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我們缺乏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
    作者：蕭功秦（上海大學曆史係教授）
    來源：林桂榛 推薦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4月5日
    
     
    
    推薦者按：蕭教授此文敘事與議理結合，語言平實而內涵厚重，甚至是無比沉重，因為問題沉重！中國人普遍看重物質生活而異於美歐等白人有精神追求，原因是中國人長期窮嗎？是缺乏宗教因素嗎？是儒家思想所致嗎？蕭教授予以了否認。蕭教授通過自己閱讀原典以及感受他自標“信仰儒教”之祖父的士人精神，感受到了真儒是什麽，並質疑陋儒、偽儒以及儒學被政治意識形態化後的麵目，這就涉及真假孔子和真假儒家等問題。
    
    蕭教授有一位真正好讀古書、能讀儒書的好祖父，蕭教授也能真正讀舊書、讀儒書，所以能分辨儒之美陋、士之真偽，能分辨曆史上儒學或儒學話語遭異化的來龍去脈及嚴重危害，能深知我們社會缺乏特立獨行的人在所謂“文化”上的淵源，如果有所謂文化原因這一說的話。我讚同蕭教授“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儒家主要的曆史趨勢不是走向發舒，而是走向‘律則化’。我們自五四以來批判的，實際上是意識形態化的儒家……”等見解，此見解值得儒學界警鍾長鳴。
    
    我想，我們的社會之所以有“為什麽我們缺乏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這種精神或文化危機，本源上是我們大眾缺乏蕭教授那麽好的祖父或父親，又本源上是我們大眾沒有象蕭教授那樣去真正讀古書，去從真儒之書真正汲取古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經常想，中國有一個古老而現今仍勢力巨大的“賤民”群體、“賤民”傳統，正是“中國賤民”（或稱俗氓）構建了“賤民中國”，這個中國的流行文化必然是“賤民文化”。這個賤不是缺“貝”之窮謂賤，而是荀子說的“賤儒”之賤，這個“賤民文化”正是孔子崇尚、教育的“富而好禮、貧而樂道”之反麵——富不好禮，貧不樂道，孔子所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此“窮”未必僅錢財方麵。
    
    “富不好禮、貧不樂道”的社會或社會文化必是“賤民社會”、“賤民文化”，洋溢或充滿著人性墮落精神而非人性上升精神。我們整個社會就是“原始人本主義”，這個“原始人本主義”實際就是原始人欲主義，《曆史文化的全息圖像論——論〈紅樓夢〉》（1995）一書的作者李劼先生謂之“生殖道境界”，這個原始人欲主義或生殖道境界與一般動物的差別隻是動物不識“官職—名位”為何物及不識鈔票等符號而已（其實動物也爭當頭，我們好當“人上人”實是動物性之延伸）。儒家說王道本乎人情，禮樂刑政是發乎情止乎義，人不是不需要生殖道或生殖道滿足，但可怕的就是隻停留在生殖道之類的滿足上謂生殖道境界（非自願的禁欲主義反生殖道之境界也很可怕）。
    
    試問：整個賈府或大觀園有幾個男人不是生殖道境界？賈寶玉固然還算個“人”樣，但也是魯迅《娜拉走後怎樣》說到的“夢醒了無路可走”的可憐可悲而已，曹雪芹的思想高度到此為止。而我們今天的中國，有多少千男人、萬男人不是僅僅一個生殖道境界？（上億是絕不可能）所以如今整個中國的“主義”或“道德”或許說得天花亂墜，但都不如李劼先生說的生殖道境界或我說的原始人本主義來得富有“人民”、“代表”、“科學”之性等，整個中國流行、盛行的不是道、不是義，正是“生殖道”、“生殖主義”。
    
