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國史書(shu) 寫(xie) 之“道”與(yu) “術”

——評姚中秋著《國史綱目》

作者：顧家寧

來源：《開放時代》（2015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二月十一日乙巳

           耶穌2015年3月30日

【內(nei) 容提要】在《國史綱目》一書(shu) 中，作者承繼朱子、錢穆等前賢之誌，借鑒現代社會(hui) 科學精神，嚐試建立一種兼具價(jia) 值根基與(yu) 理論深度的國史敘事。“精神—秩序”、“觀念—製度”的二元互動視角，使之具有文明價(jia) 值的自覺擔當，構成對史學研究碎片化傾(qing) 向的反撥；而以現代社會(hui) 科學視角進入對經史典籍的理解，則使之能夠以治理典範的轉變為(wei) 中心而梳理出對中國曆史演進軌跡的獨創性解釋。上述兩(liang) 者，分別在“道”、“術”二維中體(ti) 現出國史書(shu) 寫(xie) 的新典範意義(yi) 。如何在貼近華夏文明之道的前提下充分吸收現代研究成果，完善曆史書(shu) 寫(xie) 技藝，同時借鑒經史互證、載道求真的古典學術傳(chuan) 統，實現史、論之間的合理平衡，是為(wei) 新國史書(shu) 寫(xie) 在知識與(yu) 價(jia) 值層麵立定自身的關(guan) 鍵所在。

【關(guan) 鍵詞】《國史綱目》　治理秩序　文明價(jia) 值　曆史書(shu) 寫(xie) 　經史傳(chuan) 統

Abstract： In his book， An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Yao models on the works of Zhu Xi and Qian Mu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bsorbing the methodology of modern social science in an attempt to construct a Chinese historical narrative with a solid value foundation and deep theoretical insight. The dualist visions of“spirit vs. order” and “idea vs. institution” endow the book with self-imposed obliga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value and make it an antithesis to fragmentation in historical study. Moreover， by putting classic tex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social science and by taking the paradigm shift of governance as the centerpiece， the book provides a unique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olving trajectory of Chinese history. As such， the book represents a new paradigm of Chinese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aspects of “ruling ideology” and“rulership.” In order to get established in terms of both knowledge and value， new historical writings should fully absorb the fruits of modern studies while remaining true to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erfect writing skills， take lessons from the tradition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corroboration between philosoph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and a combination of truthfulness and pragmatism， and try to strike a reasonable balance between facts and ideas.

Keywords：An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governing order， civilization and value， historical writing，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class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曆史學家的職責，決(jue) 不是妄自菲薄地讓自己隱身，也決(jue) 不是懷著毫無色彩、毫無激情的不偏不倚態度簡單地轉錄信息。……通過想象的應和，他讓過去變得今人能夠理解。他將過去的特定情境翻譯成我們(men) 今天可以理解的情況。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必然總是要從(cong) 今天的觀點來撰寫(xie) 曆史。也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書(shu) 寫(xie) 曆史。①

——［英］赫伯特·巴特菲爾德

姚中秋教授所著《國史綱目》，書(shu) 名兼取朱子《資治通鑒綱目》與(yu) 錢穆《國史大綱》。從(cong) 此書(shu) 名中，已能體(ti) 會(hui) 作者寫(xie) 作本書(shu) 的意圖與(yu) 抱負。有感於(yu) 現代史學史料化、碎片化的研究、寫(xie) 作傾(qing) 向，作者期望恢複傳(chuan) 統史學之載道功能，尋找一種能夠因應當今中國之曆史轉型，具有價(jia) 值根基與(yu) 文明擔當的曆史敘事。這樣的努力在其兩(liang) 年前完成的兩(liang) 卷本《華夏治理秩序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中已經初具規模，而《國史綱目》則是在此基礎上一種更加完整的國史敘事書(shu) 寫(xie) 嚐試。

