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國學研究院：曆史與現在（陳來）

清華國學研究院：曆史與現在

——陳來教授在清華大學的講演

1925年，清華成立了研究院國學門，亦通稱清華國學研究院。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不長的幾年辦院曆史裏，培養了70位學有專長的國學學者，其中有幾十位在後來成為我國人文學界的著名學者或國學大師。清華國學研究院幾位導師的研究，在當時代表了我國國學研究的最高水平。清華國學研究院創造的輝煌與影響奠定了清華初期的學術聲譽，清華國學研究院也早已成為清華大學足以自豪的曆史傳統的一部分。

清華國學研究院是我國近代文化教育發展的產物，它以“學術第一、講學自由、兼容並包”的精神，開創了清華大學早期人文學研究的黃金時代。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共同創造的這一輝煌曆史業績，對後來清華各個學科的發展都有示範的意義，也構成了清華人文學科上世紀30至40年代卓越發展的先導。不僅如此，清華國學研究院興辦的成功經驗，也為清華的大學理念的提出，提供了實例和基礎。

講演者小傳

陳來：1952年生於北京，祖籍浙江溫州。1976年中南礦冶學院（現名中南大學）地質係畢業。1981年北京大學哲學係研究生畢業，哲學碩士。1985年北京大學哲學係博士研究生畢業，哲學博士。1986年任北京大學哲學係副教授、1990年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北京大學哲學係博士生導師，全國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全國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成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首都師範大學特聘講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學、武漢大學等校兼任教授。曾任哈佛大學、東京大學等多所大學客座教授、國際中國哲學會(I SCP)副執行長。學術領域為中國哲學史，主要研究方向為儒家哲學、宋元明清理學、現代中國哲學。

一、“求新的世界眼光”造就了清華國學研究院

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的學術風格，有一致之處。王國維早就指出：“異日發明光大我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強調光大國學，必須兼通世界學術。

值得一提的是，以梁啟超為代表，國學院師生的關係，頗類似舊日書院的風氣，即師生在課外的關係相當密切。

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授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曾被稱為四大導師。

其實導師並不是正式的職稱，而是因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員為研究生，教授指導學生作專題研究，其與學生之關係便為導師。

教授不僅指導學生研究，也開堂授課。其中，王國維的古史研究與古文字研究在當時冠絕一時，他在清華研究院課堂講授者為金文、說文、尚書、儀禮、古史新證。

梁啟超在國學研究院主要授課為儒家哲學、曆史研究法、中國文化史。與王國維相比，梁啟超所講並不是專門之學，而是通論為主，體現了他“通儒”的特點，事實上，學生聽梁啟超課的受益最多。

陳寅恪所授課為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梵文金剛經、高僧傳，介紹當時歐洲漢學的研究成果和目錄，並以中亞考古學、東方語言學的材料與中國舊籍互相證明。

趙元任所任課主要為方言學、中國音韻學等，方言學強調實地調查，為舊學所未有，音韻學則是注重“曆史比較法在漢語史上的應用，與清代音韻學家所講大不相同”，其授課內容為當時語言學的前沿。

四位先生的學術風格，有一致之處。王國維早就指出：“異日發明光大我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強調光大國學，必須兼通世界學術。後來陳寅恪主張：“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強調中西融合，而以中國為本。

在具體治學方法上，可以陳寅恪敘述的王國維治學方法為代表，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述及王氏之學術與治學方法，舉出三條：“一曰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去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互相參證”，他說，此三類之著作，“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這三條雖然主要是就文史之學而言，但確實代表了清華國學研究院在學術研究上的精神風氣和示範意義。

另值得一提的是，以梁啟超為代表，國學院師生的關係，頗類似舊日書院的風氣，即師生在課外的關係相當密切。事實上研究院《章程》已經規定“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製度”，1925年研究院開學典禮當日，梁啟超即席作了“舊日書院之情形”的講演，所以我們可以相信《章程》關於發揚書院精神的規定必定是出於梁啟超的意見。這種書院式的師生關係，也是老清華國學院的重要教育特色。

