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ti) 的法理重構——論公元4至6世紀中國的“大分裂”

作者：徐辰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原道》第26輯，東(dong) 方出版社2015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九月初五日丙寅

           耶穌2015年10月17日

內(nei) 容提要：自東(dong) 漢末年開始，中國陷入了長達三百餘(yu) 年的“大分裂”。西晉王朝表麵的統一隻是其中一個(ge) 短暫的插曲，它的崩潰卻標誌著“大分裂”進入了一個(ge) 全新的階段。公元4至6世紀的分裂既是漢末分裂狀態的延續，又增添了新的複雜因素，使得分裂狀態維係得特別長久。“大分裂”的根源何在，重建於(yu) 其上的隋唐帝國，其政治共同體(ti) 的法理基礎又何在？這都是非常重要的議題，而在這些議題背後，更深層的，則是有關(guan) 政治共同體(ti) 重構的普遍性問題。

關(guan) 鍵詞：政治共同體(ti) ；分離主義(yi) ；民族主義(yi) ；共同體(ti) 的精神基礎

公元311年，匈奴人攻破洛陽，西晉這個(ge) 曾經結束漢末以來分裂狀態的大一統王朝宣告崩潰。這個(ge) 短暫王朝最後的執政者，也就是“八王之亂(luan) ”的勝出者東(dong) 海王司馬越，在洛陽陷入重圍前病逝，其部眾(zhong) 在扶柩東(dong) 歸的途中為(wei) 羯人追及，十餘(yu) 萬(wan) 人俱被殘殺。司馬越身前最為(wei) 器重的臣僚王衍亦被羯人俘虜並殺害。但是，司馬越與(yu) 王衍這一對“王與(yu) 馬”的組合，在南方早已有了新的對應物（司馬睿與(yu) 王導），[1]後者幸運地避過了這場被後世稱作“永嘉之亂(luan) ”的浩劫，他們(men) 小心翼翼地保存著江左這一片晉室的樂(le) 土。在孤城長安亦陷重圍後，司馬睿與(yu) 王導佯作姿態表示要北上勤王，事實上卻未發一兵，等到長安陷落的消息傳(chuan) 來，他們(men) 立即宣告自己是晉室的繼承者，是為(wei) 東(dong) 晉。司馬睿登極時並沒有獨享龍床，他慷慨地邀請王導同坐禦位。時諺有雲(yun) ：“王與(yu) 馬，共天下”，這並非民間的誇張鋪陳，而是有關(guan) 江左政治的貼切描述，田餘(yu) 慶先生稱之為(wei) “門閥政治”。門閥政治是漢末以來士族分離主義(yi) 的極端化，皇權政治遭遇了徹底解構的命運。[2]

就在江左特殊型態的新政權形成時，匈奴、羯、氐、羌、鮮卑等胡族部落在西晉王朝中原故地上先後建立了諸多胡族政權，並引起了一係列的戰端，史稱“五胡亂(luan) 華”。所謂“五胡亂(luan) 華”，其實是西晉邊疆問題中心化的結果，它為(wei) 漢末以來的分裂狀態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因素（民族問題），使得統一的問題變得更為(wei) 複雜起來。此後南、北政權的主要困擾分別在於(yu) 分離主義(yi) 與(yu) 民族衝(chong) 突，在它們(men) 徹底解決(jue) 各自問題之前分裂局麵都難以結束，即使偶然出現統一該局麵也注定難以持久。因為(wei) 分離主義(yi) 與(yu) 民族衝(chong) 突限製了南北雙方的政治動員能力，雙方都無法發起富有成效的北伐或南征，即使出現偶然性的成功，南北戰爭(zheng) 的成果也會(hui) 因為(wei) 政治整合能力的缺失而付諸東(dong) 流。其結果最終不過是將本來隨著漢族流亡政權南移的分離主義(yi) 帶回北方，或是將北方胡族政權內(nei) 遷後的民族衝(chong) 突蔓延至南方而已。真正意義(yi) 上的統一其實是南、北雙方的一種時間上的競爭(zheng) ，何者率先解決(jue) 自己的問題，就將在對抗中取得優(you) 勢。公元4至6世紀的分裂與(yu) 統一是本文的中心議題，而在這個(ge) 議題背後，更深層的，則是有關(guan) 政治共同體(ti) 重構的普遍性問題。

一、分離主義(yi) 的極端化：門閥政治

皇權在中國古代政治體(ti) 係中處於(yu) 核心地位，然而重建於(yu) 江左的晉室政權卻是皇權政治的獨特型態，或者說是一個(ge) 例外狀態。東(dong) 晉的皇權依賴於(yu) 門閥間接地維係著國家的統治，門閥（而非皇權）才是東(dong) 晉的政治核心。東(dong) 晉政治的穩定與(yu) 否，取決(jue) 於(yu) 門閥之間的平衡與(yu) 否，平衡則穩定，失衡則動蕩，皇權隻是門閥名義(yi) 上的共主罷了，由於(yu) 門閥之間的相互製衡，司馬氏的皇權才得以在夾縫之中苟延了一百餘(yu) 年，因此如前所述，史學家將這種政治形態稱為(wei) “門閥政治”。當然，“門閥政治”並非一個(ge) 冒然出現的狀態，它其實是西漢中葉以來士族崛起現象的一種極端性呈現方式。自漢武帝崇儒後，“士大夫”逐漸取代“遊士”成為(wei) 主要的輔政者，兩(liang) 者的不同在於(yu) ，“士大夫”背後有地方宗族的勢力作為(wei) 憑籍，而非僅(jin) 僅(jin) 依靠自己的知識獲用於(yu) 朝廷。[3]而以東(dong) 漢的黨(dang) 錮之禍為(wei) 標誌，皇權政治完全腐化，作為(wei) 皇權衍生者的外戚與(yu) 宦官主宰了政權，排抑了士族的政治參與(yu) ，破壞了東(dong) 漢既有的政治格局，因此士族的國家意識轉而趨淡，分離主義(yi) 意識增強，漸漸地演變成了一股股獨立的地方勢力，並因此成為(wei) 政治共同體(ti) 的離心力。

