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憲法之中國性

作者：秋風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甲午年八月初十

            西曆2014年9月3日

【摘要】當今中國之政治哲學和憲法科學也享有一項巨大優(you) 勢：本為(wei) 同一文化共同體(ti) ，卻生活在四種憲製之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各有其製度。四種憲製、生活之對比，當可大大有助於(yu) 體(ti) 認道統與(yu) 憲法的關(guan) 係，也即思考憲法之中國性的可能通路。

憲法至關(guan) 重要。邦國運用其全部的智慧製定出優(you) 良、健全之憲法，並有效地實施，乃是其治理秩序趨於(yu) 優(you) 良之關(guan) 鍵。然而，何謂健全、優(you) 良?學界有各種看法，本文擬提出這樣一個(ge) 命題：不論中國現有憲法漸進演進，或者未來製定新憲法，其健全優(you) 良之首要前提是具有充分的“中國性”或“中華性”。具體(ti) 而言，這個(ge) 憲法須守護華夏-中國道統，須以得體(ti) 之中國語言書(shu) 寫(xie) ，須體(ti) 現中國人之核心價(jia) 值，憲製結構設計中也須實現諸多傳(chuan) 統之“新生轉進”[1]。

一、憲法須守護道統

邦國首先是作為(wei) 一個(ge) 精神共同體(ti) 存在的，也即，人們(men) 願意共同生活於(yu) 該共同體(ti) 內(nei) ，且經由共同體(ti) 成員共享之關(guan) 於(yu) 人、關(guan) 於(yu) 神人關(guan) 係、關(guan) 於(yu) 人際關(guan) 係、關(guan) 於(yu) 社會(hui) 治理之價(jia) 值、理念、記憶、想象而連結為(wei) 一體(ti) ——不僅(jin) 是平麵的共享，也是跨代的共享。此即董仲舒所說之“大綱、人倫(lun) 、道理、政治、教化、習(xi) 俗、文義(yi) ”[2]。凡此種種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即是道。簡言之，道就是一個(ge) 文明之為(wei) 一個(ge) 文明的根本規定性，道統則是承載道的人所構成之統緒。

然則，憲法及其所規定的憲製，與(yu) 道統是何種關(guan) 係?欲回答此一問題，首先需追問：何謂憲法?法律乃是生活之抽象表達，憲法是生活中較為(wei) 重大之公共部分的抽象表達。簡言之，憲法旨在規劃邦國之公共生活形態。而生活、文明乃是由道所支配、由道統所塑造的。一個(ge) 時代之人，尤其是精英，若無道統意識，則文明必衰微，甚至出現野蠻化;道統斷，則文明亡。此不僅(jin) 為(wei) 中國先哲所具有，西洋保守主義(yi) 之核心訴求，也正是不偏離道統。憲法若以接續和擴展文明為(wei) 己任，就必須順乎道統、守護道統。這是憲法最深層次的根基。[3]

至少從(cong) 堯、舜時代起，華夏-中國之道就已確定，此後中國曆史就是這個(ge) 道統之展開。周的禮樂(le) 崩壞，孔子刪定六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4]，開創儒家，從(cong) 此，華夏-中國之道的承載者就是儒家。[5]如董仲舒所說，“道”是恒常的，“製”則完全可以改變。然而，此一變革有一確定邊界：法律、憲製必須順乎大道，守護道統。憲製如果背離道統，則絕不能長久維係，如秦製。

自國人具有構建現代國家之政治意誌始，立憲者均具有明確的華夏道統意識。張之洞、康有為(wei) 最早具有立國意識，其口號就是“保國、保種、保教”。康有為(wei) 在自己的立國規劃中，始終一貫堅持建立孔教。這種取向並不奇怪：他們(men) 本來就是儒家士大夫，以憲法守護儒家道統乃是他們(men) 的文化天職。

到梁啟超、孫中山先生這一代，文化政治格局則發生重大變化，其知識多數來自西方，文化價(jia) 值觀也有微妙變化。正是他們(men) 開始具有現代意識形態意義(yi) 上的“保守主義(yi) ”之文化與(yu) 政治自覺——在所有國家，保守主義(yi) 總是作為(wei) 現代激進主義(yi) 之反對者登場的，並因此反對而約束現代性不至於(yu) 泛濫而衝(chong) 毀秩序。守護儒家是康有為(wei) 等人的本能，梁啟超卻是自覺的保守主義(yi) 者。他之反對反滿激進革命，當然不是維護滿清皇權，而為(wei) 避免中國道統受到嚴(yan) 重衝(chong) 擊。

孫中山先生則經曆過一次明顯的保守化轉向。先生曾受洗為(wei) 基督徒，先生所領導之革命也具有激進色彩，因而與(yu) 梁任公所領導之保守主義(yi) 者有所爭(zheng) 論。然而，民國建立之後，中山先生卻迅速實現文化上的保守化轉向，而自覺地接續華夏道統。[6]

作為(wei) 民國政治之總結的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則是由張君勱先生於(yu) 不經意間起草[7]。張君勱與(yu) 梁任公之關(guan) 係在亦師亦友之間，並是新儒家開創性人物，其思想同時容納儒家、憲政主義(yi) 、德國哲學和社會(hui) 主義(yi) ——當然是歐洲意義(yi) 上的，而以儒家為(wei) 本。

