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高望重的國學大師、九十高齡的老教育家任繼愈先生最近在為(wei) 新華出版社引進我國台灣地區的國學基本教材《論語卷》《孟子大學中庸卷》寫(xie) 的序言中指出：“多年來我發現了一個(ge) 普遍現象：奠定一個(ge) 人的人生觀、世界觀，不是在大學學了哲學或政治課開始的，而是在中學時代，從(cong) 十二三歲時隨著身體(ti) 的發育、知識的積累、意誌的培養(yang) 平行前進，同步開展的。再回想自己成長的過程，也是在中學時已經考慮過將來如何做人。”他又說：“教育最終目的在於(yu) 育人。人是社會(hui) 的成員，社會(hui) 培養(yang) 他成長，成長後反過來為(wei) 社會(hui) 奉獻他們(men) 的聰明才智。古今中外社會(hui) 都是這樣走過來的。對社會(hui) 有用的人，不光有豐(feng) 富的知識，還要關(guan) 心國家大事，除了專(zhuan) 業(ye) 分工以外，還要熟悉祖國的曆史、對世界大勢有所了解，對藝術欣賞，辨別美醜(chou) ，對人間的善惡有判斷的能力。”“要養(yang) 成關(guan) 心別人，幫助弱者，堅持真理的品格。這是一個(ge) 現代公民必備的基本條件……這樣的基本要求，起碼要有十幾年的係統培養(yang) ……中學是為(wei) 培養(yang) 全麵發展的幼苗打基礎的階段，隻有語文課可以負擔這個(ge) 任務，其他課程無法替代。”任先生的意思很明顯，“四書(shu) ”進中學的課堂，作為(wei) 國民教育的基本內(nei) 容，是非常必要的。

台灣作家龍應台教授說，她的人生觀是在十二三歲開始上中學後的幾年間，通過必修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內(nei) 容即是“四書(shu) ”），接受了其中的基本價(jia) 值理念之後就奠定下來了的。這些價(jia) 值在她的生活中潛移默化，不經意地起著作用，乃至變成為(wei) 精神生命的主脈，做人做事的準則。她的經驗告訴他，她周圍的人，如一些同事或下屬，其實也是以孔仁孟義(yi) 、氣節人格來滋潤生命，從(cong) 而麵對現實，立身行世的。我個(ge) 人也有類似的生命體(ti) 驗。我以為(wei) ，“四書(shu) ”所講的，正是我們(men) 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依據。

世界著名的物理學家、195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博士在回憶錄《曙光集》中說：在十一、二歲讀初中一二年級的兩(liang) 個(ge) 暑假，其父克純先生（芝加哥大學博士，回國任數學教授）讓他讀《孟子》，並請雷海宗教授介紹了一位曆史係的優(you) 秀學生丁則良來給他教《孟子》。在少年與(yu) 青年時代，楊振寧可以背誦《孟子》全文。《孟子》使楊先生一生受益無窮。

著名植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2007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吳征鎰教授，一輩子遵守其父母傳(chuan) 下的“五之堂”的家訓。這“五之”，就是《中庸》中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吳家六兄弟中出了三個(ge) 院士。《中庸》使吳家子弟高尚其誌，又掌握了很好的思想方法與(yu) 治學之道。吳教授從(cong) 幼年起即恪守家訓，成年後又把這治身治學的格言傳(chuan) 給了後輩的科學家。

“四書(shu) ”或稱“四子”，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也是中華文化的寶典。《論語》在漢代即是婦孺必讀的書(shu) ，“四書(shu) ”自宋代以來是中國人必讀的書(shu) ，是中國人的基本信仰與(yu) 信念，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家傳(chuan) 戶誦之學，哪怕是鄉(xiang) 間識字不多甚至不識字的勞動者，也是通過口耳相傳(chuan) ，蒙學讀物與(yu) 民間文藝，接受並自覺實踐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愛”“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格言，一直到今天，不僅(jin) 是中國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類文明中最光輝、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儒家核心價(jia) 值，四書(shu) 的主要內(nei) 容，又通過私塾鄉(xiang) 校、教書(shu) 先生，通過唱戲的、說書(shu) 的，從(cong) 各種渠道流向社會(hui) ，影響世道人心。

