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如何以義(yi) 為(wei) 利？

作者：龔鵬程

來源：原載於(yu)  新浪博客

時間：甲午年十一月初九

           西曆2014年12月30日

一、引論：本題在經濟學上的重要性

近人論儒家，主要是從(cong) 政治學、形上學、倫(lun) 理學方麵論，很少由經濟方麵去討論。

但這個(ge) 話題其實早在一百年前就有康有為(wei) 弟子陳煥章的《孔門理財學》大開論域了。康有為(wei) 本來即寫(xie) 過《物質理財救國論》，陳氏受其影響，故專(zhuan) 就經濟方麵弘揚孔教。

該書(shu) 是中國學者在西方刊行的第一部中國經濟思想著作，也是迄今影響最大的一部。因為(wei) 其後的儒家學者多不嫻經濟學，儒家又被視為(wei) 現代經濟發展的絆腳石，故幾乎沒有賡續的討論。

書(shu) 是陳氏在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的博士論文，由該校正式出版。可見水平頗獲好評。出版次年(1912)，梅納德·凱恩斯就在《經濟學雜誌》上撰寫(xie) 書(shu) 評；馬克斯·韋伯在《儒教與(yu) 道教》中也把它列為(wei) 重要參考文獻；熊彼特之名著《經濟分析史》亦承認其重要性。

在凱恩斯的眼中，孔子簡直就是極端經濟自由主義(yi) 的先驅。例如《論語·子路》說：“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凱恩斯認為(wei) 這就可見孔子把富民放在了第一位，肯定了經濟在社會(hui) 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談論財富分配時，凱恩斯又發現了《中庸》：“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是最典型的按勞分配思想。討論到婦女地位時，凱恩斯則引用《詩經·邶風·穀風》：“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認為(wei) 孔子具有超前的女權思想，可看出傳(chuan) 統中國社會(hui) 對婦女和老年人的保障。此外，中國貨幣製度的變遷、人口理論的發展、土地製度的特征等均讓他讚歎。他從(cong) 《周官》裏讀出了最早的貨幣交易體(ti) 製；也發現賈誼已經明白了“格雷欣法則”（劣幣驅逐良幣）。

但是陳煥章畢竟是按照西方經濟學的模式來安排《孔門理財學》之結構和體(ti) 例的。全書(shu) 共分五部分。一是介紹，總述儒學思想背景、中國人認識的經濟學以及一般經濟學原理；二討論消費，即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幸福和快樂(le) 的感受；三討論生產(chan) 要素，分別從(cong) 古典經濟學的三大要素——勞動、自然和資本來分析。接著繼續從(cong) 產(chan) 業(ye) 結構、分配、社會(hui) 政策等層麵來討論。四討論公共金融，主要是稅收問題；五是結論。顯然，從(cong) 結構上來看，這是典型的西方經濟學模式，和以亞(ya) 當·斯密《國富論》為(wei) 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寫(xie) 作體(ti) 例有著親(qin) 緣關(guan) 係。

亞(ya) 當斯密《國富論》探討的是典型的資本主義(yi) 市場，強調每一個(ge) 企業(ye) 最基本的動機就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而，在這之外，亞(ya) 當斯密同時還寫(xie) 了一本《道德情操論》，強調在市場經濟中，企業(ye) 或個(ge) 人，如何在追求自己最大利潤時，還要重視道德。

此書(shu) ，他極其重視，一生中修訂過六次。從(cong) 人類的情感和同情心出發，討論了善惡、美醜(chou) 、正義(yi) 、責任等概念，揭示人類社會(hui) 賴以維係、和諧發展的秘密，而這也恰是市場經濟良性運行不可或缺的。事實上，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每一個(ge) 人都會(hui) 麵臨(lin) 著貧富差距拉大，企業(ye) 改革，股市非理性繁榮等各種問題，感到被自私、虛榮、妒嫉、仇恨、貪婪和背信棄義(yi) 等不道德的情感所包圍，因而更加向往感恩、大度、慷慨、正直、勤儉(jian) 、自我克製等人性的美德。故此書(shu) 在西方也越來越受重視。

同情心，近乎儒家說的仁。亞(ya) 當斯密以此為(wei) 市場經濟乃至社會(hui) 運行之基礎，正是呼應著傳(chuan) 統儒家學說的。可惜陳煥章的書(shu) 隻從(cong) 技術上討論孔門理財學，而尚未探本溯源於(yu) 仁義(yi) 。

而義(yi) ，則是連亞(ya) 當斯密也還沒討論到的。我這次演講，就準備結合學界的一些研究跟自己的心得，接續他們(men) 的話題，談談義(yi) 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希望對各位有點幫助。

