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經亦史”論的思想意蘊

作者：胡寧（上海大學曆史學係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冬月十八日丙辰

          耶穌2024年12月18日

眾(zhong) 人耳熟能詳的“六經皆史”是清代史學家章學誠提出的，此論實是浙東(dong) 後學章學誠承襲王陽明應答弟子徐愛的一段論述。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wei) 史。史專(zhuan) 記事，恐與(yu) 五經事體(ti) 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之謂之史，以道言之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shu) 》是堯舜以下史，禮樂(le) 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王陽明說“《春秋》亦經，五經亦史”，前提是“以《春秋》為(wei) 史”，實際上說的就是“六經皆史”，因明確作此表述的是章學誠，為(wei) 免誤會(hui) ，不妨稱為(wei) “亦經亦史”論，此論在經學史和史學史上皆有很重要的價(jia) 值，表現了王陽明對朱熹經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以《春秋》為(wei) 史。王陽明的“亦經亦史”論發端於(yu) 其弟子徐愛的發問，“先儒論‘六經’”之“先儒”其實指的就是朱熹，《朱子語類》載有朱熹應答門人的話說看《春秋》“隻如史樣看”，說《春秋》隻是聖人“因國史所載而立之”，其中未必有那麽(me) 多褒貶之意，讀者也不應“屑屑求之”，這在經學史上是非常大膽的觀點。此論並不是一時的想法，《朱子語類》中多處記載了朱熹對所謂“義(yi) 例”“一字褒貶”的質疑和否定，誠如趙伯雄先生所說：“朱熹看《春秋》，著眼於(yu) 其中的記事……他不認為(wei) 在一字半字之中有什麽(me) 聖人的‘褒貶’。”

朱熹主張恢複《春秋》作為(wei) 史著的本真，但也並不否認《春秋》是經，“大義(yi) ”確有，隻是並不是用“書(shu) 法”“義(yi) 例”之類的方式表達，表達的方式就是記事而已，讀者“自觀之以為(wei) 鑒戒”。他說：“想孔子當時隻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xie) 在這裏，何嚐雲(yun) 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隻要平平常常地去看所記之事，此事是僭越、彼事是失禮，自然曆曆分明，“大義(yi) ”也就彰顯出來。

朱熹的論述相當細致具體(ti) ，而王陽明進一步作了抽象概括。“以事言之謂之史，以道言之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這幾句，揭示了事與(yu) 道、史與(yu) 經的辯證關(guan) 係。《春秋》從(cong) 記事層麵來說是史書(shu) ，從(cong) 其承載的道理來說是經書(shu) ，兩(liang) 者不可分割。道理是通過記事彰顯出來的，而記事是在一定道理主導下的記錄，若無主見，也就不知道記什麽(me) 、如何記。不僅(jin) 如此，王陽明從(cong) 《春秋》一經出發，推而廣之，將事與(yu) 道、史與(yu) 經的辯證關(guan) 係作為(wei) 一個(ge) 綱領性的普適規律，從(cong) 而把“亦經亦史”認定為(wei) 儒家經典的整體(ti) 性質。

“道”以“事”“史”言。在事、道不二的思想框架下，王陽明認為(wei) 《易》是“包犧氏之史”（因《係辭傳(chuan) 》言庖犧氏始作八卦）。《易》學有象數、義(yi) 理兩(liang) 派，王陽明盡管注重的是義(yi) 理，但並不反對象數之學，並不貶低卜筮，他提出“良知即是易”的觀點，卻並沒有用心學闡論完全取代對經典本身的認真觀照，其《易》學誠如學者已言“更近於(yu) 小程、朱子而疏離了陸、楊”。

王陽明有一段答弟子問的話，就是專(zhuan) 門講“主卜筮”“主（義(yi) ）理”之辨的。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chuan) 》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yu) 卜筮者乎？……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jue) 狐疑，神明吾心而已。”

