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與(yu) “自然”——餘(yu) 敦康的理智與(yu) 情感

作者：口述 馬寶林（餘(yu) 敦康妻子）；記錄整理 艾蘭(lan) （餘(yu) 敦康女兒(er) 餘(yu) 楠的筆名）

來源：《光明日報》（2025年02月17日 11版）

餘(yu) 敦康

餘(yu) 敦康（左）與(yu) 北京大學教授樂(le) 黛雲(yun) 合影。

餘(yu) 敦康（左）與(yu) 妻子馬寶林（右）、女兒(er) 餘(yu) 楠在一起。

學人小傳(chuan)

餘(yu) 敦康（1930—2019），湖北漢陽人。1951年考入武漢大學哲學係，1952年隨院係調整轉入北京大學哲學係。1960年北京大學哲學係研究生畢業(ye) 。在中學任教多年，1978年調入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曾任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著有《漢宋易學解讀》《易學今昔》《周易現代解讀》《魏晉玄學史》等。

從(cong) 1978年老餘(yu) 被調到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到2019年他因病辭世，差不多是四十年，而我們(men) 相遇相伴的歲月，也正好是這四十年。我想，這或許是命運的一種安排。提起那四十年間的點滴，我都還曆曆在目，卻又不知該從(cong) 何談起。想了想，最後決(jue) 定還是談談我所了解的他這個(ge) 人：他是個(ge) 有責任感、有事業(ye) 追求、有組織、有紀律、有擔當的人，作為(wei) 學者，無論生活中還是學術上，從(cong) 來都很嚴(yan) 謹。

他有思想，特別對玄學情有獨鍾。他說：“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如同金嶽霖先生在《論道》中所說的，不僅(jin) 在研究對象上得到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的結果上得到情感的滿足。”他在生命軌跡中，也在尋求屬於(yu) 他自己的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滿足。

儒道“會(hui) ”通

玄學的主題是自然與(yu) 名教的關(guan) 係。道家明自然，儒家貴名教，如何處理儒道之間的矛盾使之達於(yu) 會(hui) 通，成為(wei) 玄學清談的話題，也是老餘(yu) 對於(yu) 玄學思辨的焦點。離他的生活最近的儒道“會(hui) ”通，則是宗教所儒教室和道教室每周的聚會(hui) 。

從(cong) 20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我們(men) 住在東(dong) 單的一個(ge) 大雜院裏，距離中國社科院不遠。每周二是所裏固定上班的日子，一到這天，老餘(yu) 人在哪兒(er) ，哪裏就熱鬧。從(cong) 最初的幾個(ge) 人到越來越多的參與(yu) 者，儒教室與(yu) 道教室不由自主地聚成儒道“會(hui) ”通的聚會(hui) 。大家清談闊論，興(xing) 致勃勃。在社科院一直聊，還不盡興(xing) ，一行人就邊聊邊走，走到東(dong) 單我們(men) 的蝸居，繼續邊吃邊聊。群賢畢至，少長鹹集，有酒有菜，雖居陋室，無曲水流觴，但那是一段非常快樂(le) 的時光。

在清談之中碰撞出的火花，成了大家從(cong) 事學術研究的思想源泉。伴隨著“文化研究熱”，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儒道會(hui) 通的觀念，研究的熱情越來越高。老餘(yu) 在這段時間完成了《何晏王弼玄學新探》和《內(nei) 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兩(liang) 本書(shu) ，這是他用心寫(xie) 的，不是用腦子，他在學術研究中投入了他的理智與(yu) 情感。他在不斷書(shu) 寫(xie) 著自己的人生，也改變了我的生命軌跡。

柴米油鹽與(yu) 浪漫愛情

和老餘(yu) 結婚前，我是北京汽車工業(ye) 公司的職工，一個(ge) 性格張揚、獨立生活的女青年，而這個(ge) 博覽群書(shu) 的男人改變了我後半生的軌跡。

1978年，我們(men) 經朋友介紹相識。那年，他48歲，我38歲，這樣的年齡，那樣的時代，要建立一個(ge) 家庭，對於(yu) 我倆(lia) 來說，是需要慎之又慎的。對他，對我，這個(ge) 過程都既是理智的了解，又是情感的滿足。

