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清楚什麽叫“讀經”，首先要搞清楚什麽叫“經”。

 

 

 

按照中國文化對“經”的理解，“經”有形而上與形而下兩重含義。（《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無形體，器有方所。道為不可見之超越性與神聖性，器為可感觸之具體實物形態。）按照形而上的含義，“經”是“常理”“常道”，用今天的話來說，“經”是永恒不變的普遍真理，適應於人類曆史的所有階段與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比如，《春秋經》的書法原則是“托事明義”，《春秋經》是孔子借魯國史為人類曆史所立的“萬世義法”，《春秋經》所蘊涵的立元正始、尊王道黜霸道、崇仁義斥詐力等“義法”適應於人類曆史的所有階段與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人類曆史必須有一純正的開始，故聖人作《春秋》，變一為元，立人元在天前，確立了人類曆史的純正開端，將無意義無價值的自然史轉化為一有意義有價值的人類史，作為曆史存在的人類生活從此有了意義。若曆史無意義，人類將不堪在其中生活。故“立元正始”的“義法”是永恒不變的普遍真理。又、當今世界仍是一霸道的世界，國與國之間奉行的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規則，即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誰的拳頭大誰就可以稱霸世界，若不改變這一規則，人類曆史將無希望。而《春秋》“尊王道黜霸道”的“義法”崇尚仁義貶斥詐力，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正是改變社會達爾文主義規則的萬世法，即永恒不變的普遍真理。）又如，《詩經》“正夫婦之始”的“義法”，（如《周南》講“文王之化”熏陶出“後妃之德”，而“後妃之德”又是“正道之始，王化之基”，人類一切良好的政治、曆史、文化都必須建立在統治者夫婦關係符合“正道”上，夫婦關係一壞一切壞。這是因為統治者身居上位，為“風化之所出”，與民眾的關係是“上風下草”的感應關係，統治者個人的道德若不符合“正道”，會直接敗壞整個社會風氣，古今中外因“夫婦不正”造成的政治災禍史不絕書，而所謂“正道”就是人類必須遵守的普遍道德。所以，“正夫婦之始”的“義法”是永恒不變的普遍真理。）《書經》“天下非一姓所有，有德者有天下”的“義法”，《易經》“乾健坤順陰陽合和”創生萬物的“義法”、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義法”，都是“常理”“常道”，都是永恒而普遍的“萬世法”，即都是“經”。也即是說，“經”中所說的道理是“天經地義”的，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一樣永遠不會改變。如果改變了，就不複有“天理”了，不複有“天理”也就不複有“人理”了；“人理”源於“天理”，天不成其為天，人當然就不成其為人了。除“經”字具有“常理”“常道”之義外，“典”字也具有“常道”“準則”之義，（“經”是省稱，“經典”是全稱。）所以，我們說“經”或者說“經典”體現了永恒普遍的超越性與神聖性。

 

按照“經”的形而下含義，“經”是特定曆史文化中的產物，“經”本身就是特定的曆史文化形態，“經”是在特定的曆史文化中來體現永恒普遍的真理，即體現“常理”“常道”。具體就中國文化的經典來說，《易經》、《書經》、《詩經》、《禮經》體現的就是中國文化的形態與精神，比如說，《易經》源於伏羲畫卦，開創了中華文明的獨特形態與精神（《易》以陰陽爻變的方式說理，為中國所獨有之文明形態，其所說之理則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獨特精神。《易》即象說理，通過觀察物象的變化來說理；希臘哲學則是離象說理，即抽象說理，純粹從脫離物象的概念來說理。二者的形態與精神不同如此。以下類推。）；《書經》始於《堯典》終於《秦誓》，體現了唐、虞、夏、商、周時期中華文明的獨特形態與精神；《詩經》始於《周南》終於《商頌》，體現了商周時期中華文明的獨特形態與精神；《禮經》則記錄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各種禮儀習俗，體現了中華民族重禮的生活方式與“和為貴”的中庸精神。至於《春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則體現了孔子從中國古代文明中提升出來的曆史觀法、人生價值與倫理精神。此外，中國曆史上公認的大儒的著述都是闡發經義，體現的都是“經”中的“常理”“常道”，被後人當作經典來看待，所以也是廣義的經典。如《荀子》闡發《禮》的精神，《春秋繁露》闡發《春秋經》的精神，《中說》闡發“王道”的精神，濂、洛、關、閩、陽明闡發的是諸經典中涉及到“天道性理”與“心性良知”的精神，表達的都是“常理”“常道”。這些著述都可以稱作廣義的“經”或經典。另外，曆史上著名大儒的言論選本也是闡發經義，也可以稱為“經”或經典，如《近思錄》、《傳習錄》。中國文化中永恒普遍的真理都是通過這些曆史中逐漸形成的經典體現出來的，離開了這些具體曆史文化中特定的“經”或經典，我們就不能了解永恒普遍的真理；離開了中國曆史文化中的“經”或經典，也就不能了解中國文化中所體現的義理價值與精神，即不能理解“寓普遍於特殊”的“常理”“常道”。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所謂“經”，就是中國曆史文化中逐漸形成的曆代中國人所公認的各種儒家經典。（此區別於希臘哲學從普遍見普遍，也區別於基督教以神的曆史而非人的曆史見普遍。神的曆史也是普遍的，人的曆史則是特殊的。）

 

