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的鄉(xiang) 裏社會(hui) 與(yu) 國家治理

作者：卜憲群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正月廿四日辛酉

          耶穌2025年2月26日

秦統一後，“海內(nei) 為(wei) 郡縣，法令由一統”，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ge) 大一統中央集權郡縣製國家。郡縣製的基礎是鄉(xiang) 裏，先秦以來的鄉(xiang) 裏製度至秦的統一被整齊劃一，推行全國。漢興(xing) ，實行郡國並行製，但封國之內(nei) 采取的並不是等級分封製而是郡縣製，鄉(xiang) 裏製度也繼續得到鞏固發展。鄉(xiang) 裏製度的持續發展，形成了人口龐大、結構複雜的鄉(xiang) 裏社會(hui) 。

鄉(xiang) 裏社會(hui) 流動與(yu) 治理

秦漢大一統國家建立後，統一的政治環境與(yu) 社會(hui) 環境為(wei) 鄉(xiang) 裏社會(hui) 流動創造了更好的條件，鄉(xiang) 裏社會(hui) 的流動性特征也更加突出。一是政治性流動。秦統一後為(wei) 防止“六國後”、豪強等政治勢力擾亂(luan) 地方和鞏固邊防，曾多次大規模遷徙，如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yu) 鹹陽十二萬(wan) 戶”，三十五年“因徙三萬(wan) 家麗(li) 邑，五萬(wan) 家雲(yun) 陽”，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wan) 家”，還有“以適（謫）遣戍”“徙謫”等方式的大規模移民（《史記·秦始皇本紀》）。秦雖短祚，但移民數量十分龐大。漢興(xing) ，這些遷徙政策繼續得到執行，並擴大到吏二千石等高級官員範圍。政治性遷徙對被遷者來說是被動的，但仍為(wei) 社會(hui) 流動的一部分。在遷徙過程中，他們(men) 的社會(hui) 身份與(yu) 地域空間都被改變，所處的社會(hui) 結構也被改變。政治性遷移雖然是針對特定人群的有組織的集中遷移，但他們(men) 一般也都散落在所遷之地甚至沿途的鄉(xiang) 裏之中，並非按照原有鄉(xiang) 裏組織的整體(ti) 搬遷或重新建製。《史記·貨殖列傳(chuan) 》記載秦破趙後“諸遷虜少有餘(yu) 財，爭(zheng) 與(yu) 吏，求近處”，隻有卓氏夫妻推車到達被遷處。這說明原趙國豪富是一家一戶被遷徙的，卓氏夫妻與(yu) “求近處”的遷虜也都會(hui) 被安置在沿途鄉(xiang) 裏之中。東(dong) 漢馬援的祖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身份從(cong) 邯鄲被遷往茂陵，安置在成懽裏（《後漢書(shu) ·馬援列傳(chuan) 》注引《東(dong) 觀紀》），馬氏必成為(wei) 成懽裏的居民之一。二是貧困性流動。秦漢民眾(zhong) 一般都居住在固定的裏中，擁有戶籍，稱為(wei) 編戶齊民，受到嚴(yan) 格管理，非經政府允許不能擅自遷徙，但在貧困等特殊情況下，其遷徙往往突破限製。《漢書(shu) ·食貨誌》雲(yun) ：“貧生於(yu) 不足，不足生於(yu) 不農(nong) ，不農(nong) 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xiang) 輕家。”秦漢民眾(zhong) 因貧困、災害和統治階級的壓迫而“離鄉(xiang) 輕家”者人數眾(zhong) 多，《漢書(shu) ·鮑宣傳(chuan) 》記載鮑宣列舉(ju) 了水旱災害、官府重責、貪吏苛取、豪強蠶食、徭役無度、盜賊劫掠等七種致使民眾(zhong) 流亡的情況，稱之為(wei) “民有七亡”，大體(ti) 反映了漢代流民實際。與(yu) 政治性遷移不同，他們(men) 離開鄉(xiang) 裏是散亂(luan) 無序的，也沒有明確的目的地，往往還被法律定為(wei) 失去戶籍的“亡命”或“脫亡名數”之人。三是職業(ye) 性流動。士農(nong) 工商是秦漢職業(ye) 劃分的基本形式，鄉(xiang) 裏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農(nong) 民是多數，但實際上他們(men) 的職業(ye) 是多樣化的。有人教書(shu) 、遊學，如陳平“伯常耕田，縱平使遊學”（《漢書(shu) ·陳平傳(chuan) 》），王充“後歸鄉(xiang) 裏，屏居教授”；有人出為(wei) 官府小吏，如王尊“求為(wei) 獄小吏”（《漢書(shu) ·王尊傳(chuan) 》），許荊“家貧為(wei) 吏”（《後漢書(shu) ·循吏列傳(chuan) 》注引《謝承書(shu) 》），這些“吏”不是官員而是為(wei) 官府服役的窮苦人；有人打柴、放牧、庸作，如朱買(mai) 臣“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漢書(shu) ·朱買(mai) 臣傳(chuan) 》），公孫弘“牧豕海上”（《漢書(shu) ·公孫弘傳(chuan) 》），《漢書(shu) ·昭帝紀》雲(yun) ：“比歲不登，民匱於(yu) 食，流庸未盡還。”師古曰：“流庸，謂去本鄉(xiang) 而行為(wei) 人庸作。”足見災年為(wei) 庸者人數不少；還有人從(cong) 事商業(ye) 、手工業(ye) 及其他各種行業(ye) ，如齊地“好末技，不田作”（《漢書(shu) ·龔遂傳(chuan) 》），張楷“常乘驢車至縣賣藥”（《後漢書(shu) ·張霸傳(chuan) 》），崔寔“以酤釀販鬻為(wei) 業(ye) ”（《後漢書(shu) ·崔寔傳(chuan) 》），申屠蟠“庸為(wei) 漆工”（《後漢書(shu) ·申屠蟠列傳(chuan) 》），貢禹曾描述西漢後期在繁重的剝削壓迫下，“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漢書(shu) ·貢禹傳(chuan) 》）。漢代察舉(ju) 又稱為(wei) “鄉(xiang) 舉(ju) 裏選”，鄉(xiang) 裏民眾(zhong) 或因受到“鄉(xiang) 論”讚譽而被察舉(ju) 出仕，或被本地政府辟任屬吏，大多離開了故土，又因致仕、罷免等各種原因回歸鄉(xiang) 裏，形成閉環式流動。

