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說百年孔子——（袁偉時）

漫說百年孔子

——答《南方都市報》記者王晶

袁偉時

（2010年1月28日）

這一天中午，王晶與我相約趕往江南西路一家影院看《孔子》。這家豪華、寬敞的放映廳裏連我們在內隻有五個人。前排空空蕩蕩，與網絡上喧囂的評論、聲明恰成對比。看完電影，我們在袁家幽靜的書房裏暢談了兩個多小時。

（記錄整理後達九千字，編者事先說好隻能發表八千字，2月7日在《南方都市報》A2 08-09刊出時，自然要刪去一千字，並做編輯應做的工作。發表時編者加上一個頗為精辟的導語，但說“袁偉時也被迫寫批判孔子的文章”是不準確的。我寫了一篇《孔子教育三議》，無論對錯都體現了當時我的認識水平，不是別人強迫我寫的。在國民黨統治下受中小學教育的我們這一代人，就我周圍的同齡人來說，孔子隻是一個曆史人物而已，既沒有視他為聖人的強烈觀念，也不見什麽人蓄意反孔。以下是沒有刪節的原文。）

《孔子》：一部儒家的宣傳片

南方都市報：袁老師，您談談對這部電影的感覺。

袁偉時：孔子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三位一體的人物。作為教育家，爭議不大，他有三千弟子，公元前5、6世紀，在世界範圍也稱得上是個大教育家。但他作為思想家成就的高低，作為政治家的成敗的得失，會有很多不同的評價。這很正常。這部電影拍得很嚴肅、認真，不是流行的瞎編、搞笑的“戲說”片，把孔子作為一個有理想的政治家的追求拍出來了。一個民族，特別是它的知識階層，應該有理想的追求，堅韌不拔的精神是應該延續，應該繼承的。電影在這方麵體現出來了，從基本方麵和總體上看是成功的。

《孟子》上有一句話：“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一句話變成一個故事，虛構了一個小奴隸，從文藝創作上是可以的，也是成功的。它不是文獻紀錄片，容許虛構。其中的成敗得失，這個人物，那個人物，怎麽樣，有不同看法，很正常。

對電影、文藝創作要寬容一點，要有充分的自由，中國管得太多，沒有生氣。藝術、創作，容許大家自由探索才是正道。與此同時，作為創作者當然要虛心聽取大家的議論、批評，不要堵塞自己前進的道路。

南方都市報：您認為這部電影有什麽不足？

袁偉時：一部水平較高的傳記片，不會回避傳主的錯誤。《孔子》還沒有達到這個高度。在我看來，它是儒家的宣傳片，而不是高水平的傳記片。這部電影有意掩蓋對孔子形象不利的東西。

例如，影片著意渲染的夾穀之會，曆史留下其中的重要情節：“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曆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營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史記·孔子世家》）兩國君主會盟，加插一點輕鬆愉快的樂舞，就說人家是“營惑諸侯”，罪該砍頭！砍掉人家的手足，太殘忍了！不過，這就是孔子堅持的禮治。

《史記·孔子世家》還有一段很重要的記載：“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荀子·宥坐》也將這件事記錄下來了，而且說得更具體：“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理由呢？孔子說得頭頭是道：“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前兩條——所謂心“險”、行“辟”頂多是道德和性格缺陷，很難測度，更說不上是什麽罪。後三條說的是學問和言論，善於辯論，敢於揭露醜惡，都是大好事，定為該死的罪行，簡直是顛倒黑白！以這樣的標準殺人，太恐怖了。而曆代儒家都以此為殺戮他人的正當理由，無疑是對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犯罪。“非聖犯上”、“離經叛道”，在前現代中國是罪該萬死的大罪。那是儒家文化培育出來的是非標準。

21世紀了，有些人還念念不忘儒門弟子肉麻至極的話：“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說得不客氣一點，這是奴才腔調。我不知道這些人有沒有起碼的曆史知識和獨立人格！導演沒有將這句話加到影片上，頭腦還算清醒。

