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讚成、反對、疑慮、期待
去年的陽明精舍儒學會講、讀經之爭、甲申文化宣言和《原道》創刊十周年紀念,使得文化保守主義在公共論域頗受關注。今年,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中國社科院成立儒教研究中心,大陸官方和民間公開祭孔,再次使儒學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其中,因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而引發的“國學大討論”,當為2005年最為重要的思想文化事件。這次國學討論,在思想層麵上是去年“讀經大討論”的繼續,但在內容深度、參與廣度、影響程度上,則較去年更進一層。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於今年五月發表《重估國學的價值》文章,宣布將組建國內高校中的第一個國學院,頓時引發媒體、網絡、學界的熱烈討論,讚成者甚眾,反對者也多。雖然此間因“脊續”、院長人選等問題引發激烈的言辭之爭,但各方爭論的焦點還是集中在國學的含義及其意義上。因紀寶成宣稱國學“主要指意識形態層麵的傳統思想文化”,並認為此乃今天所要認識並抽象繼承、積極弘揚的重點之所在。對國學的這一定性和價值重估,招致袁偉時、徐友漁、薛湧等學者的批評和質疑。徐友漁指出雙方的分歧出在“倡言國學時,其目的、宗旨、方向應不應該和一種保守主義的甚至複古主義的文化立場聯係在一起,甚至讓這種立場支配、主導我們當前的全部努力”。針對袁偉時等人的觀點,“儒學聯合論壇”網站發表了《我們的看法》係列文章,對之進行反批評,並且主持討論了相關問題。
在這次國學之辯中,有“大陸新儒家”之稱的蔣慶、陳明等人,雖然對國學院的成立表示肯定和期待,但同時也對國學院主事者的相應觀點和辦學方針表示疑慮和反對。當然,與自由派對國學或儒學的否定性批判不同,新儒家對國學院的批評是“恨鐵不成鋼”意義上的。他們認為,國學非辭章考據、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之學,其關涉生命意義、民族文化認同和政治價值原則,是體現聖人之道的“經學”、“義理之學”或“人文學甚至神學”。因此,他們反對以西方的學術方法來研究國學,對之進行知識化、對象化、國故化的界定和處理。陳明甚至痛心疾首地說道:“把漢學當國學,如果不是誤人子弟,就是掛羊頭賣狗肉,糟蹋國學之名。” 顯而易見,自由派與新儒家對國學院的批評,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向度。
自“五四”至“文革”以來,曆經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盤性否定的國人,對“國學”的理解和心態頗為複雜,不一而同。再加上中國人民大學乃是中國*創辦的第一所大學,近幾年不僅在校園內樹立了孔子像,而且相繼成立孔子研究院、國學院,由此引發各方關注和猜測,也在情理之中。可是,意氣不是意見,不能因噎廢食。在今天,國人對本民族文化的認識,急需走出舊有的思維模式,即將中西文化之別簡單化為進步與落後,將中國現實問題歸罪於曆史和文化。這種認識,不僅無視曆史,違背常識,而且於國於民不利。國學乃國家之魂魄,儒學乃國學之心神。將國學古董化,將儒學妖魔化,是民族文化的自失魂魄和民族精神的自甘墮落。
祭孔:“複古倒退”還是“撥亂反正”?
今年是孔子誕辰二千五百五十五年,曲阜國際孔子文化節的祭孔活動,由原來的民間祭孔活動首次轉為官方主導的大型公祭。與此同時,民間自發舉辦的各種祭孔活動也紛紛展開,如張立文先生公開呼籲將教師節定在孔子誕辰日,山西省當代儒學研究會倡議全球華人過“中國聖誕節”、“中國禮拜日”,華夏複興網站舉辦的民間祭孔活動,得到了一直宣揚“儒教國教”說的蔣慶、康曉光等學者的支持。康曉光不僅出席民間祭孔係列活動,參加會講發表演說,而且身著儒服親致祭辭。康氏“儒化”觀點和身著儒服祭孔的照片在網絡上公布後,引發一片嘩然,批評者認為其乃“複古倒退”、“癡人說夢”,偏激者斥之為“妖言惑眾”、“陽光下的僵屍亂舞”。
康曉光把公祭孔子看成推行“政教合一”的“投石問路”,認為“祭孔所象征的政治蘊含還是比較清楚的”,並呼籲應該將之上升為“國祭”。針對於此,徐友漁等學者堅決反對,認為此舉不符合憲政。徐友漁堅持認為“隻講家族、血緣關係,不講法律和政策,輕視婦女、包辦婚姻等陋習,一定和傳統文化有關,而要搞基層民主,要厲行法治,則難於從傳統那裏得到支持”。“鴉片戰爭以來的曆史證明,中華民族的得救和複興在於認同和實現科學、民主等價值,這是不懈衝破孔學等傳統的桎梏才做得到的”。如徐友漁這樣對儒學非曆史化、簡單化、凝固化的理解和批評,在受西化影響甚深的學界很有代表性。
孔子是中國的聖人,是中國文化的象征,是萬世師表。祭孔實際上是對文化的尊重,是對師恩的感念,是對道德的高揚。因此,在中國曆朝曆代,祭孔不僅是隆重的國家級大典,民間對孔子的祭祀也極為重視。今天重新恢複對孔子的祭祀,是撥亂反正,理所當然。隻可惜中國文化的命運,就如其代表者孔子的命運一般,曲折多變,令人感歎。
儒教重建:基督教?國教?或者公民宗教?
