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五百年的王陽明學統
    作者：張明（貴州大學 人文學院  貴州 貴陽 550025）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5月20日
    
    
     
    作者簡介：張明（1970—），男，土家族，貴州印江人，曆史學碩士（中）、教育學碩士（美），美國夏威夷大學訪問學者，貴州大學人文學院、貴州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華傳統文化與貴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中國思想史、貴州地方史、教育學。
    
     
    
    摘要：王陽明龍場悟道是中國思想史上的轉折性事件，標誌陽明心學在貴州的初步形成。王陽明去世以後，黔中王門弟子建立天下王門最早的一家“陽明書院”，大力宣講陽明心學，貴州成為“王學聖地”。清初，“陽明書院”改為“貴山書院”；1902年，“貴山書院”改為“貴州大學堂”，是為“貴州大學”前身；1942年，重組改建為“國立貴州大學”；2002年，貴大出版《陽明學刊》，這是中國唯一一家以“陽明學”為刊名的大型學術刊物。推其曆史源流，貴州大學與陽明心學乃有一脈相承之關係，故貴州大學是一所具有五百年王陽明學統的重要學府。
    
    關鍵詞：貴州大學；王陽明；陽明心學；學統 
    
    基金項目：貴州大學人文社科項目“王陽明與黔中王門研究”[批號：GDYB2010014]。
    
     
    
    一、王陽明“龍場悟道”與貴州“陽明書院”
    
    
    正德三年春（1508.3），貴州曆史上迎來了一件引人矚目的大事。是年，王陽明被謫貴州龍場驛（今貴州修文縣）。他在生死邊緣之際，仍潛心探究聖賢之道，終於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於是提出“心即理”、“心外無物”學說，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著名的“龍場悟道”，當代學者稱其為“思想史上的一聲驚雷”。[①]第二年（1509），王陽明又在貴陽宣講“知行合一”學說。“心即理”和“知行合一”學說的提出，標誌著陽明心學體係在貴州的初步形成。
    
    王陽明龍場悟道以後，旋即在龍場修建“龍崗書院”，向當地苗夷弟子講授心學。貴州以及省外士子前來聽課者達數百人。貴陽陳文學、湯冔、葉梧等前往就學於門下；湖南蔣信、冀元亨不遠千裏，前來求教；雲南朱克明、朱克相兄弟也拜學於王陽明門下。他們後來都成為在西南地區傳播陽明心學的著名學者。貴州彝族土司、貴州宣慰使安貴榮多次遣使問候，表達崇敬之情，結下深厚友誼。[②]貴州提學副使席書邀請王陽明到貴陽文明書院講學，並親率書院弟子二百餘人“以所事師禮事之”，“諸生環而觀聽者以百數，自是貴州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學”。正德四年歲末（1510.2），王陽明離開貴州，黔中弟子餞別於貴陽城南，並於大風雪中將王陽明送至龍裏，依依惜別。王陽明在鎮遠邸店中致信貴州弟子，囑咐他們管理書院、刻印詩文，勉勵他們“努力進修，以俟後會”。[③]
    
    王陽明在貴州的“龍場悟道”、創辦“龍崗書院“和主講貴陽”文明書院”，揭開了貴州書院講學運動的序幕。王陽明離黔後，其在貴州的及門弟子大力進行講學活動，弘揚陽明心學，“承良知之派，以開黔學”。[④]尤值一提的是，王陽明逝世後（1529），朝廷剝奪王陽明的爵位，定王學為“偽學”，禁止天下講習陽明心學，黔中王門三大弟子陳文學、湯冔、葉梧於是相繼棄官，返歸貴州故裏，他們並不為朝廷禁令所動，慨然以弘揚師說為己任，使陽明心學在貴州得以繼續傳播。在王陽明逝世五年之後（1534），貴州士人或在家遙祭陽明，或親到龍場祭奠，裏巷歌聲猶然“藹藹如越音”[⑤]。是時，陽明浙中私淑弟子王杏巡按貴州，湯冔、陳文學、葉梧於是聯絡黔中及門弟子數十輩，恭請王杏興建“王公祠”以作“陽明書院”。嘉靖14年（1535），王杏會同貴州左布政使周忠、按察使韓士英等購貴陽城東“白雲庵”建成“陽明書院”。[⑥]王杏親撰《新建陽明書院碑記》，是為天下王門最早的一家陽明書院。王杏、湯冔等還在貴州刻印《陽明先生文錄續編》，使黔中王門弟子學有依歸，遵師訓而行。嘉靖18年（1539），王陽明當年在貴州的著名弟子湖南人蔣信提學貴州，為進一步抵製朝廷將王學定為“偽學”，蔣信擴建重修“龍崗書院”、“文明書院”、“陽明書院”，並新建一所“正學書院”[⑦]。至此，在全國禁毀陽明學說的背景下，貴州率先形成了龍崗、文明、陽明、正學四大心學書院鼎立的盛況，表明陽明心學在貴州少數民族地區已深入人心。
    