在我們(men) 交往的時候，他說：“生活是否有意義(yi) ，主動權在自己手中，如果我們(men) 決(jue) 心讓他有意義(yi) 他就有意義(yi) 。如果說終究有命運，我們(men) 就是命運的主人。”那時候他給我的一封信裏有一段他對婚姻的憧憬，讓我至今看來都心潮澎湃：“讓我們(men) 的家成為(wei) 宇宙的中心，讓我們(men) 的感情成為(wei) 生活的軸心，但我們(men) 仍是有事業(ye) 心的，這個(ge) 事業(ye) 就是做一個(ge) 星際的航行者，曆史的遨遊者，世界的旅行者，我們(men) 的生活充滿詩情畫意，有鮮花，有音樂(le) ，有文學，有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最美好的東(dong) 西，讓我們(men) 兩(liang) 個(ge) 人成為(wei) 永遠不知疲倦的對話者，讓心靈的閘門永遠敞開，讓思想感情的交流永遠暢通無阻。”

這段浪漫主義(yi) 的暢想深深吸引了我，我們(men) 終於(yu) 決(jue) 定做命運的主人。1979年，我們(men) 結婚，很快就有了女兒(er) 餘(yu) 楠。從(cong) 兩(liang) 個(ge) 人變成三口之家，他對我的承諾，都兌(dui) 現了，他是我這輩子值得依賴的人。

生活就是柴米油鹽，沒有那麽(me) 多浪漫。他對工資收入、工作職稱一向看淡，“文革”後第一次提工資、評職稱、分房子的機會(hui) ，他都不讓我爭(zheng) ，而那次分房正值我們(men) 兩(liang) 個(ge) 單身需要走到一起之時。而不爭(zheng) 的結果，是單位領導主動了解情況，最後根據我大齡、晚婚、少數民族、對方單位無房等條件，把房子分給我了。就這樣，我們(men) 順理成章走到一起。他說，如果你非要爭(zheng) 一件事情，那即便爭(zheng) 贏了也是輸。

他說我是儒家，他是道家。我問，儒家和道家的區別是什麽(me) ？他說，儒家是明知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道家是明知不可為(wei) 而不為(wei) 。這不過是他中年糊弄我的說辭，他在年少輕狂的時候，雖然不爭(zheng) 名利，但因直言而遇到的坎坷何其多。

得意忘言

因為(wei) 理智的堅持與(yu) 情感的任性交織，老餘(yu) 這一輩子是比較坎坷的。他很喜歡蘇軾，或許是欣賞這位屢遭貶謫仕途不順的文人士大夫麵對逆境的精神吧。

1930年，老餘(yu) 出生於(yu) 湖北漢陽，父親(qin) 經商，小時候家境還可以，然而抗日戰爭(zheng) 爆發，在時代的洪流裏，家庭和個(ge) 人的命運如一葉扁舟。早年喪(sang) 父，長兄到外地求學，老餘(yu) 與(yu) 母親(qin) 、姐姐妹妹相依為(wei) 命，雖有些困頓，但簡單的生活也很有樂(le) 趣。他像當時的很多愛國青年一樣，在求學的過程中慢慢萌生出文化救國的願望。但是，老餘(yu) 的大哥從(cong) 西南聯大畢業(ye) 回來後，想讓他學理科，老餘(yu) 卻想學文科。長兄如父，在哥哥的強壓下，老餘(yu) 第一次反抗，獨自離家，從(cong) 武漢白區翻過一座山，跑到了紅區參軍(jun) 。

不知是不是因為(wei) 這段記憶，等我們(men) 的女兒(er) 長到青春期，老餘(yu) 見我批評女兒(er) ，就會(hui) “搗糨糊”，不讓我說她。女兒(er) 走了，他就說我：“你說她幹嗎？離家出走了，你到哪兒(er) 找？你還活得成嗎？”晚年的老餘(yu) 柔軟了許多，他也說不清自己青年時代的選擇是儒家的堅持還是道家的任性。

參軍(jun) 後，部隊領導看他文筆好、有想法，把他從(cong) 保衛科調到了宣傳(chuan) 科。老餘(yu) 開始發表文章，展現出在文字與(yu) 思想上的專(zhuan) 長。然而，生性耿直、愛好自由的他並不適應部隊生活，不久就離開了。