中國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自今年六月成立之初,有學者就將之與人大成立的國學院稱為“雙塔奇兵”,且聯想為“暗通款曲”,強烈批評、質疑、嘲諷“紀寶成們與陳明們似乎正在做著儒教再次成為‘國教’的春秋大夢”,認為儒教根本無法應對當代社會生活,真正成為經世濟民的國家倫理。針對這種對儒教的看法,蔣慶、陳明、王達三相繼發表文章予以辨明。
蔣慶在《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一文中,不僅充分肯定了儒教的治世功能和國教地位,還將中國儒教的複興具體歸納為十個方麵的內容,明確提出成立“中國儒教協會”。蔣慶對儒教重建的設想相比以往更為具體和可操作性。王達三發表《儒教重建與中國前途》文章,並出席中國學術論壇主辦的題為“儒教與中國”網聊活動,強調儒教重建與中國前途的關係,希望通過儒教建設,使其肩負起中國曆史文化傳統與當下諸多現代性因素的有機續接,使中華民族的精神生命能有機連貫和內在統一。同時,儒教還應義不容辭地承擔其應對西方文化入侵的問題,即要實現國人的文化認同和民族認同。針對蔣慶、王達三等人的“儒教國教化”論說,學者秋風著文《儒家如何實現複興》表示置疑。他反對借助國家權力而樹立國教,認為這種看法過於狹隘,並可能妨礙儒學的健全複興。秋風指出,如果通過諸教之間的競爭,儒教被人民普遍地信仰,滲透於人民的道德與社會生活,並對政治產生支配性影響,那麽,“儒教可以努力地成為一種事實上的國教”。秋風樂見儒學複興,但希望這種複興對於中國社會的健全發育和政治上的憲政轉型是有益的。秋風的觀點,與陳明有相近之處。
與蔣慶等人主張的“儒教國教”說不同,陳明在《即用見體說儒教提綱》中力主“儒教之公民宗教”說,強調儒教功能的社會、法律意義和其理論的曆史、文化色彩及其組織形式的社會性質,即在組織上、情感體驗上淡化其宗教屬性;在價值上、實踐上強化其對精神和行為的塑造指導作用。至於今後能否建立起自己的宗教理論和組織係統、能否實現政教合一,則交給曆史去選擇。如果說用基督教或體製化宗教框架對儒教進行描述是一種強宗教話語,用基督教化、國教化目標對儒教進行重建是一種高調方案,那麽即用見體說儒教的公民宗教則探索了一種對儒教進行弱勢描述、儒教重建的低調方案。
這些思想的觀念的碰撞,在12月17-18日由中國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和廣東信孚教育集團聯合舉辦的“第一屆全國儒教學術研討會”上達到高峰――會上,一份叫《中國儒教研究通訊》的內部刊物也正式麵世。傾向基督教立場的何光滬、李向平、傾向自由主義立場的秋風、袁偉時、楊陽、傾向保守主義立場的蔣慶、陳明等直接對話,有差異也有共識。據悉,有關各方有意將這個會議論壇化,每年召開一次。
“儒教問題”的爭論從產生之日起即和中華民族在十七世紀以後的命運、中華文化的走向、儒家(教、學)的沉浮緊密相連。今天儒教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所謂的儒學是或不是宗教,而在於,對於儒學的複興和民族的命運來說,對於生活的健全和豐富來說,是不是需要一個叫做儒教的文化係統或單位?新儒家及其“儒教研究中心”的工作和努力,值得我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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