二、儒家的主張

“《易》說卦德，常說元亨利貞。如開卷第一卦乾卦就說：“乾，元亨利貞。”<文言傳(chuan) >解釋：“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hui) 也。利者，義(yi) 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ti) 仁，足以長人。嘉會(hui) ，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合義(yi) 。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整個(ge) 《易經》講元亨利貞的，計有乾、坤、屯、臨(lin) 、無妄、革、隨七卦。其他單說利貞的更多。可見儒家重視利，且認為(wei) 利是與(yu) 義(yi) 相關(guan) 聯著的。

既如此，為(wei) 什麽(me) 後世老有儒家隻談義(yi) 不談利的印象呢？

這是孟子的影響。

《孟子．梁惠王篇》：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裏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yi) 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wan) 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wan) 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wei) 不多矣。苟為(wei) 後義(yi) 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qin) 者也，未有義(yi) 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yi) 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即所謂“義(yi) 利之辨”，是後世儒者堅持的根本原則之一。董仲舒即說過：君子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後人往往奉此為(wei) 座右銘。

可是孟子這句話容易引起誤解，令人諱言利，隻知高談仁義(yi) 。殊不知孟子當時乃是當頭棒喝之說、冰水澆背之言，意思是不可僅(jin) 著眼於(yu) 利，需由仁義(yi) 行，才能真正獲利。

所以這就還要看《大學》。《大學》的論述既詳細又完整，發人深省：

《詩》雲(yun) ：“殷之未喪(sang) 師，克配上帝。儀(yi) 鑒於(yu) 殷，峻命不易。”道得眾(zhong) 則得國，失眾(zhong) 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nei) 末，爭(zheng) 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康誥》曰：“惟命不於(yu) 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楚書(shu) 》曰：“楚國無以為(wei) 寶，惟善以為(wei) 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wei) 寶，仁親(qin) 以為(wei) 寶。”

《秦誓》曰：“若有一個(ge) 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yu) 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wei) 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ju) ，舉(ju) 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zhong) ，食之者寡，為(wei) 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yi) 者也，未有好義(yi) 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yu) 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yu) 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wei) 善之，小人之使為(wei) 國家，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wei) 利，以義(yi) 為(wei) 利也。

《大學》這部分，教人的，正是治國理財的大道理。可惜後世多隻注意它前麵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部分，在那裏吵來吵去，對此就不免輕忽了。

他告訴我們(men) ：生財有大道有小道，小道是以利為(wei) 利，大道是以義(yi) 為(wei) 利。發財有兩(liang) 種，一種以財發身，利用財來發顯自己；一種以身發財，像我們(men) 現在這樣，拚命賺錢，想發財，結果把自己殉給了財。

二、理論的闡述

（一）治國

秦漢以後，延續儒家這套思路者不可勝數。這裏僅(jin) 舉(ju) 被視為(wei) 功利一派的宋代葉適來看，即可知儒家說功利，一貫都是以義(yi) 為(wei) 利的。

《水心別集》卷三（士學上）：

儒者以迂闊見非於(yu) 世，所從(cong) 來遠矣。三代以前，無迂闊之論。蓋唐、虞、夏、商之事雖不可複見，而臣以詩、書(shu) 考之，知其崇義(yi) 以養(yang) 利，隆禮以致力，其君臣上下皆有闊大迂遠之意，而非一人之所自能者，是故天下亦莫得而名也。

及至周衰，諸侯務求近效，以為(wei) 先王之道回複而難至，乃始旁徑捷出以便其目前，而利欲富貴在於(yu) 骨肉親(qin) 戚之間者，不憚為(wei) 險詐之行以攘奪之。……

當是之時，孔子以匹夫之賤，起而憂之，其規營謀慮，無一身之智而有天下之義(yi) ，無一時之利而為(wei) 萬(wan) 世之計，衛靈公問陳，對曰：「俎豆」；齊景公問政，對曰「君臣父子」；或者疑兵食不可去，則曰「自古皆有死」。其問答議論，凡皆若此，無一可施用於(yu) 當世者。……雖其門人弟子，亦有以為(wei) 迂者。其後孟軻當六國患秦之日，又自相殘暴，其君臣尤為(wei) 卑陋，計功於(yu) 俘馘之內(nei) ，而問計於(yu) 間諜之中，然孟子告之，一則仁義(yi) ，二則仁義(yi) ，夫所謂仁義(yi) 者，齊、梁之人莫能識，而況於(yu) 行之乎！務以翼讚孔氏之意而操必不可從(cong) 之說。夫孔子、孟軻，所謂迂闊之最大，而後世所以有迂闊之論者自孔、孟始也。