南方都市報：這部電影的編導說，他們的每一句話都有根據，您怎麽看？

袁偉時：中國的廣告，誇大失實，比比皆是。一個曆史故事片容許虛構，但重要曆史人物的生平不能胡編。影片中顏回為打撈簡牘跳到冰窟窿中去而獻身；這是不惜糟蹋曆史，塑造儒家英雄。他們說看了這部片子“不哭不是人”。我看應該加一個字：“不哭不是蠢人”！

南方都市報：古代真實的孔子，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袁偉時：史學界有個共識，完全重現曆史真實是不可能的；但是勾勒比較真實的基本輪廓，是史家的責任。心平氣和看孔子，我以為簡單說來有這麽幾條：

1.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但不要胡吹是“世界最偉大的教育家”。許多民族都有自己偉大的教育家。比孔子（前551—前479）稍晚一點的蘇格拉底（前469—前399）也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他教人懷疑、探討、批判、論證，開啟了西方自由討論和嚴密論證的學風，與孔子訓誡式、“攻乎異端”培育出來的“尊聖宗經”的學風迥異；他的教學內容、方法和後果都比孔子高出一籌。

2.文獻整理和傳承，功勞很大。

3.一個影響深遠的思想家。他的論述主要涉及倫理道德和政治。用《史記·六家要旨》的話來說是：“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簡單地說是迂腐，不切實際，講究等級、秩序。當然這隻是“要旨”而已，具體說來，則精華與糟粕並陳。不過，這些主張對發展緩慢的農業社會鞏固社會秩序很有用，並且影響了廣大的東亞地區。

4.一個堅韌的政治家。

漢族和漢文化圈深受他的思想熏陶，優長和弱點都刻下很深的印記。但曆史證明了一條：這樣的儒家思想或儒表法裏與自然經濟相結合形成的宗法專製社會，無法自行轉型為現代社會，也產生不了現代科學。

孔教會與新文化運動

南方都市報：近代一百年裏孔子的起伏上下，常常讓人眼花繚亂。您能梳理一下其中心脈絡嗎？

袁偉時：儒教是從明清時期起真正統治全中國。曆代王朝尊孔不奇怪；這是前現代中國的基本特征。奇怪的是，在鬧了革命、號稱推翻專製之後的民國時期，儒教的熱潮變本加厲，出現了一波又一波尊孔熱潮。

南方都市報：康有為成立了孔教會。

袁偉時：對，帶頭掀起這股熱潮的是康有為及其追隨者，包括他的大弟子梁啟超。1913年開始，他們發起組織孔教會。那時有結社和言論自由，各地尊孔組織紛紛成立，同時辦了一批尊孔報刊，如康有為的《不忍》雜誌，還有《孔教會雜誌》，《經世報》等等；還辦了一間孔教大學。

這是一次狹隘文化民族主義大發作。代表性的言論有：“孔子之聖智，超越大地諸教主”，“中國之文明冠絕全球”！“孔子乃賢於堯舜，繼於文王……筦世界大同之樞。”“經為萬世法，而孔教能統一全地球”！康有為的調子更高：“凡普大地萬國之人，雖欲離孔教須臾而不能也！”

不光這些孔教吹鼓手湧動，官方也強力支持。從袁世凱、黎元洪到各個地方的督軍和社會名流，都發電報支持，將孔子捧到天上。康有為上書袁世凱：“尊聖衛道，想公同心。”袁氏立即回電：“比者大教淩夷，橫流在目……匪有大哲，孰為修明？”互相吹捧，肉麻得很。

他們的第一個目標是定孔教為國教，各級學校恢複讀經。但是，他們也並不是真的要複辟宗法專製製度，辛亥革命前就要求立憲了。

南方都市報：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康、梁本人也同時支持立憲。

袁偉時：康有為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物。康、梁及其追隨者分別草擬了三個憲法草案，各有不同。梁啟超的憲法草案，迎合袁世凱，是開明專製方案。康有為草擬的憲法，反而對法治和民主程序的方方麵麵說得頭頭是道。他的基本傾向是虛君共和。即使以他為國師的張勳複辟，發布的文件追求的也是虛君共和。