    此後，王陽明弟子徐樾、王學益、胡時堯、劉大直、趙錦等先後出任貴州巡撫、巡按、提學等高級官員，他們不斷重修“龍崗書院”、“陽明書院”等四大書院，王陽明著名的浙中弟子王龍溪、江右弟子羅念庵分別為“龍崗書院”題寫碑記。他們繼續刊刻王陽明著作於貴州，大力宣講陽明心學，培養出黔中王門第二代弟子、著名的貴州“理學三先生”——孫應鼇、李渭、馬廷錫。[⑧]隆慶五年(1571)貴州巡撫阮文中、按察使馮成能遷“陽明書院”於巡撫衙署左（今貴陽市省府路），增置學田四十畝以供諸生膏火，特聘“貴陽名士”馬廷錫主講其中。馮成能時時來會，聽者常數百人，“蓋若先生（陽明）複出而相與周旋問難於何陋、賓陽間也。”[⑨]在“陽明書院”的示範作用下，至萬曆年間，經過黔中王門弟子四代一百年（1508—1608）的不懈努力，陽明心學在貴州得到廣泛傳播，貴州從無到有建立起四十餘所書院。[⑩]是時，泰州王門巨子羅近溪遊曆龍場，江右王門名士、東林黨領袖鄒元標謫戍都勻，江右王門郭子章巡撫貴州，三大王門巨匠與黔中王門理學三先生同時閃耀貴州，他們相互論學，弟子雲集，陽明心學遂迅速覆蓋貴州全省，並出現以龍場、貴陽、思南、清平、都勻為中心的五大王學重鎮，[11]形成了貴州古代教育史和學術史上的前所未有的盛舉，貴州因此被後世稱為“王學聖地”。
     
    
    二、“貴山書院”和“貴山三先生”
    
    
    明朝末年，因貴州戰亂頻仍，“陽明書院”毀於兵火。清康熙十二年(1673)，巡撫曹申吉重建“陽明書院”，購書數千卷藏於其中。康熙二十一年（1682），巡撫楊雍建再次增修；二十八年（1689），巡撫田雯重修，增建“合一亭”、“傳習軒”五楹；三十一年（1692）巡撫衛既齊增修齋舍。四十五年（1708），巡撫陳洗親臨書院課士。雍正十一年(1733)，貴州巡撫元展成（天津靜海人）奉旨將兩百年曆史的“陽明書院”（1534—1733）改名為“貴山書院”，撥銀一千兩增建學舍五十間，親題“貴山書院”額名和對聯“天地之性人為貴，風雨不動安如山”。乾隆四十五年(1780)巡撫舒常、糧儲道德隆、嘉慶二十年(1815年)貴州巡撫曾燠、嘉慶二十五年(1820)糧儲道倭臣布、同治八年(1869年)貴州巡撫曾璧光等均捐資擴建重修，規製空前。至光緒初（1879），巡撫岑毓英又增建“奎閣”，每年追加撥銀一千一百餘兩為固定經費，用於購買圖書、增加教師“束脩”和學生津貼。岑毓英題楹聯雲：“大任從勞苦得來，願諸君皆以天下為己任；酬知在居恒造就，效曩哲勿忘性內之良知。”繼承了王陽明“龍場悟道”以來的“良知”思想和“知行合一”精神，主張以“良知”為準的，在貴州加強文化教化作用，使貴州少數民族學生涵養“天下為己任”的抱負。清代“貴山書院”經不斷擴建和重修，規製齊備，藏書眾多，名家輩出，成為中國西南地區最為著名、最有影響的書院之一。
    