可知在《易》學方麵，“事”就是卜筮之事（內(nei) 涵被拓展了），“道”就是易理，兩(liang) 者相即非二。而卜筮之事的創製曆程，即“仰則觀象於(yu) 天”雲(yun) 雲(yun) ，從(cong) 而“始作八卦”，就是“包犧氏之史”。

弟子言“朱子主卜筮”，有所偏頗，宋代《易》學，能較公允地看待象數、義(yi) 理兩(liang) 派得失的正是朱熹。他在給劉君房的回信中既指出“言象數者”的“穿鑿”之弊，又指出“言義(yi) 理者”的“汗漫”之弊，卜筮之象數不是與(yu) 義(yi) 理無關(guan) 的，卜筮之所以能夠預測吉凶，正因為(wei) 其中蘊含著義(yi) 理，“聖人恐人一向隻把做占筮看，便以義(yi) 理說出來”。這就是《易傳(chuan) 》。不了解《易》之卜筮的基本功用，忽略卦爻之象和占筮之數，望文生義(yi) 而“推說得無窮”，是不符合“《易》本義(yi) ”的。

王陽明說“《書(shu) 》是堯舜以下史”，因為(wei) 《尚書(shu) 》記言記事，以《堯典》為(wei) 始。以“事”“道”言之，“事”就是堯舜以下政事，“道”是指什麽(me) ，陽明較少論及《尚書(shu) 》，因此難以找到相應的表述。可移用於(yu) 此處而若合符契的，正是朱熹所言的“聖人之心”。

曰：“《尚書(shu) 》如何看？”曰：“須要考曆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

反對把著眼點主要放在時勢之變、政治之異上，認為(wei) 重點應是“求聖人之心”，即堯、舜、禹、湯等共通的治道存心。王陽明“亦經亦史”論的最後歸結處，也正是“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王陽明說“禮樂(le) 是三代史”，字麵上看是合言“六經”之二，其實是兼論“六經”之三，因為(wei) “詩”本即儀(yi) 式樂(le) 歌，與(yu) 禮樂(le) 密不可分。禮僅(jin) 有三代而不及唐虞，孔子曰：“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政權的運作模式和與(yu) 此相適合的生活風貌皆可統屬於(yu) “禮樂(le) ”的範疇，王陽明以“禮樂(le) ”為(wei) “三代史”亦即三代事，那麽(me) 與(yu) “事”相對應的“道”也就是“三代王道”，王陽明在《答顧東(dong) 橋書(shu) 》中說：“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在《書(shu) 林司訓卷》中還描繪了三代王道大行的種種表現：“事”是禮樂(le) ，“道”是王道，兩(liang) 者相即不二。

這樣的事、道兼舉(ju) ，在朱熹的言論中也可以看到。

問：“呂氏曰：‘文者，前後聖之所修，道則出乎天而已。故孔子以道之廢興(xing) 付之命，以文之得喪(sang) 任諸己。’”曰：“道隻是有廢興(xing) ，卻喪(sang) 不得。文如三代禮樂(le) 製度，若喪(sang) ，便掃地。”（《朱子語類》卷三十六）

“道”而言“廢興(xing) ”，當然就是指王道，“文”指禮樂(le) 製度，與(yu) “道”對舉(ju) ，是強調外、內(nei) 之別。王陽明則以“事”“史”言，突出了與(yu) “道”的不可拆分與(yu) 三代的製度變遷，更進一步。

通過辨析“亦經亦史”論，可以看到王陽明在經學上對朱熹經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總的來看，繼承是全方位、多層麵的，關(guan) 涉對“六經”的總括認識和具體(ti) 詮釋方式，且將朱熹經學的一些初步形成的思想觀點和認識傾(qing) 向更清晰地表達出來、確定下來。“亦經亦史”論本身帶有思想解放的性質，提示了以曆史主義(yi) 的態度審視研究儒家經典，也呈現出中國傳(chuan) 統經學與(yu) 史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複雜關(guan)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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