正是因為(wei) 這些分散的分離主義(yi) 勢力的存在，東(dong) 漢末年以來的分裂狀態特別難以結束。而盛行於(yu) 此時期的無君論則在觀念上否定了皇權政治的正當性。但相較於(yu) 消極的無君論，積極的虛君論顯然更具現實意義(yi) ，以王弼、何晏為(wei) 代表的“貴無”論，為(wei) 皇權政治的轉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持；以向秀、郭象為(wei) 代表的“崇有”論，則是皇權與(yu) 士族的衝(chong) 突最終得到調和的標誌。無論是“貴無”還是“崇有”，其實都是要求皇權“無為(wei) ”，它們(men) 是相同主張在不同時期的體(ti) 現。[4]太康元年的平吳之役後，終於(yu) 統一天下的西晉王朝，亦不得不屈從(cong) 於(yu) 此種既存的分離主義(yi) 狀態，故僅(jin) 以“孝”（而非“忠”）相標榜，以為(wei) 安邦之計，分離主義(yi) 正式合法化。“求忠臣必於(yu) 孝子之門”乃古之美訓，然而西晉時期，“忠”與(yu) “孝”成為(wei) 了競爭(zheng) 關(guan) 係，最終“忠”為(wei) “孝”所完全吸收，“忠”的範圍縮小到門閥之內(nei) ，共同體(ti) 則徘徊在解體(ti) 的邊緣。此後皇權則無為(wei) 於(yu) 上，士族之間則通過“婚”“宦”的方式相結於(yu) 下，政治共同體(ti) 呈現出一種鬆散的形態。晉武帝死後，皇室內(nei) 部為(wei) 了爭(zheng) 奪皇權而導致的“八王之亂(luan) ”，進一步消耗了皇權的正當性與(yu) 實際控製力。而在接踵而來的“永嘉之亂(luan) ”中，隨著東(dong) 海王司馬越（皇室最後的威權主義(yi) 者）的病逝及其部眾(zhong) 的覆沒，皇權徹底衰落。衣冠南渡後，勢孤力薄的司馬睿，隻能藉由門閥的扶翼才得以賡續晉室的皇統，並無振興(xing) 皇權的資本，其本身也隻是門閥用以緣飾政權的傀儡而已，一個(ge) 以門閥為(wei) 中心的虛君時代正式來臨(lin) 。

東(dong) 晉政權是一種“懸浮型政權”，[5]它隻是一個(ge) 由地方離心主義(yi) 勢力組成的鬆散聯盟。門閥衝(chong) 擊了政治共同體(ti) ，朝廷無法在超越門閥的更大範圍中構建權威，所以它並不能直接地統治國家，隻能依賴門閥來保障政權的存續，以及為(wei) 江左提供一種最低限度的政治秩序。而作為(wei) 工具理性體(ti) 係的軍(jun) 隊則處在門閥的控製之下，軍(jun) 隊一方麵是其對抗中原胡族政權的依靠，另一方麵也是其對內(nei) 爭(zheng) 奪政治控製權的工具。但等到京口的流民軍(jun) 形成後，門閥與(yu) 軍(jun) 隊的關(guan) 係開始了微妙的變化。流民軍(jun) 是以北方的流民充作兵源，以久曆疆場且與(yu) 流民兵卒原本就有統屬關(guan) 係的流民帥領轄，它是一股新勢力。這一勢力在挫敗了盤踞荊州的門閥王敦的叛亂(luan) 後，獲得了重要的影響力，並很快醞釀成了著名的“蘇峻之亂(luan) ”。這場動亂(luan) 雖然最終被東(dong) 晉政權平息下來，但它預示了流民軍(jun) 將不斷地擴大其獨立性，尤其是北府軍(jun) 創建後，流民軍(jun) 獲得了穩定的建製並趨於(yu) 集團化。而在北府軍(jun) 的創建者謝玄（謝安之侄）隱退後，北府軍(jun) 更是逐漸擺脫了門閥的控製，它作為(wei) 一種獨立的力量搖擺於(yu) 各個(ge) 門閥之間（繼士族謝玄、王恭之後而接掌北府軍(jun) 者，是寒門將領劉牢之，他是這種搖擺狀態的代表人物，其反複於(yu) 各股政治勢力之間，顯示了他拙劣的政治技巧，也反映了流民軍(jun) 對成為(wei) 一支獨立力量的不知所措[6]）。另一方麵，士族南渡後，因應江左的地理、風情，多采取莊園型態的組織，而放棄了以往的塢壁型態，其部曲多轉為(wei) 佃客，大大地降低了士族與(yu) 平民之間的人身依附關(guan) 係，從(cong) 而弱化了其宗鄉(xiang) 武裝，故逐漸喪(sang) 失了武力上的自主性。[7]流民軍(jun) 的獨立，以及宗鄉(xiang) 武裝的弱化，最終導致了江左政權型態的轉變，南朝劉宋的建立則是其標誌。