“四書(shu) ”之於(yu) 中國，如同《阿含經》之於(yu) 印度，《可蘭(lan) 經》之於(yu) 阿拉伯，《新約》《舊約》之於(yu) 西方。“四書(shu) ”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不讀“四書(shu) ”，不知道做人的尊嚴(yan) ，人格的力量，人生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宋代張載（橫渠）說：“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也是他對儒學精義(yi) 的概括。按梁啟超先生的說法，《論語》《孟子》等是兩(liang) 千年國人思想的總源泉，支配著中國人的內(nei) 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聖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們(men) 全社會(hui) 形成共同意識，我們(men) 既做這社會(hui) 的一分子，總要徹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識生隔閡。 台灣著名心理學家楊國樞先生講，以儒家文化為(wei) 基底的中國文化其實是形塑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wei) 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資源。

任何一個(ge) 社會(hui) ，一個(ge) 族群，作為(wei) 其文化土壤或社會(hui) 化文背景的有兩(liang) 個(ge) 東(dong) 西，一個(ge) 叫“倫(lun) 理共識”，一個(ge) 叫“文化認同”。所謂“文化認同”或者叫“民族文化的自我身份認同”，解決(jue) 的是“我是誰”“我來自哪裏”的問題，是個(ge) 體(ti) 人所歸屬的民族文化的基本身份的自我定位，是精神信仰的歸鄉(xiang) 與(yu) 故園。所謂“倫(lun) 理共識”，其實是在民眾(zhong) 中的一個(ge) 隱性的，然而又是有約束力的價(jia) 值觀、生活態度、對待家庭與(yu) 社會(hui) 的方式以及終極信念的共同點。一個(ge) 社會(hui) ，一個(ge) 族群的生活如果沒有“倫(lun) 理共識”與(yu) “文化認同”，那是非常危險、非常可怕的，不免會(hui) 遭受到脫序的危險，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現代化，健康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建設。實際上，一個(ge) 健康的現代化，健康的法治社會(hui) 、工商社會(hui) 的建構，不能不依賴於(yu) “文化認同”與(yu) “倫(lun) 理共識”。再嚴(yan) 密的法律，代替不了社會(hui) 的倫(lun) 理道德；進一步說，健康的現代化的法治社會(hui) 恰恰是建立在民眾(zhong) 的底線倫(lun) 理、民眾(zhong) 的倫(lun) 理共識的文化土壤之上的。而“四書(shu) ”，正是孕育中華民族的“倫(lun) 理共識”與(yu) “文化認同”的基本經典，其中所講的道理，例如“仁”“義(yi) ”“禮”“智”“信”五常等就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jia) 值觀念，一直到今天還活生生地紮根在老百姓之中，繼續為(wei) 中華民族的成長與(yu) 複興(xing) 起著積極的作用。包括“四書(shu) ”在內(nei) 的人類文明的經典，可以陶冶現代人的性情，治療現代人的心理疾病。

1993年在芝加哥，六千五百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宗教領袖，通過了一個(ge) 《世界倫(lun) 理宣言》，這個(ge) 宣言有兩(liang) 條基本原則，其中之一就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這推廣為(wei) 現代國家、民族、宗教、文化之間相互對話與(yu) 交往的金規則。

