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家禮》的理學內(nei) 核與(yu) 平民精神

作者：劉依平（暨南大學中華文化港澳台及海外傳(chuan) 承傳(chuan) 播協同創新中心特聘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二月十五日壬午

         耶穌2025年3月14日

“哲學家們(men) 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yu) 改變世界。”馬克思的這句名言指出了純粹哲學思考的局限性。然而，在強調“知行合一”的儒家哲學傳(chuan) 統中，對宇宙根源、本體(ti) 及其生成過程的理解，與(yu) 對良好社會(hui) 秩序、終極人生價(jia) 值的追尋卻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南宋哲學家朱熹（1130—1200）有兩(liang) 部著作，對後世影響極為(wei) 深遠。一部是《四書(shu) 章句集注》，該書(shu) 立足“理”的哲學體(ti) 係，對《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展開理學化的經典詮釋，在“五經”之外建構出“四書(shu) ”的經典係統。另一部則是《家禮》，該書(shu) 著眼於(yu) “事”的具體(ti) 規範，設計出一套與(yu) 平民社會(hui) 相適應，以祠堂、木主、深衣、居家雜儀(yi) 、冠、婚、喪(sang) 、祭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禮儀(yi) 體(ti) 係，為(wei) 元、明、清三代民間日常生活提供了行為(wei) 指南。

理學內(nei) 核

與(yu) 依托經典文本、訴諸曆史傳(chuan) 統來建構自身合法性的前代禮學不同，《家禮》是在理學框架下展開的，也必然以理學為(wei) 理論內(nei) 核。

朱熹在理氣、理事、體(ti) 用的理論架構中定義(yi) 禮：“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yi) 則也。”萬(wan) 事萬(wan) 物是以天理為(wei) 本體(ti) 、以氣為(wei) 質料形構而成的，內(nei) 在地蘊藏著“天理之自然而不可易”的根本原則。人類通過理解、掘發、摹寫(xie) 、運用這一原則，為(wei) 人類社會(hui) 建立起合理的秩序，謂之禮。故就其本體(ti) 與(yu) 生成而論，禮就是天理的呈現（“節文”在此乃呈現之意，而非增刪之意），具有神聖性和超越性。以天理為(wei) 合法性根源，禮自然具有了公共性、強製性，所謂“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禮一旦形成，就成為(wei) “人事之當然而不容已”的“儀(yi) 則”，必然要求在人倫(lun) 日用間得到徹底的踐行。綜合地看，禮是理氣合一、貫穿理事、體(ti) 用一如、徹上徹下的。這一定義(yi) 顯著地發展了前代禮學理論，體(ti) 現出鮮明的宋代理學特質。

朱熹對禮的理學建構還表現在鬼神論上。禮莫重於(yu) 喪(sang) 、祭，而喪(sang) 、祭二禮的成立自然以祖先神靈的存在為(wei) 前提。在朱熹看來，鬼神可以從(cong) 陰陽二氣的角度得到解釋。祖先神靈固然是陰陽二氣的產(chan) 物，但作為(wei) 陰陽之靈又是具有知覺能力的。故子孫憑借得自祖先的氣，以虔誠的態度加以祭祀，就能招致祖先神靈的“感格”：“他氣雖散，他根卻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朱熹以陰陽二氣來理解鬼神，維護了理學體(ti) 係的完整性，用感通理論來解釋祭祀，維護了喪(sang) 葬、祭祀等禮儀(yi) 的必要性。由此形成了一種基於(yu) 理性主義(yi) 的鬼神觀，與(yu) 佛、道二氏的宗教祭祀觀念區別開來。

平民精神

朱熹《家禮》的平民精神，首先體(ti) 現為(wei) 麵向平民社會(hui) 製定過渡禮儀(yi) 。過渡禮儀(yi) 是指保護人們(men) 順利地通過人生重大轉折點的儀(yi) 式。一是分隔儀(yi) 式，發生在與(yu) 原有社會(hui) 關(guan) 係脫離和隔絕的階段，如喪(sang) 葬禮。二是邊緣儀(yi) 式，發生在從(cong) 一種狀態進入另一種狀態的中間階段或等待階段，如冠禮、笄禮。三是聚合儀(yi) 式，即與(yu) 新的社會(hui) 關(guan) 係結合為(wei) 一體(ti) 的階段，如婚禮、祭禮。朱熹《家禮》精心建構起一整套士庶通行的冠、婚、喪(sang) 、祭“四禮”體(ti) 係，其著眼點就在於(yu) 跳出傳(chuan) 統禮學對古代禮經的詮釋和複雜禮學問題的討論，為(wei) 宋代平民社會(hui) 提供一個(ge) 可以施行的禮治方案，引導平民百姓過一種禮儀(yi) 化、道德化的生活。