另外，在中國曆史上，“經”還有人生教育學上的含義。我們知道，“經”的內容非常豐富，用今天的術語來說，“經”包含著宗教學、哲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倫理學、文學、藝術學、音樂學、儀式學等方麵的內容。比如，《詩經》中的“風”主要由文學與音樂組成，但“雅”“頌”則包含著許多宗教、政治、曆史、儀式、祭樂等內容。《書經》中的《洪範》既包含著哲學、政治、道德的內容，也包含著經濟、宗教、天文方麵的內容，《呂刑》則涉及到宗教和法律方麵的內容。《春秋》司馬遷說是“禮義之大宗”，包含著曆史學、宗教學、哲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倫理學、儀式學、外交學、國際關係學等方麵的內容。《易經》、《論》、《孟》、《學》、《庸》，除包含上述諸多內容外，還包含許多宇宙哲理與人生理想方麵的內容。孔子整理古代各種文獻的目的，是用古代文獻中蘊含的宇宙哲理、人生理想、政治智慧、曆史教訓來教育學生，把學生教育培養成具有高度文化教養的可用人才，即培養出具有士君子精神修養與人格風範的理想人才。所以，孔子說：“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jié 通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zhǔ 辭比事，《春秋》教也” 。（《詩》美刺委婉，諷喻規諫，不指切事情，又可歌詠以陶冶性情，故教育出來的人具有溫柔敦厚的性格；《書》記上古二帝三王之事，其事疏闊遙遠，故教育出來的人具有通達深遠的性格；《樂》的特征是和同，能功是潛移默化，故教育出來的人具有心懷寬容易於從善的性格；《易》洗心藏密而貞固守正，窮理盡性而探賾zé深奧索隱，故教育出來的人具有清潔安靜思想精細的性格；《禮》以恭遜、節儉、莊重、誠敬為本，故教育出來的人具有恭儉莊敬的性格；《春秋》道名分，以書法條例作為治世義法，即把曆史中許多相同的事件聚合在一個統一的語辭下，如聚合在譏貶絕、日月時、三科九旨之類的書法條例下，此即是“屬辭”這些書法條例實際上就是統一的道德標準，屬是聚合義，辭是書法條例義，然後依此“辭”書法條例來推比、衡量、判別曆史事件中的是非善惡，此即是“比事”故《春秋》教育出來的人具有以統一的道德標準判別是非善惡的能力。）從上述可見，“經”“六經”最初就是孔子刪述編定的課本教材，是孔子培養理想人格的教育學典籍。所以，“六經”在古時候又叫“六籍”，是六種課本書籍，即今天所謂教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所謂“經”，就是包含著宗教學、哲學、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倫理學、文學、藝術學、音樂學、儀式學等內容、以其中蘊含的宇宙哲理、人生理想、政治智慧、曆史教訓來教育學生的人生教育學典籍，或者說課本教材。具體來說，“六經”是孔子時代及漢以後教育學生的課本教材，《四書》則是元以後政府學校教育學生的課本教材，《近思錄》、《傳習錄》則是宋、明民間書院教育學生的課本教材。所以，“經”是中國曆史兩千多年來在教育學上最有權威的課本教材，在中國教育史上沒有一部課本教材能超過“經”在教育學上的權威性。正是因為“經”有教育學上的意義與功能，按照《漢書·藝文誌》的學術分類，“六經”又叫“六藝”。言“經”，是指其本體為“常理”“常道”；言“藝”，是指其功能為培養教育。“藝”的本義是“樹藝”，即種植培育植物，即今語“園藝”之“藝”，後來引申為培養塑造之義。從“六經”又名“六藝”一詞來看，“經”具有人生教育學上的意義與功能，“經”本身就是中國曆史上培養、教育、塑造學生的最權威的課本教材。職是之故，“經”最有理由在今天中國的學校中成為教育學生的權威課本教材。遺憾的是，現在中國的學校教育離此尚遠。不過，已開始有轉機，教育部決定2004年在高中開《中國文化經典課》課程，必修課，36學時，算學分，要考試，本人已應約編定教材交教育部。這是一今人鼓舞的好現象。

 

由於“經”是“常道”“常理”，具有培養教育人的偉大功能，曆代儒者對“經”的作用推崇備至，讚歎不已。荀子在《勸學篇》中說：“《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也。”近代大儒馬一浮先生說：“盈天地間皆六藝也。”依荀子與馬先生之意，“經”包含了人類的所有文化與學問，“經”的價值與功能範圍人生宇宙，人類以及萬物都沐浴在“經”的光澤中。馬先生進而曰：“‘六藝’之道，條理燦然。聖人之知行在是，天下之事理在是；萬物之聚散、一心之體用，悉具於是。吾人欲究事物當然之極則，盡自心義理之大全，舍是末由也。聖人用是以為教，吾人依是以為學。教者教此，學者學此。外乎此者，教之所由廢，學之所由失也。”由這些讚歎之語可見“經”充滿天地間的偉大功能了。

 

此外，還要強調一點，古代文獻未經孔子刪削編定之前，不得稱為“經”，隻有經過孔子刪削編定才能稱為“經”。孔子所謂“刪削編定”，不象後世的“選學家”，更不象現在的出版社編輯，他們隻是按分類標題將選材匯集成書，其中並沒有深刻的思想。孔子所謂“刪削編定”，則寓予了孔子的“王心聖意”，孔子通過對古代文獻的選擇編定來表達孔子心中的“微言大義”。孔子所謂“述而不作”，是通過刪述古代文獻來表現孔子的人生、社會、政治、教育等理想，實際上“述而不作” 就是“以述代作”。當然，《春秋經》除外，《春秋經》是孔子唯一所作的“經”。所以，我們今天所說的“經”，就是體現了孔子“王心聖意”與“微言大義”的“經”，是表達了孔子人生理想、社會理想、政治理想、教育理想的“經”。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說“經”體現了“常理”“常道”。由於孔子是上達天德而立人極的至聖先師，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讚《易》道、作《春秋》所寓予的“王心聖意”與“微言大義”就是“常理”“常道”，就是永恒不變的普遍真理。我們想一想，除孔子外，曆史上哪一個人選編的古代文獻能體現“常理”“常道”，能稱得上“經”的？沒有！

 