日本“工業(ye) 之父”澀澤榮一以《論語》作為(wei) 培訓工業(ye) 企業(ye) 管理人員的教材。日本的一些現代大企業(ye) ，例如鬆下、豐(feng) 田、三井集團公司等，其企業(ye) 哲學與(yu) 企業(ye) 文化的建構，對管理層與(yu) 員工的輪訓，運用《孝經》與(yu) “四書(shu) ”等儒家經典，來確立“商業(ye) 之道在於(yu) 德”的思想，以此建立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豐(feng) 田公司的管理理念是“天地人，智仁勇”。“天地人”來源於(yu) 《孟子•公孫醜(chou) 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智仁勇”是儒家的“三達德”，來源於(yu) 《論語•子罕》。孔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也來源於(yu) 《禮記•中庸》：“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鬆下幸之助的名言是：“鬆下生產(chan) 人，同時生產(chan) 電器。”他建立了一個(ge) 龐大的培訓中心，每年可以輪訓五萬(wan) 員工。鬆下電器商業(ye) 學院把儒家哲學與(yu) 現代管理熔為(wei) 一爐，對學員進行嚴(yan) 格的教育。學院的綱領是：嚴(yan) 守產(chan) 業(ye) 本份，以期改善和提高社會(hui) 生活，為(wei) 世界文化的發展作出貢獻。學院遵守的信條是：和親(qin) 合作，全員至誠，一致團結，服務社會(hui) 。學院把儒家經典《大學》中的“明德，親(qin) 民，止於(yu) 至善”作為(wei) 學員研修的目標，並作出了創造性的詮釋：“明德”就是“竭盡全力，身體(ti) 力行，實踐商業(ye) 道德”；“親(qin) 民”就是“至誠無欺，保持良好的人際關(guan) 係”；“至善”就是“為(wei) 實現盡善盡美的目標而努力”。他們(men) 認為(wei) ，要培養(yang) “商業(ye) 之道在於(yu) 德”的思想，必須從(cong) 《孝經》開始。三井集團等創辦的日本現代商學院，要求學生每天上午背誦《大學》、《中庸》、《論語》的片斷，並對儒家倫(lun) 理中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忠、孝、禮、義(yi) 等內(nei) 容進行辯論。可見，儒家資源對現代化的企業(ye) 管理與(yu) 社會(hui) 管理有積極的意義(yi) 。

作為(wei) 一個(ge) 國家的公民、國民，有接觸本國經典的義(yi) 務。一個(ge) 西方人，不管從(cong) 事什麽(me) 行業(ye) ，在他經受的家庭、社會(hui) 、學校教育中，起碼誦讀過、學習(xi) 過荷馬史詩，柏拉圖或亞(ya) 裏士多德等希臘哲學，西塞羅等羅馬政論，莎士比亞(ya) 的文學作品等。這都是視為(wei) 當然的，是他們(men) 的人文修養(yang) 的基本功。法國的小學、中學的國文教育，注重本土文化思想的訓練，中學生即開始學笛卡爾、馬勒伯郎士的哲學，孟德斯鳩、盧梭的政治學等。一個(ge) 中國人，也應當掌握好母語，具有中國文化的常識，誦讀一些中國經典。

德國特裏爾大學的文學院長、漢學家波爾教授（他的中國名字叫卜鬆山）曾經在北京與(yu) 特裏爾多次鄭重地對我說過：“你們(men) 中國有很好的倫(lun) 理資源，特別是儒家文化中有很多很好的做人的道理，可惜你們(men) 放棄了，沒有用這些本土的文化資源教育後代，這非常遺憾！”

幾十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幼兒(er) 教育、中小學教育中，缺乏國文、國學基本知識和傳(chuan) 統道德的教育，近10多年來雖有所好轉，但仍然不令人滿意。就取得全社會(hui) 普遍的族群認同與(yu) 倫(lun) 理共識而言，就和諧社會(hui) 的建構與(yu) 可持續發展而言，幼兒(er) 與(yu) 中小學教育中的國文、國學教育是基礎的基礎。因此，全社會(hui) 都應當重視對幼兒(er) 、小學生和中學生加強中華民族人文知識與(yu) 人文精神的教育。把“四書(shu) ”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ti) 係，對公民社會(hui) 的形成，和諧社會(hui) 的建構，對長治久安，對人的全麵發展，百年樹人的大業(ye) 與(yu) 共建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園，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yi) 和作用。