當時的問題在於憲政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上。孔教會的要求是儒術至上，並且寫入憲法，把中國變為儒教國家。但中國是多民族國家，即便在漢文化內部，也存在不同的文化流派。要把中國改造成一個憲政或法治國家，文化就應該是多元的，怎麽能強行規定獨尊儒家呢？何況若不清理當時無所不在的與儒家息息相關的宗法專製關係，公民的自由、平等關係怎麽確立？講究恭順、等級和宗法關係的儒家思想，顯然與現代社會平等、自由的人際關係格格不入。所以，這一場熱潮招致先進思想家的批判，毫不奇怪。

南方都市報：於是接下來的新文化運動，與這一場尊孔熱潮就是針鋒對立的。

袁偉時：辯論是不可避免的，而當時也有足夠的言論自由空間。新文化運動應運而生。需要注意的是，盡管當時有人說過一些過火的話，也千萬不要把它與後來以暴力為後盾的“破四舊”相提並論。運作方式根本不同。這是無權無勇的一群書生發動的自由辯論，是以理服人、聽不聽由你的。

後果更是迥異。新文化運動時期，子學，佛學，史上的白話小說、戲曲乃至儒學本身等等傳統文化的許多瑰寶被發揚光大，拋棄的僅是應該進入博物館的東西，如三綱之類的宗法製桎梏。中國文化進入罕見的黃金時代。學術繁榮，大師輩出，寬容自由，出現了一個多元文化的正常局麵。

此外不應忘記，新文化運動是民間文化，沒有強製別人服從的權力。當時的官員們多半口口聲聲子曰、詩雲，滿腦子儒家教條。有人非要說新文化運動摧毀了儒學，太誇張了。

南方都市報：這一波尊孔潮後來如何？

袁偉時：各類與孔教會一脈相承的孔門衛道士相繼登場。杜亞泉、梁漱溟、張君勱是其中突出代表，梁啟超也插了一手，譜成頗為壯觀的東方文化救世交響曲。歸納起來，他們有幾個引人注目的特點：

首先，都以孔門真傳自居；吹噓自己那一套不但可以救中國，而且可以救世界。但與民國初年孔教會興盛時期比，神化孔子的肉麻話減少很多。

這些典型人物裏，張君勱提倡新宋學，說要從修身養性的“內生活”中求出路。梁啟超到歐洲走了一趟，看到一戰後殘破的歐洲，提出東方文化救世論，說歐洲那些人等著東方文化去救他們。

進入20年代，梁漱溟從研究佛學轉向“做孔家的生活”，要把人類引向“至美至好的孔子路上來”。其代表作是《東方文化及其哲學》，斷言西方文化滿足意欲，著力解決物質生活問題，必然轉向欲望調和折中的中國文化，而未來則向以禁欲為特征的印度文化發展。信口開河，好玩得很。時至今日，不值得花時間去分析了。

他們不反對憲政，卻反對市場經濟。比如說，杜亞泉認為隻能發展自給的手工業。梁漱溟則聲稱最討厭算帳的生活。張君勱說西方文化裏麵有三條不能接受，是束縛人的三重羅網：一是工商贏利；二，國家主義；三，科學知識。

而且他們往往反對個人獨立、自由。

這裏就可以看出他們的矛盾所在：離開市場經濟和個人的平等、自由，憲政賴以生存的基礎和目的就被取消了。這是不是真憲政就不無疑問了。

南方都市報：這一場尊孔熱潮的來源是什麽？

袁偉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互相廝殺的交戰國滿目瘡痍，加上如何調控市場經濟還沒有足夠的經驗，一再陷入經濟危機。而義和團事件後的中國，吸取了教訓，致力改革，從清末新政至北洋政府，頂住了世界經濟危機接連襲擊，經濟多年保持持續快速發展，東方文化救世論就有存在的基礎了。

此外，不要想當然以為新文化運動以後，儒家思想影響和儒家文化就蕩然無存了。儒學的地位在五四以後確實下降了但沒有被摧毀。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提倡儒學，都尊孔。我1937進小學還要拜孔子。小學一年級入學第一天，校長帶領我們給孔子牌位鞠躬。