一、書(shu) 情概述：華夏之“道”的再發現

正如作者本人所表明的，本書(shu) 旨在探究、體(ti) 認堯舜至於(yu) 今日一以貫之的華夏—中國治理之道。通過敘述堯舜以降中國文明發生、成長、成熟、挫折、重生之曆程，從(cong) 而揭示其內(nei) 在生命力，為(wei) 今日中國精神之凝聚乃至創製立法尋求“道”之依托。②龔自珍雲(yun) ：“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國族精神與(yu) 共同體(ti) 意識的奠立，必然需要一套能夠凝聚國族價(jia) 值世界的曆史記憶來加以凝定。是書(shu) 寫(xie) 作的根本目的，即在於(yu) 回應轉型中國“自我理解”之追求，通過確認我們(men) 自身在曆史時空中的演進位置，進而在曆史的脈搏中立定未來之方向。由此著眼，方可窺見《國史綱目》之堂奧。

以華夏治道之肇造、發展、轉型為(wei) 線索，全書(shu) 共分肇造、封建製、大轉型、漢晉體(ti) 製、宋明體(ti) 製、現代六卷。這裏，作者基本沿用了前作《華夏治理秩序史》中提煉的中國曆史上先後出現的五種典型治理範式作為(wei) 基本理論框架，即封建製、王權製、絕對皇權製（秦製）、士大夫與(yu) 皇權共治體(ti) 製，進而將其融入更加具體(ti) 、完整的曆史敘事之中。

第一卷和第二卷，作者依托《尚書(shu) 》、《詩經》、《左傳(chuan) 》、《史記》等經史典籍，提煉出以禮樂(le) 協和、天道信仰、天下為(wei) 公、多中心治理為(wei) 中心的華夏治道內(nei) 核，以及以君臣人身性契約關(guan) 係為(wei) 紐帶，以具有習(xi) 慣法性質、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禮製為(wei) 規則的經典封建製圖景。得益於(yu) 中西比較視野下豐(feng) 富的現代社會(hui) 科學知識背景，作者對封建、宗法、禮製做出了獨辟蹊徑的理論解析。如將通過“策名委質”之禮法形式而確立的人身性契約關(guan) 係視為(wei) 封建治理的基本結構性單元，將宗法製的精神實質理解為(wei) 以契約性君臣關(guan) 係代替自然血緣關(guan) 係，將禮治之實質性質解讀為(wei) 第三方強製執行機製保障下的習(xi) 慣法秩序等，均體(ti) 現出社會(hui) 科學方法觀照下的理論睿見。

第三卷，進入春秋戰國之大轉型時代。禮崩樂(le) 壞，封建小共同體(ti) 逐漸解體(ti) ，如何重新組織從(cong) 封建共同體(ti) 中遊離出來的個(ge) 體(ti) ，成為(wei) 轉型時代重建秩序的根本問題。作者指出，作為(wei) 封建製基本治理單元的強勢大夫所擁有的權力，與(yu) 從(cong) 封建秩序中釋放出來的士庶人之智力、體(ti) 力的一拍即合，構成了推動大轉型洪流的根本動力。新興(xing) 王權所統攝的“四民平等”代替了封建壁壘籠罩下的等級自由，而轉型時代的核心問題，正在於(yu) 從(cong) 封建單元中破繭而出的離散個(ge) 體(ti) 的重新組織。因應此時代問題而出現的第一種解決(jue) 方案，就是戰國時代登上曆史舞台的王權製國家及其極致狀態——秦製。通過對國王主權、刑治、常備軍(jun) 、官僚製等製度關(guan) 鍵詞及其背後法、兵合一之思想內(nei) 核的剖析，作者嫻熟勾勒出秦製的內(nei) 在邏輯：以物質主義(yi) 為(wei) 底色，以賞罰二柄為(wei) 治術，以弱民摶國為(wei) 手段，以擴張兼並為(wei) 目的。與(yu) 此相應的，是從(cong) 封建舊墟中破殼而出的世俗化、物質主義(yi) 、離散個(ge) 體(ti) 等種種現代性特質。