    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又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無“匹夫不可奪誌”之句，整部《論語》可能讀歪，整個儒家可能跟歪，變成一副奴才相還自封溫良恭儉讓或仁義。甘地說“弱者不能寬恕，寬恕隻歸強者所有”，其實“仁”大體也如此，故孔子有“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之說。若拿劍的強者或喜歡依附權力的所謂儒者推廣《論語》及孔子，最後必搞出以“道”吃人或清人說“以理殺人”或民國人說“以禮殺人”的悲劇，即使不是悲劇也是詐騙，如某“導師”所謂“播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其實收獲的病毒或僵屍。今有儒生大義凜然斥罵魯迅、胡適、陳獨秀等等詆毀中國文化，我唯有想起荀子對他所厭惡的儒所取的名號以及想起中國文化最流行的是賤民文化而不是孔子文化。真有孔子之文而化則中國早已得救，個個“匹夫不可奪誌”，個個“人能弘道”了。
    
    魯迅批判的對象其實是中國賤民文化或中國賤民，根本不是真士及真正的士精神，於真正的士魯迅是不吝嗇稱之“中國人的脊梁”的。雖然魯迅的文筆拙得如他自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為謙遜，其實是真情”，但老栓、阿Ｑ之類卻是成功的中國賤民之文學典型。關於阿Ｑ，魯迅《〈阿Ｑ正傳〉的成因》說：“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Ｑ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Ｑ似的革命黨出現……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Ｑ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不料魯迅1926年廈門此言成讖至今。
    
    魯迅並不知道中國的政治道路該怎樣走，但他並不認可“黃金世界”的許諾及阿Ｑ式“革命”，他信奉“人道主義”，他知道改造中國必須首先改造國民人格，否則中國永遠原地踏步，如他欣賞的史密斯1894年《中國人的性格》一書所說的“為了改革中國，必須追尋性格的根源並使之獲得改良，良知必須得到切實的尊崇”等。胡適1930年《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則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罵胡適思想的是什麽大腦？不是瞎子摸象不懂胡適、孔子就是具有納粹思想之類，納粹思想可嫁接到孔子麽？那孔子再遭殃吧。
    
    蕭教授文中說：“祖父正是在精神上最接近於孔子原本意義上的那種儒者了。”假設沒有蕭教授祖父那樣的人為父、為師而言傳身教，那就得自己親自閱讀儒典了。可是我們的社會在二戰後親自掃蕩甚至滅絕了蕭教授祖父那樣的人，不是馴化，就是撲滅，而經典亦被橫掃和汙蔑。以前授受古書常炮製奴才，為魯迅等痛斥；二戰後教師學生、家長子女則很快根本就不授受經典，如此下來幾代人中能讀古書者鳳毛，讀正了的更是麟角，故人格中有古老思想資源正麵滋養而卓立不斜者稀見，有亦感恩於特別的家傳或自讀或自省。清末民國稍微高漲的士精神、士力量遭此閹割，於是中國恢複到了“原始人本主義”，政治高層吹的是墨家高尚號，社會肉身實際奉行的是“生殖道主義”，賤民橫生，賤民文化風行。如今中國大陸那麽多教授、博士（副、碩姑不論），似乎算知識分子或專家吧，其實絕大多數是無逃於賤民人格的，這些人能教出什麽青年可想而知。
    
    林語堂《信仰之旅》一書裏欣賞孔子以並不付諸宗教的人格改革來推進社會改良的思想（人格路線並非孔子思想之全貌），我佩服林語堂之洞見。改造賤民中國，最需要改造中國賤民，改造賤民最需要改造男性賤民。如何改造？從青少年甚至幼年起的讀書和思考！培養“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男人，讓這樣的男人通過家庭去改造他的子孫脫離動物狀態、脫離生殖道境界（可惜隻許生一孩），讓這樣的男人通過授生著書去改造國民尤其是青年脫離動物狀態、脫離生殖道境界（可惜不許說真話）。今中國平民去饑寒後迷戀麻將之類，有能耐的更迷戀權色空間並囤財移籍，幾人讀書？幾人讀古書？幾人求知？幾人探險自然、社會、思想？基本上一群又一群的渾渾噩噩王八蛋！
    