但南朝劉宋的建立並不意味著皇權政治的完全恢複，門閥政治並未隨著東(dong) 晉政權的結束而終止，因為(wei) 皇權並沒有取得對門閥的絕對支配，相反，門閥雖然不能再像東(dong) 晉時期那樣左右皇權，但是它仍然製約著皇權，此為(wei) 門閥政治的餘(yu) 波，也可以稱之為(wei) 門閥政治的第二期。雖然在此期門閥政治中，門閥的影響力弱化了許多，但它們(men) 仍然控製著龐大資源（土地與(yu) 人口），導致皇權的活動空間非常有限。皇權仍然須倚重門閥，而且由於(yu) 門閥在政治與(yu) 文化上的優(you) 越地位，朝廷仍然得依靠他們(men) 來治理國家，所以廟堂之上依舊充斥著士族。而且，士庶之別仍然非常嚴(yan) 格，即使是深獲君主重用的文官或武將，也不因其權位而得以提升其社會(hui) 地位。《世說新語》記載：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南史·侯景傳(chuan) 》亦雲(yun) ：“（侯景）請娶於(yu) 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yu) 朱張以下訪之。’”可見，君主對於(yu) 門閥的問題亦毫無置喙的餘(yu) 地。同時，南朝在建立後，它仿效西晉時期的做法派遣皇室子弟赴各地擔任刺史、郡守，可是這些皇室官僚們(men) 不僅(jin) 沒有藉此有效地控製地方，反而被地方士族所左右，形成“封建的地方分權”，這意味著以官僚組織為(wei) 主導的帝國體(ti) 製並未恢複。[8]皇權政治是一個(ge) “君主—官僚”的理性體(ti) 係，僅(jin) 有威權主義(yi) 的君主，卻沒有官僚組織的輔助，這種皇權政治的集權程度是極為(wei) 有限的，或者說是一種蹩腳的皇權政治。雖然軍(jun) 隊重新收歸皇權，但官僚製度卻從(cong) 未恢複健全狀態，這使得南朝的皇權政治頗不上軌道，且更類似於(yu) 陳誌讓教授描述的“軍(jun) 紳政權”，而非一個(ge) 常態的政治體(ti) 製。另外，在門閥政治的格局下，由於(yu) 作為(wei) 政治主體(ti) 的門閥是多元的，政治處於(yu) 高度不穩定的狀態。門閥之間的平衡是很難維係的，門閥之間總是在尋求平衡點，因而總是處在結盟與(yu) 對抗之中，其中消極的例子是王敦和桓溫，[9]他們(men) 先後成為(wei) 門閥政治的代表人，卻想獨掌政治，甚至萌生取司馬氏政權而代之的野心，他們(men) 在其他門閥的聯合對抗下先後失敗，但桓溫的勢力敗而未亡，其餘(yu) 波在其世子桓玄的引導下，最後還是顛覆了司馬皇朝，建立了一個(ge) 極其短暫的桓楚政權。雖然桓玄最後事敗身死，但他成為(wei) 了劉裕篡晉的開路者，後者在討伐桓玄的戰役中獲得了政治軍(jun) 事的控製權，其威望與(yu) 實力在是役中達到其人生中的一個(ge) 高峰（劉氏的另外幾個(ge) 高峰分別是追隨劉牢之挫敗孫恩的天師道作亂(luan) 、平息天師道在盧循、徐道覆指揮下卷土重來的反叛以及北伐中原收複舊都），這為(wei) 他以後創建劉宋政權積累了重要的資源。

出身寒微的劉裕毫無疑問地具有高超的政治手腕與(yu) 軍(jun) 事天賦，在門閥環視的政治局勢下，他這個(ge) 曾經的“田舍翁”竟能超然於(yu) 當時的政治生態，以微賤的出身淩駕於(yu) 所有門閥之上，確實令人歎服，但其所開創的劉宋政權並沒有完全改變門閥政治的狀態。而且，雖然政治主體(ti) 趨於(yu) 單一化（多元的門閥→單一的皇權），但南朝劉宋的政治也並不穩定，正是圍繞著皇權，劉宋政權內(nei) 部展開了持續不斷的相互殘殺，尤其以明帝劉彧為(wei) 代表，這位早年也曾飽受迫害的君主，為(wei) 了剪除來自皇室內(nei) 部的威脅，將擁有兵權或聲望的兄弟一一殘殺。[10]而且，劉宋政權那些起自寒門的最高統治者，缺乏特定的文化熏陶與(yu) 政治訓練。雖然創業(ye) 之主劉裕很注重自己文化修養(yang) 的提高，常與(yu) 名士談玄（當然這也是他仍然不得不向門閥妥協的一個(ge) 證據），而且他也在長期的政治軍(jun) 事鬥爭(zheng) 中得到了極為(wei) 殘酷的訓練，但他的後嗣則養(yang) 尊處優(you) ，且沒有門閥式的祖訓宗規，肆意放縱，導致了劉宋政治品質的低劣。最終，劉宋政權被另一個(ge) 軍(jun) 人領袖蕭道成取代，當然蕭齊政權，同更晚的梁、陳政權一樣，都隻是此種劣質皇權政治型態的延續而已。其中尤以陳朝最為(wei) 不堪，因為(wei) 在梁末的侯景之亂(luan) 中，衣冠世族被戕害殆盡，且國家已陷入四分五裂的混亂(luan) ，陳霸先雖然以建康為(wei) 中心創建了陳朝，但喪(sang) 亂(luan) 之餘(yu) 的陳朝並沒有能力討平各地的軍(jun) 事分離勢力，隻能曲以優(you) 容，以求各自相安無事而已。

二、分離主義(yi) 中的皇權：東(dong) 晉、南朝失落的皇權政治

但皇權也並不是一直無所作為(wei) ，相反，它一直在尋求伸張。晉元帝司馬睿自登基始，就不滿於(yu) “王與(yu) 馬，共天下”的格局。他重用刁協、劉隗、戴淵等寒士，想用他們(men) 逐步消除門閥的政治影響，恢複皇權政治，結果遭致江左門閥的一致反對。在王導的默許下，鎮守荊州的王敦（王導堂兄）舉(ju) 兵反叛，獲得門閥支持，領軍(jun) 攻入建康，殺刁協等人，失意的晉元帝則鬱鬱而終，皇權對門閥政治的第一次反動宣告失敗。當然，後來王敦想結束司馬政權，自己取而代之，就得不到門閥的支持了，誰也不希望某個(ge) 門閥獨大，尤其不能容忍它試圖轉化為(wei) 皇權，握有重兵的王氏取代司馬氏，將會(hui) 締造一個(ge) 強勢的皇權，其他門閥必然會(hui) 抵製這種情況的出現。所以王敦的第二次舉(ju) 兵在其他門閥的聯合對抗下失敗，王敦則病逝於(yu) 軍(jun) 中，這也可以說是門閥對皇權的一種變相壓製，將一個(ge) 可能的新皇權扼殺在未萌狀態。敦亂(luan) 平息後，庾氏代替王氏成為(wei) 門閥代表，晉明帝又想恢複皇權政治，他重用司馬宗與(yu) 虞胤對抗門閥，結果被庾氏挫敗，這是皇權對門閥政治的第二次反動，亦告失敗。庾氏勢力大增又破壞了門閥的平衡狀態，於(yu) 是王導與(yu) 郗鑒合作製約之，恢複了門閥之間的相對平衡。庾氏家族勢力消退後，桓溫成為(wei) 了新的門閥代表。桓溫極具野心，為(wei) 擴大聲望與(yu) 勢力以最終邁向皇權，最好的方式是發動對外戰爭(zheng) ，一方麵可以藉由克複中原的赫赫功勳帝位自為(wei) ；另一方麵，戰爭(zheng) 的籌劃與(yu) 進行涉及整個(ge) 政治共同體(ti) 的資源分配，故可借機擴張勢力。桓溫的西征與(yu) 前兩(liang) 次北伐獲得了巨大勝利，但第三次北伐中的枋頭之敗結束了他的北伐事業(ye) 。桓溫南歸後為(wei) 篡晉積極準備，但其他門閥百般抵製，後桓溫病故，其事作罷。從(cong) 前高枕東(dong) 山的謝安出任東(dong) 晉丞相，替代桓氏成為(wei) 門閥代表，而桓氏家族（以桓溫之弟桓衝(chong) 為(wei) 代表）在荊州一帶的勢力仍然存在，依舊威脅著東(dong) 晉朝廷。但此時已經統一黃河流域的前秦帝國大舉(ju) 南犯，謝氏主持的東(dong) 晉朝廷與(yu) 桓氏乃相互合作，抵抗入侵勢力，此時司馬皇室也乘機再次活動，為(wei) 恢複皇權政治努力，孝武帝及其弟會(hui) 稽王司馬道子也通過戰事方麵的調度而分享到了相當的政治權力。