春秋戰國大轉型時代另一值得重彩書(shu) 寫(xie) 的曆史特征，在於(yu) 士階層的興(xing) 起。孔子刪述六經，創立教育，其用意在於(yu) 養(yang) 成“修德取位”之平民士君子，以為(wei) 未來組織社會(hui) 、重建秩序之張本。士階層之覺醒不僅(jin) 體(ti) 現於(yu) 思想，亦見諸行動。通過對《論語》、《史記·孔子世家》等相關(guan) 文獻記載的比照解讀，作者一反傳(chuan) 統舊說，將“陽虎召孔子”理解為(wei) 新興(xing) 士階層政治主體(ti) 意識覺醒的標誌性事件。而孔子眼中的陽虎，也不再是一個(ge) 簡單的“亂(luan) 臣賊子”，而是與(yu) 之惺惺相惜的士人政治家代表，立論大膽而自成一說，令人耳目一新。

在第四卷中，作者著力探討封建秩序解體(ti) 之後確立的第一種穩固秩序結構，即皇權與(yu) 士大夫共治體(ti) 製。戰國王權製的邏輯在秦國被推演到極致，而其內(nei) 在病理也隨著秦統一帶來的規模擴張而被急劇放大，直至難以為(wei) 繼。高度集中而非理性的絕對皇權，純粹基於(yu) 利害計算而擯棄道德理想的製度精神，消滅社會(hui) 後政府獨治所麵臨(lin) 的治理成本壓力，僅(jin) 在始皇帝橫掃六合的十餘(yu) 年後便壓垮了看似堅不可摧的秦王朝。在漢初六七十年黃老之治休養(yang) 生息的基礎上，以武帝一朝之更化為(wei) 標誌，儒家與(yu) 皇權共同構築了適應大一統時代的皇權與(yu) 儒家士大夫共治體(ti) 製。作者將這一由儒家主導、為(wei) 皇權接受的政治過程稱為(wei) 王朝“第二次立憲”，具體(ti) 內(nei) 容包括儒生進入政府、皇室政府分立、禮俗刑律共治、基層社會(hui) 自治等。由此不僅(jin) 奠定兩(liang) 漢四百年之基業(ye) ，亦確立其後兩(liang) 千年中國之基本治理結構。

所謂“共治體(ti) 製”，是作者借以理解、定義(yi) 漢以後垂兩(liang) 千年之政體(ti) 的核心概念。共治體(ti) 製之精義(yi) ，在於(yu) 通過治理主體(ti) 、治理精神與(yu) 治理製度之改造，為(wei) 大一統皇權政治注入積極的理性因素，其樞要則在一個(ge) 能夠規製皇權並溝通國家與(yu) 社會(hui) 的儒家士人群體(ti) 之養(yang) 成。漢晉以降至於(yu) 隋唐，上述政治文化功能主要由門第士族所承載，從(cong) 而形成以經學為(wei) 靈魂、察舉(ju) 為(wei) 紐帶、士族為(wei) 骨幹的漢晉體(ti) 製。

第五卷由兩(liang) 宋而步入近世。作者將唐宋之變視為(wei) 春秋戰國以來中國社會(hui) 的又一重大轉折。由於(yu) 科舉(ju) 製的完善，兩(liang) 稅法等新製度的衝(chong) 擊以及唐末戰亂(luan) 之蕩滌，以門第士族為(wei) 中心的漢晉體(ti) 製瓦解，社會(hui) 結構更趨平民化。由此，近世中國再次麵臨(lin) 與(yu) 春秋戰國大轉型時代相類似的問題：舊士族淡出曆史舞台，一方麵令皇權失去平衡機製而有獨大趨勢；另一方麵，基層社會(hui) 亦因失去領導中心而趨於(yu) 平鋪離散。由此，近世宋明體(ti) 製之核心命意，即在一種更加扁平化的社會(hui) 結構中規製更加凸顯的皇權，並對世家大族消亡後再度陷入離散化的基層社會(hui) 進行再組織。漢晉士族消亡後，上述社會(hui) 政治功能主要由科舉(ju) 出身之平民士大夫填補。接續錢穆、餘(yu) 英時等前輩學人的運思路向，作者著力表彰宋明儒在創製立法、重建秩序方麵的政治社會(hui) 功能。通過對宰相—台諫兩(liang) 權製衡、經筵講習(xi) 、書(shu) 院、祠堂等宋明新製的挖掘闡發，力圖糾正傳(chuan) 統曆史敘事中宋明儒者精研心性而疏於(yu) 經世的片麵印象，揭示出近世中國文明再度興(xing) 盛的思想—製度根源。

