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楊伯峻先生

作者：崔文印

來源：中華書(shu) 局微信公眾(zhong) 賬號

時間：甲午年閏九月初八

      西曆2014年10月31日

楊伯峻先生手稿

2013年，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舉(ju) 辦了向全國推薦優(you) 秀古籍整理圖書(shu) 活動，入選的91種圖書(shu) ，由於(yu) 含有十種叢(cong) 書(shu) 及叢(cong) 書(shu) 性質的書(shu) ，所以，算起來，實際共包括各類優(you) 秀古籍整理圖書(shu) 343種之多，這不僅(jin) 展示了我國古籍整理和學術研究的巨大成就，而且，也向讀書(shu) 界提供了一個(ge) 經得起考驗的讀書(shu) 指南和路標。讀好書(shu) ，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是前人早已證明了的寶貴經驗。相信這次優(you) 秀圖書(shu) 的推薦活動，一定會(hui) 在古籍整理、學術研究，以及改變當前浮躁、空疏的學風方麵，產(chan) 生難以估量的巨大影響。

楊伯峻先生

在這推薦的眾(zhong) 多古籍整理優(you) 秀圖書(shu) 中，有兩(liang) 種書(shu) 使我怦然心動，這就是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和《春秋左傳(chuan) 注》。回想起來，我與(yu) 《論語譯注》這部書(shu) 頗有緣分。我是北大中文係古典文獻專(zhuan) 業(ye) 的第三屆畢業(ye) 生，我們(men) 所開《論語》專(zhuan) 業(ye) 課的課本，正是楊先生的這部《論語譯注》。更沒想到的是，這部書(shu) 不僅(jin) 從(cong) 學習(xi) ，而且從(cong) 工作到現在，竟與(yu) 我一直形影不離，每用《論語》，必查《論語譯注》，這部《論語譯注》成了我名副其實的案頭書(shu) 。

楊伯峻先生《論語譯注》的最大特點就是，譯文和注釋能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在眾(zhong) 多的異說之中，為(wei) 什麽(me) 要選這一說而不選另一說，楊先生在注釋中都作了說明，讓人讀了，真是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例如《論語》開篇：“學而時習(xi) 之，不亦說乎？”不少譯本大都說：“學了又經常複習(xi) 它，不是也令人高興(xing) 的嗎？”但楊伯峻先生卻不這樣譯，他的譯文是：

     學了，然後按一定時間去實習(xi) 它，不也高興(xing) 嗎？

楊先生解釋說：“時字在周秦時候若作副詞用，等於(yu) 《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時入山林’的‘以時’，‘在一定的時候’，或者‘在適當的時候’的意思。王肅《論語注》正是這樣解釋的。朱熹的《論語集注》把它解為(wei) ‘時常’，是用後代的詞義(yi) 解釋古書(shu) 。”同時，那個(ge) “時習(xi) ”的“習(xi) ”字，楊先生說：“一般人把習(xi) 解為(wei) 溫習(xi) ，但在古書(shu) 中，它還有實習(xi) 、演習(xi) 的意義(yi) 。如《禮記•射義(yi) 》的‘習(xi) 禮樂(le) ’，‘習(xi) 射’。《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yu) 弟子習(xi) 禮大樹下。’這一‘習(xi) ’字，更是演習(xi) 的意思。孔子所講的功課，一般都和當時的社會(hui) 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結合。像禮（包括各種儀(yi) 節）、樂(le) （音樂(le) ）、射（射箭）、禦（駕車）這些，尤其非演習(xi) 、實習(xi) 不可。所以這‘習(xi) ’字，以講實習(xi) 為(wei) 好。”看了這段文字，我們(men) 就不難明白，什麽(me) 叫“較真兒(er) ”？這就叫“較真兒(er) ”；什麽(me) 叫“嚴(yan) 謹”？這就叫“嚴(yan) 謹”！可見楊先生的譯文是盡最大努力使其符合當時的語言環境及其表述的內(nei) 容，一絲(si) 一毫都不肯放過。我們(men) 從(cong) 中也不難體(ti) 味到，什麽(me) 是真正的學術研究，這種一絲(si) 不苟的求真精神，不正是學術研究的精髓嗎？而這部《論語譯注》，處處都生動地體(ti) 現了這一精神。

