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查官的靈魂

作者 譯者 吳萬(wan) 偉(wei)

          著者 羅伯特·達頓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元2565年暨耶穌2015年2月6日

審查是什麽(me) ？

如果將審查的概念延伸到包括一切的程度，它就沒有任何意思了。審查不應該被瑣碎化。雖然讚同權力在很多方麵都發揮作用，但是我認為(wei) 區分國家壟斷的權力（有時候包括宗教機構等其他權威）和社會(hui) 上任何地方都存在的權力非常重要。我理解的審查主要是政治上的，基本上是由國家實施的審查。

國家實施審查的方法各種各樣。其行為(wei) 可能很隨意，但這些審查都有既定程序，而這些程序是有合法性痕跡的。巴士底獄的檔案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就是即使在囚犯沒有受到法律保護的情況下，警察努力搜查線索，依靠嚴(yan) 格的審訊確定犯罪。由於(yu) 受到特定情景的壓力，英國在印度（Raj）的審判回歸預料之中的判決(jue) ，但是他們(men) 采取嚴(yan) 謹履行的儀(yi) 式來執行英國法律的條文，確保言論和報刊自由的原則。沃爾特·揚卡（Walter Janka）在柏林因為(wei) 出版一個(ge) 失寵作家（盧卡斯）的作品而遭判刑是另外一種儀(yi) 式：斯大林式的擺樣子公審開始了清洗行動，這是顯示黨(dang) 的路線發生變化的信號。這條路線決(jue) 定了體(ti) 係的合法性，在這樣的體(ti) 係中根本沒有公民權存在的任何空間。

閱讀是審查的基本方麵，不僅(jin) 在於(yu) 通常導致競爭(zheng) 性解釋的檢查文本的行為(wei) 本身，而且也是國家運行的內(nei) 在機製，因為(wei) 競爭(zheng) 性解讀導致權力鬥爭(zheng) ，這有時候甚至引發公共醜(chou) 聞。審查官不僅(jin) 認識到隱藏意義(yi) 的細膩內(nei) 涵，而且還理解發表的文本在公眾(zhong) 中引起反響的方式。在東(dong) 德（GDR），審查官的老練應該不會(hui) 令人感到吃驚，因為(wei) 隊伍裏麵包括了作家、學者和批評家。在18世紀的法國，著名作家充當審查官，而印度白話文學的監督審查由博學的圖書(shu) 管理員以及對“土著”民俗文化感興(xing) 趣的本地官員擔任。把審查當作無知官僚的殘酷壓迫而不屑一顧是一種誤解。雖然審查變化多端，但通常都是一套非常複雜的程序，要求才幹和訓練，且往往深入到社會(hui) 秩序的最深處。 

審查也可能產(chan) 生積極的後果。書(shu) 籍若通過了法國審查官這一關(guan) 就證明其優(you) 越質量得到了皇家的認可。這些常常類似於(yu) 當今圖書(shu) 封麵上促銷性的腰封宣傳(chuan) 。印度公務員係統的秘密“目錄”的第16欄有時候讀起來就像現代書(shu) 評，裏麵常常稱讚他們(men) 在審查的書(shu) 籍。東(dong) 德的編輯既是審查官又努力改善審查文本的質量。雖然有意識形態方麵的功能，文本的再加工相當於(yu) 開放的社會(hui) 裏由專(zhuan) 業(ye) 人員所做的圖書(shu) 編輯工作。從(cong) 頭到尾，東(dong) 德的小說都留下審查官幹預的痕跡。有些審查官抱怨說大部分編輯工作都是由他們(men) 完成的。