    柏拉圖說：“讓我們永遠堅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義和智慧。這樣我們才可以得到我們自己的和神的愛，無論是今世活在這裏還是在我們死後得到報酬的時候。”孔子並不談神的愛憐或庇護，他談人自己，談內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但孔子對智慧與正義的追求正如柏拉圖言（也許柏拉圖、孔子在求智慧方麵有方向差異，但正義方向卻無差別）。卡爾·波普爾說柏拉圖、黑格爾等是現代極權主義的思想根源，但孔子思想裏根本不存在柏拉圖式可作極權主義根源的哲學基礎，如果有也是漢儒董仲舒等炮製的倫理絕對主義附魂於神學天道論以及宋儒等從道家巧借“理”、“天理”本體與倫理名教的拙劣捆綁。
    
    追求“智慧”意味著無限追求真相，追求“正義”意味著無限追求公道，有此二者，人類必有康莊大道。而對於知識分子，應該將追求真相放在首位，象亞裏士多德說的一樣將思考、思想奉為最高幸福並自足，萬不能以個人的思想偏好掩蓋真相或阻止甚至迫害揭示真相者。沒有真相就沒有真知，而惟有有真相的正義才是真正的正義。
    
    如何讓人有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請讀軸心時代的古典書以自培思想厚土；為什麽我們的社會普遍缺乏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請讀史學家蕭功秦教授文或書以正視思想河流。故茲鄭重推薦儒家有關網站將蕭教授此文列入頭條文章以助流廣，以啟人心。
    
    林桂榛 20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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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麽我們缺乏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
    作者：蕭功秦
    
    一
    
    不久以前，我們去看一位從美國回上海探親的朋友。這位和我從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國留學，他談到多年以來在美國生活，感觸最深的是，在美國的中國人的生活追求，與西方人相比，有一個相當大的區別，那就是旅美中國人無論事業成功與否，無論屬於哪一個階層，似乎都非常重視物質生活方麵的追求，隻要中國人在一起，無論是台灣人、香港人、大陸人還是多年旅居美國的華僑，都非常實際，講求生活的享受與安樂，中國人平時談話的內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車，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麵似乎有很強的從眾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麵那麽多元化。在西方，確實有不少人隻關心自己的物質生活，但也確實有為數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東西，例如有的人喜歡冒險，而在日常物質享受方麵則相當隨便，有的人成了事業上的億萬富佬，但生活卻十分樸素，始終開一部普通的車子。錢賺得再多也不會想到買什麽高級轎車。他們對於別人以何種方式生活，追求什麽，物質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個人都以自我為中心，追求自己覺得值得追求的價值。換言之，中國人的人生追求相對而言則十分單一，而且很在乎別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會上以物質生活為中心，在從眾心理的支配下，人們也就自然會去擺闊，以此來顯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則比較多元化。甚至連日本人也比中國人生活價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麵要豐富得多。
    
    這位朋友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文化問題，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標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現出來的反差，我過去也隱約感覺到了。就拿我所接觸到的文科研究生與大學生來說，就我多年教學所知而言，其中相當強烈地出於對本專業由衷的熱愛而選擇這一專業的學生實在並不多。
    
    前不久我見到的一位來上海開會的美國女教授。十八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學讀研究生時，就與這位研究中國曆史的留學生成為好朋友。她現在在美國新英格蘭地區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學任教，她說，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這樣，她就可以有足夠多的時間來自由地研究中國文化與曆史，因為她現在上課太忙了，最缺少的是自由支配的時間。 她還說，她生活很簡樸，隻要再積一些錢，提前退休以後的生活不會有問題。
    
    這種把學術視為生活中最重要的價值追求的生活態度，在美國並非少見。在美國大學裏，人文學科的助理教職的收入並不那麽有吸引力，然而往往會有數十個博士或博士後寧願不要去公司賺大錢，而要前來應聘，大學教職競爭非常激烈。我曾向一位美國朋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既然獲得一個大學文科教職是如此困難，為什麽在美國還是會有那麽多人選擇去讀文科學位呢？這位朋友告訴我，這是因為他們確實有誌於哲學、曆史、文學與藝術專業，確實以此種學科當作為自己由衷的愛好，他們才會做出這種選擇。
    
    當下中國人的價值追求的單一化、同質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體會。記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車壞了，正在車攤修車時，放在車架上的一本《西方哲學史》的書名給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發現外星人似的驚訝地看著我，並自言自語地說：“哈！哲學！現在是什麽時代了，居然還有人在讀哲學！”
    
