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重釋傳(chuan) 統經典的路徑

作者：許麗(li)

來源：（贛南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正月廿二日己未

          耶穌2025年2月19日

傳(chuan) 統經典承載著一個(ge) 民族的優(you) 秀文化。重釋傳(chuan) 統經典，不僅(jin) 是文化傳(chuan) 承的重要環節，也是增強文化認同與(yu) 文化自信的必要途徑。許多現代文論家早就意識到這一點，身體(ti) 力行進行著對傳(chuan) 統經典的重釋，為(wei) 傳(chuan) 統經典的傳(chuan) 承與(yu) 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聞一多對《詩經》的現代闡釋即是如此。探究聞一多重釋《詩經》的路徑，對我們(men) 今天汲取傳(chuan) 統經典資源以助推中國式現代化的文論體(ti) 係建構具有重要啟發意義(yi) 。

通過詞語考釋返回《詩經》時代

在對《詩經》的闡釋中，聞一多提出要“帶讀者到《詩經》的時代”，“使《詩經》恢複西周東(dong) 周當時的文字麵貌”。故詞語考釋是他帶讀者通往《詩經》時代的必經之路。

不妨先來看看他關(guan) 於(yu) 《芣苡》的解讀。他認為(wei) ，以往對《芣苡》的解讀“講來講去，還是幾句原話，幾個(ge) 原字，而話又那樣的簡單，簡單到幼稚，簡單到麻木的地步”，而其關(guan) 鍵在於(yu) 理解“芣苡”這一“篇中最要緊的字”。他首先按照植物學家的說法指出其“是一種多年草本植物，除了花是紫色的，小而且多之外，其餘(yu) 葉與(yu) 花莖都像玉簪。夏日結子，也是紫色的”。接下來，他根據禹母吞薏苡而生禹的傳(chuan) 說，並結合古聲韻學的知識，認為(wei) “‘芣苡’與(yu) ‘胚胎’古音既不分”，故“‘芣苡’的本意就是‘胚胎’”。然後從(cong) 生物學的觀點看，“芣苡既是生命的仁子，那麽(me) 采芣苡的習(xi) 俗，便是性本能的演出，而《芣苡》這首詩便是那種本能的呐喊了”。他還借助宗法社會(hui) 重視女性生殖功能的社會(hui) 學觀點，認為(wei) “這是一種較潔白的，閃著靈光的母性的欲望”。最後，他借用高本漢的方法，對《芣苡》進行古音標注，且對詩中“薄”“采”“有”“掇”“捋”“袺”“襭”等字作了解說。基於(yu) 多種方法的詞語考釋，聞一多不僅(jin) 看到了詩中婦女采摘芣苡的風俗畫麵，更感受到了遙遠時代人類對種族傳(chuan) 遞、繁衍生息的真誠期盼與(yu) 熱切渴求。

再如他在《詩新台鴻字說》中對“鴻”字的考釋。他認為(wei) 將“鴻”訓為(wei) 鳥名與(yu) 詩義(yi) 不合。為(wei) 此，他博引《太平禦覽》《說文》《爾雅》《周禮》《漢書(shu) 》《廣雅》《名醫別錄》等，多方求證。首先，他考定“籧篨”與(yu) “戚施”均指蟾蜍。基於(yu) 蟾蜍的異名中有大腹之義(yi) ，再根據“鴻”的語義(yi) 考證也有大腹之義(yi) ，故證實了“籧篨”“戚施”“鴻”的語義(yi) 相同。之後，他從(cong) 語音上考證“鴻”的古讀為(wei) 苦蠪，由此得出“苦蠪實蟾蜍之異名，則古有稱蟾蜍為(wei) 鴻者”。如此一來，通過對關(guan) 鍵詞語的語義(yi) 、語音的考釋與(yu) 辨析，他確證了“籧篨”“戚施”“鴻”在原初意義(yi) 上的相通，這為(wei) 《新台》提供了契合時代的解讀，且也使其“撒網求魚，卻網到癩蛤蟆”的意脈貫通了。

此外，他對《匡齋尺牘》《高唐神女傳(chuan) 說之分析》《薑源履大人跡考》《說魚》等有關(guan) 《詩經》文本的闡釋大體(ti) 循此論證方式。即便如《詩經新義(yi) 》《詩經通義(yi) 》《風詩類鈔》等未能專(zhuan) 門揭示篇義(yi) 的著作，聞一多也試圖通過“擇詞施訓”，重返曆史語境，以還其本來麵目。