嗚呼！天下自周之衰而極於(yu) 亡秦之亂(luan) ，天地幾不立矣，所以然者，君臣上下為(wei) 目前便利之計，月不圖歲，朝不計夕，自以為(wei) 是，而後來者無所則仰也。彼其君臣父子之道複立，禮義(yi) 忠信之教複興(xing) ，乃得永存以至於(yu) 今世而猶有望其無窮者，此非孔、孟迂闊之力歟！

噫！後世之儒者，徒得其書(shu) 而讀之，執其所為(wei) 言以自信而已，尚安能真知迂闊之意！若董仲舒、劉向、楊雄、韓愈之徒，此其於(yu) 孔氏之門人弟子未能什一也，而世遂以其迂闊而駭之。誠使孔、孟複出，親(qin) 見其人，與(yu) 之考論其政事而接聞其言語，其不將有大駭者耶？奈何徒尊其道而棄其人乎！夫所謂迂闊者，言利則必曰與(yu) 民，言刑則必曰措刑，言兵則必曰寢兵，言當世則必曰唐、虞、三代，而簿書(shu) 、獄訟不如禮樂(le) ，台、省、府、寺不如學校。其措於(yu) 事，誠若漫然而不足效者。雖然，疑其迂者自為(wei) 行必疾，議其闊者自為(wei) 塗必隘，左侵右偪，將無地以自容而不知也。是不能為(wei) 迂闊而已！

文章首先說儒者之言，本是古三代之正道，隻因春秋世亂(luan) 以後大家亂(luan) 搞，才反過來批評儒者所言的三代正道太過迂闊。其次，說在那個(ge) 世衰道喪(sang) 的時代，唯有孔孟仍堅持講三代正道那一套，而當時人亦皆以其為(wei) 迂闊。第三段，說大家自以為(wei) 是的功利辦法，曆史證明了它根本不能久長，反而是被視為(wei) 迂闊的孔孟義(yi) 理，長存於(yu) 天地之間。那麽(me) 到底誰才是真有價(jia) 值的呢？第四段，接著說後世學孔孟之道的人，往往不能掌握這所謂迂闊的義(yi) 理。

迂闊的義(yi) 理是什麽(me) ？其論治均與(yu) 一般人不同：一般人講兵講利、誇當世、重獄訟、強調行政管理；孔孟之道卻是講義(yi) 、講去兵、講堯舜三代、講禮樂(le) 、重教育。這些看起來沒什麽(me) 實效，不足以治世的辦法，其實才是真正有效且真能治世的。因此，最後他說：「故臣之所甚患者，以上迂闊誚其下，而下亦苟諱其迂闊之名，自貶而求容於(yu) 世。其小者，學通世務，則錢穀、刑獄不足以深知而徒以紛亂(luan) ，其大者取三代之不可複行者勉強牽合，以為(wei) 可以酌古而禦今，二者皆足以敗事。而臣以為(wei) 必得其迂闊者而用之，天下其幾乎！」希望大家能真迂闊些、真去講孔孟之道。

葉適論經世的基本路數即是如此。講義(yi) 、講王道、講存心，自然就能興(xing) 天下之大利；反之，隻講功利，其結果必遭亂(luan) 。他批判管仲，即本於(yu) 此一思路。認為(wei) ：「管仲之術，導利之源，濟之以貪、行之以詐，而天下之亂(luan) 益起而不息」。不像先王，「以仁義(yi) 行於(yu) 其間，而天下之大利何求而不成？」（別集卷六，管仲）。

一般人論經世治民，都從(cong) 錢穀、兵刑、政體(ti) 、人事上說。今人喜談永嘉事功之學，也因永嘉諸子頗有論及此等事者，如葉適就有《法度》《資格》《銓選》《薦舉(ju) 》《任子》《科舉(ju) 》《監司》《役法》《吏胥》《財》《治勢》《財計》《外論》《兵》《四屯駐大兵》《廂禁軍(jun) 六乎士兵》等文。看起來與(yu) 一般儒生隻知空談心性而不通世務者不同。其實葉適固然能談這些「彌論以通世變」的部分，但這部分絕非根本；根本仍然在於(yu) 《士學上》所說的：「崇義(yi) 以養(yang) 利、隆禮以致力」。

《黃氏日抄》六十八〈讀水心文集〉曾論葉氏《大學講義(yi) 》雲(yun) ：「公之所以遞連其講者，實歸宿於(yu) 末章，欲稱財而為(wei) 禮，不雜於(yu) 人欲之流放，以禮從(cong) 天下而帝王之統緒接也。嗚呼！後世之取財於(yu) 民，視古百十倍，而用益不足。民窮到骨，朘削愈甚。此禮之不立，而財愈多愈乏使然也。公尚禮學，而尤精究財賦本末，欲起而救之至切也。」講的就是葉適對《大學》的繼承。