    這件事至少可以說明兩點，一是這位市民周圍確實長期以來沒有人對於純粹屬於人文領域的事物有興趣，否則他不會把我看成異類，並如此真切地感到驚訝。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認為，所有的人都理應追求與他所追求的同樣的價值。他無法理解別人追求一種與他不同的價值是合理的、自然的。他的表現正是他的人生態度的一種最自然的反應。我用這個例子隻想以此來說明，中國人在人生價值方麵，確實相當普遍地存在著一元化、、板塊化、同質化現象，中國人的價值觀分化程度很低。用這個例子可以從反麵來說明，什麽是“特立獨行”的生活態度。
    
    另一個例子是，去年有一天，我的一個發了小財的初中同學請我和其他幾位同學吃飯，在開往一家大飯店的出租車上，他突然大發感歎，說我們當中最可憐的就是筆者本人了，他說這是因為筆者現在還在拚命讀書。在他看來，在當今中國讀曆史書又能賺多少錢？對此我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確實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來對他的想法提出反駁，因為這實在不是一個簡單的常識問題，而是一個不同的生活價值態度問題。
    
    這個例子之所以特別有意義，是因為這位朋友在中學時期是全校最傑出的優等生，他的作文常常被語文教師當作全校高中生的範文印出來讓大家欣賞。而現在他卻非常真切地把金錢與享受，作為人生唯一值得的追求的價值來確認，並相當自然地認為，可以以此作為唯一的尺度，對別人幸福與否或可憐與否來進行評價，絲毫不覺得這樣做有什麽不妥。至少這個例子可以說明，這種一元論的拜金主義、功利主義、世俗化的價值觀如同潮水一樣已經滲透在我們活著的一代人中。以至於這種價值優勢已經取得可以指點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權地位了。
    
    再有一個例子是，去年七月我在舊金山矽穀參加了一個中國新僑民舉辦的家庭聚會。我滿以為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會由於我這位剛從國內的老鄉的到來，而問及有關中國的一些話題。然而在整個聚會中，人們談的隻是各自如何賺錢，剛買不久的房子又漲價了，附近什麽地方的托兒所最便宜，等等。人們幾乎完全沒有注意到一位中國大陸來客的存在。也根本沒有想到問問自己的故鄉有什麽新鮮有趣的事情，中國有什麽變化，中國有什麽問題，未來會怎麽樣。回來的路上，我對此十分感歎，詢問帶我來參加這次聚會的朋友，這是為什麽，我的朋友一時也回答不上來，隻是說，“這裏大多數中國人圈子談的都是這些。不談這些他們還有什麽可談的？”
    
    二
    
    為什麽會這樣？是由於中國人的國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價值追求？是由於中國文化中有問題？還是是一時的、過渡性的現象？
    
    有人說，這是由於中國人長期以來太窮了，窮怕了。所以會以十倍的努力來追求自己從來沒有真正享有過的東西。因為人畢竟是有欲求的動物。從古北新區訪友返回家後，我通過電話向我當年的一位中學老師談及這個問題，這位老師用傑克倫敦的一部小說裏的情節來說明這一點：當一個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時，這個被救者會不自覺地把船上的水與食品偷偷藏到懷裏去。因為他在海水中實在渴怕了。正因為如此，這位老師認為，將來中國人富了以後，一切都會變的。人們的追求會多元化的。
    
    但這種解釋卻不能說明，為什麽那些已經相當富裕的海外中國新僑民中產階層仍然如此強烈地追求實惠，在他們身上，似乎絲毫看不出有什麽新的價值觀出現的跡象。就拿越來越富有的台灣來說，金錢至上潮流，已經發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就拿香港來說，我在香港作了三個月的訪問學者，使我最驚異的一大發現是，號稱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擁有六百萬高素質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學辦了一份《二十一世紀》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辦的純人文刊物。這是不是表明，香港的中國人比日本人更像是經濟動物呢？
    