淝水戰後，謝氏因立下了不世功勳，達到了其聲望的頂點，然物極必反，謝氏也因此成為(wei) 其他門閥的嫉妒對象以及皇室的打擊對象，故而戰後兩(liang) 年內(nei) 朝廷竟沒有就此役論功授勳，謝氏且被逐步排擠出朝廷中樞，但謝氏秉持一貫的謙退，謝安、謝玄先後主動去位。[11]孝武帝兄弟掌握了政權，貌似開啟了皇權政治恢複的前奏。謝氏引退後，獲得最高統治權的孝武帝與(yu) 其弟司馬道子開始爭(zheng) 權，等孝武帝暴斃後，司馬道子總攬朝政，皇室的權威頗有複興(xing) 的跡象。但司馬道子能調用的資源其實非常有限，門閥根本不在其控製範圍內(nei) ，而荊州的桓氏更是心腹之患，尤其是在桓玄吞並製約他的殷仲堪與(yu) 楊佺期兩(liang) 股勢力後，這種威脅更顯急迫。為(wei) 了防範桓玄，司馬道子（後期主要是其子司馬元顯在主持朝政）加大對三吳地區的租稅與(yu) 兵役，引起了普遍的不滿，結果天師道反倒借此醞釀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起義(yi) ，席卷江左。但其為(wei) 烏(wu) 合之眾(zhong) ，缺乏有效的組織，在北府軍(jun) 的討伐下，其亂(luan) 平息。桓玄則趁亂(luan) 攻入建康（北府軍(jun) 主帥劉牢之為(wei) 桓玄所收買(mai) ，故未回師救援建康），顛覆了司馬政權，桓玄處死了司馬元顯，流放了司馬道子（後亦殺之），司馬皇室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振興(xing) 活動，宣告失敗。

而北府軍(jun) 主帥劉牢之因為(wei) 舉(ju) 措的反複不定，失去了對北府軍(jun) 的控製。在劉牢之死後，劉裕、劉毅成為(wei) 了新的北府軍(jun) 領袖。劉裕以討逆為(wei) 號召，自為(wei) 盟主，組織聯軍(jun) 擊敗了桓玄。後劉裕又平息了盧循、徐道覆之亂(luan) ，並剪除了劉毅的勢力，然後消滅了在桓玄之亂(luan) 中獨立的譙縱，再次平定蜀地，其威權日盛。劉裕在篡位前，仿桓溫故事，兩(liang) 次北伐，先後消滅了南燕、後秦，一度光複洛陽、長安。後因為(wei) 江左政局的變化，南歸篡晉，稱帝於(yu) 建康，但如前所述劉裕遠沒有達到恢複皇權政治的狀態，他隻是把南方帶入到了門閥政治的第二期，這個(ge) 政權並沒有改變其“懸浮型政權”的特征，仍舊缺乏大規模政治動員的能力。而北伐途中的劉裕之所以急於(yu) 南歸，是因為(wei) 他安排留守建康主持大局的親(qin) 信劉穆之去世，江左門閥立即蠢蠢欲動（從(cong) 此事亦可發現其“懸浮型政權”的不穩固性）。劉裕南歸後，其滯留北方的大軍(jun) ，並沒有能力固守中原，並滋生內(nei) 亂(luan) ，在撤退時，為(wei) 匈奴人所全殲，這導致江左的軍(jun) 事實力遭受了重大的打擊，而劉裕北伐所取得的戰果，在其身前身後也逐步喪(sang) 失殆盡。在北方皇權政治所建立的“嵌入型政權”的步步緊逼下，南方政權的空間不斷被壓縮，最終被並入北方政權的版圖。

總之，無論是作為(wei) 第一期門閥政治的東(dong) 晉，還是第二期的南朝，它們(men) 同樣都隻是“懸浮型政權”。門閥在這前後兩(liang) 個(ge) 時期雖然有強弱之分，但都製約著皇權，一個(ge) 具有高度政治動員能力的政治共同體(ti) 在江左始終沒有建立起來。江左雖然能在東(dong) 晉時期的淝水之戰中擊敗前秦，以及在南朝劉宋時期的瓜步之戰中擊退北魏，但這些勝利都不具有全局性意義(yi) ，它們(men) 隻是推遲了北方對南方的吞並（但前者仍然一直在蠶食後者）。南方在獲得防禦戰的勝利後，根本沒有趁機北上擴大戰果的能力，而待到北方完成了“嵌入型政權”的建構後再度南征時，積弱已久的南方政權的防禦體(ti) 係瞬間便土崩瓦解，公元589年隋軍(jun) 的渡江滅陳之戰，非常輕鬆地結束了長達三百餘(yu) 年的分裂局勢（除開西晉時代的短暫統一）。