楊先生對異說的取舍，既不放過細微的小處，同時，又注意從(cong) 語言發展的大環境考慮問題，努力做到符合曆史的真實。例如《為(wei) 政》篇有這樣一段話：

    哀公問曰：“何為(wei) 則民服？”孔子對曰：“舉(ju) 直錯諸枉，則民服；舉(ju)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這裏的關(guan) 鍵是那個(ge) “錯”字。在古代，“錯”有兩(liang) 個(ge) 含意，一是放置，或者安置，而另一意則是廢置，即棄而不用。按照第一個(ge) 意思，“舉(ju) 直錯諸枉”可譯為(wei) “把正直的人提拔出來，放在邪曲的人之上”。而按照第二個(ge) 意思理解，則是“提拔正直的人，廢置那些邪惡的人”。這兩(liang) 種解釋，都涉及對“錯”字之後“諸”字的解釋。按照第一種解釋，“諸”就是“之於(yu) ”的合音，可直接用“之於(yu) ”取代；而按照第二種解釋，“諸”則必須理解為(wei) “眾(zhong) ”才妥，即“諸枉”，譯為(wei) “那些邪惡的人”。但楊先生認為(wei) ，第二種解釋“和古漢語語法規律不相合”。他分析說：

    因為(wei) “枉”、“直”是以虛代實的名詞，古文中的“眾(zhong) ”、“諸”這類數量形  容詞，一般隻放在真正的實體(ti) 詞之上，不放在這種以虛代實的詞之上。這一規律，南宋人孫季和（名應時）便已明白。王應麟《困學紀聞》曾引他的話說：“若諸家解，何用二‘諸’字？”這二“諸”字隻能看做“之於(yu) ”的合音，“錯”當“放置”解。“置之於(yu) 枉”等於(yu) 說“置之於(yu) 枉人之上”，古代漢語“於(yu) ”字之後的方向詞有時可以省略。

這樣，我們(men) 就明白，在楊先生的譯解背後，透著對古漢語語法的深刻研究，而正是這些研究，奠定了他對異說的不易選擇。

還有些異說的選擇，則是在翔實的考訂之後決(jue) 定的。例如《八佾》篇中的“管氏有三歸”一句，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對於(yu) “三歸”，曆來理解莫衷一是，綜合起來，大體(ti) 有四種不同的說法。第一種是，“三歸”，即指管仲娶了三個(ge) 老婆，《論語集解》所引包鹹說，皇侃的《論語義(yi) 疏》，都持這一看法。第二種說法與(yu) 第一種說法有某些關(guan) 聯之處，指管仲有三處家庭，清代著名學者俞樾的《群經平議》就持這一看法。第三種是地名說，認為(wei) “三歸”是管仲的封賞之地，清人梁玉繩的《瞥記》即持此說。第四種則認為(wei) ，“三歸”即管仲藏錢幣的府庫，武億(yi) 的《群經義(yi) 證》即持這種說法。但楊伯峻先生對上述四種說法都不滿意，他認為(wei) 郭嵩燾的《釋三歸》，其說最有道理。郭說：

    此蓋《管子》九府輕重之法，當就《管子》書(shu) 求之。《山至數》篇曰：“則民之三有歸於(yu) 上矣。”三歸之名，實本於(yu) 此。是所謂三歸者，市租之常例之歸之公者也。桓公既霸，遂以賞管仲。《漢書(shu) •地理誌》、《食貨誌》並雲(yun) ，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民，身在陪臣，而取三歸，其言較然明顯。《韓非子》雲(yun) ，“使子有三歸之家”，《說苑》作“賞之市租”。三歸之為(wei) 市租，漢世儒者猶能明之，此一證也。《晏子春秋》辭三歸之賞，而雲(yun) 厚受賞以傷(shang) 國民之義(yi) ，其取之民無疑也，此又一證也。（見《養(yang) 知書(shu) 屋文集》卷一）

楊伯峻先生另外還找到了兩(liang) 條材料，以佐證郭嵩燾說之可信。這兩(liang) 條材料，一條見於(yu) 《戰國策》卷一《東(dong) 周策》第十一條，即《周文君免士工師藉章》中的話，其雲(yun) ：“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wei) 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shang) 於(yu) 民也。”這段文字的大意是說，齊桓公在宮內(nei) 開設了七個(ge) 市場，又在市場內(nei) 召來了七百個(ge) 歌伎，所以，國人都對齊桓公的做法極為(wei) 不滿。管仲為(wei) 了掩蓋齊桓公的錯誤，把國人的不滿轉嫁到自己頭上，因而有意請齊桓公把全國租稅的一部分賞賜給他，自己取謗於(yu) 民。還有一條材料，則見於(yu) 《三國誌•魏誌•武帝紀》，建安十五年，曹操下了一道求賢令，其令中有言：“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這就是說，齊桓公是靠管仲而稱霸諸侯的，但管仲由於(yu) 有“三歸”之入，故絕然稱不上“廉士”。這些材料，都佐證了所謂“三歸”，非市租莫屬。因為(wei) 很清楚，齊桓公既然在宮內(nei) 開七市並安置了七百個(ge) 歌伎供其淫亂(luan) ，管仲“娶了三個(ge) 老婆”又算得了什麽(me) ？豈不是小巫見大巫？又，說“三歸”是府庫也好，是采邑也好，都沒有有力的佐證，而隻有市租說，它既得到了管仲本人著作的證實，又得到了先秦兩(liang) 漢多人著述的證實，因此，楊先生采用了市租說，即“管仲收取了人民的大量的市租”。請看，這一句話的今譯，是經過了多麽(me) 嚴(yan) 密的考訂，最後才敲定的嗬，這真是沙裏淘金的功力嗬！