曆史的車輪駛入近代，《國史綱目》也終於(yu) 走到末章。在第六卷中，作者著力彰顯為(wei) 以往革命史觀所輕忽的以士大夫—紳士為(wei) 主體(ti) 的現代轉型路徑，借此平衡近現代史敘事中一浪高過一浪的激進主義(yi) 迷思，建立一種中體(ti) 西用而古今一脈、根植於(yu) 華夏文明傳(chuan) 統的現代轉型敘事。其對現代中國激進化與(yu) 保守化遞相往複之思想脈絡的勾勒，同樣穿透曆史而直指當代。

二、社會(hui) 科學之“術”與(yu) 國史再書(shu) 寫(xie)

綜觀全書(shu) ，《國史綱目》之學術與(yu) 思想創見主要體(ti) 現於(yu) 以下諸方麵。

首先，作者從(cong) “精神—秩序”、“觀念—製度”的二元互動視角理解中國曆史演進之道。所謂“道成秩序”，不僅(jin) 是一種敘事方式，更作為(wei) 基本思想方法貫穿全書(shu) 。不同於(yu) 以往以西方曆史演變之道裁量中國曆史的主流通史體(ti) 寫(xie) 法，以及時下流行的種種基於(yu) 西方理論、概念而對中國曆史的所謂“重新發現”，作者嚐試從(cong) 古典經籍之自身脈絡出發，尋繹中國文明曆史演進之內(nei) 在邏輯，提煉出一套儒家義(yi) 理統攝下的國史框架。無論是曆史階段的劃分，還是核心概念之提煉，都清晰體(ti) 現出一種依托中國文明之自身脈絡來書(shu) 寫(xie) 國史的理論自覺。在封建製下的古典自由與(yu) 春秋以降不斷擴展的平等趨勢的彼此激蕩中，勾勒出一條今古貫通、螺旋式上升的中國曆史演進圖景。

其次，借助豐(feng) 富的社會(hui) 科學知識背景，作者在曆史敘事中展現出極強的理論概括功力。全書(shu) 立論依據之史料皆為(wei) 傳(chuan) 世典籍，並不以文獻之新穎稀見取勝，其所擅者乃在於(yu) 透過為(wei) 人所熟識的典章製度之表象，提煉出其背後新穎深刻的社會(hui) 政治理論內(nei) 涵，故而能見人之所未見，抉發華夏秩序建構之精義(yi) 。如對以封建製為(wei) 藍本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之提煉，對秦製內(nei) 在邏輯及其病理之剖析，對黃老治道“以寬和行舊製”實質的研判等等，皆獨具隻眼，一針見血。又如將車戰之戰爭(zheng) 形態與(yu) 封建製下以大夫之家為(wei) 基本單元的治理結構（包括經濟形態、組織方式）乃至封建製的整體(ti) 格局相勾連，尤其體(ti) 現出社會(hui) 學製度分析視野下見微知著的理論透視力。

再者，是書(shu) 或可為(wei) 通史書(shu) 寫(xie) 樹立起一種新典範意義(yi)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本是傳(chuan) 統史家所追求的至高境界，然而在現代學科體(ti) 係的細密切割之下，通史寫(xie) 作早已被史家視為(wei) 畏途。學術論文體(ti) 裁規約之下的曆史研究與(yu) 學術寫(xie) 作，一方麵固然趨於(yu) 精致細密，然其負麵效果則是使曆史學日益淪為(wei) 一種喪(sang) 失鮮活感與(yu) 價(jia) 值擔當的支離事業(ye) ，既不複傳(chuan) 統史學之價(jia) 值擔當，亦遠離大眾(zhong) 的閱讀生活。近年來通俗曆史讀物的大行其道，正是對這一史學空白的市場彌補。然而通俗史學與(yu) 生俱來的市場化、娛樂(le) 化特質，根本上難以保證其學術質量與(yu) 思想品質。風行一時的曆史戲說風潮，甚至於(yu) 對當今中國社會(hui) 業(ye) 已泛濫的價(jia) 值虛無主義(yi) 推波助瀾。相比之下，《國史綱目》懷抱對國史之溫情與(yu) 敬意，運用現代社會(hui) 科學方法而接續傳(chuan) 統經史之學之經世精神，以深入淺出之文字與(yu) 曉暢明晰之框架勾勒一種富於(yu) 價(jia) 值擔當的國史敘事。既能在學術層麵對碎片化、漢學化的史學書(shu) 寫(xie) 形成一種有力刺激，吸引法學、政治學等社會(hui) 學科認真對待中國曆史經驗，真正紮根自身文明傳(chuan) 統，實現理論方法之主體(ti) 性構建。另一方麵，就社會(hui) 普及而言，亦能滿足大眾(zhong) 日益增長的高品質曆史閱讀需求。此中所透露的傳(chuan) 統史學載道精神之複蘇，正與(yu) 當下中國之文明複興(xing) 訴求氣息相通。