清華國學研究院創辦者吳宓在講述清華研究院緣起的《旨趣和經過》中指出：“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研實踐顯示出，清華國學研究院對“國學”和“國學研究”的理解，始終是把“國學”作為一種學術、教育的概念，明確國學研究的對象即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以國學研究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體係；在研究方法上，特別注重吸取當時世界上歐美等國研究中國文化的成果和方法。清華大學顧秉林校長最近在清華國學院成立大會的講話指出：“老清華國學研究院從一開始就不是守舊的，而是追求創新和卓越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追求，指向的不是限於傳統的學術形態與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學術發展。”

這種“求新的世界眼光”，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得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如此影響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實上，在20世紀20年代，在大學成立國學研究的院所，清華並不是第一家，前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1922）、東南大學國學院（1924），後有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1926）、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1928）等，尤其是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成立早，人員多，在當時影響廣泛；但最終在曆史的評價與影響來看，還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後來居上，聲望和成就超出於其他國學院所，成為現代中國學術史的標誌。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聘請了一流學者擔任清華國學院的教授。如王國維、梁啟超本身是當時我國國學研究的大師，學術研究代表了當時我國學術的最高水平；

二是清華國學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觀作為基礎。在中國文化的研究方麵，沉潛堅定，不受反傳統的文化觀念所影響；

三是把國人的國學研究和世界漢學的研究連成一體。追求創新和卓越的精神，置身於世界性的中國文化研究前沿，具有世界的學術眼光。

清華國學研究院是我國近代文化教育發展的產物，它以“學術第一、講學自由、兼容並包”的精神（馮友蘭語），開創了清華大學早期人文學研究的黃金時代。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共同創造的這一輝煌曆史業績，對後來清華各個學科的發展都有示範的意義，也構成了清華人文學科上世紀30至40年代卓越發展的先導。

不僅如此，清華國學研究院興辦的成功經驗，也為清華的大學理念的提出，提供了實例和基礎。梅貽琦先生1931年的名言“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其心得與提煉，正是和他曾兼管國學研究院院務，曾與梁啟超、王國維等大師有過具體合作的經曆密切相關聯的。

二、“中西融合”的文化觀有待發揚光大

大學教育絕不隻是專業知識的授受，更是對人的精神的陶養，是對人的綜合素質的培壅，這一點老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們早有深刻的洞見。王國維指出：“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謂完全之人物？謂人之能力無不發達且調和是也。”

為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承和發揚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精神與傳統，促進清華大學基礎人文學科的進一步發展，清華大學決定成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

成立國學研究院是發展清華文科的重大舉措，是清華大學新世紀文科規劃發展的重要一環。文科是大學綜合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文科的卓越發展，就不能完成創建一流綜合性大學的任務；沒有文科的全麵發展，就不能建設一流的充滿人文精神的校園文化。正確認識人文社會學科的重要性，是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基本點之一。人文基礎學科是人類認識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重要領域，人文學科在對曆史、社會、文化以及人本身的研究方麵，是不可替代的。文學、藝術、哲學、宗教、曆史既是人的理性、情感、意誌力量的顯現，又體現了幾千年人類的文明累積和精神創造；既體現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力量，又充滿了人類在生產實踐和社會實踐中所總結的經驗、智慧和創造。人文學的研究與教育，不僅傳承人文知識，更致力培養人的博大心胸、曆史眼界、藝術心靈、生命智慧、道德情操，這些都是新時代領袖人才必備的綜合素質與條件。一個現代社會不僅要發展物質文明，也必須要發展精神文明，社會越現代化，對精神文化產品的要求越豐富，對人與社會精神文明程度的要求越高。對和諧的認識，對公平的探求，對自由創造的理解，對真善美的理想，既是我們今天建立“和諧社會”的現實課題，更是人類的永恒思考。這些都是由人文社會學科所承擔的。