上述簡略曆史描述表明，二十世紀上半期之中國立憲者均具有明確而強烈之華夏-中國道統意識。1946年憲法也確實體(ti) 現了儒家價(jia) 值，比如均富思想。這部憲法也將儒家所構造之製度，創造性地轉換為(wei) 現代憲政製度，此即作為(wei) 憲製結構之最高層次製度的“五院製”——這些製度之運轉或許並不完全成功，但此一憲製設計藍圖確實表達了立憲者承續華夏-中國道統之堅定政治決(jue) 心。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中華民國憲法》表麵上的現代意識形態規範，也即“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其實並不構成對道統之消解。因為(wei) ，該“遺教”之核心就是守護和擴展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統，五院製就是孫中山先生所堅持的。

共產(chan) 黨(dang) 建政，重訂憲法，道統與(yu) 憲製之間的關(guan) 係則發生顛覆性變化：道統被忽視了。不管是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共同綱領》序言，還是1954年《憲法》序言，或1982年《憲法》序言，都通過意識形態論證統治權之正當性。而眾(zhong) 所周知的事實是，中共領袖毛澤東(dong) 具有另建道統之雄心。

由此，政統與(yu) 道統出現嚴(yan) 重偏離、對立。政統對道統全麵開戰，權力與(yu) 生活處於(yu) 戰爭(zheng) 狀態。政治權力掀起一輪又一輪摧毀傳(chuan) 統之社會(hui) 、政治運動。此舉(ju) 獲得城市知識分子等精英群體(ti) 的全力協助。在二十世紀中期之大陸，儒學被壓製，家庭製度和觀念遭到嚴(yan) 重衝(chong) 擊，傳(chuan) 統信仰遭到抑製。鄉(xiang) 村精英遭到毀滅，城市新興(xing) 的專(zhuan) 業(ye) 人士和公共知識分子群體(ti) 壓製。私有財產(chan) 製和市場機製被抑製，私人工商業(ye) 業(ye) 基本消失。

然而，政統反對道統的結果是社會(hui) 之嚴(yan) 重失序、乃至於(yu) 無法運轉，價(jia) 值、文化、經濟、社會(hui) 、政治，無不陷入絕境。上個(ge) 世紀中期至今，中國全部問題之總根源，似正在於(yu) 政統與(yu) 道統之對立。

不過，道統具有構造自我恢複之力量。這種力量在五十年代就已經發揮作用。彼時之政治鬥爭(zheng) 在很大程度上是傳(chuan) 統政治議題之現代轉換：有人主張從(cong) “馬上打天下”轉向“馬下治天下”，承認自發的風俗，承認私人產(chan) 權。劉少奇還試圖把儒家修身理念引入黨(dang) 員思想訓練中。另外一群人則堅持“馬上打天下、馬上治天下”的不斷革命理念，兩(liang) 者激烈衝(chong) 突。

雙方力量對比到七十年代末發生大逆轉，“馬下治天下”理念開始占據上風。鄧小平思想之總體(ti) 特征是放棄重建道統之雄心。由此，華夏-中國道統得以自我重建。可以說，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發生的全部良性變化之根源，就是道統之自我構建，也即傳(chuan) 統之複歸。人們(men) 一般用“改革開放”刻畫鄧時代三十年曆史，但從(cong) 長遠曆史視野看，過去三十年中國社會(hui) 之變化，其實是政治與(yu) 文化和解之過程，是政統與(yu) 道統對立略有化解之過程。

首先，從(cong) 憲法角度看，鄧時代頒布之1982年《憲法》，相比於(yu) 1949年的《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其文化政治敘事已發生巨大變化。後兩(liang) 者序言完全由意識形態話語構成，前者序言開篇則為(wei) ：“中國是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chuan) 統”，此後才是意識形態話語。從(cong) 序言文本次序看，中共已將自己置於(yu) 中國文明延續之框架內(nei) ，意識形態反在其次，盡管從(cong) 序言結構上看，兩(liang) 者分量不成比例。

其次，鄧於(yu) 不自覺間奉行“黃老之術”，作為(wei) 八十年代改革之基本方針的“放權讓利”也就是黃老之“與(yu) 民休息”：權力放鬆對社會(hui) 的控製。由此而有了傳(chuan) 統的私人財產(chan) 製度、市場製度之複歸，正是它帶來局部的自由與(yu) 奇跡般的經濟繁榮。

第三，持續大半個(ge) 世紀的全盤反儒之文化與(yu) 政治狂熱趨於(yu) 緩和。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組織，比如鄉(xiang) 村之宗族開始自然地回歸。中國固有之風俗得以伸展，社會(hui) 得以重建自治機製。從(cong) 烏(wu) 坎抗爭(zheng) 中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而伴隨著中國在全球結構中經濟地位之快速上升，社會(hui) 精英群體(ti) 已開始放棄百年來自卑心態，進而改變對儒家、對中國文明之態度，認同儒家之程度在過去十年來有大幅提升。

第四，“道學”複興(xing) ，不少人產(chan) 生“儒生”之角色自我認知，並潛心於(yu) 經學研究。在此基礎上，更廣泛的国际1946伟德界，尤其是政治哲學界初步回歸儒學，儒家思想研究成為(wei) 国际1946伟德界的熱門。過去十年間，幾乎所有思想流派都在回歸儒家傳(chuan) 統，即便其價(jia) 值訴求和政治立場並不相同。

