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悼念龐樸先生

作者：常強

來源：儒家大風

時間：甲午年十一月廿一

           西曆2015年1月11日

作者按：著名曆史學家、文化史家、哲學史家、山東(dong) 大學終身教授、《儒風大家》學術顧問龐樸先生，1月9日晚20：49分於(yu) 濟南齊魯醫院逝世，享年88歲。前年《儒風大家》編輯部同事曾去齊魯醫院探望龐先生，那時先生臥病在床，言語不便，但我們(men) 臨(lin) 別時，他依然吃力地伸出手，向我們(men) 道別。現謹以此文悼念龐樸先生。

龐樸：紮根民族文化沃土的一代宿儒

在我國當代人文社科領域，龐樸堪為(wei) 極具影響的一位大家。今天，戴在龐樸頭上的光環，每一頂都極具分量，如中國社科院首批榮譽學部委員、“孔子文化獎”獲得者、山東(dong) 大學首批終身教授等等。作為(wei) 以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為(wei) 研究誌趣的資深學者，龐樸在諸多文化領域都頗有獨特建樹，他對中國文化有著深入且廣泛的思考，一直堅定地走在推動中國文化傳(chuan) 播和普及的大道上。在與(yu) 人交往上，如知名學者湯一介所說，龐樸“跟各方麵的人都能和諧相處，絕不會(hui) 盛氣淩人”，他總能在點滴之間展現出一幅謙和君子的形象，極具大家氣度和風範。

“一分為(wei) 三”的文化密碼

按照馬克思主義(yi) 的哲學觀點，事物都是一分為(wei) 二的，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liang) 個(ge) 方麵。在辯證法的體(ti) 係中，“二分法”哲學為(wei) 人所廣泛接受。在中國傳(chuan) 統經典《道德經》中，到處都表達著對立統一的哲學思想。龐樸立足古典哲學研究，結合中西文化特色及人生閱曆，在當代哲學界率先提出了新的方法論——“一分為(wei) 三”。

“一分為(wei) 三”是今天廣受學界關(guan) 注的哲學課題，但凡對當代學人有幾分了解，便不會(hui) 不知龐樸的這一思想創建。在龐樸看來，“任何事情都可以分成兩(liang) 個(ge) 方麵，這不假，但事情到這裏還沒有完，分成對立的‘兩(liang) ’還是一個(ge) 不穩定的狀態，隻有把它變成‘三’以後才是最穩定的。這跟幾何學上說三角形是最穩定的圖形是一個(ge) 道理。”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是以孔孟之道為(wei) 正統，中庸之道深入人心。在上世紀60、70年代的那場大動亂(luan) 時期，龐樸與(yu) 其他人一樣，滿腦子都被鬥爭(zheng) 哲學灌輸。社會(hui) 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自然地，在政治掛帥的當時，大家對你死我活、敵我矛盾、水火不容等對立思想具有切身的體(ti) 會(hui) 和感受。對立、鬥爭(zheng) 、二分法，這些思想在實踐中起著主導性作用。

龐樸認為(wei) ，光講鬥爭(zheng) 是不夠的，“一分為(wei) 二”不夠完全，“一分為(wei) 三”才符合實際。龐樸認為(wei) ，和諧社會(hui) 的理論，同樣來自中國古代的中庸觀念，“和”就是“和而不同”，就是中庸哲學。他說，建設和諧社會(hui) 、和諧社區，就是“執兩(liang) 用中”。這個(ge) “執兩(liang) 用中”恰恰就是儒家經典思想之一。

一開始，“文革”剛剛結束，龐樸曾擔心明確提出“一分為(wei) 三”，會(hui) 給人以對抗毛澤東(dong) 思想的感覺，因為(wei) 毛澤東(dong) 思想的重要內(nei) 容就是對“兩(liang) 點論”的繼承與(yu) 發展。所以，1980年他在論述這一思想時，文章的題目叫《“中庸”平議》，在內(nei) 容上，隻談儒家中庸，而不涉及現實。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他才明確提出自己的“三分法”理論。