每個(ge) 層次都會(hui) 出現協商的情況，尤其是在最初階段即文本開始成型時往往有協商。不過，這並沒有出現在英屬印度，因為(wei) 那裏的審查僅(jin) 局限於(yu) 出版後的壓製。在 18世紀的法國，體(ti) 製外流行的文學著作也不受審查的影響。但是，即便大思想家伏爾泰也會(hui) 在出版法學或者準法學著作時與(yu) 各色人等協商，如審查官及其上司、影響力很大的中介和警方。他知道如何操縱權力機構的所有齒輪和杠杆，他是使用這些來實現自身利益的行家裏手。對於(yu) 東(dong) 德作家如埃裏希·略斯特（Erich Loest）和弗爾克·布勞恩（Volker Braun）來說，討價(jia) 還價(jia) 的協商非常重要，很難使之與(yu) 出版過程區分開來。有時候他們(men) 花在段落協商方麵的時間比寫(xie) 作時間還要長。雙方都明白給予和索取的本質，雙方都有一種參加同一遊戲的感受，都接受這個(ge) 遊戲規則並尊重對方的要求。

我們(men) 不妨考慮一下亞(ya) 曆山大·索爾仁尼琴在1975年出版的《牛犢頂橡樹》中所描述的自己被驅逐出蘇聯一年後的經曆。打開這本書(shu) ，你期待著遭遇先知在荒野中呼喊的聲音；你不會(hui) 感到失望，因為(wei) 索爾仁尼琴的確把自己看作彌賽亞(ya) 。不過，他用一種令人吃驚的方式回顧他的經曆：那是對文學在斯大林主義(yi) 社會(hui) 中作為(wei) 權力體(ti) 係而運行的方式的社會(hui) 學觀察，這種觀察謹慎、準確、反諷、異常豐(feng) 富。我們(men) 先是在古拉格遇見這位作家。在監獄勞改營的8年中，他寫(xie) 到周圍的悲慘狀況。被釋放後，他當老師並繼續寫(xie) 作，生活很辛苦。他在孤獨中寫(xie) 作，雖擁有絕對的自由，但他知道寫(xie) 出來的任何東(dong) 西根本沒有辦法發表。他的文字隻能在他去世後很久才能被人讀到。雖然如此，他必須將這些文字秘密保留下來。他默默記住這些話，用鍾表指針寫(xie) 在薄紙片上，然後把紙卷起來塞進瓶子埋在地底下。手稿越積越多，他繼續將其藏在最安全的、最讓人想不到的地方。令他驚訝的是，赫魯曉夫在1961年第22次黨(dang) 代會(hui) 上廢除了斯大林的嚴(yan) 厲做法，蘇聯最重要的期刊《新世界報》（Novy Mir）的編輯亞(ya) 曆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Aleksandr Tvardovsky）宣稱願意出版更大膽的作品。於(yu) 是，索爾仁尼琴決(jue) 定冒險。他用更溫和的形式重寫(xie) 了這部作品，將稿子寄給了《新世界報》。這本書(shu) 的題目是“伊萬(wan) •傑克索維奇（Ivan Denisovich）生活中的一天”，最終打破了有關(guan) 古拉格罪惡的沉默之牆。

在此，索爾仁尼琴的敘述變成了一種社會(hui) 學研究。他描述了該刊的所有編輯，他們(men) 的競爭(zheng) ，自我保護性操作，竭力拆掉他在其中布置的炸彈引線。黨(dang) 中央委員會(hui) 既聰明又奸詐的代表亞(ya) 曆山大•德門第耶夫（Aleksandr Dementyev）在編輯部會(hui) 議上布下陷阱，設置重重障礙，特瓦爾多夫斯基為(wei) 此十分苦惱。作為(wei) 出身農(nong) 民的真正詩人，“他首先忠誠的是俄羅斯文學，真誠地相信作家的道德責任，”但他也感受到“黨(dang) 的真理”的壓力。最後，他戰勝了自己的疑慮，說服編輯部中的懷疑者，並與(yu) 索爾仁尼琴一句一句地修改手稿，協商需要做出的改變。在一定程度上，索爾仁尼琴願意更改，因為(wei) 他明白隻有修改文本才能掃除障礙並最終變成文學現實。

