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強說錢穆：以文化貫通曆史

作者：楊國強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六月十六日戊申

           耶穌2015年7月31日

我讀錢穆，大概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個(ge) 時候錢穆的書(shu) 大陸還不容易找到。我是向程念祺借來讀的，他家學淵源，有一部分書(shu) 是我們(men) 想讀而找不到的。我這個(ge) 人不大喜歡向別人借書(shu) ，陳先生（按：指陳旭麓）曾說，讀書(shu) 人借書(shu) ，是老虎借豬有借無還。我借出去的書(shu) ，也曾收不回來，將心比心，便不大向人借書(shu) 。因為(wei) 這本書(shu) 是借來的，印象就深一點。到了九十年代前期，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圖書(shu) 館處理館藏複本書(shu) ，我就買(mai) 了一本《國史大綱》，與(yu) 借來的那一本版本略同。

當時讀《國史大綱》，印象最深的是錢穆以文化說曆史。後人好說史觀，如果要說錢穆先生持什麽(me) 史觀的話，在我看來他是典型的文化史觀。他用文化來貫通兩(liang) 千年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hui) ，非常獨特，非常真實，也非常有解釋力，說通了很多曆史上的問題。對我們(men) 今天分成文史哲三科的學問，在他那裏是更本色地貫通為(wei) 中國文化而融為(wei) 一體(ti) 。他實際上是給我們(men) 做了一個(ge) 示範，用中國文化的演變來解釋兩(liang) 千年的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即使是最近出的那一本《中國經濟史》，讀到最後，很容易感到他講經濟背後在意的其實還是文化，與(yu) 之相類似的，他講政治背後有文化，講社會(hui) 背後仍然有文化。我不能說他用文化史觀來解釋中國曆史已經很全麵和非常充分地完成了對中國曆史的認識，但是就他觸及的部分來說，其解釋是非常有說服力的，有很強的思想貫透力。從(cong) 錢穆先生的例子，我們(men) 可以看到，一個(ge) 讀史者匯融悟解之後所能達到的通達的曆史視野。古人講史學史識，我想讀史既需要曆史的視野，也需要真實的史料，但有時候視野比史料更能接近曆史的真實。

他那個(ge) 時代是西化占了上風的，多數人熱心於(yu) 從(cong) 中國曆史中尋找與(yu) 西方相同或相似的東(dong) 西，而錢穆先生更著意於(yu) 用中國文化來解釋中國曆史，其立場恰恰是講中國與(yu) 西方的不同。在我看來，曆史學其實是講具體(ti) 性的學問，因此不能不著眼於(yu) 一個(ge) 國家的特殊性、本性、殊相以及國家與(yu) 國家之間的不一樣。如果老是喜歡尋找普遍性、相似性，講這個(ge) 國家跟那個(ge) 國家多麽(me) 相同，那就變成社會(hui) 發展史了，而社會(hui) 發展史與(yu) 一個(ge) 國家的具體(ti) 曆史是不一樣的。隔了幾十年之後，我們(men) 回過頭來看錢穆以及他所關(guan) 注和關(guan) 懷的那一麵，啟示尤大。

錢穆與(yu) 《國史大綱》

文化是由一代代人傳(chuan) 承的，因此，對於(yu) 中國曆史文化當中突出的、關(guan) 鍵的、承擔轉折的人物，錢穆先生都有很深的關(guan) 注，也有很大的見解。這一方麵的表述除了見之於(yu)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更多地見之於(yu)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cong) 》。《國史大綱》給我們(men) 傳(chuan) 授的是中國曆史與(yu) 文化，但它並不完全是用中國傳(chuan) 統的史學體(ti) 例寫(xie) 成的。就體(ti) 例而論，《國史大綱》明顯受到西方史學理論和新思潮的影響。相比而言，《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倒是比較多地沿用了傳(chuan) 統的學案體(ti) 例。這兩(liang) 種東(dong) 西在他手裏是運用自如的，寫(xie) 的也都是他對曆史的理解和感受。