此外，不祖述孔子，不闡發儒家經義的個人撰著，按照我們上述對“經”的理解，都不應該稱為經。如將文學作品稱為《離騷經》，將兵書稱為《虎鈐經》、《太白陰經》，將權謀書稱為《長短經》、《握奇經》，將修煉書稱為《黃庭經》、《清靜經》，以及將識字書稱為《三字經》，將法律書稱為《法經》（春秋時李悝）、將醫書稱為《內經》、將種茶品茶書稱為《茶經》等等，都不符合傳統經典教育與少兒讀經對“經”字的理解，我們在這裏必須加以厘正。我們在這裏隻是不得已隨順世俗如此稱呼，這個“經”字僅僅指某一方麵的重要書籍而已，不具備上述“經”的含義與功能，二者不可混淆。

 

綜合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給“經”下一個定義了：所謂“經”，就是最初由孔子整理編定的、繼而由諸大儒闡發撰述的、在中國曆史文化中逐漸形成的、體現“常理”“常道”的、被曆代中國人公認享有神聖性與權威性的、具有人生理想教育功能並在中國曆史上長期作為課本教材的儒家諸經典。上麵講了什麽叫“經”，下麵講什麽叫“讀經”。

 

 

 

“讀”字，按照《說文解字》的解釋：“讀，誦書也”。“讀”的本義是背誦朗讀的意思，後來“讀”又引申為“閱讀而理解”，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的“讀”就是這個意思。根據“讀”的兩重含義，“讀經”也有兩重含義：一是背誦經典，一是理解經典；背誦經典就是少兒讀經，理解經典就是成人讀經；也就是說，少兒讀經的“讀”是背誦義，成人讀經的“讀”是理解義。先講少兒讀經。

 

（一）少兒讀經

 

少兒讀經，是指三歲至十二歲處於幼兒園與小學階段的兒童背誦熟記中國文化的經典。在此年齡段的兒童，處於語言摹仿期，有摹仿成人語言的本能傾向，背誦記憶不像成人是痛苦之事，完全符合兒童學習語言的天性，而不像西方教育學家認為的那樣是壓抑兒童的本性。

 

（布什弟弟是教育學家，去年到深圳來考察演講，講的仍然是西方自由主義的教育理論，即要啟發兒童的理性與自主精神，讓兒童自覺快樂地學習，而不能強製兒童學習。這是幾百年西方自由主義教育理論的老調，這種教育理論認為，每個人都有平等清明的理性，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清明的理性判定什麽是善良什麽是邪惡，因為自己理性的法庭具有審查一切事物的最高權威，任何外在權威都必須服從自己理性的審判。但是，這種自由主義的教育理論沒有看到，在現實層麵聖人的理性與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聖人之心無私欲障蔽，理性清明虛靜，能知善知惡而為善去惡，凡人之心受私欲纏縛，理性渾濁重滯，不能知善知惡遑論為善去惡。職是之故，聖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權利，曰“天賦聖權”，而凡人隻有生來接受聖人教化的義務。所以，聖人講的話、編的書——經典——-就具有先在的權威性，凡人必須無條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審查同意不同意的問題，因為凡人的理性沒有資格審查聖人的理性，相反隻能用聖人的理性來審查凡人的理性，來要求凡人接受。這在中國古代沒有問題，古代的老百姓知道自己是凡人，並且敬畏聖人，認為接受聖人教化天經地義。但是，現在的中國人“大我慢”，動不動與聖人爭平等，不承認自己是凡人，更不承認凡聖在現實層麵上有天壤之別，套句尼采的話，他們不知道在現實層麵“人與人的差別比人與猿的差別還大”。因此，正因為聖人是聖人，聖人就有權用體現“天道性理”的善的價值強製性地教育凡人，使凡人改過遷善，實現自己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即提升凡人的生命使其做好人、做君子以至立人極而做聖賢。強製的方法除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政令法律外，最根本的是“經典教育”，即建立在聖人義理之學上的道德教化的教育。由此可見，一般成人尚無清明理性，不能與聖人平等而否認經典的權威，不能拒絕接受經典的教育，兒童哪裏又有自覺的理性與自主的精神拒絕接受經典的教育呢？兒童之所以是兒童，是因為兒童的理性尚未發展成熟，自主性甚差，自覺性不夠，不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性自覺地進行經典學習。對兒童來說，經典的學習必須進行某種強製，家長老師的嚴厲要求與督促就是強製。用中國的話來說，經典的學習不能讓學生“放羊”，自由主義的教育理論就是讓學生“放羊”。

 