龐樸以“一分為(wei) 三”為(wei) 中國文化的密碼，以此來研討中國文化問題，取得了豐(feng) 碩的理論成果。

“不正統”的儒學專(zhuan) 家

龐樸是一位以研究儒家思想而著名的學人，“一分為(wei) 三”思想就是他由“中庸”而闡發的。他還是“文革”後，第一位為(wei) 孔子正名平反的學者。

著名學者、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餘(yu) 敦康回憶，在上世紀70年代末，國門打開，外國人來觀光，提出要到曲阜“三孔”看一看。可是，“批林批孔”運動早已把孔子批倒了。這個(ge) 時候，需要官方牽頭，重新給孔子一個(ge) 客觀的評價(jia) 。時任副總理李先念就找到了《曆史研究》，李先念讓該雜誌發表一篇文章。這個(ge) 任務後來就落在了龐樸的身上。

當時，龐樸就去找餘(yu) 敦康、孔繁等同仁商量，因為(wei) 在“文革”，給孔子正名是要掉腦袋的。“七想八想，孔子政治家別說了，哲學家也別說了，教育家總可以說吧。偉(wei) 大的教育家，第一個(ge) 把官學變成私學，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這麽(me) 一寫(xie) ，然後就在《曆史研究》發表。”餘(yu) 敦康在接受采訪時說。

對於(yu) 自己的儒學研究，龐樸總覺得“有點不那麽(me) 正統”。一般而言，多數學者研究儒學，都從(cong) 哲學或倫(lun) 理、政治的角度入手，而很少有人從(cong) 方法論的角度去做，龐樸就屬於(yu) 後者。他坦言，自己有個(ge) 習(xi) 慣，喜歡從(cong) 方法論的角度去思考問題。“我在接觸中國哲學以前學的是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我學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時候，也是從(cong) 方法論的角度切入，所以我帶著這個(ge) 觀念來研究儒學。”龐樸說。

學術研究本來就是需要興(xing) 趣愛好的支撐，興(xing) 趣愛好不僅(jin) 體(ti) 現在研究領域上，更體(ti) 現在研究方法上。從(cong) 方法論的角度入手，盡管顯得非主流，龐樸卻依舊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不得不說，這種獨特的研究方式是一種學術的創新。

引領出土文獻研究

在對出土簡帛的整理和解讀方麵，龐樸也做出了突出貢獻。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發掘後，龐樸指認出了其中屬於(yu) 思孟五行學說的篇章，證明子思、孟子的五行說為(wei) “仁、義(yi) 、禮、智、聖”，揭開了千古之謎，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1993年《郭店楚墓竹簡》出版後，龐樸又對荊門郭店竹簡進行認真細致的研究，歸納出儒家三重道德論、從(cong) 心旁字看思孟學派心性說、“仁”範疇的演化等一係列關(guan) 於(yu) 儒家思想的精辟論述。

龐樸將出土文獻與(yu) “一分為(wei) 三”說相結合，歸納出了完整的儒家道德學說體(ti) 係。他認為(wei) ，儒家三重道德分別是：人倫(lun) 道德（六德）、社會(hui) 道德（四行）、天地道德（五行），並指出，人倫(lun) 道德乃人作為(wei) 家庭成員所應有，社會(hui) 道德乃人作為(wei) 社會(hui) 成員所應有，天地道德乃人作為(wei) 天地之子所應有。

為(wei) 促進我國出土簡帛的研究和發展，在龐樸的倡議下，國際簡帛研究中心和簡帛研究網站得以創辦，海內(nei) 外簡帛學研究者自此有了交流學術思想和溝通研究心得的權威平台。

發現“火曆”

龐樸是個(ge) 愛思考的人，不論身處何地，不論境況如何。他的一項重要的學術成果——發現“火曆”，就是在“文革”那段受打壓的日子中受到啟發而形成完整理論的。

“文革”期間，龐樸在山東(dong) 大學遭到批鬥，最後被發配到了曲阜。他的讀書(shu) 權利被剝奪，書(shu) 都被貼上封條。在曲阜，他發現夜晚的星星竟然比濟南的多，於(yu) 是，“地上沒有書(shu) 可念，我就念這個(ge) 天書(shu) ”，好在地上有階級鬥爭(zheng) ，而天上沒有。從(cong) 此他一有時間，就坐在椅子上仰望星空，兩(liang) 年過後，他已經把各個(ge) 星座搞明白了。