    有清一代，出任貴山書院“山長”者均為飽學碩儒之士，其中最著名的有貴州人陳法、艾茂和福建人張甄陶，他們就是聞名遐邇的“貴山三先生”。以下簡單介紹“三先生”生平及其成就。
    
    陳法（1692—1767），字世垂，號定齋。貴州安平衛（今平壩縣）人。清代知名學者和治水專家。康熙五十二年（1713）進士。曆任順天鄉試同考官、山東登州知府、山東運河道等。悉心研究治河方略，著成《河幹問答》一書，總結了曆代治河經驗，對後世治理黃河、淮河、運河有重要參考價值。乾隆十年（1745），河道總督白鍾山被彈劾，陳法大義為其辨解，被革職發配新疆，以四駱駝負書萬卷而至，日夜誦讀不輟。後遇赦歸裏，潛心治學，無意仕進，遂主講“貴山書院”二十餘年，捐多年之束修作為書院公費，大力購置善本圖書，又積極改革書院弊端，整飭學風，申明學規，循循善誘，敦敦教誨，作《敬和堂文集》二十篇、《明辨錄》一卷為書院教材。另著有專著《易箋》、《醒心錄》、《內心齋詩稿》、《猶存集》等多種。卒祀鄉賢祠。
    
    張甄陶（1713—1780）字希周，福建福清人。受業於桐城古文派領袖方苞。遍覽百家之書，旁搜博采，幾遍閱《永樂大典》三萬卷。乾隆十年（1745）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出任廣東五邑縣，增建書院，頗有政聲。改雲南昆明知縣，因不得上官賞識而免。主講昆明“五華書院”五年；後至貴州，主講“貴山書院”十一年，“實能盡心訓迪，卓有成效”，成就者甚眾，邊隅文風大盛，名震滇黔兩省，晚以病歸閩。張甄陶課士以經義為本，以朱子為綱而旁通眾家。“其大旨以正心術為本，以多聞見為資，以明禮達用為宗，以濟人利物為效。”其著述宏富，有《實政錄》、《周易傳義拾遺》、《尚書蔡傳拾遺》、《詩經朱傳拾遺》、《禮記陳氏集說刪補》、《春秋三傳定說》、《鬆翠堂文集》、《惕菴雜錄》，等等。
    
    艾茂（1722—1800），字穎新，號風岩，貴州麻哈州（今麻江縣）人。少肄業於三台書院，應童子試為第一名，得貴州督學鄒一桂贈詩“兩序溫文歸大雅，五經講誦遜神童”。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充國史館纂修。“文出有班馬筆意”。無意仕進，乞養歸田，讀書著述以自娛。雲南巡撫禮聘其主講昆明“五華書院”，曆時五年，後又主講貴陽“貴山書院”九年。艾茂教人必先器識。自編《貴山四書集講》、《應製律詩》、《易經入道》等作書院教材，諸生多以文章經濟顯榮於世。艾茂另有《貴山新草文集》、《聯捷文稿》、《寶珠堂詩集》、《五經類纂》、《性理集成錄》、《古文聚精錄》、《獨山誌》等著作多種。
    
    
    三、“貴州大學堂”和“貴州大學”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因受到外國侵略而逐漸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前赴後繼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其中教育製度的改革成為中國近代的主題之一。“戊戌變法”時期，貴陽人李端棻成為支持變法的重要人物，[12]他上疏倡議設立“京師大學堂”，並向光緒帝密薦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人士。雖然“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但“京師大學堂”和教育改革得以繼續，全國書院紛紛改為大學堂。1902年，貴州巡撫鄧華熙奉詔將“貴山書院”改為“貴州大學堂”，並擬定《貴州省城試辦大學堂暫行章程》六章，具體規定了辦學目的、培養目標、培養對象、教學計劃、教員編製、辦學經費、管理條例等。“貴州大學堂”挑選全省優秀學子前來就讀，除講授傳統經史科目外，同時也很重視中西貫通，增開外語和西方自然學科，“分英、法、日文三班，並授以經史、格致、天算諸學”。為貴州培養了一批近代人才。
    