至於(yu) 楊先生另一部集成性質的大著《春秋左傳(chuan) 注》，其網羅之宏富、邏輯之嚴(yan) 謹，有目共睹，不用我在這裏饒舌了。但關(guan) 於(yu) 楊先生平時積累材料和辛勤筆耕之事，卻有兩(liang) 件事動人至深，使我終身難忘。楊先生生於(yu) 1909年，勿庸置疑，他在上個(ge) 世紀70年代後期完成上百萬(wan) 字的《春秋左傳(chuan) 注》時，年事已高。那時，他住在東(dong) 城區北牌坊胡同的一所宅院中，而我們(men) 還在王府井大街36號的大樓中上班。一天早上，我剛走進大樓，就聽同事們(men) 說，楊先生的家屬剛剛打來電話，說楊先生起床進了廁所之後，便一直沒了聲息，叫也叫不應，敲門也敲不開，隻好打電話給書(shu) 局，希望趕緊派工人把家中的廁所門打開，以便知道楊先生究竟是怎麽(me) 了。工人到了之後，很快就把門打開了，令人吃驚的是，直到這時，楊先生還坐在馬桶上熟睡哩。後來我問楊先生：“怎麽(me) 在馬桶上就睡著了？”他笑著把嘴貼近我的耳朵，悄悄說了兩(liang) 個(ge) 字：“困唄！”這件事，讓我們(men) 看到了，作為(wei) 一個(ge) 學者的楊先生，是怎麽(me) 日以繼夜、廢寢忘食的真實情景。後來，先生搬到了團結湖，有一次，我們(men) 去看他，他正伏案工作，隻見他左手拿著放大鏡，右手拿著筆，而鼻尖則幾乎是貼在稿紙上。這種姿勢著實讓我大吃一驚，天嗬，楊先生的著作就是這樣艱難地寫(xie) 出來的呀，那頑強的毅力和精神，想起來，直到現在都使我感動不已。

楊先生為(wei) 人謙和，做事低調，從(cong) 不事張揚，具有很好的人際關(guan) 係。我在中華書(shu) 局上班不久，有一次下班，順路去看望李淑一先生，因為(wei) 我們(men) 在北大注釋毛主席詩詞之時，常常向李老師請教。當我告訴她，我現在中華書(shu) 局上班之時，她立刻問起了楊伯峻先生，並且告訴我，楊先生學問好，人也好，你有這麽(me) 一位同事真是很幸運嗬。當我向楊先生轉達李淑一老師對他的問候時，他先是一怔，接著便眉開眼笑，不斷點頭向我稱謝，這一幕也著實讓我感到親(qin) 切。

楊先生病重之時，總經理鄧經元先生去朝陽醫院看望他，他對老鄧說：“我對中華書(shu) 局沒作出什麽(me) 貢獻，但中華書(shu) 局對我卻很好，我很慚愧……”這一席話，讓老鄧感動不已。所以，從(cong) 醫院出來之後不久，他便把楊先生說的話轉告給了我們(men) ，我們(men) 亦為(wei) 楊先生的謙虛而動容。

1992年，楊先生去世之後，遵照他的遺囑，喪(sang) 事從(cong) 簡，不開追悼會(hui) 。去八寶山送別的，除了家屬，就是我們(men) 古代史編輯室的幾位同仁。這一切，都更彰顯出了楊伯峻先生高尚的人格。

文如其人。《論語譯注》初版於(yu) 1958年，到現在已是56個(ge) 年頭了。《春秋左傳(chuan) 注》初版於(yu) 1981年，到現在，也已33個(ge) 年頭了。一部書(shu) 經過半個(ge) 多世紀，仍被人們(men) 懷念和推薦，正說明其書(shu) 學術價(jia) 值和體(ti) 現的人格精神不朽。相信這兩(liang) 部書(shu) 連同它們(men) 所體(ti) 現的精神，必然會(hui) 在中國學術界長期流傳(chuan) 下去，涵養(yang) 一代又一代的學人。

2014年5月18日於(yu) 京師園

（作者單位：中華書(shu) 局）

責任編輯：危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