在這些社會(hui) 力量推動下，執政黨(dang) 緩慢地回歸。較早的跡象是九十年代初，執政黨(dang) 正麵倡導“國學”。隨後，它把“中華民族複興(xing) ”作為(wei) 主要政治目標。由此當然也就開始修正對儒家的態度。當局已承認，孔子為(wei) 中國文明最偉(wei) 大之象征，在海外開展文字、文化教育的機構，被命名為(wei) “孔子學院”。在此過程中，儒家詞匯、理念逐步進入官方話語體(ti) 係中，“和諧社會(hui) ”綱領之提出，是中共對傳(chuan) 統治國理念進行的一次相當具有想象力的創造性轉化。

有了這些變化，2011年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hui) 公報中的一句話也就順理成章：“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從(cong) 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忠實傳(chuan) 承者和弘揚者，又是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倡導者和發展者”。這是一個(ge) 具有重大現實意義(yi) 、並指向未來的政治修辭。此語表明，執政當局主流希望化解文化與(yu) 政治的衝(chong) 突，政統與(yu) 道統的對立。

當然，包括當局在內(nei) 的整個(ge) 精英群體(ti) 歸宗道統的過程，還遠沒有完成，但這個(ge) 過程是不可阻止的。當代中國的核心問題乃是現代國民國家(nation-state)秩序之構建，而道凝國民，道成憲法，道生秩序。作為(wei) 主權者的人民是由文化界定的，作為(wei) 人民寄身之所的國家則由道統賦予生命。惟有回歸道統，中國才是中國;惟有回歸道統，中國的現代秩序才有可能。憲法是道統在具體(ti) 時代環境中展開國民之合理公共生活之工具，歸依道統也將令憲法秩序紮根於(yu) 文明，從(cong) 而堅不可摧。

當代中國歸宗道統的關(guan) 鍵是，未來某日，通過某種方式，憲法明文接受道統，並以守護道統為(wei) 己任。其具體(ti) 形式為(wei) 何?前引大陸《憲法》序言開篇已在憲法與(yu) 中國文明之間建立起聯係。這一點甚至好於(yu) 《中華民國憲法》。未來當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在文明之“曆史最悠久”的籠統描述之外，更為(wei) 具體(ti) 地明文提及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統。

當然，道統向來不是空洞的，而有諸多具體(ti) 呈現，如董仲舒所說“大綱、人倫(lun) 、道理、政治、教化、習(xi) 俗、文義(yi) ”等等。下麵討論的幾點，也就是中國憲法歸宗道統之具體(ti) 條目。

二、憲法語言之中國性

憲法之中國性首先呈現於(yu) 其文本，也即文本形態和語言。

古典中國之典章，包括憲法性典章，均較為(wei) 凝煉。美國憲法也十分精煉。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共175條，已較為(wei) 繁複，然字數僅(jin) 九千餘(yu) 。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138條，字數卻達一萬(wan) 六千餘(yu) 。導致這種結果的一個(ge) 原因是憲法結構鬆散，另一原因是語言粗鄙、鬆懈。

至少自堯舜以降，中國的語言保持著高度的連續性，不過，私人日常語言、公共性語言、文學性語言之間，有十分鮮明的類型界分，連續性程度差異很大。前者屬於(yu) 俗語，後兩(liang) 者屬於(yu) “雅言”[8]。私人日常語言，尤其是口語，旨在進行日常交流，因而具有通俗化的趨勢，曆代變化極大。文學家們(men) 旨在抒發較為(wei) 強烈的情感，而情感具有多樣性，因此，文學語言具有豐(feng) 富的個(ge) 性，曆代也有變化。但相對來說，公共性語言，包括法律語言，則保持了較高穩定性。由此也就形成言、文適當分離之格局。

換言之，傳(chuan) 統中國的公共性語言始終具有較明顯之古典性，清代上諭之語言與(yu) 漢代詔令相比，並無多大變化;清代大臣之奏疏與(yu) 漢代大臣之對策相比，也並無多大差別。由此一古典性決(jue) 定了，包括法律語言在內(nei) 的公共性語言之總體(ti) 風格是凝練、典雅。這樣的公共性語言顯得極為(wei) 莊重，對於(yu) 受眾(zhong) ，單是語言本身就散發出一定權威，這對於(yu) 公共生活而言是極為(wei) 可貴的。

新文化運動之重要內(nei) 容是白話文運動，白話文在教育、文學等領域全麵替代文言。不過，國民政府的公共性語言沒有屈從(cong) 於(yu) 這一天真的文化運動，而與(yu) 傳(chuan) 統公共性語言保持了一定連續性，也即，它在使用現代語言之同時，也保留了不少古典字、句。比如六法全書(shu) 適當地運用了一些古典語言，如《中華民國憲法》序言：

中華民國國民大會(hui) 受全體(ti) 國民之付托，依據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wei) 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hui) 安寧，增進人民福利，製定本憲法，頒行全國，永矢鹹遵。

這裏沒有使用白話之“的”，而使用了古典的“之”，令整個(ge) 序言較為(wei) 莊重，“永矢鹹遵”一詞更是十分典雅。

進入1950年代，大陸語言開始大幅度地粗鄙化，也即由一個(ge) 相當車地的“去古典性”運動。當局借助強製性權力推廣簡化字，有些禦用語言學家甚至一度試圖以拚音文字代替漢字。同樣可怕的是，文化和教育之意識形態化把新文化運動所開啟的語言大眾(zhong) 化之弊端，推展到極端地步。在公共性語言中，它表現為(wei) 兩(liang) 大特征：

