年11月3日

很感謝“公法論壇”給我這個(ge) 機會(hui) 來作這個(ge) 對話。很感謝大家這麽(me) 晚還在這個(ge) 地方認真聽，但越排在後麵講，我就越有理由和責任要往把討論帶向更深處，所以很覺得對不住大家。2009年我在北大法學院做過一個(ge) 講座，“中國現代思想中的民主主義(yi) ”，主要是考察近代以來對民主製度的理解；今天要講的主要內(nei) 容是“作為(wei) 社會(hui) 狀態的民主”，試圖從(cong) 正麵來說明我所理解的民主。二者之間，有轉折，有轉進。跟我們(men) 對話的主題“儒家憲政”，也並不遊離。

先從(cong) “今天，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要談儒家憲政？”這個(ge) 問題談起。這是我決(jue) 定接受這個(ge) 對話的以來，翻來複去問一直在心裏追問的。“儒家憲政”的背後，曆史的吊詭、理論的吊詭都非常之多：比如說，在中國並不存在真正意義(yi) 上的儒家憲政實踐，甚至也很難說有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憲政理論。可是，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要談“儒家憲政”？到目前為(wei) 止，我並無答案。但有一個(ge) 思考的方向，也就算作答案，那就是為(wei) 了未來中國的社會(hui) 建設。

這個(ge) 社會(hui) 不是一般所謂的以“家庭”為(wei) 核心的“自然社會(hui) ”，而是“政治社會(hui) ”。而且，這裏的“政治社會(hui) ”，也不是黑格爾等人所說的“國家”的代名詞，而是指包括國家在內(nei) 的更廣闊的政治性社會(hui) 建構領域，所以也不是近些年一些人所說的“市民社會(hui) ”。這個(ge) 區別我一會(hui) 兒(er) 再講。但為(wei) 什麽(me) 會(hui) 把問題集中在“政治社會(hui) ”上麵呢？

我們(men) 知道，最近有關(guan) “新儒家”的討論裏麵有一個(ge) 很重要的變化，就是有所謂“大陸新儒家”的崛起，批評此前“台港新儒家”論述的過於(yu) 哲學化，以及局限於(yu) 台港的邊緣視角等，提出中國不管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都已經有了嶄新的變化，因而要恢複儒學的大陸本體(ti) 。因為(wei) 我自己是2008年才到香港大學工作，此前在北京大學跟錢理群先生讀博，在北京教書(shu) ，對這些論述背後的人際情況和知識氛圍都很了解，但經曆著與(yu) 北京特別是北京大學很不相同的環境，所以對台港的反應也很關(guan) 注。他們(men) 的看法基本上是說，所謂“大陸新儒家”把問題過度聚焦在政體(ti) 、製度等問題，其實是一個(ge) 非常大的偏失；未來儒家的發展可能著力的地方，恰好不在於(yu) 此，而在儒家社會(hui) 的建設。因為(wei) 時間關(guan) 係，這裏不去具體(ti) 地講，但我要說，這是一個(ge) 非常觸動我的看法。

很多年以來，我一直在思考儒家思想與(yu) 製度的關(guan) 係，對長期以來存在的孔子“為(wei) 萬(wan) 世立法”問題——最初是孔子為(wei) 漢代立法，後來變成了為(wei) 萬(wan) 世立法——非常疑慮。試想，如果把有關(guan) 儒家製度建構的神話，變成一個(ge) 理論問題，這究竟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問題？如果儒家真的是一套主要跟製度有關(guan) 的，為(wei) 製度而存在的理論的話，五四對它的批評就是正確的，它就真的得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的種種負上責任。

想這個(ge) 問題的時候，也難免會(hui) 去想西方——現代以後，我們(men) 都不得不生活在一種比較的視野裏——我們(men) 知道，在西方曾經出現過政教合一的基督教國家，基督教在政治的治理方麵，有儒家要更直接、更切實的經驗。可是，基督教主要是為(wei) 了那樣一個(ge) 國家或者帝國的治理而存在的嗎？沒有疑問，基督教的自由、正義(yi) 諸觀念是憲政的基礎，但這和憲政製度的建構，不僅(jin) 不是一回事，而且不正好是互相對立的嗎？如果，我們(men) 認定，以夫子為(wei) 代表的儒家真的誌在“為(wei) 萬(wan) 世立法”，那我們(men) 就不能不思考“萬(wan) 世”究竟是什麽(me) 意思。要知道“萬(wan) 世”即“非一時”、“非一世”的直接的當下，如何為(wei) 它“立法”？什麽(me) 是“法”？