人文學科對人才培養特別重要。大學教育絕不隻是專業知識的授受，更是對人的精神的陶養，是對人的綜合素質的培壅，這一點老清華國學院的導師們早有深刻的洞見。王國維指出：“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謂完全之人物？謂人之能力無不發達且調和是也。”他認為人的能力的培養包括智育、德育、美育，不可偏廢，並指出：“有知識而無道德，則無以得一生之福祉，而保社會之安寧”，“古今中外之哲人無不以道德為重於知識者”，突出強調了人格、品質的培養在教育中的重要性。梁啟超更多次勉勵清華學子要把“君子”作為人格的目標，他不僅引述《周易》大象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而且滿懷期望地叮囑：“清華學子，薈中西之鴻儒，集四方之俊秀，為師為友，相磋相磨”，“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會，促進我政治，所謂君子人者，非清華學子，行將焉屬？”他還呼籲清華同學：“崇德修學，勉為君子，異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瀾，作中流之砥柱！”應該說，老清華國學院的大師不僅在學術上，也為清華的人才培養的目標，奠定了理念，指出了方向，提供了文化價值觀念上的指導意義。這些正體現了人文學者的重要作用。

1925-1929年的清華人文學科可稱為“國學院的時代”，與此相對應，1930-1952年的清華人文學科可稱為“文學院的時代”。上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清華大學的文、史、哲等人文學科都達到了當時國內的一流水平，對中國近代的學術轉型與人才培養做出了重要貢獻。國學院時代清華文科研究屬開創與奠基的時代，文學院時代的清華文科是對國學院時代的清華文科的發展和光大。相比於這兩個時期，上世紀90年代以來是清華文科恢複、振興的時代，新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成立，應該說，是清華文科振興過程中的一個有象征意義的舉措。今天，大力發展人文社會學科已經成為清華大學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得到了廣大校友和校內外各方麵的極大重視和支持。

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正在努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而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必然同時是中華文化的偉大複興。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大力發揚清華學派“中西融合”的文化觀，全麵推升費孝通先生所說的“文化自覺”，深入中國曆史文化的研究，傳承中華文化，弘揚民族精神，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

國學研究即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國學研究對當代社會的文化建設、道德倫理建設、民族精神培育，都有其不可替代的意義。為了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凝聚力，弘揚民族精神，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必須通過對曆史文化的研究去深切體認中華文化的偉大生命力和凝聚力之所在，正確認識中華文化中的核心價值觀，自覺理解她的內在生命力和精神特性，從而增進我們認識和利用傳統文化資源的主動性。弘揚民族文化，就是要深刻認識那些在曆史上促進中華民族發展壯大，體現和促進了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創造力的優秀文化並把它發揚起來，進而加以新時代的發展，以加速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複興。在當今的時代，在麵對全球化、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的同時，我們要始終注意保持民族文化的主體性，使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繼往開來，永遠暢通。在這方麵，國學研究都大有可為。

三、老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不可複製的

老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不可複製的，四大導師的輝煌是不可複製的，因為他們是奠立風氣的先賢、樹立典範的大師、引領風騷的領袖更是中國現代學術精神的象征。

不少社會及媒體人士問，今天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成立，是“重建”還是“新建”？清華大學謝維和副校長的回答是，從哪一個角度理解都可以。

對此，我的理解是，老清華國學研究院建院的初名是“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1928年清華學校改製為國立清華大學，相應地，當時的國學研究院的正式名稱應為“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門”；而我們今天成立的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與1925年及1928年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正式名義都有所不同。同時，今天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體製和功能與老清華國學院也不盡相同，老清華國學研究院主要以研究生教學為主，今天新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要以建設研究平台為主。在這個意義上是“新建”。但是，今天在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又不可能與老清華國學研究院沒有關係，不僅校外人士必然把這兩者加以聯係，我們也希望繼承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精神和學風，把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曆史看作自己的前史，在這個意義上說其實是“重建”。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發展將在總結曆史、發揚傳統的基礎上，發展起適合清華傳統、符合清華使命的自己的思路。而推動國學研究的深入展開，最重要的是尊重人的獨立創造精神。