三、民族主義(yi) ：從(cong) 漢統走向漢化

皇權與(yu) 士族衝(chong) 突的問題，其實是漢末分裂以來的“老問題”，隻不過在南方以一種比較極端的方式（門閥政治）呈現出來。該問題在北方亦有它的存在方式，比如士族在地方建立的各式各樣的塢堡集團，它們(men) 同樣是一種皇權之外的分離主義(yi) 勢力，不過，尚未強大到足以左右皇權。而北方的“新問題”在於(yu) ，隨著“五胡亂(luan) 華”的展開，北方陷入了激烈的民族衝(chong) 突之中，如何完成民族的融合，打造一個(ge) 獲得廣泛認同的政治共同體(ti) 。在統一的政治共同體(ti) 形成以前，北方的政治軍(jun) 事狀態其實是碎片化的，其混亂(luan) 狀態與(yu) 南方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東(dong) 晉建立初期，北方陷入胡族互相攻伐的混亂(luan) 之中。但所謂“五胡”並不是以各自統一的狀態出現於(yu) 中原，它們(men) 內(nei) 部也是極端分裂的，比如鮮卑族即分為(wei) 禿發鮮卑、乞伏鮮卑、慕容鮮卑、拓跋鮮卑等部落。而滯留北方的漢族，以各地的門閥為(wei) 中心，形成了一股股不可忽視的地方政治勢力，它們(men) 也是北方完成統一的障礙。在“衣冠南渡”中，很多真正根深葉茂的世家大族並不願意輕易地放棄故地舉(ju) 族南遷（尤其是在錯失了南渡的最佳時期後）。[12]這些“根深葉茂”的門閥以及飽經苦難的漢族平民都期待重建於(yu) 江左的晉室驅逐胡族收複故地，恢複西晉的大一統局麵。北方這種虛弱的分裂狀態，以及中原漢族的歸心晉室，對於(yu) 東(dong) 晉政權的北伐非常有利，這也是東(dong) 晉在北伐初期屢屢獲得戰果的原因。而漢族的這種民族主義(yi) 情緒也確實成為(wei) 了東(dong) 晉政權的旗幟，它以正統的名義(yi) 自居，貶斥北方的胡族政權，否定它們(men) 的正當性，故不與(yu) 之互通使節。但東(dong) 晉政權內(nei) 部存在著嚴(yan) 重的政治危機，它雖然不像北方那樣直接處於(yu) 分裂的戰爭(zheng) 狀態，但其政治勢力也處於(yu) 四分五裂之中，而北伐所能帶來的聲望與(yu) 實力，則是強權者所覬覦，而又為(wei) 其他人所忌憚的。這種錯綜的情況，讓東(dong) 晉的北伐不再是一個(ge) 單純的軍(jun) 事行動，而成為(wei) 了一個(ge) 具有複雜因素的政治行動。在錯綜複雜的政治操縱以及北方胡族政權的反攻下，祖逖、殷浩、桓溫以及劉裕的北伐均告失敗，導致江左的民族主義(yi) 旗幟最終褪去了它的光芒。因為(wei) 漢族的民族主義(yi) ：“漢統”，會(hui) 隨著北方民族融合的深化，尤其是胡漢血統的融合，而逐漸降低它的重要性。而北方政權的民族主義(yi) 意識也很強烈，例如攻陷洛陽的匈奴族首領劉淵便自稱是漢朝皇室的餘(yu) 裔，其政權即號曰“漢”。所以，民族主義(yi) 的旗幟逐步的由南方轉移到北方的手中，當然這將是一個(ge) 緩慢的從(cong) “漢統”走向“漢化”的過程。

在混亂(luan) 的中原，政治秩序是最重要的訴求。氐族在苻堅這位雄才偉(wei) 略的政治家的指揮下，征服了黃河流域的其他民族，建立了一個(ge) 幅員遼闊的前秦帝國，並希望以“漢化”為(wei) 方式在北方重構一個(ge) 穩固的政治共同體(ti) 。但前秦帝國具有一個(ge) 致命的缺陷，它是由一個(ge) 弱小民族建立起來的龐大帝國，氐族在帝國的總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小，苻堅為(wei) 了控製地方，又不得不將氐族軍(jun) 隊派往各地要津駐防，導致了氐族力量的進一步分散。敏銳的王猛沒有被帝國龐大的表象所迷惑，他一再向苻堅指出帝國的死穴所在，並在臨(lin) 死前告誡苻堅不要南征。但以“漢化”為(wei) 精神理念的前秦帝國，不可能長久的容忍另一個(ge) 漢文化中心的存在，建康對前秦帝國的正當性構成了極為(wei) 強烈的威脅，它的存在就是對前秦帝國的諷刺，在南征成功前，前秦即使不被視為(wei) 蠻夷，也隻能是次一級的漢文化中心。於(yu) 是苻堅萌生了南征的強烈願望，他對於(yu) 建康文化中心存在的耿耿於(yu) 懷，事實上隻有當他將“王化”推廣到了偏處東(dong) 南的建康，前秦帝國才能真正地成為(wei) 漢文化的唯一中心，而中原的漢族遺民們(men) 才沒有了其他的寄托。而此時以慕容垂、姚萇為(wei) 代表的異族首領們(men) 紛紛支持，因為(wei) 南征將會(hui) 帶來兩(liang) 種可能：成功或失敗，前者意味著可以立功獲賞，後者意味著前秦帝國崩潰，各部族恰恰可以借機恢複獨立。

正是在這種複雜的心態下，公元383年，前秦大軍(jun) 陸續南下，與(yu) 謝玄指揮的北府軍(jun) 對峙於(yu) 淝水，結果前秦失利，苻堅本人亦為(wei) 流箭所傷(shang) ，拖延觀望且未受重創的異族軍(jun) 隊紛紛散走。等到苻堅逃返中原後，發現帝國已然崩潰，曾經歸附的部族各自據地反叛，北方再次陷入了狼煙遍地的混亂(luan) 之中。在苦苦支撐兩(liang) 年後，帝都長安為(wei) 慕容鮮卑的一支（慕容衝(chong) ）攻破，苻堅出奔五將山，又為(wei) 羌族所圍，叛將姚萇在索要傳(chuan) 國玉璽不得且苻堅嚴(yan) 辭拒絕禪位的情況下，將其縊死。再經過數年的掙紮，前秦帝國的殘部在各部族政權的不斷攻擊下轉戰各地，公元394年，前秦最後一位君主苻崇為(wei) 乞伏鮮卑人所殺，前秦正式滅亡。苻堅的失敗是由於(yu) 他在遠未完成一個(ge) 成熟政治共同體(ti) 的建構前，就早早地發起南征所致，結果導致前秦這個(ge) 鬆散的政治共同體(ti) 迅速分崩離析。[13]此時的東(dong) 晉雖然由於(yu) 內(nei) 部複雜政治因素的掣肘不能發起有效的北伐，但在前秦南征的壓力下，它的民族主義(yi) 精神仍然足以將其共同體(ti) 內(nei) 的所有力量（主要是長江下遊謝玄的北府軍(jun) 與(yu) 上遊桓衝(chong) 的荊州軍(jun) ）結合起來形成強大的反擊能力。甚至在這個(ge) 共同體(ti) 以外的漢人也仍然會(hui) 受到民族主義(yi) 的感召，如前秦將軍(jun) 朱序仍舊歸心於(yu) 東(dong) 晉，他在淝水之戰中提供了重要的情報，使得北府軍(jun) 取得洛澗奔襲的成功，並在關(guan) 鍵時刻渙散了前秦軍(jun) 心，立下赫赫奇功。這說明苻堅以“漢化”為(wei) 中心的新民族主義(yi) ，隻具備初步的雛形，尚未能真正實現北方的民族融合，在與(yu) 南方“漢統”競爭(zheng) 時也不具備優(you) 勢。