我讀這兩(liang) 本書(shu) （《國史大綱》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比較用心，先後過目幾遍。其他著作能夠找到的，也是一讀而過。工夫花得最多的還是這兩(liang) 本書(shu) 。我今年三月份在《文匯報》上發表的《清學與(yu) 近代中國思想走向中的偏失》，努力想從(cong) 文化角度解釋中國近代史，追本溯源，可能得自於(yu) 錢穆先生的啟示。這一麵的讀史所得，使我常常感到：近代中國同西方相遇一個(ge) 很大的不幸，就是當時正在漢學鼎盛之後。如果是宋學鼎盛時期，中西相遇，曆史局麵可能會(hui) 有不同（日本明治維新以王學為(wei) 精神先導，反過來也說明了講知識的漢學和講義(yi) 理的宋學會(hui) 形成不同的曆史影響）。

另外的例子還有：近人講經世之學，大半是從(cong) 正麵去理解和闡述。就實際曆史而言，魏源以來，經世之學在近代中國產(chan) 生過很大的作用，即使是洋務之興(xing) 起，也曾經以經世之學作為(wei) 曆史中介。而錢穆的深刻性在於(yu) ，他能夠看出經世之學其實有很大的限度。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他曾以曾國藩為(wei) 例，論述這種限度。曾國藩的經世之學把義(yi) 理引入事功之學——經世之學從(cong) 來就是事功之學。魏源講，以時事程實功，以實功程時事，講的都是做事，以事為(wei) 功。後來人們(men) 責怪李鴻章太重於(yu) 做事，而不重於(yu) 做人，實際上經世之學的局限就在這裏。曾國藩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把經義(yi) 引入經世。我曾經幾次引用過錢穆先生的一段話，他說：“國史自中唐以下為(wei) 一大變局，一王孤立於(yu) 上，不能如古之貴族世家相分峙，眾(zhong) 民散處於(yu) 下，不能如今歐西諸邦小國寡民，以輿論眾(zhong) 意為(wei) 治法。而後天下乃為(wei) 舉(ju) 子士人之天下。”中唐以後，是科舉(ju) 選士的社會(hui) 。這個(ge) 社會(hui) 中的舉(ju) 子、士人，“法律之所不能統，天命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所以“舍棄經術而專(zhuan) 營經世，其弊必有不可言者”。錢穆說曾國藩看到了這一點，但曾國藩以後，就很少有人能注意到這層意思了。這段話雖然文字有限，但其見識之深是非常不容易達到的。

由錢穆很自然地會(hui) 想到陳寅恪先生。陳寅恪也是我很敬仰的一位史學前輩，同錢穆一樣，他對傳(chuan) 統也有一種很深的不能去懷的情結。讀他的書(shu) ，常常會(hui) 感到他對傳(chuan) 統的遠去、衰落有一種深深的悵惘、傷(shang) 情和無奈。比如他所作的《王觀堂先生挽詞》裏說，“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其實光緒、宣統之交完全是個(ge) 衰世，而他把衰世比作開元全盛年，寄托的是一種深度的追懷，在這種追懷裏，即使衰世，也彌足珍惜。相比而言，錢穆先生則明顯對中國文化複興(xing) 有一種樂(le) 觀主義(yi) 和執著的堅信。

我不能判斷傷(shang) 情和執著之間的高下，因為(wei) 兩(liang) 者都打動我。我能說的是，20世紀中國最有文化信心的兩(liang) 個(ge) 人，一個(ge) 是錢穆，一個(ge) 是胡適，胡適對中國的充分現代化，或者說充分的世界化，抱有很大的信心。錢穆則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興(xing) 抱有很大的信心。同他們(men) 兩(liang) 個(ge) 人比較，其他文化人似乎大半都經曆過彷徨和遊移。所以，說錢穆守護中國文化也好，為(wei) 故國招魂也好，背後都凝聚著他對中國文化的樂(le) 觀。

今日返視曆史，當時胡適如日中天，錢穆則如同孤軍(jun) 苦守舊壘，往往被目為(wei) 頑固派。但在那個(ge) 時代要做個(ge) 頑固派，其實也很不容易。這種不容易，也反照了中國文化對錢穆的造就，他的樂(le) 觀，他的執信，恰恰是他與(yu) 中國文化濡沫相依的結果。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