    在此可以特別強調一下，日本近代處於與中國相同的被世界強國淩辱的局麵，但日本發憤圖強，努力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和製度，將陽明心學作為重要的思想動力發動“明治維新”改革運動，日本迅速崛起成為亞洲強國，並在十年之內（1894—1904）打敗大清帝國北洋海軍和俄羅斯帝國遠東艦隊。1904年，日俄戰爭剛剛結束，日本天皇就立即派出皇家代表團，由日本宗親岩原大三、日本東宮侍講文學博士三島毅，偕駐中國武官高山公通等一行共6人，前往貴州貴陽和龍場瞻仰陽明遺跡。東宮侍講三島毅題詩並勒石成碑，詩雲：“憶昔陽明講學堂，震天動地活機藏。龍崗山上一輪月，仰見良知千古光。”該碑豎於貴陽東山陽明祠，“足以表海外景仰之意”。 [13]日本皇家代表團到貴州的“陽明朝聖之行”，對貴州學子產生極大震動。貴州學子決心“以日為師”，紛紛東渡日本探求強國之道。“貴州大學堂”引領貴州和西南赴日留學潮流，截止1905年，分四批共選送“有誌之士”周恭壽（貴州麻江人）等151人赴日本公費留學，他們在日本學成歸國後，大多活躍於中國社會各界，成為辛亥革命前後和民國時期的著名人物，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和貴州社會的發展。“貴州大學堂”是為西南地區最重要的近代高等學校之一。
    
    由於經費困難，貴州大學堂先後改為貴州高等學堂、簡易師範學堂、礦業學堂等，1919年辛亥革命之後不久，學校停辦。1926年，貴州省主席周西成重建“省立貴州大學”，貴州大學堂當年派出的留日人員、時任貴州首任教育廳長的周恭壽，被任命為貴州大學首任校長。兩年後（1928），因周西成戰死，貴大被廢，校地被移作它用。1939年，來自王陽明家鄉的浙江大學（部分校區）因抗日戰爭國土淪陷，而遷往幽美寧靜的貴陽花溪青岩，浙大校長竺可楨多次強調王陽明“知行合一”精神在現實生活中的重要意義。1942年，因浙大等內遷高校的刺激和影響，國民政府決定重組建立“國立貴州大學”，其校區就選在離浙大青岩校區不遠的貴陽花溪河畔；兩校比鄰而居，是為貴州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話。解放戰爭時期，貴大掀起反對國民黨腐敗統治的鬥爭，為迎接新中國作出重要貢獻，1950年定名重新定名為“貴州大學”；1951年，毛澤東親筆題寫校名“貴州大學”，以後不斷調整、完善，為貴州培養大批幹部和各類骨幹人才。1997年8月，原貴州大學、貴州農學院、貴州藝術高等專科學校、貴州省農業管理幹部學院等完成合並；2005年9月貴州大學被批準為國家“211工程”重點大學。
    
    值得一提的是，貴州大學於2002年專門成立“中國文化書院”，以整理、研究和弘揚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為目標，同時關注東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和對話，使人類文明真正朝著真、善、美和諧統一的方向發展。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國學大師任繼愈先生為書院題寫“中國文化書院”牌名；孔子第77代孫、台灣孔德成先生親自為書院題寫楹聯；世界儒商聯合會會長、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先生捐贈四米高孔子銅像一尊（西南地區最早進入高校的孔子銅像）。書院“合一亭”安置仿“陽明書院”明清古碑三塊[14]，書院大門之右靜臥刻有“貴山書院”四字的天然巨石，以誌不忘“陽明書院”、“貴山書院”之源流和學統。書院設有“陽明學研究所”、“貴州地方文獻研究所”、“清水江學研究中心”等多個專門研究機構；“貴州省儒學研究會”和貴州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華傳統文化與貴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的辦公機關也設在書院之內。書院還定期編輯出版《陽明學刊》、《人文世界》、《書院文化論壇》等重要刊物，其中《陽明學刊》是中國唯一一家以“陽明學”為刊名的大型學術刊物，大力宣傳陽明心學在中國和貴州曆史上的重要作用和價值意義，從而彌補了日本有此類刊物而中國反而沒有的缺憾。《陽明學刊》已經連續出版多期，在海內外產生了較大影響，貴州大學因此被認為是當今國內外陽明學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2011年5月9日，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親自考察書院並與貴大師生親切座談，就如何將中國傳統文化與新的時代精神相結合發表重要講話。他要求不僅繼承古代儒家“修齊治平”和王陽明“知行合一”的思想，同時更要發揚光大“五四”以來中國人民英勇奮鬥的時代精神，紮根社會，頑強拚搏，大力投身文化教育事業，為中華之崛起貢獻更多力量；這為貴大、貴州，乃至中國的未來文化發展研究指出了明確的方向。
    