再有，中國近代非常具有影響力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奉行這種自由主義的教育理論，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教育思想影響很大。蔡元培寫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新教育與舊教育的歧點》，所謂舊教育就是少兒讀經的教育，所謂新教育就是自由主義的教育。蔡元培在文中認為：舊教育以成人的成見強加於兒童，阻礙兒童的個性自由發展；新教育則是按照兒童的興趣和個性特點，使兒童順其自然地自由發展。他說：“知教者，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他批評舊教育——少兒讀經教育——是“教育者預定一目的，而強受教育者以就之。” 好象“花匠編鬆柏為鶴鹿”，違反了兒童的自然本性，束縛了兒童的個性自由發展。因此，舊教育必須摒棄。蔡元培的這一思想，實際上是承接西方洛克、盧梭、杜威等自由主義教育思想的餘緒。但是，蔡元培沒有想到，如果不對兒童進行某種強製，兒童絕不會主動自覺地去學習；如果順著兒童的自然本性讓其自由發展，在今天兒童就會整天去打遊戲機，整天看貓和老鼠的電視，因為兒童畢竟是兒童，缺乏理性的自覺與自我控製能力，天性貪玩好動，不強製就不會按照“教育者預定的目的強就之”。教育肯定要有預定的目的，教育者為實現預定目的強製受教育者就範，符合教育規律，天經地義。古人說養蒙正蒙，說百年樹人，說學為君子、學為聖賢，就是按照教育者預定的目的來教育人、塑造人，何錯之有？梁啟超說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新民”，蔡元培說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共和國健全人格”，現在不是也說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四有新人”嗎？教育哪裏沒有預定的目的？有預定的目的哪裏就是壓製受教育者呢？可見蔡元培的自由主義教育理論不能自圓其說。以種果樹為例，其預定的目的是果子質量好產量高，若果樹幼時不吊枝，不剪枝、不整形，果樹長大後徒長枝亂生，必不能結果。我們精舍種了些果樹，所以我才有此體會。因此，少兒讀經教育肯定有預定的目的，那就是在兒童心中儲存經典蘊含的“常理”“常道”，希望兒童長大後做一個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才幹的君子，即實現中國傳統教育的最高理想——塑造內聖外王合一的經世之才。要實現這一預定的目的，教育者就必須對兒童進行某種讀經上的強製，使兒童經過強製達到朱子說的“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儒家所講的學習、教化都是要通過強製的，隻有聖人天縱之聖而堯舜性之，湯武尚且要反之，至於俗人則更需要強學勉之，方能變化氣質入於士君子之列。荀子在《勸學篇》中說得好：“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複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就是強製學習，不強製學習，絕不能成器，即不能成“輪”。若順木自然之性，則挺直而已，何以成器而有大用？蔡元培批評“花匠編鬆柏為鶴鹿”，但“花匠編鬆柏為鶴鹿”恰恰是改變物之自然本性而使其有大用，否則鬆柏徒長無益。現在不是把教師比作園丁嗎？園丁就是蔡元培所說的花匠，園丁花匠的工作不是按預定的目的——形狀和式樣——對花木進行修剪整形嗎？通過強製將自然生長的鬆柏枝條修剪編織成有用美觀的鶴鹿形狀，正是園丁——教師——的職責所在，若讓鬆柏按其自然本性自由生長，還要園丁——教師——幹什麽？一個稱職教師的工作非常神聖，其所起的作用就是荀子所講的“化性起偽”，即通過某種強製性的教育和學習改變人的自然本性使人向善。“化性”，指改變人的自然本性；“起偽”，指產生另一個由人為之力塑造的社會本性。“起”即產生，“偽”即人為塑造的人性。要“化”自然之“性”就必須“起”人為之“偽”，而要“起”人為之“偽”——人為改變自然本性塑造新的社會本性——就需要某種強製，不強製怎麽能化掉、改變自然之性呢？強製就是“化”與“偽”，即改變與人為。朱子說的“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就是幼時經過強製性教育，使兒童長大形成新的社會天性與自然本性。至於強製的方式，當然不能過分，不能沿用古時所謂的“撲教”——打棍子體罰，強製必須是適當的、合情合理的、兒童能夠接受的強製，這種強製也是少兒讀經能夠接受的強製。沒有這種強製，少兒讀經根本不可能。

 

在這裏我們涉及到了對人性的理解，而人性是所有教育理論的基礎。從儒家思想來看，孟子講性善，荀子講性惡，皆有所偏。後董子出來進行創造性的綜合，從根本上解決了人性問題。董子認為：人性有善之質不即是善之實，也不一定成為善之實，比如禾有米之質不即是米，也不一定成為米，要通過人為的教育教化人性善之質才能成為善之實，如禾通過人為的栽培加工禾才能成為米。而教育教化栽培加工都具有某種強製性，否則，人性徒有善之質，禾永遠不能成為米。反觀自由主義的教育理論，天真地認為，不經過外力的強製約束人可以按照其本性自然向善，天下哪有這樣的好事！自由主義的教育理論實際上就是取消教育，用一句中國俗語概括自由主義的教育理論，就是“樹大自然直”，既然“樹大自然直”，還要教育幹什麽？還要園丁幹什麽？讓樹自然長就行了。自由主義的教育理論很像道家思想，道家主張是一切放開，反對任何幹涉，因而是反教育反教化的，孟子雖主性善但仍強調教化，儒家曆來都公開強調要用適當強製的方式教育人、改變人，才能使人成為君子、成為賢人以至成為聖人。由於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對現代中國的教育、特別是少兒教育還有很大影響，所以，我才講了這麽多，希望大家能看出蔡元培教育思想中存在的問題，並且克服之。）

 

“經”具有文本與意義兩個方麵，少兒讀經不須懂文本意義，但卻能背誦熟記文本文字。文本文字是經典意義的基礎，或者說載體，沒有文本文字經典意義無所體現與表達，所以背誦熟記經典的文本文字非常重要，是兒童今後理解經典意義的基本功，以及在兒童心靈中形式“經典意識”的開始。

（“經典意識”是指在下意識中確信世間存在著體現‘常理’‘常道’的經典，此經典具有指導我們生活的絕對權威性，“經典意識”區別於不相信任何聖賢權威隻相信自已理性判斷的“啟蒙意識”。“啟蒙意識”疑經廢經，“經典意識”尊經信經。）

 

少兒讀經對中國文化的複興非常重要，所以，牟宗三先生說“少兒讀經是中國文化的儲蓄銀行。”鄧小平說：“電腦要從娃娃抓起”，我們今天說：“複興中國文化也要從娃娃抓起”，“從娃娃抓起”就是從“娃娃讀經”抓起，娃娃長大了再抓經典教育就來不及了！關於少兒讀經的意義與方法王財貴先生近年來講了很多，大部分我都讚同，這裏就不再多說了。下麵，我謹就當前少兒讀經麵臨的問題提出我的幾點看法，主要集中在少兒讀經的教材上。

 

1、缺乏一部統一的少兒讀經教材——目前少兒讀經的教材有許多種，各地選用不同的教材組織兒童讀經，教材有雷同也有區別，差異很大，缺乏統一性，不利於少兒讀經活動的普及推廣，不利於用統一的教材將全國的少兒讀經活動統一起來，也不利於少兒讀經的評比活動。

 