三、批評與(yu) 展望：重回經史傳(chuan) 統

疑惑，以就教作者與(yu) 方家。首先，得益於(yu) 作者豐(feng) 富的社會(hui) 科學知識儲(chu) 備，書(shu) 中提出了諸多富於(yu) 原創性的政治—曆史概念，以此構成國史演進框架的骨幹支撐，是為(wei) 本書(shu) 之一大亮點。不過，在若幹關(guan) 鍵概念內(nei) 涵的刻畫及其與(yu) 史實的粘合上，仍有值得進一步探究之餘(yu) 地。這裏僅(jin) 舉(ju) 數例。

比如“第二次立憲”，乃是作者借以描述儒家馴化皇權、改造現實政治的一個(ge) 關(guan) 鍵概念，尤以董仲舒—漢武帝更化最為(wei) 典型。作者指出，董仲舒指導漢武帝完成了“第二次立憲”，從(cong) 而建立了相對健全而穩定的治理架構。③但若征諸史實，不難發現這一結論其實頗值得商榷。被作者歸為(wei) 黃老治術表現的鹽鐵官營、均輸、告緡等製度，事實上乃皆大行於(yu) 武帝更化的時間節點之後。而武帝本人之好大喜功，“內(nei) 多欲而外施仁義(yi) ”，多用酷吏與(yu) 興(xing) 利之臣，亦未受到儒家憲製之強力製約。可見由董氏倡導、武帝應和的儒家更化，雖於(yu) 漢家製度確有修正，然尚不足以稱為(wei) 徹底改造，其是否堪稱“二次立憲”（或者說，在何種意義(yi) 上可稱為(wei) “立憲”），尤有進一步辨析之餘(yu) 地。實際上，在後續章節中，作者亦承認漢代治理精神與(yu) 製度之更化實完成於(yu) 昭帝時代，④其時已步入西漢中後期，距董氏更化足有半個(ge) 世紀之遙。可見不同於(yu) 理念上的抽象概括，一旦進入具體(ti) 的曆史過程，就不難看出強勢皇權籠罩下士人以其價(jia) 值理念改造現實政治的艱難。儒家士人理想中的創製立法、定綱立憲之舉(ju) ，在皇權眼中很可能隻是一種治術上的策略變化。

在此問題上，作者傾(qing) 向於(yu) 采取一種以犧牲史實之精確性為(wei) 代價(jia) 借以獲得理論之確定性的敘事策略。通過清晰的理論勾勒與(yu) 精心的謀篇布局，巧妙地淡化處理了儒家理想政治之“應然”與(yu) 傳(chuan) 統現實政治之“實然”間的距離。進一步說，這一經典案例所牽涉的乃是一個(ge) 關(guan) 鍵問題，即對儒家曆史政治功能的評價(jia) ：儒家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實現了對治理精神的改造與(yu) 對皇權的規約？儒家思想中是否包含製約皇權乃至古典憲製的因子是一個(ge) 問題，曆史上儒家是否成功製約皇權，建立起堪稱憲政的政製形態則是另一個(ge) 問題，二者彼此關(guan) 聯而又不可混為(wei) 一談。在作為(wei) 理念的儒家古典憲製思想與(yu) 作為(wei) 現實的傳(chuan) 統政治實踐之間，存在的不僅(jin) 有前者對於(yu) 後者的馴化、改造，更有後者對於(yu) 前者的摧抑、壓製，其間張力不容忽視。對上述兩(liang) 重麵向予以完整揭示，方成一種真正的“經史互證”之學。故此中涉及的種種史實考訂雖屬細節，亦不宜輕易放過。