離開部隊後，兜裏沒幾個(ge) 錢的老餘(yu) 打了幾斤散白，搭了一個(ge) 拉棉花的駁船。在那一船棉花頂上，他喝著酒，仰望著空中恣意變幻的遊雲(yun) ，隨著亙(gen) 古東(dong) 流的江水漂泊。人世流水、浮雲(yun) 蒼狗，他第一次認真思考：“我到底要做什麽(me) ，為(wei) 什麽(me) 來到這個(ge) 世界，用什麽(me) 方式救國？——用文化！”從(cong) 那時候起，沒讀完高中的他決(jue) 定要考大學，要考哲學係。哲學，是他敲開世界的門。

1951年，老餘(yu) 考入武漢大學哲學係，後因全國高校院係調整，轉入了他一開始就向往的北京大學學習(xi) 哲學。大學期間，他的成績一直很優(you) 秀，可畢業(ye) 的時候沒能留校，被分到了天津一所中學教書(shu) 。他想要繼續讀書(shu) 做研究，下決(jue) 心報考北大的研究生，因為(wei) 本科成績優(you) 異，最終被北大破格直接錄取。

老餘(yu) 1956年重返北大。在北大校園裏，青年學子們(men) 慷慨激昂、熱血沸騰，他給武漢大學的朋友寫(xie) 了四封信。後來，這四封信被一位朋友找到了，信中寫(xie) 道：“現在，我覺得我們(men) 走進了一個(ge) 全新的曆史領域，過著一種全新的生活，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有了人的個(ge) 性的全麵發展……人的尊嚴(yan) ，人的獨創性得到承認、鼓勵和法律的保護，這種生活在任何國家裏都不曾有，在人類曆史上，在中國是第一次有了，所以這是一種從(cong) 理智到感情都能確實感到的真正的幸福。”可見，那時的老餘(yu) 是多麽(me) 興(xing) 奮。

不久，老餘(yu) 遭遇了人生的至暗時刻，母親(qin) 也跟著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在此之前，他已計劃好將母親(qin) 從(cong) 老家接來北京，還準備送母親(qin) 一把梳子、一副老花鏡。結果，這三個(ge) 簡單的願望都沒有實現。自幼和母親(qin) 關(guan) 係極為(wei) 親(qin) 厚的老餘(yu) ，沒能實現對母親(qin) 的諾言，這讓他始終難以釋懷。在那段時間，老餘(yu) 囿於(yu) 生活的困境，無法靜心思考玄學，但對於(yu) 魏晉玄學家們(men) 的命運，對於(yu) 阮籍、嵇康詩文中所表現的深沉的情感以及痛苦矛盾、彷徨無依的心態，有著一種切身的感受和強烈的共鳴。

好在經曆這次打擊的老餘(yu) ，並沒有一蹶不振。一段時間之後，老餘(yu) 又回到了北大。那時候，他跟著任繼愈先生編輯整理《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匯編》，雖然沒有太多精力搞自己的研究，但也正是整理那些資料的過程讓他積累了大量知識，為(wei) 他日後的研究打下了基礎。隻可惜，沒多久老餘(yu) 就又被分配到湖北漢陽平林中學教了八年的書(shu) 。

1970年，老餘(yu) 拿著介紹信輾轉多地，風塵仆仆地趕到平林，生活環境一夕劇變，卻並沒有怨天尤人，在平林中學，他交上了不少朋友。當時一起工作的韓道生後來回憶說，那時候他們(men) 常聚在一塊喝酒談天，老餘(yu) 在教學上解答了他的許多疑問，他們(men) 還一起參加學校的勞動，一起過節，一起旅遊。那時候，不光周圍的同事，就連學校的學生和附近的鄉(xiang) 親(qin) 也都喜歡老餘(yu) ，愛聽他講話，直到幾十年過去，他們(men) 還都記得老餘(yu) 是個(ge) “活字典”。

一直到1978年，48歲的老餘(yu) 才正式被調回北京，到宗教所工作，真正投入他所熱愛的學術研究。他說自己失去了寶貴的二十年，因此對這來之不易的研究機會(hui) 無比珍惜。我甚至覺得，他對研究專(zhuan) 注到了近乎極致的程度。

但依舊因為(wei) 他的性格，工作並非一帆風順，1987年舉(ju) 家遷去南京。在南京大學，他同樣遇到問題，1989年重回北京，宗教所還是敞開了懷抱。這是深厚的緣分吧。這時我也來到了宗教所工作。這次歸來之後，便是文章前麵提到的宗教所儒道“會(hui) ”通的歡樂(le) 與(yu) 積極思辨的學術氛圍。