朱熹《家禮》的平民精神，還體(ti) 現為(wei) 家廟製度、神主製度、祭祀世數等問題上的禮學突破。宋代以前的禮製是建立在“世官世爵”的貴族社會(hui) 基礎之上的，故在立廟、作主和祭祀世數等問題上均采取嚴(yan) 格的貴賤分立的態度。唐宋之際貴族社會(hui) 解體(ti) ，代之而起的是“貴不長貴，賤不長賤”的平民社會(hui) 。高官顯貴或囿於(yu) 曾經的平民身份，或顧慮子孫無法長保富貴，並不敢依照傳(chuan) 統禮製立廟、作主、祭祖先，以致相關(guan) 禮製竟成空文。朱熹《家禮》順應了平民社會(hui) 的新常態，提出了家必有廟、廟必作主、祭及高祖的核心主張。所謂家必有廟，即所有家庭都應當建立祠堂，作為(wei) 舉(ju) 行冠、婚、喪(sang) 、祭禮的主要禮儀(yi) 場所。所謂廟必作主、祭及高祖，即所有家族都應當為(wei) 高、曾、祖、考四世祖先立神主並予以祭祀。這一石破天驚的禮學改革，打破了傳(chuan) 統的“貴族—平民”二元結構，推動祠堂、木主、祭禮製度向平民社會(hui) 下沉，從(cong) 而讓普通民眾(zhong) 也有資格參與(yu) 到儒家禮儀(yi) 實踐中來。

朱熹《家禮》的平民精神，還體(ti) 現為(wei) 隨順俗情。按照傳(chuan) 統儒家的禮製規定，祭禮隻在家廟而非墓地舉(ju) 行，時間也以春、夏、秋、冬四時的第二個(ge) 月為(wei) 正祭。但到了宋代，民間已有清明節、中元節、十月初一舉(ju) 行墓祭的禮俗，也常常在清明、寒食、端午、中元、重陽等民間俗節祭祀祖先。朱熹《家禮》大膽地采用了這些民間俗禮，並為(wei) 其設計了專(zhuan) 門的禮儀(yi) 流程。盡管朱熹的好友、理學家張栻對此予以嚴(yan) 厲批評，但朱熹的回答頗具智慧：“至午日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yu) 心安乎？”禮的意義(yi) 就在於(yu) 調節人情，導之於(yu) 正。民間百姓既然基於(yu) 樸素的道德情感，普遍施行墓祭、節祠，好的做法就是順應禮俗、鼓舞民情，而非一味地僵化複古、加以抑製。

上行下貫

理學內(nei) 核和平民精神賦予《家禮》以合理性與(yu) 現實性。隨著朱熹理學官方正統地位的確立以及在民間的廣泛傳(chuan) 播，《家禮》也通過“上行”和“下貫”兩(liang) 條路線獲得了無與(yu) 倫(lun) 比的影響力。

“上行”即《家禮》被納入國家禮典、法典。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家禮》“婚禮”曾被單獨頒布天下。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家禮》全文被分門別類地納入《大明集禮》吉、凶、嘉三禮之中。但由於(yu) 《大明集禮》沒有公開頒行，民間社會(hui) 生活仍無禮可依，於(yu) 是明成祖下詔“頒《文公家禮》於(yu) 天下”，冠、婚、喪(sang) 、祭都按照《家禮》行事，至此《家禮》的“禮典化”宣告完成。《家禮》的“法典化”則與(yu) 《大明律》的編修相關(guan) 。《大明律》中“戶婚”“丁憂”等條款，實際上是以《家禮》“婚禮”“喪(sang) 禮”為(wei) 禮學背景來製定的。

“下貫”即《家禮》在民間社會(hui) 的普遍推行。元、明、清三代，《家禮》與(yu) 老人、宗族、鄉(xiang) 約、保甲等製度相結合，為(wei) 教化民眾(zhong) 、組織社會(hui) 、治理地方提供了禮儀(yi) 原則。學者們(men) 也對注解、改寫(xie) 、推行《家禮》保持高度熱情，衍化出《家禮儀(yi) 節》《家禮全書(shu) 》乃至治家格言、族規祖訓、鄉(xiang) 禮鄉(xiang) 約等實踐禮學文獻。《家禮》還通過家風家訓、民間俗講、戲劇曲藝等形式，以一種潤物無聲的方式影響社會(hui) 大眾(zhong) ，塑造著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深入人心，傳(chuan) 諸久遠。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家禮》成為(wei) 維係傳(chuan) 統禮治社會(hui) 秩序的權威經典。

朱熹《家禮》不隻是理解傳(chuan) 統中國的重要切入點，同時也是活的禮樂(le) 文明傳(chuan) 統。時至今日，《家禮》冠、婚、喪(sang) 、祭的禮儀(yi) 設計以及慎終追遠、收親(qin) 睦族的禮義(yi) 價(jia) 值仍在民間社會(hui) 產(chan) 生著或隱或顯的影響，並伴隨著華人華僑(qiao) 的足跡傳(chuan) 播至世界各地。秉承“禮時為(wei) 大”的精神，在新的社會(hui) 實踐中推動朱熹《家禮》的創造轉化和範式更迭，可以為(wei) 當下的基層社會(hui) 治理提供曆史經驗，也可以為(wei) 未來的理想人類社會(hui) 秩序建構貢獻東(dong) 方智慧。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基於(yu) 衛湜《禮記集說》文獻整理的宋代禮記學研究”（20BZX060）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