“文革”後期，龐樸又可以繼續讀書(shu) 了。一次，他在讀《左傳(chuan) 》時，發現裏麵有個(ge) 地方把四月說成了正月。這令龐樸感到很奇怪。憑借著自己多年積累的學術敏感和問題意識，他決(jue) 定搞清楚這個(ge) 問題。他根據自己在曲阜時所儲(chu) 備的天文學知識，加之自己的深入研究，最後確定，《左傳(chuan) 》那個(ge) 地方所謂的四月是正月，不是我們(men) 現在實行的陽曆和陰曆中的正月，而是用另外一顆恒星來紀時的，由於(yu) 兩(liang) 種曆法的坐標、參照物的不同，所以得出的結論也是不同的。

龐樸介紹說：“太陽當然是一個(ge) 參照物，但是那時太陽並不重要，因為(wei) 太陽隻能通過升起落下告訴我們(men) 一天而已。月亮可以告訴我們(men) 一個(ge) 月，月亮的圓缺能做到這一點。但是誰能告訴我們(men) 一年呢？太陽和月亮顯然都不行，最後大多數民族都找到了一個(ge) 東(dong) 西——遙遠的恒星，這顆恒星可以告訴我們(men) 一年。當它傍晚在東(dong) 方地平線出現的時候，這是一年的開始，十二個(ge) 月後當它再次出現的時候，其間相隔正好就是一年。”

由此他提出，在遠古時代，當陽曆和陰曆還沒有使用之前，我們(men) 祖先就開始使用曆法，這個(ge) 曆法就叫“火曆”。“火曆”以大火星作為(wei) 授時的參考星座，隻是後來被其他曆法所取代，隻在文化典籍上留下了零星記載。

直到今天，還有很多現象都是“火曆”遺留下來的。如“二龍戲珠”，這是中國人常常可以見到的文化圖案。大家都知道珠子是水裏麵的東(dong) 西，而二龍所戲之珠子則是一個(ge) 大火球。之所以有這種怪現象，就是因為(wei) 之前“火曆”的存在。別的理論很難解釋通，而一旦引入“火曆”理論，這個(ge) 現象也就不足為(wei) 奇了。

原來，在天文曆法上，除了陰曆和陽曆，竟然還有一個(ge) 更為(wei) 古老的“火曆”。很有意思，或許，這也“暗合”了龐樸的“一分為(wei) 三”理論。

“神交”方以智

翻看權威的龐樸個(ge) 人簡曆，有一個(ge) 頭銜——方以智研究專(zhuan) 家。若非專(zhuan) 治中國文化史，或許對方以智這個(ge) 名字有些陌生，其實方以智乃我國明末清初的一位百科全書(shu) 式的大學者，在諸多領域都有廣泛建樹。通過了解方以智，我們(men) 也可大體(ti) 看出龐樸的治學領域與(yu) 風格，與(yu) 方氏有幾分相似。二位學人神交久矣。

方以智是個(ge) 地道的“富二代”和“官二代”，父祖都為(wei) 明末高官，在學術上也頗有成就。作為(wei) 衰世官宦，方以智父祖難有大的作為(wei) ，但他們(men) 的開明思想和包容心態，在治學上給方以智以熏陶與(yu) 影響。

方以智曾中進士，在明末朝廷及南明小朝廷任職，但國破家亡使得他的身份一落千丈，他始終不願向朱明王朝的掘墓者低頭，被友人比作文天祥。後來他削發為(wei) 僧，但始終不忘複興(xing) 故土之誌，並在文化領域深耕細刨，終於(yu) 碩果累累。