    
    四、結論
    
    
    綜上所述，從曆史源流上考察，“貴州大學”是王陽明“龍場悟道”之後“陽明書院”、“貴山書院”、“貴州大學堂”在貴州發展演變的必然結果。貴州大學與陽明心學具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因此，貴州大學是一所具有五百年王陽明學統的重要學府。
    
    注釋
    
    [①] 張新民：《思想史上的驚雷——紀念王陽明龍場悟道500周年》，見“儒家中國網站”，網址：https://www.biodynamic-foods.com/article/id/2440（2011-12-05下載）。
    
    [②] 王陽明有《與安貴榮三書》和應安貴榮請求而作的《象祠記》。
    
    [③] 王陽明：《鎮遠旅邸書劄》。
    
    [④]莫友芝：《黔詩紀略》卷三。
    
    [⑤]王杏：《新建陽明書院碑記》。
    
    [⑥]在貴州文化史上，貴州先有王陽明“龍場悟道”（1508），然後依次有“陽明書院”（1535）、“開科考試”（1537）、“貴陽府”成立（1568）、“甲秀樓”（1598）。這一係列事件構成貴州明代文化史的標誌性事件和重要曆史文化遺產。
    
    [⑦]蔣信：《新建正學書院落成記》雲：“‘正學’何為者也？‘正學’者，‘心學’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謂學也。譬之正路然，自夫此學弗講，士惟旁蹊曲徑之趨，甚者臨荊棘赴坑塹，莫有極也。貴之士樸野尚僅存焉，可無望於此乎？是‘正學’之所以名也。”
    
    [⑧]郭子章《黔記》專門作《理學傳》一篇，為孫應鼇、李渭、馬廷錫三先生作三篇專傳。
    
    [⑨]馮成能：《陽明書院記》，見《黔記》卷四十六《學校誌上》。
    
    [⑩]李國均《中國書院史》（1998年版）統計明代貴州書院為28所，張羽瓊《貴州古代教育史》（2003年版）統計為38所，孔令中主編《貴州教育史》（2004年版）為27所，文誌高《論明代貴州書院及對貴州區域文化的影響》（2008年碩士論文）為40所。據最新研究成果，明代貴州書院已經超過40所。
    
    [11]詳見張明：《貴州陽明學派思想流變初探》（全國優秀碩士畢業學位論文，2003年5月）；又見張明：《王陽明與黔中王門》，張新民主編：《陽明學刊》（第一輯），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2] 李端棻，貴州貴陽人，時任禮部尚書，支持光緒推行維新變法，深得光緒皇帝信任，梁啟超稱他是：“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
    
    [13]該碑毀於“文革”，幸拓片保存至今。
    
    [14] 2004年冬，在貴陽市中心的省府路發現陽明書院（即貴山書院）遺址和明清古碑多塊。貴大高度重視，校長陳叔平和文化書院院長張新民先生立即派書院院長助理張明考察陽明書院遺址，並要求抄錄古碑碑文保存。貴大楊政銀教授和張明又應邀到貴州省人民廣播電台“午間時光”節目向全國聽眾講解“陽明書院”源流及其在貴州文化史上的重要價值和意義，聽眾踴躍互動，引起廣大市民和眾多媒體關注，紛紛前往考察或發表報道，產生十分良好的社會影響。貴大後仿製“陽明書院”出土古碑三塊，安置於文化書院“合一亭”內，以示對王陽明先生的尊崇和對“陽明書院”、“貴山書院”學統的承續。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