接著，我們(men) 再來看看《大學衍義(yi) 補》的闡述。

《大學衍義(yi) 補》一百六十卷，明邱濬撰。是教育皇帝的教科書(shu) ，繼真德秀《大學衍義(yi) 》而作，凡十二部分，曰正朝廷（其目六）、正百官（其目十一）、固邦本（其目十一）、製國用（其目十一）、明禮樂(le) （其目六）、秩祭祀（其目七）、崇教化（其目十一）、備規製（其目十六）、慎刑憲（其目十四）、嚴(yan) 武備（其目十六）、馭夷狄（其目九）、成功化（其目一）。其中涉及義(yi) 利之辨者甚多，例如：

卷二五

《王製》：用器不中度不鬻於(yu) 市，兵車不中度不鬻於(yu) 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yu) 市，奸色亂(luan) 正色不鬻於(yu) 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鬻於(yu) 市，木不中伐不粥鬻市，禽獸(shou) 、魚鱉不中殺不鬻於(yu) 市。

李覯曰：“理財之道去偽(wei) 為(wei) 先，民之詐偽(wei) 蓋其常心，矧茲(zi) 市井，飾行儥慝何所不至哉？奸偽(wei) 惡物而可雜亂(luan) 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惟愚民見欺耶？使人妨日廢業(ye) 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ye) 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

卷二七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秋，仿漢文不禁私鑄，敕百僚詳議可否。錄事參軍(jun) 劉秩議曰：“《管子》謂刀布為(wei) 下幣，先王以守財物、以禦人事而平天下，若舍之任人，則上無以禦下，下無以事上。夫物賤則傷(shang) 農(nong) ，錢賤則傷(shang) 賈，故善為(wei) 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而假之人？”又曰：“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乎？是設陷阱而誘之入也。”

臣按：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漢文帝放鑄而海內(nei) 富庶，唐高宗私鑄者抵死、鄰保從(cong) 坐，亦不聞其大治，何也？利之為(wei) 利，處義(yi) 之下、害之上。利以為(wei) 人，則上和於(yu) 義(yi) 而利在其中；利以為(wei) 己，則下流於(yu) 害而未必得利。是故聖人之製事無往而不以義(yi) ，惟義(yi) 是主，擇其有利於(yu) 人者而定為(wei) 中製，使天下之人皆蒙其利而不罹其害焉。天地間為(wei) 利之途轍孔多，錢也者寓利之器，昔人所謂貧可使富、賤可使貴、死可使生之，具神通之物也。上之人苟以利天下為(wei) 心，必操切之使不至於(yu) 旁落，上焉者不至為(wei) 劉濞以滅家，下焉者不至為(wei) 鄧通以亡身，則利權常在上，得其贏餘(yu) 以減田租、省力役，又由是以賑貧窮、惠鰥寡，使天下之人養(yang) 生喪(sang) 死皆無憾，是則人君操利之權資以行義(yi) ，使天下之人不罹其害而獲其利也。《易》曰“利者義(yi) 之和”，豈不信然？所謂操之之權奈何？劉秩曰：“物賤則傷(shang) 農(nong) ，錢賤則傷(shang) 賈，故善為(wei) 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是也。

卷二八

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wei) 國，管仲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其負海之利而王其業(ye) ），謹正（音征）鹽紵（策也），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計其鍾釜而給之。”於(yu) 是說桓公伐菹（枯草也）薪煮海水為(wei) 鹽，令北海之眾(zhong) 無得聚庸（功也）而煮鹽。

呂祖謙曰：“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yu) 民共之，未嚐有禁法，自管仲相桓公，當時始興(xing) 鹽紵以奪民利，自此後鹽禁始開。”

馬端臨(lin) 曰：“《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概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於(yu) 征榷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皆欲計之，苛碎甚矣，其言曰：‘先王塞人之養(yang) （利也），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見（去聲）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於(yu) 上也。’其意不過巧為(wei) 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桑、孔之為(wei) 有自來矣。”

臣按：此萬(wan) 世禁鹽利國之始。嗚呼，天生物以養(yang) 人，人君為(wei) 之厲禁，使彼此適均而無欺陵攘奪之患，人人皆富而不貧，不奪彼而予此也，而管夷吾之為(wei) 法，乃欲塞人之利而隘其所繇之途，其實奪之，示之以予之之形而陰為(wei) 奪之之計，是乃伯者功利之習(xi) ，見利而不見義(yi) ，知有人欲而不知有天理，乃先王之罪人也。凡其所以巧為(wei) 之法皆歸之先王，而曰先王知其然，豈非厚誣也哉？後世言利之徒祖其說以聚斂，遂貽千萬(wan) 世生靈無窮之禍。