前秦帝國崩潰後，北方政治秩序進入了新一輪的動態組合期。在紛擾的戰爭(zheng) 中，拓跋鮮卑族脫穎而出，從(cong) 道武帝拓跋珪到太武帝拓跋燾，北魏逐步統一了黃河流域，在前秦帝國的廢墟上重建了大一統的政治共同體(ti) 。此時，南朝劉宋的第三位君主宋文帝，頗有繼承乃父（宋武帝劉裕）恢複中原抱負的雄心，先後發起了三次北伐，史稱“元嘉北伐”，結果均為(wei) 北魏所重挫，在宋軍(jun) 第三次北伐失利後，魏主拓跋燾且趁勢轉而發起南征，但亦止於(yu) 瓜步，未能獲得更大的戰果。著名詞人辛棄疾在《永遇樂(le) ·京口北固亭懷古》中所寫(xie) 的“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cang) 皇北顧”，就是對南朝劉宋“元嘉北伐”失敗後宋文帝倉(cang) 皇南歸情形的描述。“元嘉北伐”固然以南朝的失敗結束，而且這也成為(wei) 了南北交兵的轉折點，此後南朝陷入了全麵的消極防禦戰，再沒有發起大規模的北伐。但辛棄疾所沒有提及的是，太武帝拓跋燾的反擊也隻是止於(yu) 瓜步，他並沒有能順勢完成南北的統一，南北雙方隻是陷入了持久的攻守戰而已。這背後的原因則是北方民族融合尚未完成，失去了這個(ge) 重要的政治前提，“嵌入型政權”的建立仍然有待時日。

在逐步統一北方並與(yu) 南方交兵的過程中，北魏秉持了前秦的漢化政策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自幼便受馮(feng) 太後（漢人）影響的孝文帝拓跋宏親(qin) 政後，北魏的漢化開始急劇地深化。孝文帝頒布了一係列重要的措施，其中最為(wei) 關(guan) 鍵的是：1.禁胡服與(yu) 胡語；2.改胡姓為(wei) 漢姓（皇族拓跋氏亦改姓元）；3.鼓勵胡漢通婚；4.遷都於(yu) 洛陽。與(yu) 苻堅一樣，作為(wei) 漢化政權的統治者，孝文帝不能容忍另一個(ge) 漢文化中心的存在，因而數次親(qin) 征南朝蕭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並不能消滅南朝，南北雙方的戰爭(zheng) 始終處在瓜步之戰以來的膠著狀態裏，沒有任何決(jue) 定性的勝利。當然，北魏不會(hui) 遭遇苻堅的那種悲慘結局，其在黃河流域維持統一局麵已久，也不會(hui) 因為(wei) 一次對外戰爭(zheng) 而導致政權的全盤崩潰。作為(wei) 一個(ge) 政治共同體(ti) ，北魏比前秦要穩固得多，它的衰亡不是由於(yu) 外在的戰事，而是緣起於(yu) 孝文帝迅猛且激烈的民族政策。孝文帝時期以漢化為(wei) 中心的民族政策雖然比苻堅時期更為(wei) 成功，但也沒有真正完成北方的民族融合，而隻是通過服飾、語言、姓氏等表象將民族衝(chong) 突的問題掩埋了起來。公元523年，六鎮爆發大規模叛亂(luan) ，北魏政權的北疆遍地烽煙，各種勢力割據地方，嚴(yan) 重威脅了北魏的統治。誠如陳寅恪指出的那樣，北魏晚期的“六鎮之亂(luan) ”，乃塞上鮮卑族對於(yu) 以孝文帝為(wei) 代表的拓跋氏曆代漢化政策的反動，“中央政權所在之洛陽其漢化愈深，則邊塞六鎮胡化民族對於(yu) 漢化之反動愈甚，卒釀成六鎮之叛亂(luan) ”。[14]後來的西魏政權有鑒於(yu) 前秦、北魏以漢化為(wei) 中心的民族政策的弊端，而且其統治者宇文氏就是在追隨爾朱榮反對漢化的叛亂(luan) 中崛起的。它采取的是一種複合型民族政策，一方麵要與(yu) “漢統”的南朝爭(zheng) 取民族主義(yi) 的正當性，以獲得在人數上居於(yu) 絕對優(you) 勢的漢族的支持；另一方麵又必須向西北地區胡化的現實妥協，以打造一個(ge) 強有力的政治軍(jun) 事核心。宇文氏的民族政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繼承者隋王朝在公元589年的南征中，打破了南北對峙的僵局，消滅了自“永嘉之亂(luan) ”後南遷江左已曆270餘(yu) 年的“漢統”政權，實現了前秦與(yu) 北魏在淝水與(yu) 瓜步之戰中所沒有完成的曆史使命。