秦漢國家針對上述社會(hui) 流動都製定了不同的治理措施。對政治性遷徙者，國家不僅(jin) 沒有剝奪他們(men) 的財產(chan) ，還給予經濟上的寬鬆政策和一定的政治待遇。如漢初遷徙齊楚大族到關(guan) 中時就“與(yu) 利田宅”（《漢書(shu) ·高帝紀》），而對普通民眾(zhong) 的遷徙，或賜予爵位，或備好房屋和生產(chan) 工具，保障他們(men) 的基本生活條件甚至社會(hui) 政治地位。對貧困性遷移者，國家采取安撫政策，如允許從(cong) 狹鄉(xiang) 遷往寬鄉(xiang) ，或給予流民基本生活生產(chan) 資料，但並不主張流民留在他鄉(xiang) ，而是讓他們(men) 返歸故裏。對職業(ye) 性遷移者，除官員外，國家並不鼓勵民眾(zhong) 離開鄉(xiang) 土。秦漢有“禁民二業(ye) ”的政策和“重農(nong) 抑商”的政治傳(chuan) 統，但實際作用並不大。由於(yu) 官員的戶籍可能仍留在鄉(xiang) 裏，故回歸鄉(xiang) 裏是官員仕途終結後的常態。《後漢書(shu) ·蘇不韋列傳(chuan) 》雲(yun) ：“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征，不得妄到京師。”至少反映法律規定部分官員不能隨意留在京城。