第一，意識形態化。當代大陸幾乎所有人，從(cong) 官員、學者到最普通民眾(zhong) 之言談、寫(xie) 作，都被經濟決(jue) 定論、曆史進步論、虛無主義(yi) 、反智主義(yi) 、反精英主義(yi) 等意識形態所控製。人們(men) 大量使用意識形態詞匯而不覺，而這類詞匯通常語義(yi) 含混而布滿政治陷阱。

第二，意識形態化語言具有強烈而明顯的反文化、反古典傾(qing) 向，因而半個(ge) 多世紀以來大陸語言之另一特征是粗鄙化。當局主張文學之“人民性”，語言之“大眾(zhong) 性”，趙樹理等人被樹立為(wei) 文學的典範，用以教育民眾(zhong) 。尤其重要的是，官員之群體(ti) 特征與(yu) 此前完全不同，其精神是反古典、反文雅的。即便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官員，為(wei) 表示政治效忠，也大量使用大眾(zhong) 化語言，也即農(nong) 民的語言、城市底層大眾(zhong) 的語言：粗鄙的語言成為(wei) 一種政治正確。語言粗鄙化在最高層政治領導人那裏表現得最為(wei) 明顯，今日官員語言則引入眾(zhong) 多黑社會(hui) 切口。

公共性語言如此粗鄙，在中國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以推測，劉邦、朱元璋等“打天下”者之語言，必然較為(wei) 粗俗。不過，立國後，他們(men) 都啟動了從(cong) “打天下”到“治天下”之轉換。叔孫通即為(wei) 漢家製作禮儀(yi) ，主要是儀(yi) 禮，其中當然包括引入“雅言”以為(wei) 公共性語言。“言為(wei) 心聲”，語言與(yu) 心靈、語言與(yu) 行為(wei) 之間存在著複雜的共生關(guan) 係，“雅言”之引入、運用，意味著政治從(cong) “力爭(zheng) ”到“文治”之轉換，理性的公共權威替代非理性的個(ge) 人魅力和力量。因此，穩定的治理架構之建立必伴隨著語言從(cong) “打天下”體(ti) 係向“治天下”體(ti) 係之轉換。然而，大陸執政當局卻沒有完成公共性語言的這一轉換，似乎也無此意圖。掌權者也沒有用“雅言”教育其子弟，“紅二代”之語言甚至放大了其父輩之粗鄙。

這種反古典的語言風格源於(yu) 執政當局反道統之文化政治理念。在這種環境中，包括憲法在內(nei) 之中國法律語言始終十分粗鄙。[9]首先，憲法語言具有強烈意識形態性，大量而頻繁地使用意識形態語匯。《共同綱領》和各部《憲法》之序言及第一章《總綱》，幾乎完全是由意識形態語言堆砌而成。

其次，憲法語言具有明確而堅定的反古典精神。82年《憲法》第五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guan) 。它的常設機關(guan) 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常務委員會(hui) 。”此處“它的”完全可用“其”，立法者卻拒絕之。憲法文本中大量使用“的”，而決(jue) 不使用“之”;大量使用“在”，而絕不使用“於(yu) ”。

第三，憲法語言羅嗦、鬆懈。比如，《憲法》文本頻繁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樣，尤其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yi) 務》章每一條於(yu) “公民”之前，必綴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前綴毫無必要，憲法內(nei) 的“公民”隻可能是本國公民，不可能是他國公民。也許，立法者試圖通過反複使用這些語詞，塑造一種莊重感，其實給人的感覺是羅嗦。

憲法之整體(ti) 結構和語句結構也十分鬆懈。總綱中大多數條款存在這一問題。又如第一百零七條：“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管理本行政區域內(nei) 的經濟、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ti) 育事業(ye) 、城鄉(xiang) 建設事業(ye) 和財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務、司法行政、監察、計劃生育等行政工作，發布決(jue) 定和命令，任免、培訓、考核和獎懲行政工作人員。”人們(men) 無法理解，憲法何以如此具體(ti) 地列舉(ju) 政府職能之領域，凡此種種“事業(ye) ”與(yu) “行政工作”間，又有何區別。

當代大陸法律、憲法之上述語言特征十分清晰地透露了立法者、也即統治者之心態：立法者沒有認真對待法律、憲法。這一點已由憲法的那些意識形態性語言所暗示了，而憲法反複被修改，並且是通過普通立法程序修改本身就表明，憲法在中國並不具有崇高權威，首先在立法者那裏就不具有崇高權威。也因此，立法者不願花費精力，對憲法之用詞、語句和整體(ti) 文本結構進行仔細推敲。當然，反古典的意識形態也讓立法者缺乏鍛煉詞句之文化、政治意願，也找不到相關(guan) 語言素材。語言貧乏的立法者隻好借助毫無意義(yi) 的重複營造莊重感，以羅嗦的表達彌補大眾(zhong) 化語言表意能力之貧乏。

這樣的憲法語言是缺乏中國性的。憲法的中國性當首先體(ti) 現為(wei) 形式上的中國性，主要是語言之中國性。好的中國憲法必須充分地利用源遠流長的中國式語言，也即憲法語言必須具有一定古典性，適當使用一些今人容易理解的古典之字、詞和句式表達，比如“之”、“得”，比如“什麽(me) 什麽(me) 者”。通過這樣的古典語言元素，延續古典法律語言之基本特征：凝練，典雅，謹嚴(yan) 。