    有人說這與中國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關，這樣的解釋也有一定的道理。因為宗教對來世，對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與信仰，往往能培育人們超越功利的價值觀。中國人與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確實是相對淡漠的。佛教並不是中國的國教，本土的道教與其他宗教相比其實也相當功利化，自古以來，包括曆史代帝王在內的相當多人們信此教的目的，也隻是追求現世的長生，對來世與彼岸世界並沒有興趣。在中國，人們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懷著某種相當具體的功利的目的來求神拜佛的。一個結婚幾年沒有生兒子的中國人去觀世音象前燒幾柱香，與其說是出於對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說是一種對神靈的賄賂，體現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態度。一個缺乏彼岸觀念的國度裏，講求實惠、注重於現世的生活，務實而少幻想，便成為我們中國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處於一個商品世俗化成為潮流的時代，那麽，走向全民性的物質財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有人說中國人的價值同質化這種現象與大一統的儒家價值有關，因為儒家文化與其他文化相比，例如與伊斯蘭文化、東正教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由於沒有宗教作為自己的形而上的存在基礎，儒家缺乏強烈的宗教情懷，缺乏超越功利的價值。深受儒家影響的中國文明，因而與其他文明相比，無疑是一種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
    
    然而，當我們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中去時，卻會發現孔子恰恰是一個具有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的人。孔子本人是有強烈的超越功利的價值追求的。例如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在儒家先賢那裏，對形而上的道的信仰與追求是相當執著而且強烈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一個像顏回那樣的有精神信仰的君子，會生活得相當充實並具有人格力量。孔子從來對超功利的藝術與精神領域的追求看得遠比物質上的收獲更重要，他說過“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他還意識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在他看來，貴在自得之樂，一個人的追求才具有真正的動力。他對音樂的熱愛可以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在《論語》中，人們可以找到這方麵的許多言論。
    
    另一方麵，孔子對“道”的追求又並沒有使他成為禁欲主義者，他從來沒有單純地拒絕過物質上的享受。他並沒有像後世的佛教徒那樣，一般意義上反對“富且貴”。他隻是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無寧說，他主張在現世生活中，在追求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同時，仍然保持著一種有節製的世俗物質生活。這是一種相當樂觀的、積極向上的、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質享受的人生圖畫。一個以原典意義上的儒家作為安身立命的基礎的君子，他希求的是在精神與物質方麵達到的平衡和諧狀態。
    
    這使我想到了我的祖父。直到六十代年初期過世，可以說他屬於中國最後一代的受儒家影響的老式讀書人。根據家人的回憶與我小時候對他的依稀的記憶，他是一個樂天的老人，自命為“謔翁”，喜歡喝酒，喝得過量也會發酒瘋，對人非常善良。讀書甚勤，擁有萬卷藏書，購書成為生活中最大的愛好。每次發薪水就用來購書，購書之後往往是身無半文。反過來還要向子孫輩“借錢”。吃的則基本上是粗茶淡飯。高興時會眼淚縱橫。對子女又非常寬容，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就鼓勵自己的女兒（即我的姑媽）去讀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去追求自由戀愛，他從來不以自己的意誌要求他人。朋友很多，見到別人有難總會盡力相助。
    
    記得我小時候，哥哥笑話祖父填寫表格時把“宗教信仰”一欄填寫為“信仰儒教”，哥哥說，“儒家怎麽能算是宗教呢！”現在想來，祖父正是在精神上最接近於孔子原本意義上的那種儒者了。他對他所理解的“道”的誠摯信仰，與對現世生活的熱愛、對現世價值的享受有機地結合到一起，並達到和諧的地步。他從來沒有壓抑自己的個性，用“發舒”這兩個字來形容這位謔翁是最合適不過的了。他的這種自由舒展的個性與他的人生意義的追求結合到一起，形成一種樂天的生活態度與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態度的意義就在於，對天道的尊崇，使一個人可以擺脫那種單純的物質金錢的追求，而對現世人生的熱愛與樂天的態度，又使人不至於變成 “道”的殉葬者而不自知。我想，這種和諧的生活，可以產生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種不是刻意包裹與修飾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風格。一種有著豐富的精神追求的，達到“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人生境界。可惜這一種類型的儒者與我們之間已經出現無法接合的斷層。
    