曆經半個(ge) 世紀的坎坷，到晚年，老餘(yu) 在玄學研究上無形中摸索到“得意忘言”的境界。“意”是指把整個(ge) 人投身於(yu) 其中的主客合一，是玄學家在承受著生存困境的情況下仍然苦心孤詣去探索天人新義(yi) 。這是他創作的高峰期，與(yu) 此同時，教育觀點也漸漸成熟。

天人合一與(yu) 知行合一

老餘(yu) 有很多段教書(shu) 的經曆，早年教過小學和中學，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社科院帶碩士生、博士生，晚年在北大給本科生講授哲學導論，還給一些企業(ye) 家講授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智慧。他不喜歡那種耳提麵命式的教育，更喜歡潛移默化的引導，這也是他不自覺地承接北大的傳(chuan) 統。

他為(wei) 學生講哲學導論，談到“哲學是什麽(me) ”的問題，他認為(wei) 這沒有確定的答案，每個(ge) 人有每個(ge) 人的看法，不同的人生經曆和哲學結合，形成了不同的哲學觀，也造就了哲學的不同。所以他引用金嶽霖先生的話，哲學是“說出一個(ge) 道理來的成見”，老餘(yu) 不願意用自己的成見去“誤導”別人。

他希望他的學生擁有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開放的心態，特別是要有一種對中國文化慧命的執著，對傳(chuan) 統與(yu) 創新的不懈追求。這是屬於(yu) 北大的學風。時隔半個(ge) 世紀，他回憶在北大求學的往事，“一切都變得依稀仿佛，如霧如煙，但是唯有這顆在北大所承接的文化的種子以及對玄學的鍾愛始終未能忘懷，因而也一直把北大當作自己的精神家園”。

隨著傳(chuan) 統文化研究逐漸受到重視，老餘(yu) 的學術會(hui) 議和活動慢慢多了起來，他有時也去美國、德國、新加坡、日本講學。他參加過會(hui) 議之後，總有人會(hui) 津津樂(le) 道地談起會(hui) 議的“花絮”，老餘(yu) 如何扭轉乾坤、一錘定音；如何在討論中提出問題，挑起爭(zheng) 論；老餘(yu) 拍桌子了——會(hui) 議上兩(liang) 派爭(zheng) 論得不可開交且不成體(ti) 統的時候，老餘(yu) 突然拍案宣布：“散會(hui) ！”讓陷入牛角尖而不自知的學者們(men) 驟然停止爭(zheng) 論，且慢慢回過味來，大有禪宗棒喝的效果。

他珍惜能將中國的文化精神推廣出去的機會(hui) ，但這樣那樣的事務沒有占去他的太多精力，不論什麽(me) 時候，他的注意力還是在哲學上、在他研究的學問上。

他有一篇後來被多種文集收錄的文章——《回到軸心時期》，在文中，他展望著：“人類文化必將形成一種高度和諧的多樣性的統一，是一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文化，一方麵千姿百態，具有各個(ge) 民族鮮明的個(ge) 性，獨特的思路，不同的風格，另一方麵，又有著共同的追求目標，共同的價(jia) 值取向，表現了共同的人性本質，是人類可以優(you) 遊於(yu) 其中的共同的精神家園。”

他窮其一生，不斷追求理智的了解與(yu) 情感的滿足，知行合一地探求著天人合一的境界，以及陰陽二氣所構成的和諧統一。

老餘(yu) 很欣賞張載，他反複跟我提的是張載在《正蒙·太和篇》裏的四句話——“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wei) ；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以及最知名的“橫渠四句”——“為(wei) 天地立心”講世界觀，“為(wei) 生民立命”講人生觀，“為(wei) 往聖繼絕學”講繼承內(nei) 聖心性之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講由內(nei) 聖心性開出經世外王。而老餘(yu) 這一生，走到最後是“和”，與(yu) 不同思想的“和”，與(yu) 自己人生的“和”，儒心道骨的“和”，“名教”與(yu) “自然”的“和”。

老餘(yu) 晚年曾跟我講，“我寫(xie) 了八本書(shu) ，帶了一些學生，我沒有白來一趟”。他去世的那天，我早上醒來，看到他正在望著天花板微笑。

我想他是沒有留下什麽(me) 遺憾的，他的人與(yu) 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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