對於(yu) 政壇上的失意者而言，學術不失為(wei) 建立事功的一片樂(le) 土。

方以智盡管在政治上難以施展抱負，但學術給了他自由施展的廣闊天地，他“博涉多通，自天文、輿地、禮樂(le) 、律數、聲音、文字、書(shu) 畫、醫藥、技勇之屬，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方以智一生著述很多，共有一百多種。其中最為(wei) 流行的是《通雅》和《物理小識》，前者是一部綜合性的名詞匯編書(shu) ，後者是一部科學筆記。他的後期代表作是《藥地炮莊》和《東(dong) 西均》，二者均為(wei) 哲學著作，在書(shu) 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哲學命題。

方以智立足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並結合由西方傳(chuan) 教士所引入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將二者融會(hui) 貫通，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風格。他從(cong) 研究對象入手，把一切學問劃分為(wei) 三大門類，分別為(wei) “質測”（自然科學）、“宰理”（社會(hui) 科學）和“道幾”（哲學）。立足本土又放眼世界，這與(yu) 龐樸的治學立場完全一致。而對學問的分類，大概恰恰是龐樸“一分為(wei) 三”思想的最早啟示。

方以智在《東(dong) 西均》中概括了事物的矛盾運動，體(ti) 現出了辯證法和唯物主義(yi) 的觀點。龐樸注釋了這部重要的哲學著作，從(cong) 而更加引起人們(men) 對方以智哲學思想的重視，也為(wei) 學術界的方以智研究提供了更有利的條件。龐樸稱方以智是“黑格爾的先行者”，認為(wei) 《東(dong) 西均》中所闡發的思想，正好是160多年以後黑格爾三位一體(ti) 的辯證法。

在天文學方麵，方以智結合中國傳(chuan) 統的天文學和當時傳(chuan) 教士傳(chuan) 入的西方天文學，討論了地心學說、九重天說、黃赤道、歲差、星宿、日月食、曆法等天文學問題，還提出了金星、水星繞太陽運行的正確猜測。而龐樸同樣為(wei) 一位天文史學家，他的“火曆”學說與(yu) 方氏的天文學理論交相輝映，方氏理論無疑是建構龐樸思想理論框架的一塊重要基石。

“憂樂(le) 圓融”是中國的人文精神

除微觀的學術研究，龐樸還從(cong) 宏觀上保持著對中華文化核心精神、個(ge) 性特色以及發展走向的高度關(guan) 切。在上世紀90年代，他提出，中國的人文精神是“憂樂(le) 圓融”，對中國文化的獨特魅力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性闡述。

宋代大儒範仲淹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之說，“憂樂(le) ”觀念成為(wei) 中國有識之士的最基本文化品質和道德風貌。“圓融”與(yu) 中庸之道異曲同工，是“一分為(wei) 三”哲學智慧的形象化表達。“憂樂(le) 圓融”既是中國傳(chuan) 統士人的個(ge) 性標簽，也是龐樸這位卓越學人的典型特征。龐樸不是那種“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yu) 秋冬”式的學者，他始終對中國文化的時代性問題保持關(guan) 注。

針對中國的文化特質和人文精神，“憂樂(le) 圓融”是針對“憂患意識”和“樂(le) 感文化”而提出來的。“憂患意識”說是徐複觀在上世紀60年代提出來的，牟宗三對此予以支持。徐複觀在其著作《中國人性論史》中認為(wei) ，中國的人文精神躁動於(yu) 殷周時期，基本動力便是“憂患意識”。“樂(le) 感文化”說是李澤厚於(yu) 上世紀80年代提出來的。在一次題為(wei) 《中國的智慧》的演講中，李澤厚認為(wei) 中國文化具有一種“實用理性”的傾(qing) 向，這種傾(qing) 向引導人們(men) 對世界和人生持以肯定和執著的態度。

對於(yu) 以上兩(liang) 種觀點，龐樸認為(wei) 都是以儒家思想為(wei) 母體(ti) ，都強調了中國文化的非宗教性，但它們(men) 也都有不足之處。在龐樸看來，道家具有明顯的反憂患意識，“憂患意識”說難以將整個(ge) 中國文化包羅其中；“樂(le) 感文化”說的目的是與(yu) 西方文化中的“罪感文化”相抗衡，具有明顯的對立色彩。基於(yu) 以上考慮，龐樸將中國的人文精神，概括為(wei) “憂樂(le) 圓融”四個(ge) 大字。