    現在想來，人們從五四反封建的文學作品中見到的近代以來的士紳形象已經臉譜化了：中國的儒家士紳階層是專製的，不開化的，僵化而封閉的，生於儒家士紳統治家族社會，隻有打倒它或者離家出走一途。巴金《家》裏的那個士紳老家長的形象實際上是被高度符號化了，自五四以來，幾乎就成為中國舊家長製度的象征。其實，中國士紳階層本身在在外部文化的衝擊下也處於轉化過程中，分化出不同的類型。士紳中的專製家長當然不在少數，但並不是沒有其他類型，至少在我們家裏，就出現了從傳統士紳中轉化出來的一種新類型。在一定的條件下，儒家文化在與外部文明的融合中未必不能衍化出一種能夠容納超功利的精神價值追求的、容納特立獨行的人格的、通達發舒的新類型。可惜的是，這種自然的轉化由於種種因素而在中國沒有實現。二十世紀以來，士紳文化終於徹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帶了革命特色的農民文化。而農民不得不為稻梁謀的生活處境，使這種文化注定具有相當實用性與功利性特質。當然，這一點肯定不能解釋我們提出的問題的全部，但也許可以解釋部分。 
    
    三
    
    當然，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儒家主要的曆史趨勢不是走向發舒，而是走向“律則化”。我們自五四以來批判的，實際上是意識形態化的儒家，即把儒家的“道”變成官學化的政治意識形態，變成為統治者的工具，變成一種硬化了的“君尊臣卑”的綱常倫理。其結果就是儒家自身的異化。這種由於政治化而異化的最典型例子是東漢時期的“二十四孝”，一個為了使雙親有飯吃而把兒子活埋的孝子，成為中國文化中的典範與英雄，這無疑是一種為了某種被閹割了的“道”而犧牲人性的文化，這是一種失去了人性與道之間的和諧平衡的文化，這種“道”又如何對子孫後代具有吸引力呢？人們又如何會在對這種意識形態化的“道”的精神向往中，感受到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呢？一旦這種“道”對人們的強製與約束力瓦解了，失去精神追求的人們又怎麽可能不走向極端世俗化呢？
    
    一種重發舒的、通達而多少富有人性味的原典儒家，如何在西漢以後演變為“重一道同風”的、以律則化的方式來限製人的自由發展的官學化的儒家？這可以說自五四以來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最感興趣的問題。我想可能有兩個關鍵點。雖然這兩點也許都是老生常談。首先，在孔子那裏，作為社會人倫的“道”，被曆朝統治者解釋為“上尊下卑”的等級秩序的“道”，從而失去了原典中的道的本性。其次，把人欲追求與對道統的尊順不是有機地結合，而是完全對立起來。在《禮記》中有一段話最為清楚地表明了這種對立：“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而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這種思維方式與價值判斷，把忠信、立義視為與世俗欲求完全對立的東西來遵順，無疑是把儒家變成禁欲主義，而這種禁欲主義並不是為了實現超功利的審美追求，而是要實現一種現世政治目標，即實現統治秩序的機械般的穩定。這種禁欲甚至還及不上西方禁欲主義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對人性的吸引力。很難想象這種官學化的儒家，怎麽能使人們獲得一種發舒的自由的生活。
    
    於是，中國文化的周期變動就顯示出這樣的特點，禁欲式的“律則化”對人性的壓抑，形成機械式的人格特質。這種格式瓦解後，則呈現為不受精神力量製約與節製的逐利趨勢。在亂世時代，這種物質追逐表現為沒有章法的不開化的利己主義，在一個商品化的世俗承平時代，則表現為“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而無論在禁欲主義的格式化約束力有效的時期，還是在其失效的時期，無論在亂世還是承平時期，國民人格的表現都體現為同質化，中國有的是賢臣、烈婦，營利之徒或官學化的儒生，但就是沒有特立獨行的自由人格。當今中國，是一個可以讓人們自由逐利的時代，其人格特征更多地是表現為後一種類型。
    