以上這些辨析，都簡明扼要，引經據史，舉(ju) 實例來說明國君應以義(yi) 為(wei) 利，並辨明儒家與(yu) 法家有何不同，值得細細玩味。其他儒者的相關(guan) 議論，俯拾即是，就不多說了。

（二）經商：

宋明以前，儒者之議論主要集中在上述治國層麵；其後則漸漸作用於(yu) 民間人士的商業(ye) 經營。

如李夢陽《明故王文顯墓誌銘》雲(yun) ：“文顯嚐訓諸子日：夫商與(yu) 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利而不汗。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徑，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yi) 製，名以清修，各守其業(ye) 。”

郭子章說：“儒生諱言富，則孔子足食、《大學》生財，非矣。諱言強，則孔子足兵、《周易》除戎，非矣。立國以仁義(yi) 為(wei) 幹，富強為(wei) 枝，舍富強，專(zhuan) 談仁義(yi) ，猶木有幹而枝葉不附也，槁且立見。”（卷二十一《疾慧編·下編》）

東(dong) 林理學家顧憲成也認為(wei) ：言“富”並不足諱。富而好禮，可以提躬；富而好行其德，可以澤物。在此基礎上，他又提出新的“義(yi) 利”關(guan) 係論：“以義(yi) 詘利，以利詘義(yi) ，離而相傾(qing) ，抗而兩(liang) 敵。以義(yi) 主利，以利佐義(yi) ，合而兩(liang) 成，通為(wei) 一脈。”（卷十七《明故處士景南倪公墓誌銘》）

這些都是強調士賈同道、義(yi) 利相合的。士應重視財富，商人則應重視道義(yi) 。

三、商場的實踐

（一）行會(hui) 結社之社約

社會(hui) 上對這種態度的實踐性行為(wei) ，則可能比上述這些儒者理論的闡發還要早。

怎麽(me) 說呢？我國民間結社自漢以來就極盛。私社在魏晉南北朝，以前的裏社漸漸合一並轉向私人結社，還出現了按宗族關(guan) 係結成的宗社和按職業(ye) 組成的私社。社皆有社約文書(shu) 。在敦煌文獻中便有許多，其中斯二0四一號《儒風坊西巷村鄰等社約》可為(wei) 一例。此件共分四部分，分別是四次修訂的錄文，時間大約在唐朝大中年間，即848-859年間。

社中人彼此相約： “所置義(yi) 聚，務凝凶禍，相共助誠，蓋期振急難”，“或孝家菅葬，臨(lin) 事主人須投狀，聚共助誠。”社約的履行、懲罰及管理，文書(shu) 中都有細致的闡述，並專(zhuan) 設“月值”一人為(wei) 大家送轉貼通知。而其約定，主要就是倫(lun) 理性的，故社又稱義(yi) 社或義(yi) 聚。

這種結社社約，乃是後世商業(ye) 行會(hui) 條例的前身，對道義(yi) 的要求則要超過現代商會(hui) 的章程。

（二）行業(ye) 倫(lun) 理

古代許多行業(ye) ，如典當、信貸、票號、錢莊等，亦都會(hui) 強調其基礎就在信用。

例如明儒唐樞有一同宗的侄子打算經商，苦於(yu) 沒有資金，就與(yu) 唐樞商量。唐樞對他說：“汝往市中問許多業(ye) 賈者，其資本皆自己有之，抑借諸富人者乎？”他的宗侄就去了一趟市場，並作了調查，回來告訴唐樞：“十有六七是從(cong) 富人那裏借來的資本。”唐樞就說：“富人有本，隻欲生利，但苦人失信負之爾!未暇求本，先須立信；信立，則我不求富人，而富人當先覓汝矣。”信用，原本隻是儒家仁、義(yi) 、禮、智、信五常之一，而在此已被視為(wei) 商人的精神。

（三）家訓與(yu) 商訓

古代重家教，而通行的家訓中便常有與(yu) 義(yi) 利相關(guan) 的勸誡，例如“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遇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朱子家訓，朱柏廬）。

