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夢”釋義
    作者：張晚林（湖南科技大學副教授）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孔子2564年暨耶穌2013年3月21日
    
    
    
    “中國夢”是當今中國社會較有熱度的一個詞匯，而其之所以“熱”，並非信息社會或網絡世界炒作的結果，乃中共新領導層和中國政府隆重推出的，以作為國家和民族之奮鬥目標。這一奮鬥目標與以往所提之目標殊異，以往所提之目標都較為落實，但這一次所提之“中國夢”的目標卻文學性較強。所謂“文學性”，一方麵固然是指其理想性大，另一方麵又指其虛靈性強，吾人若不能對“中國夢”有真切的把握，常使人不免落入詩性的詠歎之中而覺其美好而空乏。而一般民眾因著眼於眼前之生活，常把“中國夢”下滑為一個人現實的追求或理想。最近看到電視上常詢問一般百姓對於“中國夢”的理解，有人就說，希望能在城裏買一個房子，把鄉下的孩子與老婆都接過來；還有人說，希望孩子能上一個好的大學；更有人說，希望能快點成家或有自己的事業。應該說，尋常百姓的這些理想與追求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絕不是“中國夢”的究竟含義，也就是說，“中國夢”絕不是隻限於這種意義上。盡管說“中國夢”實際上是“人民”的夢，但“人民”一詞卻是一個“類概念”，這樣一個概念在通常的用法中——依羅素的理解——並無任何對象與之對應，而不是一個“類”的概念，即每個具體的個人的集合（對於“類概念”與“類”的概念，羅素有清晰的區分，如man就是一個“類概念”，不指代現實中的任何對象，但men卻是“類”的概念，指有限個體的集合，有實際指代）。因此，這裏的“人民”不隻是指現存於世的十三億中國人，而是指從鴻蒙開辟直至千秋萬代所有的炎黃子孫，故“人民”是一個文化民族概念，而不是一個數學的集合概念。這意味著，“中國夢”盡管是“人民”的夢，但不是每一個鬆散的民眾之夢的聚合，而是聚集於這種文化之下的這個民族之夢。如實說來，現在社會上對於“中國夢”，無論是政界還是知識界，其真義並未作深入的梳理與明確的界定，盡管口耳傳誦，皆不得其實。如果吾人不作一些鑒別與厘清，則“中國夢”或流於詩人之詩意詠歎，或失為民眾之現實希冀，皆非“中國夢”之實義，亦落不到實處，而中國以政府之名義而推出之目標，則必淪於空洞而白費。本文意在對“中國夢”作嚐試性的詮釋，以期導向民眾，扶持社會。
    
    要試圖對“中國夢”作出詮釋，必須回到其出處。“中國夢”一詞首次出現在習近平參觀《複興之路》圖片展的談話中，是時離其出任中共總書記僅十餘天。原文是：“每個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夢想。現在，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這個夢想，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願，體現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整體利益，是每一個中華兒女的共同期盼。”這裏需要注意的是：每個人都有夢想，但並不意味著每個人的夢想疊加起來就是“中國夢”。這裏的意思是：就如每個個體都有夢想一樣，“中國”作為一個整全而單一的“個體”，她也有她的夢想，就是民族偉大複興。這裏的“中國”就如前麵所說的“中國人民”一樣是一個“類概念”，決不是一個數量之集合概念，即絕不意味著如果每個人的夢想實現了，“中國夢”就實現了。“中國”與“中國人民”更多的是一個與文化和民族相關的“類概念”，故有曆史的賡續性。這意味著任何個體或一時之政府都不能完全代表中國，“中國”或“中國人民”一定牽合著曆史與傳統，任何個人或政府隻有牽連著這種曆史與傳統才表明其為“中國的”。所以，“中國”是堯舜禹的中國，亦是孔子孟子的中國，複是程朱陸王的中國，當然，更是千秋萬代華夏兒女的中國。“中國夢”就是讓這樣的一個國家站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決不隻是現時中國政府的強大與中國人民的富足。但吾人極易隻在這個層次上理解“中國夢”，這樣，就把“中國夢”僅僅理解為一個經濟發展問題。如果僅僅是這樣，則“中國夢”的提法並不新鮮，不值得吾人念茲在茲。首先，從中國國內來看，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黨與政府調整了治國理念，一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未有改變。果爾，則“中國夢”不過老調重彈，亦不會有如今這般之提斯人心、振拔士氣的力量。其次，從國際上看，現在各國政府都在拚經濟，而且發展經濟應該是一個政府的基本職責，談不上什麽“夢”。現在，我們要談“中國夢”就不能隻停留在經濟發展、生活富足這個層次上，因為這是“中國”…“夢”。所以，“中國夢”一定凸顯“中國性”，而“中國性”是一個文化的民族的概念，所謂“夢”乃切就文化與傳統而言，或者說，文化與傳統應該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維度，因為文化與傳統鑄成了一個民族的本性與血脈，且隻有在本性與血脈中，“夢”始成其為“夢”。外此，“中國夢”皆蹈空而不實。
    