有人會(hui) 說，保持古典性之憲法語言不便於(yu) “人民群眾(zhong) ”閱讀、理解。這樣的理由完全不能成立。首先，它低估了民眾(zhong) 的理解力和語言鑒賞力。其次，即便民眾(zhong) 直接閱讀、理解存在一定難度，對於(yu) 憲法來說也是必要的。法律為(wei) 了精確，必須使用專(zhuan) 業(ye) 性語言，也必須使用一種專(zhuan) 業(ye) 性表述方式，比如典雅的語言。受過專(zhuan) 門訓練的人可理解之，接受過一定教育的人可大體(ti) 理解，受教育程度較低者則可借助於(yu) 專(zhuan) 業(ye) 人員理解之。

歸根到底，憲政以人民對憲法的信仰為(wei) 前提，因此，旨在追求憲政的憲法必須具有權威。這種權威當然首先來自於(yu) 其製定程序，也來自於(yu) 其實體(ti) 性內(nei) 容，比如價(jia) 值之可信賴與(yu) 憲製設計之合理、可行;與(yu) 此同等重要的是，憲法之形式也應具有權威，對國民具有情感、文化與(yu) 政治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來自於(yu) 憲法的形式之美：憲法之文本結構必須緊湊，語句必須凝煉、有力，用字、用詞必須典雅、莊重。這種語言品質隻能來自古典法律語言在現代憲法中之適當運用。

三、憲法價(jia) 值之中國性

憲法必有其核心價(jia) 值，筆者稱之為(wei) 憲法價(jia) 值。憲法價(jia) 值是憲法之魂，也為(wei) 國民描繪了一個(ge) 願景。正是它，把憲法之複雜條文連貫為(wei) 一體(ti) ，且通過訴諸國民之情感和精神，而賦予憲法文字以現實的文化和政治力量。憲法通常由兩(liang) 部分構成：序言與(yu) 憲製，序言之功能一般就是宣示憲法價(jia) 值，而憲製安排從(cong) 本質上說就是通過製度設計，維護憲法價(jia) 值，構造實現憲法價(jia) 值之製度性工具。

比如，美國憲法序言宣示了美國人之核心價(jia) 值：“我們(men) ，合眾(zhong) 國人民，為(wei) 構造一個(ge) 更完美的聯盟，樹立正義(yi) ，保障內(nei) 部安寧，提供公共防衛，改進公眾(zhong) 福利，確保自由之福為(wei) 我們(men) 自己和我們(men) 後代所安享，而為(wei) 美利堅合眾(zhong) 國製定和確立本憲法。”作為(wei) 憲法主體(ti) 部分之憲製設計，就是圍繞這些價(jia) 值展開的。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此處之憲法價(jia) 值不是來自費城會(hui) 議立憲者之想象，而是北美殖民地人民普遍具有之信念，其淵源則在英格蘭(lan) 的宗教、政治傳(chuan) 統。也即，憲法價(jia) 值縱向上具有曆史淵源，橫向上被人們(men) 普遍奉持。換句話說，憲法價(jia) 值當在道統之中，也在生活之中。立憲者的首要工作就是探究深植於(yu) 國民心靈之價(jia) 值，以得體(ti) 的語言表達於(yu) 憲法眾(zhong) ，並據此設計憲製，以維護憲法價(jia) 值。

前引《中華民國憲法》序言也宣告了一組價(jia) 值，這組價(jia) 值足夠現代，而缺乏明確的中國性。1949年《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之憲法價(jia) 值則完全是意識形態性質的。如前文所說，1982年《憲法》在這方麵有所改觀，但仍以意識形態為(wei) 主體(ti) 。意識形態的根本特征是人造性。由意識形態所構成的憲法價(jia) 值不是自然的，與(yu) 中國之文明、與(yu) 國民之生活不相幹，甚至與(yu) 文明、生活為(wei) 敵。如此憲法價(jia) 值也就不大可能得到國民之由衷尊重，因而也就不足以構成凝聚國民團結、引導邦國向上提升的力量。

任何穩定的憲法之價(jia) 值，必擇取自其道統，抽象道統之內(nei) 在精神。中國的憲法價(jia) 值須具有中國性，也就必須抽象華夏-中國道統，而被國民所普遍信奉。由此觸及一個(ge) 非常繁難的問題：中國文明、中國治理之道之重新體(ti) 認，更具體(ti) 地說，華夏-中國核心價(jia) 值之再發現。

從(cong) 二十世紀初，現代知識分子基於(yu) 強烈的自卑感，走上全盤性反傳(chuan) 統之路，他們(men) 所構造的現代知識體(ti) 係、教育體(ti) 係、宣傳(chuan) 體(ti) 係均無視道統，甚至以摧毀道統為(wei) 目的，而以中國文明一片漆黑的判斷為(wei) 基調，中國人遵行數千年之價(jia) 值，被冠以愚昧、落後、專(zhuan) 製的名號而遭到否定、批判。知識分子中意之憲法價(jia) 值，皆為(wei) 外來照搬，隻不過隨著時代推移，照搬之對象有所變換而已。