“所謂‘憂’，展現為(wei) 如臨(lin) 如履、奮發圖強、致君堯舜、取義(yi) 成仁等等之類的積極用世態度；而所謂‘樂(le) ’，則包含有啜菽飲水、白首鬆雲(yun) 、虛與(yu) 委蛇、遂性率真等等之類的逍遙自得情懷。”龐樸說。

“憂樂(le) 圓融”說其實就是龐樸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兩(liang) 大主流——儒家與(yu) 道家的宏闊分析並抽繹而出的理論總結。因為(wei) ，“西漢以來，儒道兩(liang) 家思想輪番地、混合地、諧和地在中國文化中起著主導作用，後來更融化了外來的佛學於(yu) 一爐，成就了中國文化的新的統一體(ti) ”。“這兩(liang) 種精神的理想地結合，便構成了中國人的理想的人格”，它們(men) 的結合，“恰好表明了中國文化同時兼備這兩(liang) 種精神，即由儒家思想流傳(chuan) 下來的憂患精神和由道家思想流傳(chuan) 下來的怡樂(le) 精神。”言之鑿鑿，令人信服。

保住中國本土文化

早在1964年，針對文化遺產(chan) ，他就提出過批判、繼承、創新三原則。在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大潮中，他又明確提出文化遺產(chan) 的評價(jia) 標準，並主張開展文化史的研究。

對於(yu) 文化的含義(yi) ，龐樸認為(wei) 文化“可以包括人的一切生活方式和為(wei) 滿足這些方式所創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於(yu) 這些方式所形成的的心理和行為(wei) ”，他還把文化分成物的部分、心物結合的部分和心的部分。換句話說，在龐樸看來，文化具有三個(ge) 層麵：物質層、製度層、精神層。

鴉片戰爭(zheng) 以後，中國進入近代史階段。中國在西方列強和本國封建統治者的雙重壓迫剝削下，逐漸淪為(wei)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i) 。為(wei) 抵禦外侮，實現民族獨立和富強，中國不斷向西方學習(xi) 。正如龐樸所論，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xi) ，經曆了三個(ge) 階段，分別為(wei) ：器物技術學習(xi) 階段，以洋務運動為(wei) 代表；各種製度學習(xi) 階段，以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為(wei) 代表；思想文化學習(xi) 階段，以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為(wei) 代表。

龐樸認為(wei) ，中國近代史的文化曆程，其實就是文化三個(ge) 層麵的逐步展開過程，中國文化的出路就在於(yu) 把握好文化的民族性與(yu) 時代性。在這裏，龐樸又把民族性與(yu) 時代性界定為(wei) 文化的兩(liang) 大屬性。

龐樸說，文化的兩(liang) 個(ge) 屬性具有主次之分，“我把民族性放在前邊，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時代的。這是我提得比較明確的。”他還說：“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屬性是它的民族性；如果文化沒有民族性，或者說一個(ge) 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化，這個(ge) 民族最後就會(hui) 蒸發掉。”他以滿族為(wei) 例，認為(wei) 滿族占領中原，當時對這個(ge) 民族來說是個(ge) 好事，但結果也是個(ge) 壞事。“曆史是很奇怪的，開了個(ge) 大玩笑，滿族統治了全國，最後滿族自己沒有了。為(wei) 什麽(me) ？因為(wei) 他的文化和他的民族分離了，滿族文化失去了他的民族性，他這個(ge) 民族不需要這種文化了，最後這個(ge) 民族就沒有凝聚力了。”言之鑿鑿，令人深思。

在全球化步伐不斷加快的新時代，龐樸對本土文化的生存和發展問題也有著深入的思考。在他看來，經濟全球化與(yu) 科技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誰要是去抗拒經濟上的全球化和科技上的全球化，那就是逆曆史潮流而動。現在能夠做的或需要做的實際上就是文化的全球化問題，一定要看準在文化和全球化的關(guan) 係上麵，我們(men) 應該怎麽(me) 做。”