又如對現代性之評價(jia) 。全書(shu) 第三卷專(zhuan) 辟一章討論春秋戰國大轉型與(yu) 現代性問題，將此轉型時代表現出的世俗化、物質主義(yi) 、平等主義(yi) 、個(ge) 體(ti) 離散化等現象視為(wei) 現代性在中國的發端。“先秦現代性”之說並非作者首創，⑤中國曆史上現代性時間節點的確定，相當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對現代性內(nei) 涵的界定。由於(yu) 現代性自身的複雜性，截取其不同麵向，自然會(hui) 對其產(chan) 生不同評價(jia) 。基於(yu) 古典—現代性往複循環之曆史觀，作者以理性與(yu) 激情、誠敬與(yu) 放縱、共同體(ti) 主義(yi) 與(yu) 個(ge) 體(ti) 主義(yi) 、自由與(yu) 平等作為(wei) 區分古典性與(yu) 現代性之標準。⑥閱讀全書(shu) ，不難看出其中或明或暗地貫穿著一條褒揚古典、貶抑現代的思想線索，此中實蘊含了作者對於(yu) 當下中國物質主義(yi) 、利己主義(yi) 等現代性弊端過度泛濫之憂思，進而呼籲重歸古典、接續文明的價(jia) 值追求。不過，對於(yu) 尚處在現代轉型三峽之中的當代中國而言，對現代性抱持一種全麵的理解或許仍屬必要。現代性的興(xing) 起誠然導致了傳(chuan) 統宗教、道德之式微乃至物質主義(yi) 、個(ge) 體(ti) 主義(yi) 之泛濫，但另一方麵，現代性之崛起也是一個(ge) 個(ge) 人主權獲得確立，個(ge) 人自由、個(ge) 體(ti) 權利受到保障與(yu) 尊重的過程。現代性的降臨(lin) 乃是一個(ge) 由觀念、物質、技術等綜合因素造就的難以逆轉的曆史趨向，其弊端固不可回避，但亦隻能在實踐中反思改進，不可能做完全之替換。就此而言，與(yu) 其將現代性與(yu) 古典性視若敵體(ti) ，不如將後者視作前者之鏡鑒。倘若在一種是古非今的單向批判視野中過度拘執於(yu) 現代性之消極麵向，其流弊所至，很可能導致對現代社會(hui) 缺乏一種整全理解，甚至於(yu) 造成中國社會(hui) 現代轉型過程中的浪漫主義(yi) 失焦、錯位與(yu) 迷失。

於(yu) 強烈的中原中心主義(yi) 傾(qing) 向。作者傾(qing) 向於(yu) 將中華文明的演進視為(wei) 一個(ge) 由中原中心向周邊輻射擴展的過程，相對而言，比較忽視中原中心與(yu) 四方邊緣之間在交融中的相互塑造。周邊民族之於(yu) 華夏文明的影響，在書(shu) 中基本被處理為(wei) 一個(ge) “夷狄征服——專(zhuan) 製化——再華夏化”的單向過程。換言之，即強調中原文明對於(yu) 周邊異族的包容、吸納，而較少關(guan) 注在長期夷夏碰撞中迸發出的新生成性因素。典型如在全書(shu) 敘事框架中，盛極一時的隋唐時代並未單獨列出，而僅(jin) 被視作漢晉體(ti) 製之緒餘(yu) ，或可視為(wei) 此種意見的一個(ge) 集中表現。事實上，經曆五胡十六國以降近三百年劇烈民族碰撞融合而孕生的隋唐文明，無論就文化形態（宗教、音樂(le) 、詩歌、城市）還是製度創設（均田、府兵、科舉(ju) 、三省六部）而言，均已非秦漢舊規所能包容。正如陳寅恪先生指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xing) ，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⑦有唐一代雖沾染胡風，不純以經學為(wei) 立國根本，但其在華夏文明發展史上之深遠影響與(yu) 高峰意義(yi) ，實不容因彼時儒學之式微而被輕易帶過。對於(yu) 異質文明海納百川般的包容力，正是華夏文明具有頑強生命力的內(nei) 在動因。所謂文明主體(ti) 性，並非一味強調華夷之辨所能完成，而需要在廣泛吸收、涵容外來文化的自信中奠基。尤其在今日語境中，過於(yu) 強烈的“儒家—中原”中心主義(yi) 情結一旦與(yu) 激進民族主義(yi) 結合，便有可能折射為(wei) 一種高調、虛驕的華夷之辨乃至華夏中心主義(yi) 立場，此亦不可不慎。