四、遺留問題：共同體(ti) 的精神基礎

黑格爾（Hegel）認為(wei) ，國家是特定精神的現實呈現。這個(ge) 論斷引起了頗多爭(zheng) 論，但在以下範圍內(nei) ，則大概能為(wei) 一般觀念所認可：國家必須具有某種精神，它是國家的堅實基礎。在秦漢大一統王朝的建構中，秦始皇與(yu) 漢武帝對於(yu) 這種精神上的統一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作為(wei) 帝國的初創者，秦始皇的方法非常粗暴，他試圖藉由焚書(shu) 的方式禁絕學術思想在民間的流傳(chuan) ，再以法家的手段建立一個(ge) 極端理性化的“君主—官僚”的皇權政治體(ti) 係。作為(wei) 一個(ge) 具有冷酷理性的威權主義(yi) 者，秦始皇獲得了短暫的成功，但他的帝國在其身後迅速分崩離析，其以國家主義(yi) 為(wei) 中心的意識形態亦告失敗。作為(wei) 帝國遺產(chan) 的繼承者，漢朝在統治初期轉而采取道家虛靜無為(wei) 的政治哲學，但這種消極的意識形態也許並不能長久地符合一個(ge) 大一統王朝的追求，繼始皇帝以後的另一位雄才偉(wei) 略的君主漢武帝打破了這種沉寂。漢武帝選擇了儒學作為(wei) 帝國的精神基礎，雖然漢武帝與(yu) 秦始皇一樣，懷有恢複王官學傳(chuan) 統的抱負，但他采取了更為(wei) 明智的方式：表彰古代經籍，創建太學，為(wei) “五經博士”置“弟子員”以受經術，並命地方郡國歲舉(ju) 孝廉各一人。這些都為(wei) 儒學的興(xing) 盛提供了重要的條件，於(yu) 是儒學在百家之學中脫穎而出，儒學所保存的三代以來的禮樂(le) 精神也為(wei) 民眾(zhong) 所普遍接受，從(cong) 而實現了大傳(chuan) 統與(yu) 小傳(chuan) 統之間的對接，誠如餘(yu) 英時在《漢代循吏與(yu) 文化傳(chuan) 播》一文中指出的那樣，以儒學而入仕的循吏在實現這種對接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儒學在經過兩(liang) 漢經學的漫長詮釋後，越來越繁複，這種過分支離且不言“性與(yu) 天道”的學術，[15]並不能成為(wei) 人們(men) 精神的棲所。而且，經學作為(wei) 一門高度複雜的學問，被經學世家所壟斷，他們(men) 並藉此獲得了入仕的特權，最終形成了地方士族，在黨(dang) 錮之禍後，這些擁有龐大勢力的儒學士族反而成為(wei) 了分離主義(yi) 的根源。隨著帝國的徹底崩潰，儒學作為(wei) 一種提倡大一統理論的學術，更是失去了它的寄所，複興(xing) 的道學（玄學）逐漸取代儒學在士族之中流傳(chuan) ，而儒學（尤其是三禮之學）則僅(jin) 僅(jin) 作為(wei) 齊家之術在門閥之中得以保存，此種現象被史學家稱作“玄禮雙修”。[16]“玄禮雙修”是儒學與(yu) 道學衝(chong) 突得以調和的結果，後來佛學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興(xing) 盛起來，綜論佛、道、儒成為(wei) 了此時期學術的一種特征。此種學術體(ti) 係，隻求各種思想的消極調和，以各自的相安無事為(wei) 追求，並不能為(wei) 政治共同體(ti) 的重構提供支持。所謂“玄禮雙修”，主要是就東(dong) 晉與(yu) 南朝的情況而言，至於(yu) 北方則因為(wei) 西晉末年的亡國之痛，北人對任誕之風痛恨不已，加之在前秦時期苻堅曾大力倡導儒家經學，且明禁老莊圖讖之學，因此北方學術思想比較質樸和保守。但北方的學術也隻是因仍漢代舊有的經學傳(chuan) 統而已，並不能開創一個(ge) 思想的新局麵。在此種情況下，雖然北方漢化政權有意提倡儒學，但它也隻能與(yu) 佛、道之學保持著某種平衡，三者之間且互有激蕩，反不及南方的調和狀態。[17]

重建於(yu) “大分裂”之後的隋唐帝國雖然有大儒文中子王通聞名於(yu) 世，還有孔穎達奉詔編撰《五經正義(yi) 》的儒學盛事，皇室亦曾下詔“興(xing) 化崇儒”，但儒學並未恢複其中心地位。隋代以及唐初的儒學隻是支離繁瑣的章句之學的延續，並不足以重構動蕩之後的心靈秩序，故文中子之後亦不複有鴻儒傳(chuan) 名後世，《五經正義(yi) 》之後也不再有如斯盛舉(ju) 。而且在隋唐的科舉(ju) 製度中，文學的地位遠重於(yu) 經學，文選學已經接替了兩(liang) 漢的六藝學，士大夫無人不能吟詩，但少有通曉經學者，帝國之中充斥的是浪漫的藝術氣息而非儒家學術。[18]而隋唐帝國因為(wei) 立基於(yu) 西北胡風盛行之地（隋唐皇室皆有胡族血統），對胡族文化頗為(wei) 欣賞，而且帝國以其海納百川的文化氣度，對各種異域文化充滿好奇心，它們(men) 最終紛紛湧往長安，帝國盛世之下掩藏的其實是徹底的文化危機。失去了精神基礎的共同體(ti) 並不具有真正的社會(hui) 聚合性，在中國曆史上儒學始終是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保障，有了它即使羸弱如兩(liang) 宋，亦能維係三百餘(yu) 年的內(nei) 部安康，沒有它即使強勢如隋唐也終將崩潰。隋唐帝國的政治核心是西魏、北周以來立基於(yu) 均田製與(yu) 府兵製之上的關(guan) 隴集團，在這個(ge) 政治軍(jun) 事集團沒落後，隋唐也就越過了盛運的頂峰而趨於(yu) 衰落。這是公元4至6世紀分裂狀態所遺留的問題，隋唐帝國亦沒有將之真正解決(jue) ，所以它在帶來一段絢麗(li) 的繁華後，再次跌入曆史的穀底。唐代中葉的韓愈、李翱則複啟了這種政治與(yu) 心靈雙重秩序艱難的重建過程，他們(men) 接續了玄學所未能完成（但已開始）的使命，下啟儒學的新形態：宋明理學。可以說，宋明理學其實是玄學的繼續（或曰玄學是經學與(yu) 理學之間的過渡形態），理學是玄學的成熟形態，它完成了玄學所未能完成的佛、道、儒三家學術思想的融合匯通。此後，理學成為(wei) 了共同體(ti) 的精神基礎，保障了穩定的政治秩序與(yu) 心靈秩序，即使在非漢族統治下的蒙元與(yu) 滿清王朝，理學仍然相承不息，為(wei) 共同體(ti) 提供了政治與(yu) 心靈的雙重秩序保障。[19]