    在當今時代，一個沒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終極關懷浸潤的民族，一個缺乏精神自主性價值的民族，一個長期受僵化甚至異化了的製度與律則支配，而並不理解自由主體性的民族，在市場化、電視文化的影響下，從意識形態的教義中脫逸出來的思想解放的衝動消失以後，隻能導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對超然的、超越功利的審美追求的缺乏，務實的傳統品格傳承下來，也隻有逐利一途。
    
    文化的解釋是以一個民族長期生存過程中形成的深層結構為基礎的。這種深層結構在意義在於，人們不自覺地受一種約定俗成的思維習慣與價值態度的支配而不自知。正如人們說話時，對支配這種語言的內在的語法結構的存在並不自覺一樣。一個民族很難擺脫長期形成的深層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
    
    其實，我們現代中國人中並不是沒有特立獨行的人，每一個民族的文化中總有一些超越性價值的因子。（這些超越性價值未必隻有知識分子精英們才能理解，並去身體力行的。）隻是我們沒有去發掘它們。
    
    我們曆史中有過屈原的浩渺無涯的想象力，有過《史記》中的豫讓那種充滿悲劇性格的俠義英雄，有過竹林七賢的真瀟灑，有過李白的真浪漫。隻是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後逐漸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題名與洞房花燭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說逐漸處於休眠狀態了。難道到了今天，我們芸芸眾生注定隻能把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機視為唯一的生存方式？
    
    我們當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論上對價值多元化還是肯定的，但這也許主要還是受惠於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價值”的影響與啟發，而不是來源於對自己文化中被我們已經遺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歸。希臘文化中的普羅米修斯，西方人的那種“無止境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愛因斯坦推崇的“熱愛是最好的老師”以及那種“孩子般的”“對宇宙秩序超功利的好奇心”，約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主義，美國小說中的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對“飛得盡善盡美就是天堂”的那種人生理解，都曾在不同時期給我們中國知識分子以超越功利的審美主義與浪漫主義的人生啟示。
    
    中國人什麽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奮發、這些東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種對人生的浪漫主義態度，我們應該感謝西方文明在這些超功利的價值方麵給予我們的激刺與啟迪。如果我們能從原典儒家的思想精華中汲取更多的養份，並把它與我們從西方文明中擷取的超功利的價值精華結合起來。我們也許可望獲得一種更為豐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
    
    事實上，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乃是創造之母。而有沒有這種多元化的生活態度與人生哲學，有沒有對生活本身的富於詩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我們生活方式的豐度與深度，決定這個民族對人類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創性的東西。決定我們的生命有沒有一種立體感，一個終日在電視機旁的看“會動的圖畫”的兩腳動物是不會有原創性的。
    
    附記：
    
    不久前，看電視中的《親情》節目，說的是一個湖南成績優良的高中生，性格內向，喜歡哲學而不願聽從家長的意旨去考大學建築係，他放棄了考到一半的高考，回家後老師與同學，心理醫生都說他有精神病，七年前離家出走，至今未歸。母親在電視上述說著自己對兒子的思念，希望這位失蹤的兒子能與她聯係，並保證再也不會幹預兒子以後的生活選擇。
    
    這一事件確實發人深思，喜歡哲學而不願考大學，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前麵提到的西方國家，決不會有人認為是精神不正常。而在中國，文化價值是如此的一元化，凡是與這種占統治地位的人生價值態度不吻合的，人們就會把這種價值態度視為異類。人們無法理解：這個學生成績那麽好，放掉大學不考，不是精神病是什麽？這種一元價值觀，在文革時期是如此，在世俗化的今天同樣是如此。不同的隻是價值觀的具體內容前後時代有所不同而己。這種情況似乎自古就是如此。記得多年以前讀研究生時，我讀到過一部明代縣誌，其中記載，在元代中期，由於多年不行科舉取士，以至當地儒家的禮儀皆已失傳，而當地卻有一個鄉村紳士，事事處處依古禮行事，在當地傳為笑談。由於可見，在中國古代，也是一元的價值態度占統治地位。
    