鄉(xiang) 裏社會(hui) 階層結構變化與(yu) 治理

戰國以來的戶籍製度推動了鄉(xiang) 裏編戶齊民社會(hui) 階層的形成。秦及漢初，動蕩結束之後，國家鼓勵軍(jun) 人和民眾(zhong) 回歸鄉(xiang) 裏，登記戶籍，按照爵位身份分配土地，成為(wei) 編戶齊民。“編戶者，言列次名籍也”（《漢書(shu) ·高帝紀》顏注），“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史記·平準書(shu) 》《集解》引如淳注）。編戶齊民就是在鄉(xiang) 裏登記戶籍的民戶，國家按照什伍編製將他們(men) 組織起來，承擔賦稅徭役，維護基層秩序。他們(men) 身份平等，沒有貴賤之分。一家一戶的編戶齊民是秦及漢初最為(wei) 廣泛的社會(hui) 階層，對穩定基層社會(hui) 起到了很大作用。漢初“文景之治”及社會(hui) 繁榮局麵的形成，與(yu) 編戶齊民社會(hui) 結構有很大關(guan) 係。但是，這樣穩定的局麵並沒有延續很長時間，漢興(xing) 六七十年後，一種稱為(wei) “豪民”的社會(hui) 階層興(xing) 起，他們(men) 暴虐鄉(xiang) 裏、兼並土地、擾亂(luan) 社會(hui) ，其勢力持續發展，成為(wei) 影響鄉(xiang) 裏社會(hui) 結構的重要力量。

漢代的豪民來源大致有三種：一是六國貴族豪民的延續。史稱“漢承戰國餘(yu) 烈，多豪猾之民”。雖然漢初對他們(men) 采取了強硬的遷徙政策，但由於(yu) 在經濟上不僅(jin) 沒有剝奪他們(men) 的財產(chan) ，甚至給予照顧，使得他們(men) 在鄉(xiang) 裏的經濟勢力又很快得到恢複和發展，“其並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裏”（《後漢書(shu) ·酷吏列傳(chuan) 》），就是寫(xie) 照。二是編戶齊民自身的分化。漢代的編戶齊民在法律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國家並不賦予他們(men) 經濟上的平等，鄉(xiang) 裏民眾(zhong) 的經濟狀況實際上千差萬(wan) 別。如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戶律》關(guan) 於(yu) 爵位授田的規定中，關(guan) 內(nei) 侯至庶人的授田標準從(cong) 九十五頃至一頃不等，數額相差巨大。又據竹簡《奏讞書(shu) 》十六記載，裏中還居住有關(guan) 內(nei) 侯、大庶長、右庶長、封君、五大夫等高爵之人，他們(men) 在經濟上與(yu) 普通編戶民顯然不同。此外，編戶民各家人口不同、勞動力強弱不同、居住地域不同以及抗衡自然災害能力不同等因素，也使他們(men) 的貧富差別客觀上各不相同。如江陵鳳凰山漢簡《鄭裏廩簿》所載鄭裏的25戶百姓中，家庭人口有1人到8人不等，能田作者1人到4人不等，占有土地的數量有8畝(mu) 到54畝(mu) 不等，貧富差距明顯。三是工商業(ye) 者和貴族官僚向鄉(xiang) 裏轉移。漢武帝時期，工商業(ye) 者受到新的官營政策打擊，“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的理念愈加普遍，其勢力“大者傾(qing) 郡，中者傾(qing) 縣，下者傾(qing) 鄉(xiang) 裏者，不可勝數”（《史記·貨殖列傳(chuan) 》）。貴族官僚“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yu) 民爭(zheng) 利於(yu) 下”（《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

“豪民”不是法律上的稱呼，一般也不具備特殊的政治權益，但因為(wei) 經濟勢力強大而改變了鄉(xiang) 裏社會(hui) 結構，原本平等的編戶齊民之間有了明顯的高下貧富之分。如《史記·平準書(shu) 》雲(yun) 武帝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並豪黨(dang) 之徒，以武斷於(yu) 鄉(xiang) 曲。”《索隱》雲(yun) ：“謂鄉(xiang) 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又《後漢書(shu) ·仲長統列傳(chuan) 》雲(yun) ：“漢興(xing) 以來，相與(yu) 同為(wei) 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豪民因財富形成了獨立於(yu) 國家權力之外的權威，“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的諺語就是寫(xie) 照（《漢書(shu) ·酷吏傳(chuan) 》）。西漢中後期到東(dong) 漢，編戶齊民的人身依附程度不斷加強，鄉(xiang) 裏社會(hui) 階層結構也隨之變化。

秦漢治理豪民的政策基本是打擊，如政治上遷徙、經濟上限製、社會(hui) 地位上貶低和使用酷吏等，也采取利用方式，改造他們(men) “佐吏為(wei) 治”或“以為(wei) 爪牙”（《史記·酷吏列傳(chuan) 》）。豪民也通過自身轉變，學習(xi) 經學、調整自我行為(wei) ，進入官僚隊伍。西漢中後期到東(dong) 漢，豪民及子弟或辟為(wei) 屬吏或察舉(ju) 入仕成為(wei) 常態，促進了豪民的國家認同。

