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先生的《“四書”應當進中學課堂》一文(見光明日報4月14日國學版),主要表達了一種從中學生起就應當加強傳統教育的呼聲。作為一名高校人文學科的教師,筆者從“我們為什麽需要傳統”的角度對郭文做出回應。 

中華民族曆來是一個非常重視傳統的民族,早在春秋,三代以來的“六藝”(禮、樂、書、數、射、禦 )就代表著當時的傳統,所謂禮樂文明的說法其實也是因著六藝才得以成立的。秦漢以後,由於此前儒家曆代學人的繼起努力,儒學也成了中華民族所共同認可的傳統,於是原來帶有個體修養色彩的“六藝”便為以總括天地人三才之道而以經邦濟世為指向的“六經”所取代,後來,由於《樂》經佚亡,所以所謂六經實際上也就成為“五經”之學。兩漢以降,隨著佛教的東來及其對儒學的批評,激發了儒學“出入佛老,返於六經”式的回應——通過對先秦原典的重新解讀以再振儒學。在這一過程中,原來作為“子書”的《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於是便形成了所謂四書之學。“四書”的名稱雖然起於宋代,其內容則為先秦原典,至於其所闡發的道理,則仍然是從個體的做人、修養之道一直到整個民族的經邦濟世之懷。所以,《中庸》所謂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其實就可以說是“四書”精神的準確概括。正因為這一點,所以熊十力說,“四子者,六經之階梯也”,意即四書不僅蘊含著三代以來的傳統精神,而且也是理解六經的階梯。從傳統的這一演變過程可以看出,四書不僅代表著傳統的最新形態,而且也蘊含著我們民族最古老的做人精神,所以說“四書”作為傳統的代表應當說是當之無愧的。 

筆者還想從現代大學生之個體修養的角度談談傳統教育的緊迫性。比如在每一年研究生的入學前後,導師都會收到一些或沒有稱呼、或根本沒有署名的郵件(每年研究生報名時則更多);而在高校所舉辦的各種學術講座中,也常常能夠見到一些二十出頭的研究生動輒對老專家以張教授、王教授的方式進行提問(最近在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堂”上再次見到這種現象)。有一次,我曾悄聲告訴一位剛提過問題的研究生說你這樣稱呼不太合適,沒想到這位研究生馬上回答說:“人家西方人就這樣”,一下子反倒顯得我少見多怪了。對於研究生中這種“不知禮”的現象,我們究竟應當怪誰呢?怪他們的父母嗎?他們的父母、甚至連同他們的祖父母可能都未必知道究竟應當采取什麽樣的稱呼才合乎禮節。這樣的現象,說起來好像是待人接物之類的細節問題,但當我們經常見到小科長對老教授進行訓話、而我們的官員甚至可以大模大樣地躺到法國藝術聖殿的沙發上讓秘書給自己按摩時,這樣的小問題確實也就不小了。 

再從做人的角度看,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科技無疑會賦予個體以越來越大的能量。從正麵說,個體當然會因此發揮出更大的作用;但如果從負麵來看,則個體的能量越大,其對社會所能造成的傷害也就越大。在這種情況下,個體之做人精神、道德底線也就具有了越來越重要的意義。在前不久的CNN事件中,麵對西方媒體的歪曲報道,全球華人表現出了極大的愛國熱情,也以極為文明的方式對西方媒體進行糾偏,他們高唱“我的中國心”,呼喚著我們的核心價值觀。那麽, 對於這種現象,離開了傳統,離開了傳統所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精神,我們將何以解釋這種“中國心”呢?何以說明究竟是什麽精神挺起了華人的胸膛、激發起他們的共同情懷呢?所有這些,其實都需要我們的傳統來說明,也隻有我們的文化傳統所塑造的做人精神,才能給這些問題以較為圓滿的回答。 

所以,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既是“中國心”的孕育者,同時也是國人核心價值觀的集中體現。因為它是以一種做人精神或人生信念作為基本出發點,同時又涵攝著國人的家國天下、萬物一體之懷的;而傳統的內涵,也誠如《中庸》所雲:“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焉,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焉,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所以,對於任繼愈、郭齊勇兩位先生的呼籲和倡導,筆者願意再加上一句:傳統的做人精神與作人教育也應當“從娃娃抓起”!

來源：2008-06-23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