我自己長期以來的學術研究都集中近現代思想史，近年轉向儒家，一個(ge) 很重要的原因，即是因為(wei) 儒家在當代的崛起，使我越來越關(guan) 心儒家在現代中國的失敗。這一失敗，長期以來被解釋為(wei) 西方衝(chong) 擊的結果。可如果我們(men) 真正熟悉中國的曆史，就會(hui) 發現，儒家的自我瓦解已經不是第一次，而可以說是不斷地碰到自我瓦解、自我顛覆的危機。其中最重大的變化，至少有秦漢之際的變化、唐宋之際的變化，接下來才是我們(men) 所謂的中、西的相遇——從(cong) 中國內(nei) 部來看，這一相遇也不過是恰好跟中國曆史自身的變化重合在一起：我的意思是，如果沒有西方的衝(chong) 擊，沒有西力的衝(chong) 擊，晚清同樣會(hui) 發生一個(ge) 非常重大的變化——這就是從(cong) 晚明以來一直被延擱、保留在《明夷待訪錄》等書(shu) 中的、對民權的追求。在這樣的視野之下來想這個(ge) 問題的時候，我們(men) 也許就會(hui) 有不一樣的考慮。

假如我們(men) 還能肯定，更新之後儒家能繼續存在，儒家將以什麽(me) 樣的方式存在？我想製度方麵的創製立法，隻是一方麵了。而更重要的，在我看來，還是前麵所說的“政治社會(hui) ”的建設。這是我自己思考的一個(ge) 大的背景。

這些年，我一直在寫(xie) 一個(ge) 叫《中國近代思想與(yu) 文明》的大書(shu) 。討論的核心，簡單說，就是他們(men) 怎麽(me) 看“文明”。我想，我們(men) 今天可以很容易達成一個(ge) 共識，即沒有人再認為(wei) 儒家是非文明的，大家都會(hui) 覺得，由儒家和儒家文化主導的中國曆史時期是一個(ge) 文明社會(hui) 。可是，一旦我們(men) 進入晚清，一旦把這樣的想法放到晚清，就完全扞格難通了：我們(men) 首先看到的第一個(ge) 觸目驚心的現象就是，中國文化、中國社會(hui) 、中國人，被描述為(wei) “野蠻”或者“半野蠻”。

引進這些看法的人，最初當然是傳(chuan) 教士，可這也是直接影響中國近200年——晚清到現在已經是170年——思想世界的最重要人物，如康有為(wei) 的潛在看法，是他尋求變法的最重要的動力。實際上，晚清最重要的思想人物，如嚴(yan) 複、梁啟超、章太炎，也大都如此。四人以外，其他人不僅(jin) 隻有弟子輩的身份，五四之前，思想上也甚少有出於(yu) 他們(men) 的範式之外者。

但四人當中，我特別關(guan) 心兩(liang) 個(ge) ：嚴(yan) 複和章太炎。雖然我也做康有為(wei) 研究，可發現，康有為(wei) 並不重要。世人所謂的“康梁”，康有為(wei) 對梁啟超的影響很快就終結了，實際上是嚴(yan) 複在影響梁啟超，隻是因為(wei) 知識結構的限製，任公一開始沒有辦法全盤接受嚴(yan) 複。關(guan) 注章先生，當然因為(wei) 章先生跟國共兩(liang) 黨(dang) 的關(guan) 係。拋開這個(ge) ，最感興(xing) 趣的還是嚴(yan) 先生。這當然是因為(wei) ，實際上，衝(chong) 破前述那樣對中國文明的負麵看法的隻有嚴(yan) 先生和後期的梁任公；但，也許更重要的，是因為(wei) 對嚴(yan) 先生的一個(ge) 重新發現——嚴(yan) 先生對西方“社會(hui) ”的發現。