2、缺乏一部係統的少兒讀經教材——目前選編的少兒讀經教材，在內容體例上缺乏係統性，具有隨意性與不完整性，比如，選經書不選《書經》、《春秋經》，（《書經》講儒家道統、聖王心法，《春秋經》講天人之道、孔子王心，在中國文化經典中非常重要。）於是“五經”不全；選中國文化經典隻選某些經書與《四書》，而不選荀、董、濂、洛、關、閩與陽明，於是中國文化經典不全。前麵已言，中國文化經典除經書外，還應包括諸大賢大儒的言說著述，因為諸大賢大儒的言說著述發揮經典義蘊，對塑造中國人的世界觀與理想人格非常重要，所以，少兒讀經教材要有係統性就必須選諸大儒著作與《近思錄》、《傳習錄》；也就是說，少兒讀經教材應包括諸大賢大儒的言說才具有係統性與完整性，從而才能係統地完整地將中國文化經典的最基本文字文本傳授給兒童，讓兒童背誦熟記。

 

3、缺乏一部精選的少兒讀經教材——目前刊行的少兒讀經教材有不少沒有選，而是全文采用，比如《詩經》與《易經》。按理說，《詩》、《書》是孔子所選，《近思錄》、《傳習錄》是大賢所選，選哪一篇不選哪一篇，體現了聖賢“以述代作”的深意，後人沒有資格再妄自刪選，因為我們達不到聖賢刪述選編的智慧。但是，今天的時代不同了，中國文化處於式微的階段，國民教育不再承擔讀經的功能，體製內的學齡兒童教育占了兒童大量的時間，以致兒童讀經的時間非常有限，隻能在學齡兒童入學之前完成。因此，現代的少兒讀經不能像古代那樣誦習經典的全本，古人可以說從發蒙到考秀才十多年時間都在誦習古代的經典，時間充裕，誦習經典全本沒有時間上的問題。而現在，少兒讀經必須在兒童入學之前完成，滿打滿算也隻有三年多一點的時間，即三歲到六歲左右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對經典進行精選，保證在有限的時間內盡可能讓兒童記誦的是中國文化經典中的精華。這樣，就必須對中國文化的經典進行係統的精選。非常遺憾，目前少兒讀經的教材缺乏這種係統的精選本。

 

4、缺乏一部正統的少兒讀經教材——目前少兒讀經的教材缺乏正統性，即沒有按照傳統經典教育的標準來編選教材。我們知道，中國文化從廣義上來看，由儒、釋、道及法、術、兵、雜等各家組成。但在中國的教育史上，具有教育功能的隻有儒家文化，從孔子辦私學開始，直到清末廢除書院製度與科舉製度，兩千多年的時間中，中國的私學與官學在經典教育上所選教材的標準都是儒家經典，即《六經》（《五經》加《孝經》）、《四書》、《近思錄》、《傳習錄》之類，從來沒有在私學和官學中傳授過佛經、道經、兵家、雜家等教學內容。這是因為隻有儒家經典把道德放在首位，具有培養理想人格與引導積極人生的正麵功能。因此，儒家經典在中國的教育史上具有正統性，在中國講中國文化經典的教育實際上就是講儒家經典的教育，所謂“正統的少兒讀經教材”就是由儒家經典構成的係統教材。

 

從目前少兒讀經的教材來看，缺乏正統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把《老子》選入少兒讀經教材——《老子》不適於兒童教育，理由有三。首先，《老子》貶仁，隻以旁觀的陰冷之智看世界、看人類，退處無為，全身遠害，不去積極實踐善的價值，不能培養出兒童為善去惡的道德心，此不適於兒童教育者一；《老子》尚權謀，重機心，凡事要觀察到利害究極處與對方無能為力處方出手，如雲：“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不能培養出兒童的誠心與直道而行的品格。試想一想，如果兒童學會了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的方法對付人，老謀深算，工於機心，那多麽可怕！此不適於兒童教育者二；（朱子疾革，訓門人曰：“為學之要，唯事事審求其是，心與理一，自然所發者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直就是誠，就是良知當下直接呈現，就是知行合一，就是赤子之心，就是聖人應事之心，就是天地生物之心，而老子的“欲取必與”之心則是權謀心，私曲心，機心，詐心，陰暗心，不能見天日之心。兩種心相比，應該用哪種心教兒童，是最明白不過的了。）司馬遷在《史記》中將老子與申韓同傳，表示申韓法術之學源於老子；申韓法術之學慘刻寡恩，源於老子將“道”絕對客觀化、外在化，不能與人的主觀仁心相聯係，因而不能使人達到萬物一體之仁而喪失惻隱之心。馬一浮先生說“老子其失也賊”，“賊”就是“害”，就是殘酷無情為害天下之意。讓兒童背《老子》，勢必不利於培養兒童萬物一體之仁的惻隱之心，此不適於兒童教育者三。（以前聽王財貴先生講演，說到讓自己的兒子背《老子》，結果成績優異，考上台大博士。大家注意，王先生的例子沒有普遍性，不可為典要，因為王先生是新儒家大儒牟宗三先生的大弟子，王先生本人也是大儒，生活在充滿儒家氣息的家庭中，讓兒子背《老子》當然不會被《老子》的負麵思想影響。但是，我們絕大多數家庭沒有這種儒家氛圍，沒有這種不受不良思想影響的福氣，所以，我們還是保守一點，不讓自己的兒子背《老子》為好。）

 

其二、把《兵法》選入少兒讀經教材——按照儒家文化，《兵法》雖然可以學，但不是正道，不適於兒童學。古人言：“兵者，詭道也”，兵法崇尚權謀詐力，兒童需要培養的則是道德誠信，故不適於讓兒童背《兵法》。（好象一耽學堂教兒童背《孫子兵法》）按照儒家思想，兵法是不得已而用之，若非聖賢則不足以用兵法，因為兵法中有詐術。陽明先生讀兵書用兵法，是因為陽明先生是聖賢，聖賢有“道力”（佛家言戒力）駕馭兵法而不為其負麵詐術所轉（轉兵法不為兵法轉），所以有道之人才能“以道禦術”，才能讀兵法用兵法。文中子說：“非君子不可與語變，”兵法就是“語變”，謀與術就是變，達不到君子人格的成人尚不可以言兵法，而況蒙童乎？所以，凡是涉及到權謀詐術的書都不適於兒童讀，兒童隻能正麵教育。