協商過程本身被描繪出來---泄露的副本、權力走廊上的秘密對話、在赫魯曉夫的夏季別墅裏當麵讀給他聽、最終得到政治局的批準。隱藏在黑暗中的審查官在看到校樣稿時驚駭不已，在最後一分鍾被告知它得到了中央委員會(hui) 的批準後轉而對其大加讚賞。該書(shu) 出版後引起了轟動，本來索爾仁尼琴已經寫(xie) 好的其他著作也可能隨後出版，但他不願意做出必要的修改而泡湯---他後來回憶說，這是一個(ge) 戰略失誤，因為(wei) 機會(hui) 之窗關(guan) 閉了。當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接替赫魯曉夫之後，新一波的斯大林化窒息了真正的文學，並迫使現在已經聲名狼藉的索爾仁尼琴流亡海外。雖然有非常栩栩如生的細節，有很多檔案材料做支撐，但這個(ge) 故事不是記者寫(xie) 出的揭露性報道，裏麵也沒有鼓吹西方的言論自由觀點。它使用具體(ti) 的俄國方式宣揚文學是傳(chuan) 播真理的工具的先知觀。

米蘭(lan) •昆德拉的寫(xie) 作方式不同，那是歐洲文學多個(ge) 世紀的反諷的、複雜的、冷峻的、自我清醒意識到的方式。他也遭遇了審查的時代，斯大林主義(yi) 曾經的一段開放時間足以暴露其錯誤路線，當開放之門再次關(guan) 閉後，他最終難逃被驅逐出境的命運。雖然遭遇共產(chan) 黨(dang) 政權的高壓措施，文學和其他藝術形式尤其是電影在19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出現了複興(xing) 。當亞(ya) 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成為(wei) 第一書(shu) 記時，捷克共產(chan) 黨(dang) 改革者決(jue) 心在1968年推行“長著人臉的社會(hui) 主義(yi) ”。在被稱為(wei) 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時期，審查被廢除，但在8月份蘇聯入侵後隨即得到恢複。此前一年即1967年的6月召開了作家協會(hui) 大會(hui) ，如今回顧起來，此次會(hui) 議像是布拉格之春的序幕。昆德拉和其他作家利用這次大會(hui) 作為(wei) 論壇要求更大的自由。昆德拉在大會(hui) 發言中求助於(yu) 文學是“國家存在”背後的根本性力量，是“國家存在問題的答案”，他使用天賦人權的語言譴責審查，引用伏爾泰的說法，

因為(wei) 真理隻能通過平等和自由的對話才能獲得。對思想和言論自由的任何幹預都是當今世紀的醜(chou) 聞，都是在民族文學闊步前進時捆住我們(men) 手腳的鎖鏈，無論審查機製和術語多麽(me) 謹慎。

這樣的宣言能夠出現在印刷品中麽(me) ？地位相當於(yu) 《新世界報》的捷克雜誌《文字消息》（Literární noviny）試圖將包括廢除審查的決(jue) 議在內(nei) 的宣言作為(wei) 大會(hui) 論文集出版，但在類似於(yu) 東(dong) 德HV的“中央出版局”的審查官看來，這實在太過分了。他們(men) 禁止媒體(ti) 談論這個(ge) 話題，並傳(chuan) 喚《文字消息》的編輯杜三•哈姆西克（Dusan Hamsik）和編輯部的其他成員與(yu) 中央委員會(hui) 意識形態部的頭腦弗蘭(lan) 提斯克•哈維裏塞克（Frantisek Havlícek）會(hui) 麵，該部相當於(yu) 東(dong) 德中央委員會(hui) 的文化部。據哈姆西克的描述，會(hui) 議變成了針對宣言每個(ge) 條款尤其是昆德拉演講稿的激烈爭(zheng) 吵。昆德拉本人也在場，他與(yu) 哈維裏塞克逐句協商，包括每個(ge) 從(cong) 句和標點符號。他不能簡單地拒絕協商，因為(wei) 作家希望宣言發表出來以喚起民眾(zhong) 起來抵抗斯大林主義(yi) 。他在某些部分取得了勝利，在另外一些部分失敗了，但始終堅持認為(wei) “對反對任何形式的審查的文本進行審查是荒謬的。”最後，他成功地挽救了他寫(xie) 下的幾乎每句話。但是，當他離開會(hui) 議室時，心情糟糕透了。他向哈姆西克抱怨說“我為(wei) 什麽(me) 要如此低三下四？我讓他們(men) 把我變成了十足的傻瓜。每個(ge) 妥協都是肮髒的。”隨後不久，黨(dang) 中央委員會(hui) 打電話說這樣的妥協根本不能接受。該大會(hui) 文集沒有出版，昆德拉徹底鬆了一口氣。