    那麽，中國現在何以適時地提出“中國夢”呢？唐太宗嚐曰：“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吾人要明白其中的重大意義及其內涵，須先去研究一下曆史。這段曆史就是漢武帝時的“複古更化”。武帝時的“複古更化”，其基本內容是聽從以董仲舒為首的儒生之建議，確立儒學之主體地位，從而教化社會，移風易俗。董仲舒對策雲：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
     
    這裏再次強調，董子此處所說的“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乃惟對於社會普遍的人倫教化而言，不是針對自由的學術研究而言。普遍的人倫教化須統一，而學術研究可以自由，這是要分開的，且前者高於後者。這個意思，筆者在《論當代中國社會的精神特征與教化中的諸問題》有詳細的分疏，在此不必贅述。故吾人一定要在倫理教化而不是學術研究的立場上來理解董子等儒生以儒學去“複古更化”的基本用心，若以為是思想專製，不是大誤，即是厚誣。
    
    漢至於武帝時，何以須“複古更化”？漢武帝嚐向群臣提出一個問題：
     
    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雲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的回答是：“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維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雲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漢書·董仲舒傳》）依董子之意，漢武帝之“親耕藉田”、“問勤勞，恤孤獨”，乃至“勸孝弟，崇有德”雖皆為“堯、舜之用心”，但因是純粹政治上的，而社會層麵之教化未能興起，故其用心雖好而其國家亦不得其治。因此，董子力勸武帝複古更化。他說：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漢書·董仲舒傳》）
     
    那麽，從曆史上看，有漢發展至於武帝，何以到了必須重視教化，確立儒學之根本地位之關頭呢？錢賓四先生論之曰：
     
    （武帝）其時物力既盈，綱紀亦立，漸達太平盛世之境。而黃老申韓，其學皆起戰國晚世。其議卑近，主於應衰亂。惟經術儒生高談唐虞三代，禮樂教化，獨為盛世所憧憬。自衰世言之，則見為迂闊遠於事情。衰象既去，元氣漸複，則如人之病起，舍藥劑而嗜膏粱，亦固其宜也。後人謂惟儒術專利於專製，故為漢武所推尊，豈得當時之真相哉！（《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錢先生的意思是：高祖蕩平暴秦，建立大漢帝國，文帝、景帝既之以黃老無為之術與民生息，以此恢複生產、發展經濟，由此國力日增，元氣漸複，是為“文景之治”。但若漢帝國隻是止於恢複生產、發展經濟此種思路來治理國家，而不能上承堯舜禹、文武周公，下迨孔孟以來的禮樂教化傳統，以提斯生靈，規整社會，則漢帝國不過是一經濟大國，其一時的繁榮淹沒不住其根底之虛空。因為這繁榮完全是靠藥劑催生的，而非膏粱滋養的結果。藥劑者何？法度折旋也；膏粱者何？倫理教化也。因此，董子等儒生之力主“複古更化”，一方麵，給漢帝國以膏粱之滋養，使基層社會成為一倫理充融、教化大行之和諧社會，不至於純任經濟物力為紐帶。另一方麵，更重要者，由此表明漢帝國乃是承襲唐虞三代之禮樂中國而來，是“中國的”，並非由劉氏純以武力建立的無來曆、無傳統的龐大政治實體也。而且，漢帝國之為中國較晚周時之中國更強大，因晚周時不但諸侯紛爭，且教化不一，如今則四海為一，所差即在教化大行耳。基於此，“文景之治”加上武帝時之“複古更化”乃真正實現了某種意義上的“中國夢”。
    