全書(shu) 自始至終體(ti) 現出一種守護儒家為(wei) 核心的華夏文明傳(chuan) 統的鮮明價(jia) 值立場，平心而論，其睿見在是，而困難亦在是。載道精神誠為(wei) 古典史學之優(you) 良遺產(chan) ，以經學為(wei) 綱理解國史之興(xing) 替，固然有助於(yu) 把握華夏文明精神之深層脈動，但過強的價(jia) 值立場預設，亦有可能轉化為(wei) 一種思想文化一元決(jue) 定論，而忽略曆史演進、製度變遷之複雜性與(yu) 秩序生成因素之多元性。曆史進程的書(shu) 寫(xie) ，很可能因此而被做了一種概略化與(yu) 單線化處理。此正如巴特菲爾德對於(yu) “輝格史觀”的批評，所謂“走了一條穿越曆史複雜性的捷徑”⑧。如書(shu) 中對“漢晉體(ti) 製”與(yu) “宋明體(ti) 製”概念之提煉，堪稱精彩之筆，但若細加分析，不難發現其背後乃是以儒家經學學術形態（漢唐經學—宋明理學）作為(wei) 劃分秩序形態的內(nei) 在標準。就“觀念—製度”二元互動的方法論而言，作者其實更偏重理念、思想、價(jia) 值對於(yu) 現實製度的牽引提撕，而對製度演變與(yu) 客觀環境、人事變遷之互動的關(guan) 注稍顯不足，體(ti) 現出一種理重於(yu) 氣、道重於(yu) 勢的史觀與(yu) 敘事特質。

總體(ti) 上看，作者習(xi) 慣於(yu) 建構一種二元對抗之曆史演進觀，如周製與(yu) 秦製、道統與(yu) 治統、華夏與(yu) 夷狄、現代性與(yu) 古典性，進而寓褒貶之意於(yu) 其中。若以學術源流論，這其實更接近朱子理學一脈“理在氣先”的哲學氣質，而有別於(yu) 理不離氣、因時乘勢的浙東(dong) 經史之學傳(chuan) 統。所謂“通古今之變”，乃是要在理、氣、道、勢的博弈消長中尋繹曆史運行之大道。勢無理必不可久持，理乏勢亦無以運世，所謂“推闡理勢”，實已道破傳(chuan) 統曆史哲學之樞機。因此，在立定“理”所標舉(ju) 的價(jia) 值理想主義(yi) 之基礎上，有必要更加注重對曆史複雜性的考察，尤其是要對曆史演進中的對抗性因素及其複雜的互動過程予以更多注意。“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易·係辭傳(chuan) 上》），透過理與(yu) 勢、理念與(yu) 現實之間相維、相抗、相生之複雜過程的還原，方能把握曆史發展的真實脈動。曆史演進之“道”固然需要著力表彰，但研究者亦不應止步於(yu) 此，而更需要將視角進一步抵近、延伸向“道成秩序”的具體(ti) 曆史過程，探究價(jia) 值理念（理）與(yu) 現實環境（勢）之間的複雜互動關(guan) 係。強調這一取向，並非是要取消理念、精神、價(jia) 值之於(yu) 曆史進程的意義(yi) ，而是試圖將抽象的理念原則落實於(yu) 真實而複雜的曆史世界之中，觀察其在具體(ti) 的曆史環境之中是如何生發、落實、遇挫、重生的。用傳(chuan) 統史學話語而言，此正所謂“經史互證”，“言性命者必究於(yu) 史”。由此，則或能建立一種具有更大包容性，也更富質感的曆史敘事。當然，這樣的工作絕非一部著作、一位學者所能完成，而是需要更多有誌於(yu) 斯道的當代史家懷抱對於(yu) 國史之溫情敬意，秉持理性審慎之學術技藝，通過不同學科視角、體(ti) 裁之寫(xie) 作來共同構築的一項係統事業(ye) 。