正如清華國學研究院末期陳寅恪在王國維紀念碑銘中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事實上，這句話差不多已經成了今天清華的另一種校訓了，這才是學術創造的真正根源。

在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局麵的時代，人文學科比以往更重要，而且越來越重要。發展人文社會學科，要提倡不同學術觀點的爭鳴，鼓勵創造性的大膽探索，積極推動學術觀點創新。那種以規模、資金、項目等數量標準來範導人文學科的思路是不符合人文學科自身特點的。對人文學科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規模和體量的擴張，而應當是學術影響和聲譽的提高；人文學科的發展標誌應是新思想創造、新研究範式的提出，是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是看有沒有一支在國內外有學術影響的名人名家的隊伍。這也是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曆史所證明了的。

老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不可複製的，四大導師的輝煌是不可複製的，因為他們是奠立風氣的先賢、樹立典範的大師、引領風騷的領袖,更是中國現代學術精神的象征。與四大導師比，今天我們就是再有十個、二十個名教授，和四大導師也是不能相比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妄自菲薄，我們要完成曆史賦予我們這一代學人的使命，在中國崛起的時代，在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偉大複興的時代，做出無愧於這個時代的自己的貢獻。清華國學研究院將依托清華大學現有人文學的多學科條件，大力發展校內外、國內外的學術合作與交流，力求把“清華國學研究院”辦成具有世界影響的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為中國文化研究提供一個一流的國際化的平台。

今天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不僅要繼往開來、發揚老清華國學院的傳統，還要聯合校內外的研究力量，為再創清華國學研究的輝煌，發揮積極的作用。

如同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是步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等國學研究院所的後塵而興起，自上世紀90年代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建立以來，全國已經有數所國學院或國學研究院。北京大學是當代中國人文學科研究力量最強的大學，我們將依托清華與北大天然的密切關係，以見賢思齊的態度，加強與北大等其他院校的國學研究單位的合作，共同提高我國國學研究的水平。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為直屬清華大學的跨學科研究機構，國學研究院特聘及專職研究人員以高、精、尖為原則。國學院設立訪問學者製度，支持學者的研究，根據情況設立課題組和研究項目，經學術委員會批準立項，實行課題負責人製度。

我們努力的方向和宗旨是：

努力總結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曆史成就與學術傳統，使清華老國學院的精神更加普遍地深入清華學子的心靈；

深入認識中華文明的偉大意義，發掘中華文化的創造力的根源，揭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與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曆史文化的依據和理論研究的成果；

堅持中西融合的文化觀念，發揚沉潛與通達相結合的學風，為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提升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作出一流的國學研究成果；

把國學研究推向世界，掌握和介紹世界中國學研究的最新成果，大力引進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的一流研究，同時努力把國學研究的成果介紹給世界，積極促進中國學研究與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交流。以不斷創新的精神，打造一個國際化、跨學科的中國文化的研究平台。

國學院將設立“梁啟超講座”、“王國維講座”、“陳寅恪講座”，以紀念這三位奠立了清華文科基石的大師。

國學院將編輯《清華國學文存》，精選絕大多數院友的著作，以為永久性的表彰與追思；將編輯《清華國學研究》叢書，其內容包括整理有關國學的討論，老清華國學研究的曆史，清華人文大師的傳記等。

國學院主辦出版院刊《中國學術》，促進中外學術的深度交流，使中文成為國際學術的工作語言；將創辦《清華元史》集刊，力爭在發揚舊有傳統的同時，促使它更好地與當代人類學等社會科學學科相互貫通方麵，做出前沿性的貢獻。

來源：2009-12-19文匯報

清華國學研究院：曆史與現在（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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