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讀經的辯論到最後如果變成了 “寬容”、“自由選擇”、“不能強製啟蒙或讀經”這些結論上去，我不以為然，因為根本沒有出現需要做這些判斷的具體情況。換言之，這些結論，是附著於某些具體的案例才有意義的。這些是政治和法律領域中才遇到的問題。

我不想掩飾和薛湧先生的觀點的實質差異。

雖然說了很多關於兒童背誦經典的話，但我認為， 背誦或在多大理解程度上背誦，或什麽年齡背誦，不是辯論的主要問題。背誦這種學習方式是否會使人走上蒙昧？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小題大做的。

在某個年齡段背誦對於掌握某些知識（如外語）肯定是重要的。但，重要性也可能因人而異；年齡和身體、心智的發育程度隻是大致對應，還會有差異頗大的情況。由不同的人學習中的實踐來回答這個問題吧。我沒有興趣對諸如李陽“瘋狂英語”學習法發言。“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寫詩也會吟”，如有人反對，我也不會參與辯論。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蔣慶先生不是在上述的意義上提倡讀經和兒童誦經的，他是要恢複中國的古學校之道，朱子《大學 章句序》中所謂“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我是在這個意義上理解蔣慶先生提倡的兒童誦經的。

朱子說的古大學之道，是否致人於蒙昧，是專製的幫凶？也許薛湧先生這麽看。同樣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我卻認為，這是脫離蒙昧之路，缺少類似這樣的教育，自由社會的根基是不穩的。

我相信不依賴於人的客觀正義與客觀真理的存在。如何通向正確？這是一個問題。相比較而言，有限的人，在不加懷疑中學習經典是更好的辦法。知識不是起始於懷疑，而是相信，對客觀真理的信念，對權威的信賴。

問題的關鍵在於怎樣學習經典，是相信還是懷疑。強調背誦當然有對於掌握古典語言、提高現代文寫作水平的考慮，但更是因為出於對經典之本源性、超越時代正確性的高度信賴。背誦是要兒童相信經典中的義理，要確立兒童什麽樣的信仰問題。是否在理解了經典義理的含義才背誦，這是一個程度的差異，而非性質上的差異。當然是在背誦中加深理解、而義理的講解也有助於記憶。不會出現完全不知其義隻記一些單純聲音的情況，如果出現了，讀經何謂？經典學習中出現的一些實際問題，如講解經典含義的程度（字麵意思還是深入闡發）、聰穎兒童與愚鈍兒童怎麽因材施教、其他學習負擔沉重情況下怎麽辦，似乎沒有先定的、一成不變的辦法。

何謂經典不是蔣慶先生獨出心裁的創造。這些經典，不是出於任何一人之手，乃是幾千年曆史累積而形成的，已經無人說得清楚其最初的起源。在這一傳統中的大聖大賢，是曆史演變中被逐漸公認的，是事實上的，不是任何一個人規定或一種抽象理論推理出來的。經典是我們主流傳統道德語言的語法，和我們今天對具體事件的道德判例，仍然是血脈相通的。在這個意義上，傳統仍然活著，隻是隱而不顯而已。蔣慶先生所說的經典，是對古聖先賢的成法事後的描述和歸納，是所謂“編而不作”。因此，薛湧說：“蔣慶等人的問題是，他們認為自己對傳統、經典有一個終極解讀，自己很懂，別人不懂，於是為別人定下哪些書該讀，哪些書不該讀------說到底，這還是一種專製心態”，是不知所謂的。

誦經之本，在複古學校之道，傳聖經賢傳之指；在今天則有收拾迷亂之人心、恢複民族文化之信心的時代意義。

我想提倡讀經諸君子的努力，甚至是要使儒教成為我國真正的國教。在此，我要說，要達到這個目的，不能借助政治的力量，否則隻會成為統治者的工具。我希望儒教成為我國事實上的、經驗觀察中的國教，但不要成為政府規定或憲法規定的國教，儒教要成為成文憲法之上的但不具有實在法效力的高級法。在另一篇文章中我著重強調了兒童的父母和父母托付的私塾先生，也是這個意思。所以，讀經運動，努力的方向在民間而不在廟堂。這樣的努力，在我看來，是在為一個自由社會和憲政政體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