蔣介石手中的孔子：阻擊自由的丈八蛇矛

南方都市報：接下來，國民黨掀起的尊孔熱潮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袁偉時：從20年代的“戴季陶主義”到40年代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孔子都是蔣介石手中打人的重要武器。

1925年，戴季陶在他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中提出一個新道統論。他說：“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正統的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這是中山“先生對歐洲文化的基本思想來宣戰。” 當時國民黨內權力爭奪非常激烈。這是戴季陶為他的小兄弟蔣介石製造出來的奪權理論。左右開弓，既打中國共產黨，也打歐美自由派，因為這些都是與中國的正統思想迥異的“歐洲文化”。

蔣介石先後十多次仔細閱讀戴季陶的這部書，完全接受他的道統論，把它作為自己的“力行哲學”的理論基礎之一。在上世紀30年代他提倡的新生活運動中和國民黨操縱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中，抗拒自由思想都是不變的主題。上世紀40年代出版的《中國之命運》更直截了當說：“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則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論，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之命運》1943年3月正中書局重慶版第73頁）。攻擊“自由主義分散國家民族為一盤散沙”（同上第124頁）。強調必須“以民族思想為第一”（同上第177頁）。句句不忘中國特點。

在蔣介石看來，中國文化就體現在孔子身上。他說：“我中華民族文化，垂二千五百有餘歲，至孔子始集其大成，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中山樓中華文化堂落成紀念文>，《胡適與中西文化》第321頁）

南方都市報：蔣氏尊孔，與康有為、張君勱他們有什麽差別？

袁偉時：與那些書呆子不同，蔣介石手中有兵，孔子是他鞏固和擴大自己權力的武器。孫中山繼承孔子的道統，他就自稱是孫中山的化身。他說：“各位如果相信本校長是一個真正革命者，那麽在校內，在軍中，都要服從我的主張，如同我以總理之思想為思想，以總理之意誌為意誌，才不會被人買弄，才可做真正事業。”黃埔組建的所謂黨軍，其實是蔣氏的私家軍。

孔子在他手上很重要的作用是反對外來的自由思想。“以後我們大家一切的意誌、言論、行動，都以黨紀為依歸，戒除浪漫的生活，不講個人的自由平等”；這是他對追隨者的要求。而作為治國方略，則宣稱：“我們中國的民主製度，決不以歐美十九世紀個人主義與階級觀念的民主製度為模型。”（《中國之命運》第138頁）他要的是“三民主義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流傳下來的大道，亦就是中國政治倫理哲學的基礎，就是要以中國固有的精神來革命，來治國平天下。” 甚至說，這一套“實在是全世界撥亂致治的要道”！

“國家至上，民族至上”，這是蔣介石國民黨重複千百萬次的口號，說到底無非是朕即國家，朕即民族，一切聽我的，別談什麽個人自由。孔子就是他們冀圖阻擊自由的丈八蛇矛！

南方都市報：這兩波尊孔熱潮，有什麽共同點？

袁偉時：康有為毫不諱言，自己就是得孔子真傳的當代教主。吹捧孔子，其實是吹捧自己。蔣介石尊孔也一樣。其實，在吃政治飯的人手中，孔子無論被捧上天還是打翻在地，都是玩偶或工具。

文革：作為“複辟派頭子”的孔子

南方都市報：20世紀下半葉，孔子反過來成了批判對象了。

袁偉時：其實，隻要政要不插手，讓書生們從容論道，肯定或否定孔子都無關緊要，慢慢就會在辯論中認識得全麵一些。不幸，他一再被人利用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南方都市報：批林批孔是高峰。有很多人說，這是因為四人幫要打倒周恩來，順便把孔子抓來陪綁。

袁偉時：“批林批孔批周公”，顯然有劍指周恩來的意圖。不過，當時毛澤東是絕對權威。如果要撤換周恩來，毛隻要說一句話，以周的身體不好之類為藉口，一下子就可以讓他下台。有沒有必要全民動員批林批孔呢？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仍然是毛澤東在思想上的終極追求。他教條式地應用馬克思的理論，要在地上建立理想王國。馬克思作為學者、思想家，設想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是沒有商品、市場和私有財產的。《共產黨宣言》有個核心思想：“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製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為避免誤解，馬克思特地申明：“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製”於是，在“消滅私有製”的同時，必須徹底清理傳統的思想文化。這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基本信念。文化革命一開始，兩個決裂的口號就把全國弄得地動山搖了。