    吾人現在再回到當下。中國現在的情形實有類於漢武帝時之國勢。漢帝國從高祖開國至文帝、景帝，到武帝“複古更化”，其時蓋六、七十年。新中國自一九四九年開國至現在亦六、七十年，其間之文化大革命對於文化傳統之破壞有類於秦代之焚書坑儒，爾後之改革開放有類於文景時代之與民生息，至現在，中國終成為經濟大國，其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當政者於此可謂功不可沒，民眾於此付出之辛勞亦彪炳千秋。但接下去我們怎麽走，漢武帝時代之問題再次呈現在當政者與國人麵前。“中國夢”的提出就是要回答這個問題。因此，“中國夢”的提出同樣亦有兩方麵的意義：其一，給當下社會以膏粱之滋養，使基層社會成為一倫理充融、教化大行之和諧社會，不至於純任經濟物力為紐帶。其二，表明現在的中國乃承襲唐虞三代之禮樂中國而來，是“中國的”。“中國夢”必須具有這兩個維度（當然不隻是這兩個維度）始可稱之為“中國夢”，不然，就是一時的政治舉措或經濟策略。而這兩個維度之實現，在中國，當然端賴儒家文化之複興。須知，前此一切的製度與理論，隻不過是一種經濟性的舉措，促成了我國經濟發展或“文景之治”的快速到來。隨著經濟大國之到來，亦可謂是“衰象既去，元氣漸複”，該到了“舍藥劑而嗜膏粱”的時候了。本來，漢帝國之與民生息甚為必要，但生息之後若無文化提斯，倫理的導持，則百姓或樸質無文、或野蠻驕橫，社會欲得長治久安亦難矣。而在當代，因信息之發到與交通之便利，若經濟繁榮下的人們無文化以提斯其心靈，倫理以導持其行為，則百姓不會隻是樸質無文、野蠻驕橫，必奸逆成性、盜賊猖獗，而這，正是時下中國的真實寫照。值此之際，適時提出“中國夢”，可謂“獨握天樞以爭剝複”也，王船山曰：
     
    天下不可一日廢者，道也；天下廢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廢者，學也；舜、禹不以三苗為憂，而急於傳精一；周公不以商、奄為憂，而慎於踐籩豆。見之功業者，雖廣而短；存之人心風俗者，雖狹而長。一日行之習之，而天地之心，昭垂於一日；一人聞之信之，而人禽之辯，立達於一人。其用之也隱，而搏捥清剛粹美之氣於兩間，陰以為功於造化。君子自竭其才盡人道之極致者，唯此為務焉。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獨握天樞以爭剝複，功亦大矣。（《讀通鑒論》卷九《獻帝》六）
     
    必得教化大行，使儒學道統之貫通於世道人心，“中國夢”才能真正實現。船山先生又曰：“立國無深仁厚澤之基，……雖厚戒之無救也。”（《讀通鑒論》卷十《三國》一）不要以為不興教化，定製立法亦可使“中國夢”到來。須知，法律與製度永遠不可能成為人們的“夢”，因為它們不是人性的原發性要求。海德格爾說：“一切本質的和偉大的東西都隻有從人有個家並且在一個傳統中產生出來。”（《隻還有一個上帝能救渡我們》）托克維爾說：“在美國，宗教從來不直接參加社會的管理，但卻被視為政治設施中的最主要設施，因為它雖然沒有向美國人提倡愛好自由，但它卻使美國人能夠極其容易地享用自由。”（《論美國的民主》）可見，法律與製度不是人的“家”，僅在這裏停靠，人們不可能有“夢”。如果我們也可以說“美國夢”的話，則“美國夢”的實現不僅僅依靠法律與製度，更重要的是其基督教傳統。在中國，這個“家”當然是儒學道統，這個傳統當然是儒家聖教，因為她不但有曆史傳承，且為“中國的”，是為“天樞”。若在此精神下實現“中國夢”，則吾人將是在續寫堯舜之盛世，漢唐之華章。“中國”亦確然是堯舜之中國，文武之中國，孔孟之中國，千百年後，吾人與先聖先賢分簽並架，亦無愧色。
    
    然這“天樞”是否能被握，須待國人之努力。但“夢”既已起航，吾人將拭目以待！若以為“中國夢”隻是經濟發展之夢，而不知其實義與大義，乃至好事者泛泛而論，僅為茶餘飯後之談資，事果至此，不亦悲乎？！伊川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隻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卻。”（《二程外書》卷十二）吾人之於“中國夢”，豈可不謹之慎之耶？！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