我覺得，不管是我們(men) 中國人還是西方人，都把嚴(yan) 先生看得過低。嚴(yan) 先生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人呢？用我們(men) 某位偉(wei) 人的話說，是“那些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人們(men) ”中的一個(ge) 人。可是，向西方學習(xi) 真理，也可能學得不好，反而把一些真理念錯了，然後就誤導了這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當然，還有另外的讀法。我們(men) 知道，史華慈有一個(ge) 很著名的研究叫“尋求富強——嚴(yan) 複與(yu) 西方”。其中，史華茲(zi) 已注意到，嚴(yan) 先生與(yu) 維多利亞(ya) 時期的英國及其思想界之間，有一個(ge) 直接性的關(guan) 係，但並未解明這一關(guan) 係。這需要一個(ge) 更好的比較視野。

先來看，維多利亞(ya) 時期究竟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時期？那是工業(ye) 革命完成的時代，大英帝國的高峰，統治著全球1/4的領土和人口，以及幾乎全部的海洋……但，這裏想談的，是這些的背後的內(nei) 容。嚴(yan) 先生在皇家海軍(jun) 學院留學的時候（1877-1879），馬克思正在倫(lun) 敦（1849-1883）流亡生涯的末期；作為(wei) 後發現代化國家的來人，他們(men) 矚目的，幾乎是同樣的維多利亞(ya) 英國最重要的思想家：達爾文、斯賓塞、穆勒、赫胥黎……甚至，兩(liang) 人的住所，也相距不遠。

可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總是傾(qing) 向於(yu) 把嚴(yan) 先生的著作，降為(wei) 學生意義(yi) 上的可能不正確的翻譯作業(ye) ，而對馬克思的，則奉為(wei) 批判資本主義(yi) 的洞見？如果說嚴(yan) 先生初履倫(lun) 敦時，可能麵臨(lin) 著知識儲(chu) 備的不足問題，但嚴(yan) 先生12歲入船政學堂學習(xi) 西文，回國後久為(wei) 洋文總教習(xi) ，開始著述時已過不惑之年，對中西之學都有了艱苦的準備。我們(men) 有設麽(me) 理由先驗地預設，在嚴(yan) 先生那裏，必須有某種不可逾越的理解障礙？

好在這裏的目的，並不就是要將嚴(yan) 先生與(yu) 馬克思相比。而是要由此揭示嚴(yan) 先生之翻譯的特質。和一般所謂的客觀的、對等的、反映式的翻譯大不相同，嚴(yan) 先生的翻譯更像是“個(ge) 人編譯”。“嚴(yan) 譯八種”完全圍繞著一個(ge) 中心：維多利牙英國思想家群體(ti) ；而翻譯的方式也非常特別：其中大量的“嚴(yan) 複氏曰”、“嚴(yan) 複按”，有很多長度都超過正文的篇幅。但對嚴(yan) 先生這些按語的內(nei) 容，我們(men) 何曾把它們(men) 放到正確的位置上去進行過研究？從(cong) 來沒有人認真考慮過：嚴(yan) 先生自己對維多利亞(ya) 英國的直接觀察，包括對維多利亞(ya) 時期英國的思想、文化、社會(hui) 的直接觀察，才是他翻譯的目的所在。然而，我自己的研究表明，事實正好如此。

與(yu) 嚴(yan) 先生的工作意義(yi) 相當的，是托克維爾當年對美國及其民主的考察。

我這裏的意思，也正是就要把嚴(yan) 先生放到托克維爾的位置上去。雖然我們(men) 現在還沒辦法想象，英國人最終會(hui) 謙虛到要把嚴(yan) 先生奉為(wei) 英國思想上的恩人，像美國人看待托克維爾那樣去看待嚴(yan) 先生。中國人也不會(hui) 聽從(cong) 我的建議，而會(hui) 繼續躺著說，嚴(yan) 複也沒那麽(me) 重要。但嚴(yan) 先生當年的工作正如托克維爾，他們(men) 所揭示的都是某種一旦離開他們(men) 的經驗，即再也無法親(qin) 切認識和把握，甚至必然偏離的巨大對象。我們(men) 來看看，嚴(yan) 先生所觀察的英國和英國的思想界，究竟代表著什麽(me) 吧。

我們(men) 都知道嚴(yan) 先生觀察的主要對象是斯賓塞，甚至可能知道，斯賓塞與(yu) JohnSturt Mill(小穆勒)關(guan) 係不錯，斯賓塞的有機社會(hui) 觀念來自埃德蒙·伯克，其自由主義(yi) 思想更可以直接從(cong) 曼徹斯特學派直接追溯到洛克，等等。但斯賓塞究竟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人呢？不錯，斯賓塞是籠罩19世紀後半期的巨人，但今天我們(men) 則覺得斯賓塞完全不重要了，還沒有什麽(me) 施米特重要。當然，在西方，斯賓塞也不重要了。一些研究他的人都極端孤獨，因為(wei) 沒有人願意再討論這個(ge) 。可是，我想再問一次，斯賓塞究竟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人？