在哈姆西克對此場景的描述中，昆德拉似乎是個(ge) “非常挑剔的顧客，”一個(ge) 對其藝術承諾堅定不移的作家，對他與(yu) 政治當局的任何同謀關(guan) 係都感到惡心。但當危機來臨(lin) 時，像索爾仁尼琴一樣，他也願意修改自己的文章以便能突破黨(dang) 對文學的堅持。他也理解文學是塑造國民身份認同的力量，雖然他將文學與(yu) 更廣泛的歐洲文明崛起聯係起來。文學對他如此重要和神聖因而不能忍受在所有斯大林主義(yi) 政權下決(jue) 定文學生命的協商和妥協。成為(wei) 獨裁者的幫凶顯然違背了他的自我意識，即使即使他進行了抵抗。

內(nei) 心受到良心和道德煎熬的意識也來自羅馬尼亞(ya) 作家諾曼•馬內(nei) 阿（Norman Manea）對他與(yu) 1980年代羅馬尼亞(ya) 共產(chan) 黨(dang) 政權的審查官打交道的描述。尼古拉•齊奧塞斯庫（Nicolae Ceaușescu）在蘇聯勢力範圍之外建立了極權政權。馬內(nei) 阿在權力分界線的兩(liang) 邊都堅持“人類現實”：腐敗和狡詐的官員在國家劃定的範圍內(nei) 追求自身利益，野心勃勃的作家則試圖在完全由黨(dang) 主宰的體(ti) 製下取得職業(ye) 發展成就。作為(wei) 體(ti) 製內(nei) 作家，馬內(nei) 阿希望他的小說《黑信封》能取得突破，因為(wei) 裏麵有一些精心隱藏的對極權主義(yi) 的批評。由於(yu) 審查已經取消的虛構信息，他並沒有得到審查官對其書(shu) 籍的審查報告，隻是得到了審查官檢查過的文本的複印件。其中80%的內(nei) 容被標記為(wei) 刪減或者修改，而且沒有任何解釋。馬內(nei) 阿掙紮著搞清反對意見，花費很大功夫重寫(xie) 了這部書(shu) 稿，然後通過出版商再次呈交上去。修改稿再次遭到拒絕，依然沒有任何解釋。

僵局似乎沒有辦法打破，最後出版商抓住了個(ge) 機會(hui) 。他將作品送給“外麵的”審閱者，通過朋友圈認識的審查係統退休高官幫助在官僚機構之外疏通搞定。馬內(nei) 阿看到了來自非審查官的審查報告。報告對作品進行了智慧而深刻的閱讀，並提出了重大修改建議。雖然很痛苦，馬內(nei) 阿接受了“凶悍的審查官老師”的推薦意見，因為(wei) 他們(men) 代表了他繼續在文學界生存的唯一希望。該戰略起了作用，這部作品出版後取得巨大成功，作品很快銷售一空。馬內(nei) 阿被迫流亡。1988年，他移民美國，在這裏他發現了“自由”，不是不受任何約束的秩序而是複雜的體(ti) 係，它要求包括“嚴(yan) 酷的市場法則”在內(nei) 的獨特妥協方式。雖然承認民主社會(hui) 實現自由的現實也很艱難，但馬內(nei) 阿堅持認為(wei) 兩(liang) 者存在區別，這裏的情景與(yu) 他在羅馬尼亞(ya) 的遭遇完全不同。在回顧《黑信封》中所接受的刪減時，他並不後悔批評性段落被刪除，也不後悔使其蒙受損失的妥協和共謀過程。最後，他得出結論說“審查官辦公室贏得勝利。”