    一個不能寬容特立獨行人生的態度的民族，是很難產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沒有的思想與行事方式的人們。他們對於社會的意義在於，他們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業中去，並經由這種超越來達到常人難以達到的境界。隻有在那種境界中，才有可能發現常人難以發現的事物的本質。可以說當下讀哲學係的人中，很少有人像這位高中生那樣具有真正的哲學家的稟賦。這一件事令人深思，它也許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為什麽我們這個民族為什麽創造力不發達，為什麽我們社會缺乏人文科學的人才，為什麽我們的生活沒有豐富的色彩。
    
    （載蕭功秦2010年書《曆史的眼睛》，又見有關雜誌，初出未詳）
    
     
    
    附書評：我頭頂有繁星閃爍（李寅初）
    
    為什麽我們缺少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為什麽相比於西方人，我們的人生追求較為單一、同質？一個民族不能寬容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會怎麽樣？這是蕭功秦先生在《為什麽我們缺少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一文中的連續追問。最早知道蕭先生的大名就是通過該文。該文當年一經發表，享譽甚廣，並被選入上海市語文教材，本次亦收入他的最新隨筆集《曆史的眼睛》。
    
    蕭先生在學界以主張“新權威主義”而聞名，在晚清史、發展中國家轉型等領域均有獨到研究，常發前人之所未發。這一次他出版的《曆史的眼睛》，收錄了他多年來的散文隨筆精華。也許是因為畢生治史的緣故，蕭先生的散文隨筆極具文化曆史感，充分展示了他的自由個性和公共關懷。該書收錄的文章，有他對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深沉思索（《知識分子：困境中的沉思者》等），對恩師韓儒林先生的殷切懷念（《追憶恩師韓儒林先生》），還有他在台灣及日本、美國等地旅行的隨想感悟（《我看到一個真實的日本》等）。
    
    蕭先生最為我所佩服的一點是他多年來始終堅持自己的學者人格，不為利動，不因勢屈。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各大思潮論戰頻頻，其時，蕭先生以“新權威主義”別樹一幟，主張在穩定秩序的前提下，進行穩健改革。當時蕭先生的這種主張飽受責難，蕭先生始終不為所動，違千夫之諾諾，做一士之諤諤。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個學者的人格。什麽是學者的人格？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有一段說得非常好：“所謂‘學者的人格’者，為學問而學問，斷不以學問供學問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誌專一，雖若不周於世用，然每一時代文化之進展，必賴此等人。”我想起殷海光曾經有一段話評論梁啟超，用在蕭先生身上也甚為合適。殷海光說，“當著‘眾安混沌’的時候，梁啟超‘獨否’——他不安於渾濁。一群魚在混水裏待久了，它們不覺得水是渾的。同樣，一群人在渾濁的空氣裏呼吸久了，他們不覺得空氣是渾濁的。唯有清醒的心靈和銳敏感覺的人才能察覺一個時代和地方的渾濁。梁啟超就是這種人。梁啟超不僅是有清醒的心靈和敏銳的感覺而已，他並且主動地與渾濁的時代為‘敵’。這種知識分子，除了有真知灼見以外，還有不盲從附和及特立獨行的氣概。”
    
    我不知道蕭先生有沒有讀過這段話，但我知道，19世紀西人以堅船利炮轟開中國的大門以來，“中國將往何處去，中國的未來是怎樣”這個大問題始終圍繞著郭嵩燾、林則徐、陳獨秀、魯迅、胡適等幾代知識分子。今天的中國，仍處於這個亙古未有的大時代，中華民族的複興仍然任重道遠，在這樣的時代裏，保持學者的人格、知識分子的特立獨行仍未過時。
    
    “我頭頂有繁星閃爍，我心中有真理永在。”蕭先生在《曆史的眼睛》的後記中引用了康德的兩句話。在他看來，康德作為一個思想者，已經超越了一切俗務；在運思的執著與專注中，一切人間的煩惱都消隱了，隻剩下這位偉大的思考者與宇宙中的星星之間的直接對話。這是何等的充實！這應該是一個思想者的命運，康德追求的，就是這樣的坦蕩人生。
    
    讀完全書，以此句證之蕭先生，他的追求何嚐不是這樣呢？
    
    （原載西安日報2010/4/25；遼沈晚報2010/5/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