商業(ye) 家族對此當然講得就更具體(ti) 了，如徽州新安地區商人的《新安家族商訓》說：

斯商：不以見利為(wei) 利，以誠為(wei) 利；

斯業(ye) ：不以富貴為(wei) 貴，以和為(wei) 貴；


斯買(mai) ：不以壓價(jia) 為(wei) 價(jia) ，以衡為(wei) 價(jia) ；

斯賣：不以賺贏為(wei) 贏，以信為(wei) 贏；

斯貨：不以奇貨為(wei) 貨，以需為(wei) 貨；


斯財：不以斂財為(wei) 財，以均為(wei) 財；


斯諾：不以應答為(wei) 答，以真為(wei) 答。

斯貸，不以牟取為(wei) 貸，以義(yi) 為(wei) 貸；

斯典，不以情念為(wei) 念，以正為(wei) 念。

生意要勤緊，切勿懶惰，懶惰則百事廢；

議價(jia) 要訂明，切勿含糊，含糊則爭(zheng) 執多；


用度要節儉(jian) ，切勿奢華，奢華則銀財竭；


賒欠要識人，切勿濫出，濫出則血本虧(kui) ；

貨物要麵驗，切勿濫人，濫人則質價(jia) 減；


出入要謹慎，切勿潦草，潦草則錯誤多；


用人要方正，切勿歪斜，歪斜則托付難；


優(you) 劣要細分，切勿混淆，混淆則耗用大；


貨物要修正，切勿散漫，散漫則查點難；

期限要約定，切勿馬虎，馬虎則失信譽；

買(mai) 賣要隨時，切勿拖延，拖延則失良機；

錢財要明慎，切勿糊塗，糊塗則弊竇生；

臨(lin) 事要盡責，切勿妄托，妄托則受害大；

帳目要謙和，切勿暴躁，暴躁則交易少；


主心要安靜，切勿妄動，妄動則誤事多；


工作要細心，切勿粗糙，粗糙則出品劣；


說話要規矩，切勿浮躁，浮躁則失事多。

新安是徽商，徽商都是講朱子學的，故其特征是以宗族作為(wei) 聯係，以“孝”道、“恕”道作為(wei) 為(wei) 人處世的準則。上述商訓（也是家訓）正是儒家倫(lun) 理的體(ti) 現，以義(yi) 生利。

（四）商幫倫(lun) 理

中國有所謂十大商幫，徽商即是其中之一，不過晉商的崛起更早。故此處介紹晉商對儒家倫(lun) 理的運用，說明他們(men) 如何以義(yi) 為(wei) 利。

晉商的商號，就反映了如家的道德觀、價(jia) 值觀。如票號的名字:誌成信、協成幹、世義(yi) 信、錦生潤、恒隆光、徐成德、大德通、大德恒、大盛川、存義(yi) 公、中興(xing) 和、合盛元、興(xing) 泰魁、聚興(xing) 隆、鬆盛長、公升慶、公合全、恒義(yi) 隆、天德隆、日升昌、蔚泰厚、協同慶、協和信、協同信、其德昌、謙吉升、廣聚興(xing) 、三和源等等。這些義(yi) 、德、誠、信、厚、公、合等字詞，宣示出信義(yi) 與(yu) 利益結合的思想。事實上晉商也確實以誠信篤實稱雄商界五百多年。

其倫(lun) 理，可以用八個(ge) 字概括：先義(yi) 後利，以義(yi) 製利。其表現有以下幾個(ge) 特點：

一，勤勞節儉(jian) 。《祁縣誌》說：“勤者生財之道，儉(jian) 者用財之道。聖人教之，不越乎勤儉(jian) 而已。”所以，不少商家把祖宗創業(ye) 時的討飯碗、貨郎擔、背褡子供奉在樓上神龕或者祠堂裏，教育子孫。這是連康熙皇帝也讚歎的：“夙聞東(dong) 南巨商大賈，號稱輻輳，今朕行曆吳越州郡，察其市肆貿遷，多屬晉省之人，而土著者益寡，良由晉風多儉(jian) ，積累易饒，南人習(xi) 俗奢靡，家無儲(chu) 蓄。”（《東(dong) 華錄》康熙二十八年）他認為(wei) ：“晉俗勤勞樸素。勤勞易於(yu) 進取，樸素易於(yu) 保守。故晉人之長在於(yu) 商，車轍馬跡遍天下。齊魯秦晉燕趙諸大市，執商市之牛耳者，鹹晉人。故晉人之富，甲於(yu) 天下。”（《康熙南巡秘記》）

二，義(yi) 利相通，關(guan) 公崇拜。晉商誠信義(yi) 利觀，集中表現為(wei) 關(guan) 公崇拜。以關(guan) 公為(wei) 誠、信、忠、義(yi) 的化身。這也影響了後來所有的商家，業(ye) 商者都供關(guan) 公。