如果我們(men) 要承認有一個(ge) 理論叫社會(hui) 科學理論，有一個(ge) 學問叫社會(hui) 學的話，那麽(me) ，斯賓塞就是其開創者。他是緊接著孔德出現的，形成現代社會(hui) 科學的最重要的人物。嚴(yan) 先生的社會(hui) 學——“群學”——眼光和自信，也恰是來自於(yu) 此。在這樣的視野下，我們(men) 再來看嚴(yan) 先生的工作，問題也許就不會(hui) 再集中在，所謂的是否誤解了進化論——應該是“演化論”——的問題，是不是誤解了自由主義(yi) 的問題，而是，嚴(yan) 先生透過以斯賓塞為(wei) 代表的維多利亞(ya) 時期思想界，發現了什麽(me) 的問題。嚴(yan) 先生發現了什麽(me) 呢？

前麵說過，“政治社會(hui) ”。嚴(yan) 先生發現維多利亞(ya) 時期英國的強盛，源自於(yu) 他們(men) 有一個(ge) 強大的“政治社會(hui) ”。

換言之，我完全不同意史華慈的看法。我以為(wei) ，嚴(yan) 先生不僅(jin) 沒有把國家的富強作為(wei) 首要的目標，而且從(cong) 根本不可能這樣。嚴(yan) 先生發現，在中國晚清的思想界大家已經誇誇其談的民主、憲政，討論的無非是“作為(wei) 政府形式”的民主與(yu) 憲政製度——雖然這很重要，而對維多利亞(ya) 時期的英國來說，更重要的恰好是，“作為(wei) 社會(hui) 狀態”的民主和“作為(wei) 社會(hui) 狀態”的憲政。

所謂“作為(wei) 社會(hui) 狀態的”，即是指民主與(yu) 憲政的基礎與(yu) 根本。嚴(yan) 先生講，“自由為(wei) 體(ti) ，民主為(wei) 用”；憲政為(wei) 體(ti) ，民主為(wei) 用。其“體(ti) ”之所在，民主與(yu) 憲政的根基所在，即在“自由”之中，即在“政治自由”的社會(hui) 實踐和建構之中——對嚴(yan) 先生來說，此即“地方自治”的憲政實踐，與(yu) “主權在民”的公民建構之中。

所以，嚴(yan) 先生對當時的晚清思想界是嗤之以鼻，隨意褒貶的。在甲午之戰還沒有終結的時候，嚴(yan) 先生已經在《直報》發表他的四論，強烈攻擊以韓愈道統論為(wei) 代表的儒家道路，批評晚清政府，可說已經到了完全不給自己留有任何餘(yu) 地的程度。這樣巨大的自信與(yu) 勇氣，正是來源於(yu) 確信自己已經把握了維多利亞(ya) 英國的根本，把握了現代文明的根基——甲午之敗，不過是對其十多年前預言的驗證而已。

實際上，也隻有在這樣的理解之下才會(hui) 發現，嚴(yan) 先生對維多利亞(ya) 英國及其思想界的長期關(guan) 注，不僅(jin) 不是對晚清糜爛現實的躲避，而是如同托克維爾在法國革命之後對美國的奔赴——背後的理由，同樣都是，對未來世界之必然的發現。那是真正的勇氣所在。很可惜，今天沒有時間把這個(ge) 思路完全貫徹下來。隻能再講一點嚴(yan) 先生與(yu) 托克維爾對各自的舊製度的批判。

嚴(yan) 先生認為(wei) ，要使未來中國產(chan) 生維多利亞(ya) 英國一樣的自由社會(hui) ，就必須要進行一種文明批判。所以，嚴(yan) 先生也可能犯了一輩子最大的錯誤（？），那就是開始對中國文明史進行了係統的攻擊。嚴(yan) 先生采用了斯賓塞的人類文明的四個(ge) 階段說：