龐樸認為(wei) 全球化的概念，我們(men) 中國自古就有，隻是表達不同。全球化，用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語言表示，就是“平天下”或“世界大同”、“協和萬(wan) 邦”。他強調，這些概念都是倡導和平、和諧與(yu) 友善的，這些概念“與(yu) 我們(men) 善良學者所擔心、霸道帝國所向往的什麽(me) 先發製人的蕩平，是有天淵之別的”。所以，對於(yu) 全球化本身，龐樸並不陌生，自然也不會(hui) 排斥。

麵對新形勢新變化，龐樸開始思考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如何與(yu) 現代化這一不可逆轉的潮流相融合，進而保證我們(men) 的本土文化可以保留自己的個(ge) 性和生命力。“文化全球化是一種趨勢，是一種強勢文化要吞並弱勢文化的過程。這時候，弱勢的文化，弱勢的群體(ti) ，弱勢的民族，如果不能保住自己的文化，不能保住本土文化的話，那麽(me) 你這個(ge) 民族慢慢就會(hui) 消亡，慢慢就會(hui) 被吞掉了。如果做得好，既保留了本民族的文化，又吸收了全球化的優(you) 良東(dong) 西，這樣就成功了。”龐樸如是說。

龐樸曾說：“文化就是人化。”一個(ge) 民族如果失去自己的文化，也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基因。所以他在不同場合多次為(wei) 保住我們(men) 的民族文化呐喊，並把自己界定為(wei) “文化保守主義(yi) 者”。對於(yu) “保守”，他解釋道：“保住我們(men) 的文化，守住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我是這樣的保守。你可千萬(wan) 不能丟(diu) 掉自己的文化，丟(diu) 掉了整個(ge) 民族就沒有了。”

譽滿學林

龐樸主要在山東(dong) 大學和中國社科院工作。除了教學與(yu) 學術研究，他還在國內(nei) 頂尖學術期刊擔任要職，如《文史哲》、《曆史研究》、《中國社會(hui) 科學》等。他曾擔任《曆史研究》雜誌主編。《曆史研究》創刊於(yu) 1954年，是新中國成立後出版最早的一本綜合性史學期刊，在全國曆史類學術期刊排名中，一直居於(yu) 首位。

耄耋之年的龐樸，譽滿學林，受到學界的廣泛好評和普遍尊重。2006年8月，中國社科院公布了首批47人學部委員和95名榮譽學部委員。學部委員是中國社科院的最高學術職務，地位堪比理工科的院士。龐樸便位列首批榮譽學部委員之中。

2010年，山東(dong) 大學設立“終身教授”一職，龐樸以其崇高的學術地位和豐(feng) 碩的學術成果，而榮獲山東(dong) 大學首批終身教授。

龐樸一生獲獎無數，但最令他感到自豪和珍惜的，當屬“孔子文化獎”。2010年9月，在山東(dong) 曲阜召開的第三屆世界儒學大會(hui) 上，龐樸獲得第二屆“孔子文化獎”個(ge) 人獎。世界儒學大會(hui) 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山東(dong) 省政府聯合主辦，中國藝術研究院、山東(dong) 省文化廳、中國孔子基金會(hui) 、國際儒聯、濟寧市政府、孔子研究院共同承辦的國際性儒學盛會(hui) 。“孔子文化獎”分機構獎與(yu) 個(ge) 人獎。該獎由文化部與(yu) 山東(dong) 省政府共同發起，為(wei) 儒學研究的最高學術獎項、文化部最高獎項之一。

龐樸被“孔子文化獎”推選委員會(hui) 評價(jia) 為(wei) ：能夠用本民族的思想研究本民族文化的學者。龐樸獲得此獎，可謂名副其實，眾(zhong) 望所歸。對於(yu) 這個(ge) 國際性獎項，龐樸說，這既是他的個(ge) 人榮耀，更是“對長期從(cong) 事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研究的人的一種巨大激勵”。在偉(wei) 人孔子的故裏獲得此獎，怎能不令這位傑出學人發出“此地此刻此獎，令我終生難忘”之慨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