 

其三、把雜家選入少兒讀經教材——如把《呂氏春秋》中的一些文章選入讀經教材，雜家思想不正不純，兒童背之無益。加之兒童讀經時間非常有限，不應該用雜家無益的思想占據兒童有限的時間。

以上《老子》、《兵法》及雜家思想在兒童經典教育上不具有正統性，但不是不能學，隻是不適於兒童階段學，兒童長到十八歲有判斷能力後則可以自由選擇學。到那時，青年心靈中已經有儒家經典所產生的鑒別力與免疫力，是非、邪正、善惡、美醜，大致可以自己判斷了。但兒童階段則必須強製熏習真善美的價值觀念。由以上分析可見，目前少兒讀經缺乏一部完全由儒家經典組成的正統教材。

 

5、蒙學不宜作為少兒讀經的基本教材——目前少兒讀經的基本教材，選入了一些蒙學內容，如《三字經》、《弟子規》等，這些蒙學內容固然是按照儒家義理價值來編寫的，也具有教育兒童的正麵功能，但畢竟不是“經”，古代主要是作為識字課本，其地位遠在“經”之下，在少兒讀經時間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恐怕會占用兒童的寶貴時間，所以不宜將蒙學直接選入少兒讀經的基本教材。但蒙學依“經”的義理而作，有輔翼“經”的作用，可以作為少兒讀經的輔助教材，若有時間誦習，當然很好，隻是不能衝淡、影響嚴格意義上的少兒讀經。

 

6、文學不宜作為少兒讀經的基本教材——目前少兒讀經的基本教材，選入了不少中國古典文學內容，即選入了不少古詩文，古詩文對熏陶兒童的性情固然有用，但不是“經”，不能選入少兒讀經教材，也隻能同蒙學一樣，作為少兒讀經的輔助教材，在不影響嚴格意義上的少兒讀經的情況下誦習。按照孔子之意，讀經是“誌於道”“依於仁”，而文學則是“遊於藝”，要讀經行有餘力才能學之，所以古詩文應放在讀經之餘誦習，不能喧賓奪主，作為少兒讀經的基本教材。（其實，經典本身就是最權威最有影響的詩文，是中國一切文學之祖。《詩經》是一切詩歌之祖，《書經》是一切散文之祖，而經典的語言文字則是中國一切語言文字之祖。所以，經典不僅在聖人義理之學意義上是經典，在文學詩文上、語言文字上也是經典。《論語》所講的“文”，既指“六經”又指文學語言。孔門四科中的“文學科”就是讀經科，或經典教育科。）

 

7、外文不能作為少兒讀經教材——目前的少兒讀經活動，為了迎合某些家長追求學校應試教育的需要，開展了“中西文化經典誦讀工程”，把背誦外語加入了少兒讀經活動，改變了少兒讀經活動的宗旨：即背誦中國文化經典，在兒童心中進行中國正統文化的長期儲蓄，以待將來取用。如果像這樣發展下去，少兒讀經活動會慢慢蛻變成純粹訓練記憶力與證明某種誦讀法優越的活動，與中國文化不再有實質性的關聯。因此，為了維護少兒讀經活動的純正性，外文絕不能選入少兒讀經教材。此外，少兒讀經隻能讀體現中國古聖賢義理之學的經，而不能加進西方文化，否則，少兒讀經哪裏還談得上傳承中國文化？又哪裏還能叫“為往聖繼絕學”？在現在的中國，體製內的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所傳授的大多是西方文化，中國文化的比例非常小，整個中國教育都淹沒在西方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兒童可以利用傳承中國文化的時間隻有學齡前幾年，中國文化複興的希望也隻寄托在兒童學齡前時間，所以，絕不能讓這幾年的寶貴時間被西方文化搶占去，不能讓西方文化侵蝕瓦解少兒讀經活動，必須牢牢把握少兒讀經傳承中國古聖賢經典與義理之學的大方向。我們並不是盲目排外，隻是少兒寶貴的時間不能花在不該花的地方。少兒讀經活動不能媚俗，不能迎合時尚，更不能改變自己的初衷變為傳播西方文化的載體。

 

另外，有些家長對所謂經典不加選擇，也不管適不適應兒童階段誦習，如讓兒童背佛經，如背《金剛經》、《心經》，認為都是中國文化，而不知佛經所說的道理是出世間法，不適於兒童時期心理成長的需要。我們想一想，如果聽到兒童在課堂上背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天真活潑的兒童滿腔是出世的聲音，你會作何感想？所以，隻有廟中出家的小沙彌才能背佛經。兒童長到十八歲有判斷能力後才能選擇讀佛經。在兒童階段，隻能背誦作為入世間法的儒家經典。

 

以上是我對目前少兒讀經活動的幾點看法，提出來與大家探討。針對以上的存在的問題，從去年到現在我在編選一部係統的少兒讀經教材，現在快要編好了，給大家透露一點信息。以上講“什麽叫讀經”的第一部分：“少兒讀經”，下麵簡單提一下“成人讀經”。

 

（二）成人讀經

 

成人讀經的重點是理解而不是背誦，當然，成人能背誦經典就更好，這樣能大大幫助對經的理解。成人讀經的最大問題，是中國文化經典的解釋係統遭到了生態性的徹底破壞，雖然經典的文字文本尚在，但經典的含義（微言大義）是什麽我們從文字中已經讀不懂了。今天召開的是“兒童經典導讀交流會”，關於成人讀經的理解問題就不展開論述，以後有機會再詳談。但是，有一點要強調的是，成人也可以像兒童一樣不須理解而背誦經典，成人在指導督促兒童背誦經典的同時自己也可以跟著背，“一背兩得”，兒童得成人也得。所以，我們可以提倡“母子同背經典”，“父子同背經典”，“爺孫同背經典”。如果成人能背誦經典，對今後理解經典就邁進了很大一步。