當然，其中也有例外。有不少賢哲守護道統，闡明一以貫之之中國價(jia) 值。筆者正在撰寫(xie) 、已出版兩(liang) 卷之《華夏治理秩序史》，旨在延續這一事業(ye) 。第一卷通過解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創製立法之事跡，揭示天道信仰、共同治理、協和等華夏治理之道;第二卷通過還原封建圖景，揭示禮治下的自由與(yu) 和。這種價(jia) 值通過儒家，滲透到人們(men) 心靈中。它們(men) 似乎就是華夏-中國之核心價(jia) 值

值得一提的是，敬於(yu) 法度、憲章，也是華夏-中國之核心價(jia) 值。古聖先賢具有確定的憲法理念，《尚書(shu) ·皋陶謨》所記載者是舜、禹禪讓之際，舜、禹、皋陶等聖賢基於(yu) 堯舜之實踐而訂立憲法——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根本法(fundamental law)——之事，皋陶之“天工，人其代之”表明了政體(ti) 架構具有客觀性之理念;“天敘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則闡述了法律規則之客觀性原則，而這是法治之基礎。而在這場立憲會(hui) 議最後，皋陶以司法官身份誡命即將繼嗣王位的禹：“率作興(xing) 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這清楚表達了君王必須服從(cong) 法律之法治理念、憲政理念。

去年五月份，我曾經寫(xie) 過這樣一條微博：“希望有一天，中國憲法的序言這樣開頭：惟天地，萬(wan) 物父母;惟人，萬(wan) 物之靈。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矜於(yu) 民，民之所欲，天必従之。”這些話語皆出自《尚書(shu) •泰誓》。這裏所闡發的天、君、民之間關(guan) 係理念，被後世儒家普遍信奉，皇帝一般也接受之，這也構成華夏-中國之核心價(jia) 值。

上述以示例方式說明之種種價(jia) 值，是十分古老的，但也是十分現代的，因而足以當得起永恒之評價(jia) 。他們(men) 完全切合於(yu) 具有中國性之憲法的憲法價(jia) 值。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歸宗道統，將會(hui) 有更多一以貫之之中國價(jia) 值被發現、闡明、重新信奉。這將為(wei) 憲法價(jia) 值恢複中國性創造知識、文化與(yu) 社會(hui) 前提。

四、憲製架構之中國性

一般而言，憲法序言所揭櫫之憲法價(jia) 值決(jue) 定著作為(wei) 憲法主體(ti) 之憲製結構的設計，因此，一旦憲法價(jia) 值恢複中國性，則憲製結構設計就必定具有中國性。

這一點，孫中山先生樹立了典範。從(cong) 一開始，對於(yu) 中國未來之共和憲製，中山先生就具有明確的中國主體(ti) 性意識。張君勱先生同樣具有這種意識。因此，《中華民國憲法》有幾項頂層憲製，與(yu) 歐美各國大不相同：首先是國民大會(hui) 製度，其次是五權分立製度。這些憲製設計清楚表明了立憲者追求憲製之中國性的意圖。

當然，立憲之初，這樣的架構設計就遭到很多批評。張君勱對國民大會(hui) 製度就多有批評，在起草1946年憲法時，對孫中山先生的方案進行大幅度修正。現實中，考試院和監察院也比較尷尬，司法院和最高法院似亦有疊床架屋之感。

盡管如此，這樣的立憲思路卻是可取的。憲法不是學術論文。憲法序言所呈現之憲法價(jia) 值是共同體(ti) 之靈魂，作為(wei) 憲法主體(ti) 之憲製是共同體(ti) 為(wei) 自己的新生命所架設之骨架。它必須是合理的，也必須是合宜的，如此，它才是正確的。憲法之合宜性就是合乎民情之宜，就是與(yu) 共同體(ti) 傳(chuan) 統的公共生活形態保持某種連續性，由此，透過立憲所開創的新公共生活，對普通人民而言，不是難以理解、難以適應的。更重要的是，立憲作為(wei) 自上而下地強加根本性公共製度之過程，不可與(yu) 共同體(ti) 各個(ge) 層麵、各個(ge) 領域固有之治理習(xi) 慣、架構陷入全麵緊張、衝(chong) 突之中，不可全盤顛覆社會(hui) 固有之治理理念，這些同樣是道統之重要組成部分。

舉(ju) 例而言，當設計鄉(xiang) 村治理架構時，就不可無視宗族在鄉(xiang) 村的廣泛存在和影響。憲法不可構建一個(ge) 整全的鄉(xiang) 村治理新體(ti) 係，而傳(chuan) 統組織完全排斥出鄉(xiang) 村治理。憲法當然不必對此有任何規定，但憲法所設計的鄉(xiang) 村正式治理組織必須是高度有限的，從(cong) 而讓宗族等鄉(xiang) 村固有社會(hui) 組織可繼續發揮治理功能。由此，曆史性製度與(yu) 強製性製度之間可展開一個(ge) 競爭(zheng) -合作與(yu) 會(hui) 通過程。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的鄉(xiang) 村治理，也就呈現出鮮明的中國性。

中國憲法應當具有中國性，此為(wei) 一立憲常識，也是各國立憲者所奉行的。美國雖為(wei) 英人之殖民者，然其所立之憲與(yu) 實際的英憲大不相同。法國、日本、德國之憲製，也都各有自己的國家性。