鄉(xiang) 裏宗族勢力興(xing) 起與(yu) 治理

先秦宗法製度解體(ti) 後，以血緣關(guan) 係為(wei) 紐帶的宗族意識與(yu) 宗族組織仍然頑強保留了下來，這些宗族不僅(jin) 限於(yu) 六國後，基層社會(hui) 也有宗族。如《嶽麓書(shu) 院藏秦簡（叁）》中的《識劫案》，就記載了秦王政時大夫沛在娶為(wei) 妻後，還要召集宗人征求意見，獲得許可後其妻方可入宗，說明宗族在基層社會(hui) 中仍發揮作用。又，劉邦說“今蕭何舉(ju) 宗數十人皆隨我”（《史記·蕭相國世家》），蕭何當時的身份地位也不高，但卻有自己的宗族“數十人”。經過漢初六七十年的發展，宗族勢力開始抬頭，故漢武帝設置刺史時，把打擊“強宗豪右”作為(wei) 考核官吏的第一條標準。當然，在整個(ge) 西漢，宗族內(nei) 部之間的聯係還不十分緊密，族內(nei) 公共事務管理機製也不完善，宗族活動大都限於(yu) 宗族內(nei) 部家庭之間的議事、賑恤、互助或政治上的提攜，幹預國家政治、擾亂(luan) 鄉(xiang) 裏社會(hui) 的現象並不十分突出。兩(liang) 漢之際的政治動蕩和東(dong) 漢政權的建立，推動了宗族勢力的大發展。戰爭(zheng) 為(wei) 有勢力的家庭擴大在宗族中的影響力創造了條件，宗族的凝聚力加強。東(dong) 漢政權的建立者，其本身或為(wei) 大族，或有大族背景。東(dong) 漢宗族內(nei) 部的製度建設、聯係機製、政治活動都明顯加強。“祠堂”（《鹽鐵論·散不足》）在西漢中期已經產(chan) 生，至東(dong) 漢更普遍，“郡縣豪家”往往興(xing) 造“廬舍祠堂”（《潛夫論·浮侈》），祭祀祖先。宗族內(nei) 部已經有較明確的族際範圍，有一定的議事製度，有族長支配全族，有相互收養(yang) 賑恤義(yi) 務，有法律連帶責任以及宗族內(nei) 部的禮儀(yi) 規範等。東(dong) 漢的宗族顯然較之前有了更全麵的發展。

取代宗法製度的宗族及其組織在秦漢的發展，本質上是社會(hui) 經濟發展在社會(hui) 結構與(yu) 階級結構上的反映。史書(shu) 上所稱的“大姓”“強宗”“豪族”“衣冠”“著姓”等，往往都是宗族中的代表性人物或家庭，背後都有強大的宗族支撐，他們(men) 既是鄉(xiang) 裏社會(hui) 中的一員，也與(yu) 鄉(xiang) 裏社會(hui) 融為(wei) 一體(ti) 。而宗族的發展及其內(nei) 部組織化、規範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也對鄉(xiang) 裏社會(hui) 產(chan) 生重大影響。一方麵，宗族組織的內(nei) 部互恤救助等行動，彌補了國家政權力量的不足，起到穩定鄉(xiang) 裏社會(hui) 、保全民眾(zhong) 的作用；另一方麵，宗族中的代表性人物以及這個(ge) 社會(hui) 階層，在政治上對國家權力產(chan) 生強烈要求。東(dong) 漢後期，不僅(jin) 鄉(xiang) 裏基層政權多為(wei) 各地宗族勢力所把持，察舉(ju) 選官製度的核心“鄉(xiang) 論”也被宗族勢力所壟斷。

秦漢四百多年的曆史，鄉(xiang) 裏不僅(jin) 始終是國家最重要的經濟基礎、政治基礎、文化基礎與(yu) 社會(hui) 基礎，也始終是國家治理的重要對象。秦漢鄉(xiang) 裏社會(hui) 與(yu) 國家治理積累了豐(feng) 富的曆史經驗，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在中華文明發展史與(yu) 國家治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作者是2024年度《國家哲學社會(hui) 科學成果文庫》入選者、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學部委員、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