 

 

 

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首當其衝的就是儒家經典。1905年袁世凱、張之洞等奏請淸庭停止科舉，自隋1300年來盛行中國的科舉製度被廢除，自此士人（讀書人）不再讀經，經學從此式微。（中國人讀經的曆史遠遠早於科舉製度的產生，早在孔子的時代，中國人就開始讀經。從春秋時代到清末廢除科舉，中國人讀經的曆史有2400多年。）其後，民國元年（1912年）1月19日，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頒布了一部教育法：《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其中規定“小學讀經科，一律廢止。”從此小學讀經製度被廢除，兒童不再讀經，“經典教育”從此斷絕。以後“五四”新文化運動，經典被當作封建主義的罪魁禍首，打倒在地；文化大革命又破四舊、燒古書、批孔子，經典遭到了滅頂之災，哪裏還談得上“經典教育”！自民國以來，中華民族就成了一個世界上最獨特的沒有經典的民族！（六十年代夏威夷東方哲學會議照片唐君毅、方東美先生手中無經，他民族則有。）一個民族沒有了經典，就沒有了文化、沒有了曆史、沒有了根基、沒有了靈魂、沒有了常理常道，因而也就沒有了未來與希望。因為一個民族的文化、曆史、根基、靈魂、常理常道、未來與希望都存在於這個民族的經典中。

 

下麵舉幾個例子，可以看出經典在近代遭到多麽大的破壞。吳稚暉是國民黨元老，反對中國文化的健將，但他仍然研究古代經典，有人問他既然反對中國文化為什麽又要研究古代經典，他說他是在攪茅坑，目的是讓人能聞到茅坑中糞便的臭氣。他把經典比作茅坑，把經義比作臭氣。又如上海的周予同，三十年代就研究經典，但他說他研究經典的目的是為了撕開僵屍的畫皮，讓人看看僵屍的可怕。他的意思是說，經典是《聊齋》中披上畫皮的鬼，他研究經典就是撕開畫皮打鬼。還有顧頡剛，他研究經典的目的是為了打破經典神聖的神話，經典中的人物傳說不過是曆代加上去的謊言，所謂“累層地造成的古代史”。（比如《書經》、《論語》中的聖人堯、舜及其禪讓事件都是後人增加上去，都是不真實的，根本沒聖人與禪讓這回事。以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對經典的所謂研究用今天流行的術語來說，就是對經典進行“解構”，就是瓦解經典的神聖性與權威性，就是破壞經典之所以作為經典的特性。）還有胡適，他坦言他研究經典的目的就是為了打破經典的神聖性。如他在研究《詩經》時說：“從前的人把《詩經》看得非常神聖，說它是一部經典，我們現在要打破這一觀念。《詩經》並不是一部聖經，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萬不能說它是一部神聖經典。”在胡適所謂“整理國故”影響下，《書經》被當作不真實的古代檔案，《春秋經》被當作文字殘缺的曆史書，《禮》被當作古代的封建宗法習俗，《易經》被當作古代街頭的算命書。這樣，整理編訂經書的孔子就成了一位鄉村搜集民歌跳花燈的老叟、有意作偽騙人的檔案抄錄員、文字不通的蹩足史學家，以及處心積慮宣揚宗法遺毒與封建迷信的複古派與頑固派。像這樣看待經典，經典中哪裏還有微言大義與“常理”“常道”，哪裏還有神聖性與權威性！還有範文瀾，他研究經典的目的是為了讓革命者了解封建主義的曆史，為革命的勝利掃淸封建主義的障礙，聽說毛澤東就非常欣賞範文瀾對經學的見解。試想一想，在這種氣氛中來研究經典，隻能是破壞經典，哪裏有真正的經典研究可言！在這種時代風氣的影響下，沒有人能真正研究經典，也沒有人敢真正研究經典，致使最後一位經學家，廖平先生的入門弟子蒙文通先生不得不改行研究曆史，後來竟成了一位史學家！這樣，一個最尊重經典的民族變成了一個最踐踏經典的民族。在中國，人們已經不知道經典的意義與價值，經學的地位還不如西漢古屍，出土文物，出土文物還可以炫耀一下，如馬王堆西漢古屍的防腐技術在古代居於世界前列，古代絲織品與漆器如何之精美，而古代的經典則盡是拉圾糟粕。從此，經學無人研究，在中國竟成了絕學！究其原因，是經學所闡發的經典的普遍意義與價值，所信奉的“常理”與“常道”，同近代以來國人奉行的源自西方的激進意識形態不相容，所以如《易經》所說，處此“時位”隻能“天地閉賢人隱”，經典也隻能“潛龍勿用”。有鑒於此，前幾年冰心、啟功等老人家上書中央，指出中國文化的傳承青黃不接，特別是中國文化的經典無人研究，其他民族的經典一直都有人傳承研究，如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中國則斷了一百年！所以他們呼籲中國文化的經典已經到了該搶救的時候了，再不搶救就要滅亡了！他們建議選出三、四十個資質聰穎的兒童，從小就開始讀《五經》、《四書》，長大一直研究下去，國家負責他們的生活費用，一生將他們養起來，讓他們免除生計上的後顧之憂，能夠專心經典的研究，長大成為研究經典的專家。在中國當前學絕道喪的時代，他們想用這種方法來保存中國文化的種子，真可謂用心良苦。但是，上書後聽說沒有回音。中國現在每年花在公款吃喝送禮與官員購買高檔轎車上的錢不知有多少，拿出一點點來養幾十個兒童，來保存中國文化，有什麽不行？真是不可思議！由此也可以看出，複興中國文化的重任，恢複兒童經典教育的重任，在民間而不在官府。目前少兒讀經活動在全國蓬勃興起，就是民間努力的結果。中國由孔子開創、宋明儒繼承的學術傳統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學在民間，道在山林。”這一學術傳統對兒童經典教育也適用，因為兒童經典教育正是中國文化教育的基礎，是複興中國文化的開始。這個基礎必須首先建立在民間，必須首先從民間開始。