要消滅私有製，就要製造一批複辟派；揪“走資本主義當權派”，挖“赫魯曉夫”！階級鬥爭多疑症成了全民流行病。

要與傳統觀念決裂，就要“破四舊”，自由恐懼症在全國蔓延！。文化和文化遺產遭遇千年一劫。批林批孔當中，說得最多的也就是這兩個決裂。這樣的語境下孔子當然在劫難逃了。

南方都市報：中山大學的楊榮國教授在運動中可起了很大作用啊。

袁偉時：楊榮國教授是學者，沒有政治野心，也沒有行政能力。他從40年代開始，就對孔子持否定態度。在正常的環境下，同意不同意他的觀點都是正常的學術現象；何況70年代，他已癌症在身。他不過是被利用的工具，不應苛責。

“國學家”孔子：大國崛起的符號

南方都市報：從90年到現在，十年間，孔子又熱起來了。

袁偉時：這一次，孔子穿著“國學家”的寬袍大袖登場，似乎成了大國崛起的文化符號。官方、國學派、新左派還有一些自由主義的學者都大講傳統文化和孔子。他們各有圖謀；但都熱望孔子治國安邦，解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難題。

這些流派裏，自由主義者與其他派有所不同，對內堅持憲政，對外堅持改革開放；但他們認為文化上要保持中國的傳統。國學派、新左派等，則實際上是反對憲政的。他們也反對開放，強調中國被殖民化了，比如汪暉、崔之元就講這一套。

這裏牽涉到五個很有趣的問題：

1.孔子能體現中國的軟實力嗎？

教育部熱衷在世界各國辦孔子學院，熱望孔子成為中國的名片，顯示中國的軟實力。

中國傳統文化當然是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一元。不過，在海外，無論你使多大勁，東方文化始終是少數人的偏好。孔子學院的現實是漢語學校。中國的軟實力說到底靠的是營造一個自由和法治的社會，讓中國人的創造力在各個領域充分展現，才能贏得各國人衷心敬佩。

有些人異想天開，要搞“中國本位的學術”，從基本概念到學術規範都要自成體係，以便顯示中國的軟實力。太好玩了！不過，這樣弄出來的東西，是學術嗎？這些玩意會給中國學術增光還是醜化中國學術？

2.孔子是不是“文化安全”和反對“文化侵略”的大將？

孔子不是統兵大元帥。在射箭俱樂部和馬術表演中可以一展身手，委托他反侵略恐怕用非所長。文化的特性是沒有國界，以理服人，以情動人，無法禁錮。硬要禦敵於國門之外，一定會有的普羅米修斯盜取火種，傳播光明。馬克思說得好：“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麵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共產黨宣言》）中國為自我封閉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應該迷途知返。最安全的文化國策是鼓勵自由交流，自由討論，讓自己的公民理性、成熟地看待一切，自由地選擇。

南方都市報：這個很難講，即便在法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它也有文化受威脅的情緒。

袁偉時：那是狹隘的民族情緒，不利於法國文化的發展。所有的文化，要是不在自由競爭、自由交流中贏得影響，那是站不住的。你想用行政手段來保衛文化，完全無濟於事。真正的學術文化上是沒有侵略與反侵略的問題的。給知識階層提供自由的環境和足夠的資金，而且資金分配不受政治幹擾，文化的興盛才有紮實的基礎。

3. 孔子有沒有治理現代社會痼疾的百寶囊？

到現在為止沒有發現他藏著這樣的錦囊妙計。

南方都市報：有人認為儒教在東亞是成功的，比如新加坡等國就是典範，而且進一步論證現代化有多種途徑，並不一定要搞憲政和民主。

袁偉時：這是經不起反駁的辯護。東方文明沒有發展出原生態的現代社會。後發的現代社會，第二波也沒有輪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在東方發展出一些真正現代化的國家和地區。日本在二戰以前，是一個半野蠻半現代的國家，二戰後在美國占領下被強迫現代化，才真正轉變現代社會。