從(cong) 公民的文化教養(yang) 與(yu) 民族文明的健康發展來看，應當有法律條文嚴(yan) 格禁止中學生的文理分科。同樣的，我國應當為(wei) 民族傳(chuan) 統文化的承傳(chuan) 立法，或者說，應當在法律上規定，必須對幼兒(er) 與(yu) 中小學生進行傳(chuan) 統語言與(yu) 文化的教育，維護民族語言與(yu) 文化的純潔與(yu) 尊嚴(yan) 。必須改變目前青少年學英語的時間、精力大大超過學習(xi) 國語的狀況。

我特別要說明的是，儒家教化不是所謂道德說教，而是春風化雨；儒家教育不僅(jin) 不排斥技藝，而恰好正是寓於(yu) 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等技藝之中的。儒家的教育方法，絕不是今天的滿堂灌，而是以啟發式為(wei) 主，孔子主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孟子主張以意逆誌，深造自得。儒家講的教育，是全麵的、廣義(yi) 的教育，包括今天的知識教育、技術教育、道德教育、生死教育、藝術教育、身體(ti) 教育等德智體(ti) 美的各方麵，包括今天的家庭教育、社會(hui) 教育、學校教育等各層次。《禮記•學記》把教育的社會(hui) 功能概括為(wei) 十六個(ge) 字：“建國君民，教學為(wei) 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教育功能的兩(liang) 個(ge) 方麵：第一是培養(yang) 國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麵性，第二是形成良風美俗、道德風尚與(yu) 人文環境。這兩(liang) 者又是相互聯係、交叉整合的。

中國人很重視家風、家教。著名學者、中外哲學與(yu) 佛學研究專(zhuan) 家湯用彤先生在講述自己的學養(yang) 時，首先講四個(ge) 字：“幼承庭訓”。這就是幼兒(er) 時代所接受的家教，啟蒙教育。古代叫“正蒙”，即開蒙的時候一定要端正。國文與(yu) 國學教育要從(cong) 娃娃抓起，這主要依賴於(yu) 家庭教育、幼兒(er) 教育與(yu) 社會(hui) 教育。我國古代的詩詞歌賦、棋琴書(shu) 畫，對幼兒(er) 、少年、青年乃至成年人的性情的養(yang) 育都有益處。現代公民社會(hui) 需要博雅教育、心性修養(yang) 教育與(yu) 君子人格的培養(yang) 。讓兒(er) 童與(yu) 少年愉快地適當地背誦一點蒙學讀物、古代詩詞與(yu) 《論語》等，很有好處，終身受益無窮。這不僅(jin) 對孩子們(men) 學人文有好處，而且對孩子們(men) 學科學有好處，對孩子們(men) 將來做人、立身行世都有好處。過去一些有名的自然科學家都有很高的文化修養(yang) 、文史哲的功底，例如數學家華羅庚院士、李國平院士，生物學家吳熙載教授等，都擅長詩詞書(shu) 法。他們(men) 從(cong) 小都背過經典，接受的教育很全麵。

“四書(shu) ”的教育，貫穿、滲透到社會(hui) 、家庭的各方麵，起著良好的作用。培養(yang) 一個(ge) 對社會(hui) 、國家、民族有用的棟梁之材，不管他將來做什麽(me) 事業(ye) ，根子要紮正，特別是做人的教育，人文的教育，道德的教育應視為(wei) 根本。這正是“四書(shu) ”進中學課堂的重要理由。

（郭齊勇按：《光明日報》2008年4月14日第12版國學版發表了此文，並配發了編者按。該報發表時改標題為(wei) 《“四書(shu) ”應該進中學課堂》，發表時有刪節，此為(wei) 原稿。另請詳見郭齊勇著：《中國儒學之精神》，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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