中國憲法當具有中國性，還有另一個(ge) 特殊理由：中國以異乎尋常的規模。中國地理規模是世界最大之一，人口規模更是空前的。相比於(yu) 兩(liang) 千萬(wan) 人口或者一億(yi) 人口之邦國，十三億(yi) 人口之邦國規模所致治理之複雜性必定大幅度增加。完全可以說，中國憲製設計乃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為(wei) 複雜、繁難的政治事務。僅(jin) 此規模就要求中國憲法必須具有中國性，以應對治理之高度複雜性。

為(wei) 此，關(guan) 心中國憲製的人們(men) 必須深入中國曆史，深入儒家治理理念體(ti) 係及其治理實踐。至少我們(men) 可以看到，堯舜等華夏聖賢所治理之對象，從(cong) 一開始就不是點狀、範圍清楚的城邦，而是廣闊的“天下”，這個(ge) 天下沒有確定的地理邊界。這一意識被儒家所承接，儒家所思考的問題始終是治國、平天下。可以推測，由此所構造之華夏傳(chuan) 統製度，必定具有治理超大規模共同體(ti) 之特殊理念和製度。

當然，這些理念和製度究竟是什麽(me) ?這是有待於(yu) 發現、闡明的。令人遺憾的是，一百年來，對於(yu) 儒家治理理念及傳(chuan) 統治理架構、製度，學界幾乎沒有理性的研究;即便有人研究，也不得其法。是在曆史主義(yi) 思維支配下，研究傳(chuan) 統製度學者普遍將其視為(wei) 已死的製度，而沒有探究其可能具有之現實價(jia) 值;事實上，學界主流將傳(chuan) 統製度一概以“專(zhuan) 製”摸黑，棄之不顧。

今日學界需打破曆史主義(yi) 幻覺，重建中國文明連續性之信念，以建立優(you) 良治理秩序之意圖，進入儒家及其所塑造的傳(chuan) 統政製世界，借助現代政治哲學、憲法科學等視野，重新發現、闡明合理的、合宜之製度及其背後的原理。在此十分重要的是，當下之研究需要放寬視野，對於(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之治理秩序進行全麵研究，包括上層政體(ti) 、地方製度、宗教製度、文化的政治架構等等麵相。也惟有如此探究、體(ti) 悟，才有可能把握華夏-中國之治理之道，因應現代社會(hui) 之變化，予以再度展開。

經由如此體(ti) 悟、思考、構想，具有中國性的憲製將會(hui) 呈現出來，至少不必陷入全盤照搬的陷阱中，而因為(wei) 條件不具備而人為(wei) 焦慮。今日諸多主張憲政的人士多提議，中國當實行聯邦製。理由是，全球大國皆行聯邦製。然而，張君勱在1916年即撰文指出，中國不宜實行聯邦製[10]。《中華民國憲法》也未采用聯邦製。個(ge) 中理由實際上非常簡單：中國之外的大國作為(wei) 現代國家之建立，係小邦聯合而成，自然采用聯邦製。中國卻十分特別。從(cong) 理論上說，戰國本可以聯邦方式重建天下之合，但由於(yu) 種種機緣，秦以武力攻滅六國，而建立郡縣製。此後曆代皆行郡縣製，構成一個(ge) 堅實的傳(chuan) 統，聯邦製理念對現代中國根本就是多餘(yu) 的。

然而，不行聯邦製並不意味著拒絕小型共同體(ti) 之自治。聯邦製旨在解決(jue) 小型自主的共同體(ti) 聯合成為(wei) 一個(ge) 大型邦國的問題，與(yu) 憲政、自治與(yu) 否並無沒有直接關(guan) 係。而事實上，兩(liang) 千年來，在郡縣-省縣製下，中國基層社會(hui) 之自我治理是高度發達的。其機製何在?這正是當下中國的憲法科學、政治哲學需要研究的重大議題。這些研究有助於(yu) 解決(jue) 憲製設計之重要問題：在郡縣製框架內(nei) ，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層政府之間，如何合理地配置立法、行政、司法諸種權力，而可以形成穩定的地方、基層自治。這包括應當研究，合適的基本自治單元應當是什麽(me) ，是村?是鎮?是應當設立之縣轄市?還是傳(chuan) 統上最為(wei) 穩定的縣?

五、結語

偉(wei) 大的、負責任的立憲者不可能不追求自己所立之憲法之不朽。而立基於(yu) 道，接續道統，從(cong) 而紮根於(yu) 共同體(ti) 固有之文明、致力於(yu) 維護和擴展文明，可令憲法具有不朽之根基，除此根基之外的憲法，皆是不穩固的，即便它一時十分強勢。因此，優(you) 良的、不朽的中國憲法，必須充實其中國性。

從(cong) 目前的文化、政治角度看，憲法恢複中國性隻是一個(ge) 願景。由上麵幾個(ge) 方麵可以看出，此願景之達成，任重而道遠。瓶頸不僅(jin) 在於(yu) 政治約束，還在於(yu) 知識約束。

百年來，除少數為(wei) 中國文化托命之人的堅守外，政治哲學、憲法科學之主流範式皆為(wei) 外來之物，而完全缺乏中國性。學界普遍無視儒家理念和中國文明史上的治理實踐。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在中國，政治哲學、憲法科學還沒有誕生。

這一點是現代中國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之共同特征，但政治哲學和憲法科學之非中國性所致之危害，最為(wei) 深重。知識分子無視、踐踏道統，自甘於(yu) 價(jia) 值和理念之被殖民，乃是現代中國轉型挫折的根源之一。因為(wei) ，道統虛化，價(jia) 值空虛，導致自我主體(ti) 性意識消解，中國完全被外部風氣所左右，決(jue) 定數億(yi) 人命運的政體(ti) 、法律也就難免變幻不定。