在文學史脈中彰顯《詩經》價(jia) 值

基於(yu) 對《詩經》文本的闡釋，聞一多開啟了在文學史脈中彰顯《詩經》價(jia) 值的工作。《歌與(yu) 詩》與(yu) 《文學的曆史動向》是這方麵的力作。

其中，《歌與(yu) 詩》重在中國文學史脈中揭示《詩經》的“典範引領”價(jia) 值，這尤其體(ti) 現在它對於(yu) 現代新詩發展的推動上。現代新詩的興(xing) 起，可以說是對古典詩歌的反叛。但又因人為(wei) 地割斷與(yu) 傳(chuan) 統詩歌的聯係，而強調以西方為(wei) 標準，這使得新詩的發展猶如無根的浮萍，其發展軌跡和創作原則都有待製定和完善。聞一多的《詩經》闡釋意在提供一種參考方案。比如在發展軌跡方麵，他指出中國詩歌有一個(ge) 從(cong) 歌到詩的發展過程，“‘歌’的本質是抒情的，現在我們(men) 說‘詩’的本質是記事的”。而《詩經》則是歌與(yu) 詩合流的結果。這意味著現代新詩從(cong) “五四”時期的“抒情言誌”到20世紀40年代的“抒情的放逐”，是與(yu) 中國詩歌史脈相一致的。再結合他在《文學的曆史動向》中“詩得盡量采取小說戲劇的態度，利用小說戲劇的技巧”的論述，可見他意在說明《詩經》中抒情與(yu) 記事合流的方向也是現代新詩的發展方向。又如在創作原則方麵，他強調《詩經》是“詩歌合作中最美滿的成績”，原因在於(yu) 它是“歌詩的平等合作，‘情’‘事’的平均發展”，尤其是“其中的‘事’是經過‘情’的泡製”。這即是說《詩經》在對抒情與(yu) 記事關(guan) 係的處理上堪稱典範。所以，現代新詩應在《詩經》的導引與(yu) 參照下前行。

《文學的曆史動向》除了對“典範引領”價(jia) 值的揭示，它還在世界文學史脈中突顯《詩經》的“中華文明精神標識”價(jia) 值。聞一多認為(wei) 《詩經》確立了中國有別於(yu) 印度、以色列、希臘等其他文明古國的精神範式。這種精神範式體(ti) 現在以下方麵：一是抒情詩成為(wei) 文學的正統類型，並影響著其他藝術樣式。他認為(wei) ：“《三百篇》的時代，確乎是一個(ge) 偉(wei) 大的時代，我們(men) 的文化大體(ti) 上是從(cong) 這一剛開端的時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學也定型了。從(cong) 此以後二千年間，詩——抒情詩，始終是我們(men) 文學的正統的類型……詩，不但支配了整個(ge) 文學領域，還影響了造型藝術。”可見，《詩經》在中國文學甚至整個(ge) 中國文化上的奠基性意義(yi) 。二是詩具有巨大的社會(hui) 功能。他說：“詩似乎也沒有在第二個(ge) 國度裏，像它在這裏發揮過的那樣大的社會(hui) 功能。在我們(men) 這裏，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麵的生活。”通過對《詩經》的闡釋，他看到了中國詩的廣泛涵容性，這顯示出與(yu) 講究學科獨立的西方文化相區別的中國特質。

聞一多對《詩經》的現代闡釋大體(ti) 依循如下路徑展開：一是提出構想，以西學為(wei) 參照視角來看清本真麵目；二是實施驗證，通過關(guan) 鍵詞語的多方考釋還原曆史；三是開掘價(jia) 值，在文學史脈中以古今中外對話彰顯其“典範引領”與(yu) “中華文明精神標識”等價(jia) 值。這不僅(jin) 可以用於(yu) 對《詩經》的還原與(yu) 闡釋，也可以用於(yu) 對整個(ge) 傳(chuan) 統經典文學的還原與(yu) 闡釋工作，借此讓更多的傳(chuan) 統經典資源參與(yu) 到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文化建構中來。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規劃項目“20世紀40年代中國現代文論轉型研究”（23BZW019）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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