結語

自東(dong) 漢末年開始，皇權政治徹底崩潰，中國的分離主義(yi) 狀態長久地維持下去，其中雖然有曹魏政權（孫吳與(yu) 蜀漢政權亦同）以刑名法術的方法恢複皇權的努力，但並未獲得長久的成功。隨著士族對曹魏政權的同化性影響，尤其是在王弼、何晏的政治哲學引導下，曹魏政權最終被“和平演變”為(wei) 士族政權，從(cong) 而告別了名法之治。至於(yu) 後來司馬氏取代曹氏，則隻是政權的易姓而已，並不涉及政權性質的改變。而且，這種皇統的嬗變進一步削弱了皇權政治的正當性。最終，在樓船破吳後，西晉獲得了一種表麵統一。皇權與(yu) 士族之間處於(yu) 一種相安無事的平衡狀態，這其實隻是漢末分離主義(yi) 狀態以一種合法化的方式延續而已。在皇室內(nei) 部的“八王之亂(luan) ”中，司馬氏諸侯王俱引胡族以為(wei) 外援，邊疆胡族紛紛介入晉室的爭(zheng) 端，並在晉室力量內(nei) 耗結束後徹底失控。胡族不斷地侵擾帝國內(nei) 地，數次衝(chong) 擊帝都洛陽，並最終吞噬了皇室權威的最後憑籍：東(dong) 海王司馬越的勢力。“八王之亂(luan) ”升級為(wei) “五胡亂(luan) 華”，這是西晉邊疆問題中心化的結果。而虛弱的皇權在江左重建後，迎來的是分離主義(yi) 的極端化，即門閥政治。江左的這種“懸浮式”政治形態，在劉宋政權建立後也沒有能夠完全改變。而北方的力量則處在持續的動態組合之中，潛在的社會(hui) 力量如何能夠通過組織的方式動員起來，是政治共同體(ti) 生命力的關(guan) 鍵所在，通過均田製、府兵製，以及民族政策的反複調整，北方最終完成了“嵌入式”政治形態的構建，獲得了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因而，南北之間的對峙，以其疆界的不斷南移為(wei) 結果，最終整個(ge) 南方被並入北方政權的版圖。

然而，重建的政治共同體(ti) 缺乏一個(ge) 堅實的精神基礎，雖然它以兼容並蓄的氣度，締造了一個(ge) 空前繁榮的帝國，但誠如亨廷頓所指出的那樣，缺乏一個(ge) 文化核心的國家，不可能作為(wei) 一個(ge) 具有內(nei) 聚力的社會(hui) 而長期存在，亨氏甚至感歎：“一個(ge) 多文明的美國將不再是美利堅合眾(zhong) 國，而是聯合國”。[20]隋唐帝國的情勢亦是如此，它內(nei) 部文明的多元化程度已經遠遠地超過了其容納能力，一個(ge) 缺乏精神基礎的共同體(ti) 隻能依靠它的繁榮保持聚合性，一旦作為(wei) 它政治核心的關(guan) 隴集團衰落，帝國必將解鈕，“天可汗”的榮耀隻能湮沒在漁陽鼙鼓動的喧囂之中。建立一個(ge) 具有強大政治動員能力的“嵌入型政權”，以及尋求一個(ge) 堅實的精神基礎，是政治共同體(ti) 重構的法理基礎。公元4至6世紀紛紜的曆史表象下，是這兩(liang) 個(ge) 主題的各自展開，前者在共同體(ti) 的重構之初具有決(jue) 定性的意義(yi) ，但共同體(ti) 的持久與(yu) 否，則有賴於(yu) 後者。或許可以說，後者與(yu) 前者分別是政治共同體(ti) 的“靈”與(yu) “肉”，合而為(wei) 一，才是一個(ge) 具有心靈與(yu) 政治雙重秩序保障的堅固共同體(ti) 。

* 徐辰，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釋：

[1] 關(guan) 於(yu) 司馬越與(yu) 王衍、司馬睿與(yu) 王導這兩(liang) 對“王與(yu) 馬”組合的問題，田餘(yu) 慶先生在《釋‘王與(yu) 馬共天下’》中有著極為(wei) 細致的論述，參見田餘(yu) 慶：《東(dong) 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頁。

[2] 錢穆先生則將魏晉南北朝的門閥稱作“變相的封建勢力”。見錢穆：《國史大綱》上冊(ce) ，商務印書(shu) 館2010年版，第296頁。

[3] 餘(yu) 英時：《士與(yu) 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頁。

[4] 參見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cong) 》，北京三聯書(shu) 店1955年版，第311-350頁；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9年版，第241—242頁。

[5] 章永樂(le) ：《從(cong) 借殼上市到破殼而出：袁世凱1914年憲製改革芻議》（未刊稿）。

[6] 田餘(yu) 慶：《東(dong) 晉門閥政治》，第273頁，第283頁。

[7] 具聖姬：《兩(liang) 漢魏晉南北朝的塢壁》，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頁。

[8] 黃仁宇：《中國大曆史》，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7年版，第96-97頁。

[9] 積極的例子則是王導、謝安，他們(men) 成為(wei) 了門閥政治的人格典範，二者皆秉持鎮之以靜的政策，注意門閥之間的平衡，因此在各自的執政期間保持了東(dong) 晉政治的穩定。

[10] 即使賢明如宋文帝劉義(yi) 隆，也有皇室殘殺的舉(ju) 措，他為(wei) 了剪除來自皇室內(nei) 部的威脅，殺死其弟劉義(yi) 康。而且，宋文帝本身後來亦為(wei) 其子劉劭所弑。

[11] 參見田餘(yu) 慶：《東(dong) 晉門閥政治》，第278頁。

[12] 江左門閥地位是以“婚”“宦”兩(liang) 端來決(jue) 定的，故而渡江早晚具有決(jue) 定性意義(yi) ，《晉書(shu) ·楊佺期傳(chuan) 》記載：“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

[13] 參見田餘(yu) 慶：《東(dong) 晉門閥政治》，第230頁。

[14] 陳寅恪：《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商務印書(shu) 館2011年版，第197頁。

[15] 參見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第92頁，第47頁。

[16]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cong) 》，第338頁。

[17] 在某種意義(yi) 上，如何重組中國自己的思想資源，吸納並安頓外來因素，是中國思想史的永恒主題。而儒學則始終是其中的核心，它提供一個(ge) 最基本的心靈秩序。

[18] 錢穆：《朱子學提綱》，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5年版，第7頁；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2卷，複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9頁。

[19] 參見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第277—278頁。

[20]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82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