欲憲法恢複中國性，政治哲學和憲法科學須先有文化之自覺，打破曆史主義(yi) 神話，回向儒家，以“同情的理解”之心態，探究、思考中國這個(ge) 超大規模共同體(ti) 五千年的治理實踐。

其實，當今中國之政治哲學和憲法科學也享有一項巨大優(you) 勢：本為(wei) 同一文化共同體(ti) ，卻生活在四種憲製之下：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各有其製度。四種憲製、生活之對比，當可大大有助於(yu) 體(ti) 認道統與(yu) 憲法的關(guan) 係，也即思考憲法之中國性的可能通路。

本文提出憲法之中國性命題，定有人聯想到“中國特色”、“中國模式”，以為(wei) 筆者提出本命題，旨在對抗普適價(jia) 值。對此誅心之論，筆者不擬辯解。筆者的研究表明，華夏治理之道從(cong) 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普遍主義(yi) 傾(qing) 向——也即天下主義(yi) ;而聖賢實踐所體(ti) 現、儒家所闡發之價(jia) 值、理念，就是普適價(jia) 值，足以成為(wei) 現代中國立憲之價(jia) 值基礎。問題僅(jin) 在於(yu) 我們(men) 如何接近和體(ti) 悟之。

立憲確實需要學習(xi) 歐美於(yu) 過去三百年間所嚐試、積累之憲政技術，這些技術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有效的。然而，優(you) 良治理秩序、具體(ti) 地說，憲政秩序之建立和穩定，不是一個(ge) 單純的技術問題，更不是簡單的憲政技術引進問題。單憑這些技術不足以塑造和維係憲政秩序。道成秩序。立憲者、國民具有明確的道統歸宗和守護意識，由此將立定立憲之文明與(yu) 政治主體(ti) 性意識，在此意識支配下的立憲過程，將是“中體(ti) 西學、資相循誘”之過程[11]，這是中國達致優(you) 良憲政秩序之正道。

【注釋】

[1] 此為(wei) 徐複觀先生所用之詞，見徐複觀著，儒家政治思想與(yu) 民主自由人權，蕭欣義(yi) 編，台灣學生書(shu) 局，民國七十七年增訂版，第九八頁。

[2]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說：“[王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誌而明白顯也。若夫大綱、人倫(lun) 、道理、政治、教化、習(xi) 俗、文義(yi) 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易道之實。”

[3] 美國學界關(guan) 於(yu) 司法審查製度之正當性的一種學說即為(wei) ，憲法和最高法院當守護美國作為(wei) 一個(ge) 邦國的一些永久性價(jia) 值：“政府不僅(jin) 應當服務於(yu) 我們(men) 當下認為(wei) 屬於(yu) 我們(men) 的眼前物質需求的那些東(dong) 西，也應當服務於(yu) 某些持久性的價(jia) 值。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這正是法律下的治理的含義(yi) 所在。不過，這樣的價(jia) 值並不是現成的。它們(men) 確實總是有自己的曆史，不過，它們(men) 也必須被不斷地衍生，被闡釋，並得到應用。因而，人們(men) 就會(hui) 問，我們(men) 的政府中的哪個(ge) 機構——如果特指具體(ti) 一個(ge) 機構的話——應當成為(wei) 這些價(jia) 值的宣示者和守護者”([美]亞(ya) 曆山大·M.比克爾著，最小危險部門——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姚中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6頁)。這些永久性價(jia) 值就是道，其闡釋之統緒就構成美國之道統。

[4] 《禮記·中庸》。

[5] 關(guan) 於(yu) 這一點，請參看拙著華夏治理秩序史，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一卷，上冊(ce) ，《作者告白：探尋中國治理之道》。

[6] 比如，戴季陶記載：有一個(ge) 俄國的革命家去廣東(dong) 問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甚麽(me) ?”先生答複他說：“中國有一個(ge) 正統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ge) 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的。”那人不明白，再又問先生，先生仍舊把這一句話來答複(戴季陶著，孫文主義(yi) 之哲學的基礎，民智書(shu) 局，中華民國十四年，第36頁)。

[7] 關(guan) 於(yu) 先生與(yu) 中國製憲事業(ye) 之關(guan) 係的夫子自道，可見《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之《自序》，收入張君勱先生九秩誕辰紀念冊(ce) ，中國民主社會(hui) 黨(dang) 中央總部印，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元月廿五日。

[8] 《論語·述而篇》：子所雅言，詩、書(shu) 、執禮，皆雅言也。

[9] 比如可參考，劉紅嬰，《立法技術中的幾種語言表述問題》，刊《語言文字應用》，2002年第8期。他指出：現行的規範性法律文件中普遍存在著語言表述上的問題, 這些問題較明顯地體(ti) 現為(wei) 語言的衝(chong) 突、語言邏輯的錯誤、語言內(nei) 部結構的不規範和語體(ti) 風格的誤區。

[10] 《聯邦十不可論》，收入張君勱著，開國前後言論集，台北：中正書(shu) 局，中華民國六十一年。

[11] 關(guan) 於(yu) 這一命題之詳盡論述，參看拙文《論自由主義(yi) 的保守化》，收入《原道》第十五輯，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原刊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12年6月號，此為(wei) 作者賜稿）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