丹尼洛·契斯（Danilo Kiš）在南斯拉夫共產(chan) 黨(dang) 政權時期也有類似的遭遇，雖然斯大林主義(yi) 的表現形式更溫和一些。在回顧與(yu) 審查官打交道的情景時，他強調了看不見的人物（出版商和編輯）的非正式壓力，他們(men) 在行使專(zhuan) 業(ye) 人員職能時扮演了審查官的角色，首先是無所不在的自我審查力量。他寫(xie) 到，內(nei) 在的、自命的審查官就是作家的替身，“這個(ge) 替身就附在其肩膀上，對還在萌芽狀態的文本結構進行幹涉，使其不犯意識形態方麵的錯誤。贏得反替身審查官的勝利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就像上帝一樣知道一切，看見一切，因為(wei) 他就來自你自己的大腦，你自己的恐懼和你自己的噩夢。”

當蘇聯體(ti) 製的流亡者求助於(yu) “自由”和“真理”時，他們(men) 並不求助於(yu) 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也不像哲學家那樣說話。他們(men) 使用的描述其審查經驗的詞匯是在具體(ti) 情境下發揮作用的力量，是一種在壓迫性政治體(ti) 製下決(jue) 定文學本質的力量。“言論自由”充當了衡量所遭受壓迫的嚴(yan) 重程度的標準。它並不適用於(yu) 所有種類的限製，雖然許多限製的確也是作家的包袱。對他們(men) 來說自由是一種原則，正是自由受到侵犯的經曆使其認識到這個(ge) 原則的意義(yi) 所在。當然，個(ge) 人的體(ti) 驗因人而異，變化之大讓人覺得尋找一種能包括所有種類的違反自由原則的籠統命題毫無希望。其中包括有些被仔細研究的東(dong) 西如南非種族隔離時期實行的審查。他們(men) 也明白文學在西方人所說的“自由世界”也遭受種種限製。他們(men) 的經曆是否支持一種相對論式的自由概念呢？

嚴(yan) 肅地對待被噤聲的作家或者在斯大林政權下自我噤聲的作家的證言並不等同於(yu) 認可他們(men) 的經驗，即任何人出書(shu) 都非常困難。也不是說將21世紀的沉默方式與(yu) 其他時代和地方封殺言論空間的做法混為(wei) 一談。曆史學家並沒有準備好將過去不同時期的邪惡程度累加起來。但是我們(men) 不可能避免做出價(jia) 值判斷，應該有能力認識到價(jia) 值觀影響我們(men) 認知的方式，就像我們(men) 承認影響認知的概念框架一樣。不是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我更願意轉變辯論的立場。

從(cong) 民族誌的角度在整體(ti) 上看待作為(wei) 控製體(ti) 係的審查，我們(men) 會(hui) 發現它彌漫在組織機構中，影響人際關(guan) 係，並直達靈魂的最隱蔽角落。在研究審查的運行機製時，我學會(hui) 了更加尊重在特定曆史時期與(yu) 這個(ge) 世界特定區域的其他公民共同擁有的基本原則。我理解第一修正案並沒有延伸到美國憲法的司法邊界之外，但是我用所有的熱情相信同胞公民言論自由的權利，雖然憤世嫉俗者嘲諷那些抨擊“第一修正案的同情者”。雖然試圖理解這些，但在當今國家企圖監視公民一舉(ju) 一動的時代，我們(men) 必須采取保護自由的立場。

譯自：The Soul of the Censor by Robert Darnton

https://www.nybooks.com/blogs/nyrblog/2014/sep/17/what-is-censorship/?insrc=rel

本文是作者在2014年9月22日出版的新書(shu) 《審查官在工作：國家如何塑造文學》的結論部分。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