四小龍，所以能較快現代化，基本原因學了西方的市場經濟，法治，自由。起初有自由、法治，無民主，後來不得不補課。他們在經濟發展後，一切現代病都有，也沒有什麽獨特的免疫力。

4. 孔子是不是憲政支柱？

在一個沒有自由傳統的東方國家，怎樣使憲政生根，確是值得認真探討的問題。硬把孔子和儒家說成是自由鬥士，離實際太遠了。20世紀中國證明，外來觀念和製度在一個國家生根完全可能，而且它們會自發拓展。作為憲政支柱的私有製、市場，當然在中國傳統中源遠流長，但法治、個人自由和民主製度都是舶來品。不要低估中國人接受外來文化的能力。

有些朋友熱愛儒家傳統心切，有點是非不分了。例如，民國初年梁啟超鼓吹的孔教儒學和張君勱20年代宣揚的“新宋學”值得肯定嗎？三曹與建安七子是中國文化的奇葩。怎麽曹操成了中國文化的罪人了呢？中國是多民族文化，不能以儒家為唯一代表，各朝代也不是都以儒學為統治思想的。

5. 孔子能治理“道德沙塵暴”嗎？

易中天教授抨擊“道德沙塵暴”一針見血，擲地有聲！挽救之道首先在健全法治，把文明和公共道德的底線法條化，既有利於社會穩定，也會促進良風美俗的養成。

經過選擇，孔子和儒家的道德格言會有益於新道德的生長。但是，離開法治，孔子沒有治理來勢凶猛的道德沙塵暴的能耐。同時，私德不應受到不應有的幹預。中國人中有人願意信奉西方道德又有何不可？

對道德的內容、道德的規範的理解上的問題，也不要有民族主義情緒，不要和清代權貴一樣，認為中國道德是世界第一的。

首先要確立一點：全世界各種各樣的人，人性都是相同的，都有自利心，都要求平等、自由，追求幸福，這就是人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大部分民族的傳統道德大體上大同小異，比如都要求誠信，正義，要求自律，自尊，自強不息，利他，愛人。

有人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中國特有的。其實基督教文化，伊斯蘭教文化裏都有類似內容。正如《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所說：“數千年以來，人類的許多宗教和倫理傳統都具有並一直維係著這樣一條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者換用肯定的措詞，即：你希望人怎樣對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

其次，道德淪喪的原因在哪裏？傳統社會向現代轉型，都會出現道德淪喪的黑暗時期。法國的《人間喜劇》，左拉、雨果筆下的資產階級的貪婪，都是很可怕的。18、19世紀美英資產者發家，也不特別仁慈。這是新的社會秩序確立過程的現象。

再次，怎樣重建道德？關鍵在法治。法律就是總結文明的發展水平、道德的水平，將大家接受的公共道德和人際關係準則法製化。比如誠信，無論你如何提倡，效果都有限，隻有用法治才能保障交易的誠信。個人自由是現代道德的核心。要確立這一條，切實保護個人自由，也要把它變為法律。

法治是邊界，也是道德重建的基礎。

這一波孔子的複興，其實歸結起來，就是以什麽東西，什麽思想，來整合我們當前這個正在轉型的社會。這是核心問題。前現代的中國社會，用儒家道德來鞏固宗法專製製度。但我們處於社會轉型期，要推動現代化全麵、深入發展，隻能用法治來解決社會整合和道德淪喪問題。在他們這些人看來，儒家文化是整合社會的靈丹妙藥。而在真正追求中國現代化的人看來，現代社會的文化必然是多元的；整合社會和道德重建的底線應該是民主、法治和自由。

孔子為何要一再地作為聖人被搬出來？他是古代傑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但不是什麽十全十美的聖人。唯獨尊崇一個孔子，不是在保護或者發揚中國文化，反而是在泯滅中國文化內在的多元性。如果認為我們今天還要拜倒在這個、那個聖人麵前，那是非常糊塗的。

原載《南方都市報》 2010年2月7日星期日A2 08-09版

漫說百年孔子——（袁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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