第一階段，SavageSociety,嚴(yan) 先生譯為(wei) “蠻夷社會(hui) ”；認為(wei) 這個(ge) 階段中國早就過了。

第二階段，PatriarchalSociety，嚴(yan) 先生翻成“宗法社會(hui) ”。我們(men) 知道Patriarchal的詞根，與(yu) “父權”、主教、宗教有關(guan) ，嚴(yan) 先生很果敢把它譯成了“宗法”。但這裏的“宗法”與(yu) 我們(men) 後來講的“封建宗法”也不一樣。因為(wei) 嚴(yan) 先生認為(wei) ，四千年中國社會(hui) ，從(cong) 商周到他所在晚清之世都是“宗法社會(hui) ”。這樣一來，所謂“奴隸社會(hui) ”就不存在了。而且，嚴(yan) 先生對四千年中國還有一個(ge) 判斷，叫“七份宗法，三份軍(jun) 國。”什麽(me) 是“軍(jun) 國”呢？

嚴(yan) 先生把斯賓塞的文明第三階段“PoliticalSociety”翻成了“軍(jun) 國社會(hui) ”。這就更有意思了。其實，PoliticalSociety還有一個(ge) 說法：Modern Society，也就是“現代社會(hui) ”。“軍(jun) 國社會(hui) ”，完全是嚴(yan) 先生從(cong) 斯氏有關(guan) 現代國家邊界的防禦等具體(ti) 論述出發進行的創製。從(cong) 翻譯的角度，可能是我們(men) 最不能接受的一個(ge) 譯名。

但想一想，四千年中國曆史中已經有三份的現代國家色彩了，且是從(cong) 秦代開始已經是這樣，晚清以來，有誰有過這樣的論述呢？沒有。最近一個(ge) 日裔美國學者把這當做自己的學術發現，四處宣講，殊不知完全是沒做過基本的中國學術功課。這個(ge) 順便敲打一下。但嚴(yan) 先生為(wei) 自己設定的文明批判的目標，卻正是要讓中國的七份宗法一份份少下去，讓三份軍(jun) 國一份份多起來。

所以，在這個(ge) 過程當中，嚴(yan) 先生對由章先生及其代表的《民報》路線，當然隻能是迎頭加以痛擊了。因為(wei) ，在他看來，革命派宣傳(chuan) 的排滿、排外的“民族主義(yi) ”，不過是“宗法社會(hui) ”的“種族”觀念的古舊貨色。而當今之世，乃以公民為(wei) 核心的“政治社會(hui) ”，隻有地方自治和主權在民的憲政路線，方為(wei) 合宜。

嚴(yan) 先生當年對章先生的批評，姿態過於(yu) 驕激，言辭過於(yu) 尖刻，我也覺得不太正確。但更為(wei) 意氣用事的，是章先生和“民報”諸人，他們(men) 不僅(jin) 對自己的種族主義(yi) 路線不知反省，而且覺得自己驪珠在握，對嚴(yan) 先生所揭櫫的“公民愛國主義(yi) ”（civilpatriotism）嗤之以鼻。這是應該嚴(yan) 厲譴責的。但如此應該譴責者，又豈止章先生及其周邊？時至今日，我們(men) 又有幾人知曉nation-state的nation，本即是“公民”之意，而不是如章先生當年那般？

在我們(men) 今天看來，嚴(yan) 先生對中國文明的批判，也還是有著不小的遺憾——尤其是，對儒家政治思想與(yu) 實踐的正麵意義(yi) ，肯定不足——但這種對嚴(yan) 先生的重新發現式的解讀，卻對我們(men) 重新理解中國曆史，尤其是突破那種“漆黑一團的野蠻中國”的曆史觀，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啟示。

實際上，到了自己思想成熟時期、歸隱學林的梁任公對中國文明的看法，更接近嚴(yan) 先生文明批判的用心，符合嚴(yan) 先生最初的期待。而這也構成了梁先生晚年的弟子們(men) ，尤其是現代新儒家，最直接的思想資源和知識資源——這些人裏麵不僅(jin) 包括張君勱、梁漱溟，也包括後來的“戰國策派”。隻是非常不幸，這樣一派對中國曆史文明的看法，後來很快被另外一種“物/力史觀”所顛覆，而且一直延續我們(men) 至今。在這樣“物力史觀”主導之下的所謂“文明複興(xing) ”和“文明崛起”，其結果將是什麽(me) 呢？我們(men) 拭目以待。謝謝大家！

注：作者簡介：趙尋，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

責任編輯：雅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