《國史綱目》之書(shu) 名恰如其自身意義(yi) 的定位。所謂綱目體(ti) ，原本是旨在“舉(ju) 其大略，厭煩取易”⑨的一種通俗化史學寫(xie) 作方式。也正是因為(wei) 自身體(ti) 裁特質的限製，書(shu) 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概念與(yu) 命題尚未能得到充分展開，對於(yu) 關(guan) 鍵曆史事件的描述，亦無法做到個(ge) 案式窮原竟委、如臨(lin) 其境的鉤沉還原。以上種種，皆有待於(yu) 以是書(shu) 為(wei) 契機的進一步研究之深入展開。倘若僅(jin) 具綱目而缺乏細致研究的進一步跟進，那麽(me) 新國史書(shu) 寫(xie) 便難以證成自身知識上的正當性，難以回應用“新傳(chuan) 說”代替“舊神話”的質疑。文明價(jia) 值之擔當與(yu) 知識學理之積累，實為(wei) 新國史書(shu) 寫(xie) 之兩(liang) 翼，二者缺一不可。畢竟，不能說偏見造成的謬誤可以用相反意見寫(xie) 成的著作來平衡。單憑史觀、信念上的多元競爭(zheng) ，並不足以在現時代構築起一種受到廣泛認可的堅實曆史敘事。過於(yu) 強烈的信念導向，反而有可能陷入一種“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主觀主義(yi) ，從(cong) 而將曆史敘事徹底引向虛無。就此而言，回歸傳(chuan) 統經史之學之道，或許是一種可能的願景。“經史互證”之傳(chuan) 統學術精義(yi) 的真正複興(xing) ，既是向傳(chuan) 統史學價(jia) 值世界的回歸，同時也是一個(ge) 不斷吸取現代史學研究成果與(yu) 方法論的開放過程。

當然，以上評騭均屬求全之毀，無法掩蓋《國史綱目》的高度成就。新的國史書(shu) 寫(xie) ，乃是一整套複雜的學術規劃與(yu) 係統工作，絕非一人一書(shu) 、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此中關(guan) 鍵，不僅(jin) 有價(jia) 值層麵的史觀重建，更有知識領域的不同學科、多元方法之互補。《國史綱目》的真正價(jia) 值並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其著作本身，而在標誌著勇於(yu) 探索一種既具有知識之厚重感，亦承載國族精神價(jia) 值擔當的國史書(shu) 寫(xie) 的開始。就此而言，是書(shu) 之卒章絕非終點，而是一項麵向未來事業(ye) 的起點。

【注釋】 

①［英］赫伯特·巴特菲爾德：《曆史的輝格解釋》，張嶽明、劉北成譯，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2012年版，第54—55頁。

②姚中秋：《國史綱目》，海口：海南出版社2013年版，第1、493頁。

③同上，第259頁。

④同上，第284頁。

⑤如馬克斯·韋伯以組織的理性化程度作為(wei) 衡量現代性之核心指標，白彤東(dong) 以麵向陌生人的廣土眾(zhong) 民之大規模治理作為(wei) 現代性之開端。分別見［德］馬克斯·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yu) 道教》，康樂(le) 、簡惠美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白彤東(dong) ：《韓非子與(yu) 現代性—— 一個(ge) 綱要性的論述》，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

⑥參見姚中秋：《華夏治理秩序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頁。

⑦陳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載陳寅恪：《金明館叢(cong) 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頁。

⑧同注①，第16頁。

⑨［宋］劉恕：《書(shu) 資治通鑒外紀後》，載［宋］呂祖謙（編）：《宋文鑒》卷130，齊治平點校，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2年版，第1821頁。

顧家寧：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Gu Jianing，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hang University）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