 

我們知道，從人類的文明史來看，一個民族的文化、曆史、精神、價值都存在於該民族的經典中，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比如，英、美、德、法等民族的文化、曆史、精神、價值存在於基督教的新約《聖經》中，猶太民族的文化、曆史、精神、價值存在於猶太教的經典中，穆斯林民族的文化、曆史、精神、價值存在於伊斯蘭教的《可蘭經》中，而中華民族的文化、曆史、精神、價值則存在於儒家的諸經典中。可見，沒有了經典就沒有了民族的文化、曆史、精神與價值，也就沒有了民族。馬一浮先生說：諸子源於六藝，四部源於六藝，中國一切學術源於六藝。（六藝即六經）《漢書·藝文誌》亦曰：“《六經》諸子之支與流裔也”。由此可證，儒家經典是中國文化之源，離開儒家經典就沒有中國文化。既然儒家經典是中國文化之源，那麽，複興中國文化就自然成了複興儒家經典。而要複興儒家經典，第一步就隻能是讀經，而讀經的第一步又隻能是少兒讀經。所以說少兒讀經是中國文化複興的開始或者說第一步。

 

從人類曆史來看，每一次文化的複興都是從經典的複興開始。比如說，中世紀西方文化的源泉——希臘文化在歐洲失傳了、衰亡了，但在阿拉伯人中則保存下來，阿拉伯人一直在研究古希臘的各種經典，所謂的“文藝複興”，就是西方人從阿拉伯人手中重新找回失傳的經典，重新研究、闡釋、宏揚這些經典，最後開出了西方的近代文明。所以，所謂“文藝複興”實際上就是“經典複興”，西方的近代文明是從“經典複興”開始的。再如中國宋代，中國文化麵臨著印度文化的嚴峻挑戰，宋儒出來回應，首先是從複興中國文化經典開始。周子、程子、張子、朱子重新解釋《易經》，孫複、胡瑗、劉敞、胡安國重新解釋《春秋經》，呂祖謙、蔡沈重新解釋《書經》，朱子遍注群經而特別推崇《論》、《孟》、《學》、《庸》。可以說，為回應佛教的挑戰，宋代形成了一個持久而浩大的中國文化經典複興運動（其成果主要表現在《通誌堂經解》），最後成功回應了佛教的挑戰，建立了以“理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使中國文化能夠發揚光大，重新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今天要複興中國文化，首先就要複興中國文化的經典，而要複興中國文化的經典，第一步就是少兒讀經，所以說少兒讀經是複興中國文化的開始。

 

中華民族是最重文化的民族，中國人不怕亡國，亡國可以複國；中國人不怕亡天下，亡天下可以複天下；中國人最怕亡文化，亡文化即意味著亡道德亡教化，人淪為禽獸夷狄之行，無複人道天理，人亦不成其為人。而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逐漸亡文化的曆史。用中國的術語來說，“文化”就是“教”，因為文化具有人文化成、以道德教化天下的功能。在中國特定的曆史中，“教”就是儒教，就是儒家文化的教化，其具體體現就是儒家經典。在近代反抗西方列強的過程中，中國的士大夫們提出了“保國保種所以保教”的救亡方針，其中“保教”（保文化）是保國保種的最終目的。但是，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人經過不懈的努力，國保了，中國仍是祖先留下的中國；種保了，中國人仍是黑頭發黑眼睛的中國人，但“教”沒保住，中國文化式微衰亡到需要搶救的悲慘境地，中國成了一個世界上最獨特的“無教”的國家！“無教”就是無經典，無文化，無道德，無精神，無理想，無希望。所以，當代中國的最大問題就是“亡文化”的問題，中國當代的信仰危機、道德滑坡、腐敗叢生都是“亡文化”的直接結果。而“亡文化”最致命因素的就是“亡經典”，“亡經典”則一切文化均沒有了根基，沒有了源頭，成了無根無源的文化。中國現在所處的時代就是“亡經典”的時代，最緊迫的文化任務就是複興經典，而複興經典要做的事很多，但第一步則是少兒讀經。所以，當代複興中國文化的曆史使命就具體落實成了少兒讀經。橫渠“四句教”的第三句曰：“為往聖繼絕學”（“絕學”即聖人經典之學），其它三句我們現在還談不上，這一句我們現在還差得很遠，但是，現在的少兒讀經正是“為往聖繼絕學”的開始，沒有現在艱難的開始，哪裏有聖人之學將來的傳承弘揚？又哪裏有中國文化未來的複興？可見，少兒讀經的文化意義有多麽重大！我在此願與諸君共勉！

 

三十年代，日本有位所謂的支那學者，名叫本田成之，寫了一本《中國經學史》，在該書的結尾處，本田成之對中國經學的前景舒發了無限的感歎，他說：“我至是有一遐想，埃及的學問在其本國已亡掉了，希臘的學問在其本國也已亡，而在他國卻完全保存著。佛教也是這樣！像經學這一學科，將來或失於中國，而被存於日本，也未可知。我於此有無限的感慨了！” 今天我們讀本田成之的這段話，也有無限的感慨。事過七十多年，中國文化正走出低穀，處於“一陽來複”的狀態。我今天敢斷言，本田成之的“遐想”不會實現，因為中國現在已經廣泛開展少兒讀經活動，而少兒讀經活動正是中國經典複興的開始，也是中國文化複興的開始。至是我也有一遐想：在未來的中國，經典將會全麵複興，中國文化將會全麵興盛，中華民族將重新成為一個有“教”的民族，即重新成為一個有經典、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希望的民族而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之所以能夠如此，我們可以驕傲地說，正是因為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少兒讀經！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