三，以人為(wei) 本，和氣生財。晉商是最早將企業(ye) 內(nei) 的管理層職工和業(ye) 務骨幹，按其職責、能力和貢獻大小確定“身股”多寡，作為(wei) 人力資本股，與(yu) 財東(dong) 的貨幣資本股一起參與(yu) 利潤分配的，謂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出錢者為(wei) 東(dong) 家，出力者為(wei) 夥(huo) 計，東(dong) 夥(huo) 共商之”。其治理結構，又實行所有權與(yu) 經營權兩(liang) 權分離。股東(dong) 委托可靠的有經營能力的人為(wei) 大掌櫃（總經理），授以經營管理企業(ye) 的全權。“將資本交付於(yu) 管事人（大掌櫃）一人，而管事於(yu) 營業(ye) 上一切事項，如何辦理，財東(dong) 均不聞問，既不預定方針於(yu) 事前，又不施其監督於(yu) 事後”。對於(yu) 東(dong) 家的信任，大掌櫃報以忠義(yi) ，盡心盡力、兢兢業(ye) 業(ye) 帶領同人崎嶇前進，假若自己沒有把握，則主動向東(dong) 家交待，絕不僥(jiao) 幸冒險，謂之“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這兩(liang) 點，都開了現代經營管理之先河。

四，賈儒相通，行賈習(xi) 儒。晉商認為(wei) “行賈也可習(xi) 儒，儒可賈，賈可仕，仕可不失賈業(ye) ”，將經商作為(wei) 一種事業(ye) ，不是賺錢而已。“士以修治，農(nong) 以具養(yang) ，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進，力以所及者業(ye) 焉，以求其盡心。其歸要在於(yu) 有益於(yu) 人生之道”。故強調商士同性，修身正己。蒲州商人王文顯在鑒子書(shu) 中即說：“夫商與(yu) 士，異術而同心。故善商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放雖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王之經，而絕貨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義(yi) 製，名以清修，各守其業(ye) ，天之鑒也。如此則子孫必昌，自安而家肥富”。

四、學術的討論

學界在討論資本主義(yi) 興(xing) 起的原因時，有個(ge) 著名的“韋伯論斷”。因為(wei) 韋伯認為(wei) 資本主義(yi) 精神是與(yu) 基督新教倫(lun) 理相關(guan) 的；中國和印度沒有這種倫(lun) 理精神，故開展不出資本主義(yi) 。

近人對韋伯所述，多有駁議。其中餘(yu) 英時先生著重將之與(yu) 明清商人的商業(ye) 精神做比較。結論是：他們(men) 有的，我們(men) 也都有。

例如韋伯論新教倫(lun) 理有助於(yu) 資本主義(yi) 的發展，首推“勤”與(yu) “儉(jian) ”兩(liang) 大要目。而在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中，勤儉(jian) 則是最古老的訓誡。韋伯在《中國宗教》一書(shu) 中又特別批評中國商人的不誠實，認為(wei) 這和清教徒的誠實和互信形成了尖銳的對照。但他又對和外國人做生意的中國行商的信譽卓著大惑不解。可見他對中國商人注重誠信這一點頗有誤解。誤解起於(yu) 他看錯了中國的價(jia) 值係統，他認為(wei) 中國人缺乏一個(ge) 內(nei) 在的價(jia) 值核心，也沒有某種“中心而自主的價(jia) 值立場”，換言之，即沒有超越的宗教道德的信仰。可是事實上，“誠”與(yu) “不欺”在儒家倫(lun) 理中尤其占有最中心的位置，司馬光就說過：“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則一也”。

商人當然沒有西方清教商人那種特有的“天職”觀念，更沒有什麽(me) “選民前定論”，但他們(men) 也確實曾表現出一種超越精神，深信自己的事業(ye) 具有莊嚴(yan) 的意義(yi) 和客觀的價(jia) 值。

杜維明先生對韋伯所說則另有一些批評。他認為(wei) 資本主義(yi) 的形成很可能有多種途徑。

韋伯所認定的資本主義(yi) 精神，強調個(ge) 人主義(yi) ，主宰世界，市場結構，競爭(zheng) ，放任主義(yi) 和對於(yu) 知識的一種浮士德式的探索。但是不是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因為(wei) 我們(men) 可以將個(ge) 人看作孤立的實體(ti) 和重建社會(hui) 的力量，也可以把個(ge) 我理解為(wei) 人際關(guan) 係的中心。

前一種觀念，把個(ge) 人視作一個(ge) 孤立的實體(ti) ，隻有割斷一些基本聯係，才能獨立；後一種觀念則認為(wei) 自我隻有通過人類相互交往和相互關(guan) 係的形成，發揮它其能量，才能實現其尊嚴(yan) 。

兩(liang) 種人格觀不同，對權利和義(yi) 務的看法亦不同：前一種有強烈的權利意識：“我的權利是什麽(me) ？在合法的範圍內(nei) ，我可以做些什麽(me) ？”後一種則有社會(hui) 化的責任意識，鼓勵人們(men) 去問的，不是“我的權利是什麽(me) ？”而是是恪守自己的責任和義(yi) 務。

在社會(hui) 表現的群體(ti) 特性方麵，一種是相抗衡的體(ti) 係，另一則是“信用社區的群體(ti) ”。例如美國是個(ge) 抗衡體(ti) 係的形態，儒家社會(hui) 則是信用社區的形態。

抗衡體(ti) 係旨在保護個(ge) 人的權利，確認和支持個(ge) 人的自我利益和競爭(zheng) 。而在一個(ge) 信用社區裏，這種信賴表現為(wei) 一種對於(yu) 社會(hui) 中可以分享的價(jia) 值的承擔。


在經濟體(ti) 製方麵，我們(men) 也可看到一種是競爭(zheng) 、放任主義(yi) 和假設它能自我調節的市場；另一種則強調義(yi) 務感、自我約束、修身、以及取得一致意見和合作，也注重信用社區政府的作用。

對比之下，清教徒精神或新教倫(lun) 理雖然曾對於(yu) 西方資本主義(yi) 的產(chan) 生作出了貢獻，但也導致了極端個(ge) 人主義(yi) 和極端權利意識之類各種弊端。所以日本的工程師和律師的比率是七比一，而美國卻需要一個(ge) 工程師七個(ge) 律師。極端的個(ge) 人利益導致個(ge) 人的分裂、代溝和生態等嚴(yan) 重問題。

像上文所述杜先生餘(yu) 先生這些有關(guan) 韋伯論題的爭(zheng) 議，在學界實是汗牛充棟，意見紛如，也各有其精彩。但此一話題爭(zheng) 論之焦點大抵在於(yu) 儒學能不能發展出資本主義(yi) ，且隱隱然含有能發展才是好的之意思。

我不這樣看，我想回到商業(ye) 活動本身來探討。人類自古就有商業(ye) ，中國也是，不是資本主義(yi) 出現了才有。我國殷朝又稱商，殷人即是商人，當時貿易已南采南海之珠貝、西伐崑山之玉石。後來之發展，華商更是由縱橫歐亞(ya) 大陸和東(dong) 亞(ya) 、南洋、印度洋，而到如今遍布世界。所以應該討論的是一種商業(ye) 行為(wei) 的總原則；侷限於(yu) 近兩(liang) 三百年的資本主義(yi) ，眼界何其小哉？

何況，韋伯討論資本主義(yi) 精神的方式，就是在勾勒經濟活動背後之倫(lun) 理因素。其本身就已點出了經濟活動的內(nei) 核即是“義(yi) ”，是在義(yi) 的驅使下才有各種不同的經濟行為(wei) 。隻不過，義(yi) 者宜也，各民族各時代各自合宜的精神有些不同罷了。

所以我們(men) 還應回到《易經》，重新思考“利者義(yi) 之和”。想想這句話該如何理解。

我的解釋是這樣的：首先，從(cong) 事商業(ye) ，當然是為(wei) 了牟利。但從(cong) 事什麽(me) 樣的商業(ye) ，其選擇本身卻是義(yi) 的判斷。

這個(ge) 義(yi) ，一指價(jia) 值、道義(yi) ，二指合宜、適當。譬如販毒、走私、賣假藥、印假鈔、放高利貸、做黑心食品，賺錢都是又多又快的，但你會(hui) 猶豫做不做，這就是義(yi) 的判斷。

通常的考慮都是平衡的：是不是既可讓自己賺到錢，又滿足了社會(hui) 需求，有益於(yu) 人？這就是“和”，兩(liang) 者取得了和諧。

其次，商業(ye) 是交換行為(wei) 之一。交換，指我擁有某物，有條件地轉讓給你。整個(ge) 行為(wei) 包含三部分的正義(yi) 問題：

一、我如何擁有該物，程序為(wei) 何？該物（例如別人老婆）是否可被占有？這涉及“獲取正義(yi) ”的問題。

二、持有物之轉換過程為(wei) 何？是自願、贈送、競爭(zheng) 、壟斷、替換、詐欺、還是買(mai) 賣？這涉及“轉讓正義(yi) ”的問題。

三、以上兩(liang) 者中任何一個(ge) 出了紕漏，都會(hui) 引出“矯正正義(yi) ”的問題。是處罰不正義(yi) 者，還是修改遊戲規則？是法律矯正，還是可以動用私刑去報複？。

任何一樁商業(ye) 買(mai) 賣，之所以能形成利益或利潤，其實都須符合這些條件，所以才會(hui) 說“利者義(yi) 之和也”，是各種正義(yi) 的綜合結果。

換言之，利者義(yi) 之和或以義(yi) 興(xing) 利，乃是一切商業(ye) 活動的總原理，任何時代、任何形態的商業(ye) 都不能背離它。自以為(wei) 聰明的人，別出妙巧，以為(wei) 可以獲利；甚或恥笑儒家迂腐，以自鳴得意，其實都隻是自尋煩惱，以身發財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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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