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與(yu) 儒家“和”文化

作者：盧坡（安徽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冬月十六日甲寅

          耶穌2024年12月16日

自春秋戰國，國人即頗為(wei) 重視“和”文化，在人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上，強調“萬(wan) 物各得其和以生”，以求天和；在人與(yu) 社會(hui) 的關(guan) 係上，追求“協和”“和合”，以求人和；在個(ge) 人身心修養(yang) 上，肯定“心廣體(ti) 胖”“和而不流”，以求心和。及至清代，“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的桐城派興(xing) 起，延綿二百餘(yu) 年，學習(xi) 與(yu) 追隨者遍及全國，甚至對日本與(yu) 韓國文壇亦產(chan) 生影響。桐城派順應時代文化潮流，其發展演進、核心論點及文章風格都與(yu) “和”文化深度契合，體(ti) 現出對於(yu) 儒家“和”的高度認同。

最早對“和”文化展開討論的是西周時期鄭國的史伯，《國語·鄭語》載史伯為(wei) 桓公論興(xing) 衰時指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在史伯看來，“和”確能生成萬(wan) 物，“同”則不能有所增益，而隻能止步不前。關(guan) 於(yu) “和”與(yu) “同”的差異，史伯進一步解釋道：“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feng) 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史伯不僅(jin) 能區分“和”與(yu) “同”，更深刻地認識到，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既要有“不同”的融入，又需要“和”的統一，隻有這樣才能得到豐(feng) 富和發展。

桐城派的發展演進正體(ti) 現“和實生物”的文化精神。方苞提出“義(yi) 法”說，從(cong) “有物”“有序”兩(liang) 個(ge) 方麵論文，講求內(nei) 容與(yu) 形式的統一，被視為(wei) 桐城古文藝術論的起點與(yu) 基石。劉大櫆在此基礎上提出“因聲求氣”說，將“義(yi) 法”說的“法”落實到具體(ti) 的文字表達中，又將“音節”與(yu) “神氣”引入，使得依靠“義(yi) 法”完成的結構有了生氣。姚鼐對此有所反思，其《與(yu) 陳碩士》的書(shu) 信道：“望溪所得在本朝諸賢為(wei) 最深，而較之古人則淺。其閱《太史公書(shu) 》，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淡處及華麗(li) 非常處，止以‘義(yi) 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義(yi) 法’，亦不可不講。”姚鼐以為(wei) ，“義(yi) 法”是基礎，但也要有其他或更高的追求，故編《古文辭類纂》，以“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論文，又兼取義(yi) 理、考據、辭章。姚鼐之後，姚瑩、曾國藩在義(yi) 理、考據、辭章之外，加入“經濟”說，重視文中的“事”與(yu) “物”，講求實用，以中興(xing) 桐城派，從(cong) 而開辟新的局麵。梳理桐城派的發展演進之路可以發現，桐城派作家善於(yu) 在前人的基礎上推陳出新，不斷完善和發展已有的理論。需要說明的是，桐城派作家在融入“不同”時注重“和”的統一，如姚鼐以神、理、氣、味為(wei) “文之精”，格、律、聲、色為(wei) “文之粗”，但又提醒：“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這不僅(jin) 意味著八字論文與(yu) 劉大櫆“因聲求氣”說前後相繼，其理論本身亦是和諧自適的。以往通常認為(wei) 桐城派能與(yu) 時俱進，故而能綿延二百餘(yu) 年，這主要是看到桐城派與(yu) 外部時代的關(guan) 係，就其自身的發展演進看，更多體(ti) 現的是“和實生物”的文化精神。

“以和為(wei) 貴”源出《論語》，《論語·學而》載：“有子曰：‘禮之用，和為(wei) 貴。先王之道，斯為(wei) 美，小大由之。’”禮的作用，貴在能夠和順，“和”本是就禮而言的，但又講“小大由之”，即無論小事、大事都可以這樣來實行，這就為(wei) 從(cong) 專(zhuan) 言禮到泛言其他提供了闡釋空間。脫離《論語》的語境，“以和為(wei) 貴”就是“貴和”，後世更多地將“和”的對象引向人際關(guan) 係，從(cong) 而將“貴和”的對象固化和世俗化。實際上，“貴和”的對象並不限於(yu) 人際關(guan) 係，中國人的審美活動、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也多打上“貴和”的烙印。

桐城派的核心論點展現出“以和為(wei) 貴”的批評主張。姚鼐在《複魯絜非書(shu) 》中對文章的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有形象的描述，又從(cong) 天地之道演化出詩文之道，指出文章作為(wei) 天地的精華，亦可分為(wei) 陽剛與(yu) 陰柔之美，並認為(wei) 隻有聖人才能兼具這兩(liang) 種美。雖然姚鼐在審美取向上較欣賞陽剛之美，在實際創作中偏向陰柔一途，但在文學批判中則追求陰陽剛柔並行而不容偏廢。姚鼐《海愚詩鈔序》曰：“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為(wei) 文章之美。陰陽剛柔，並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者至於(yu) 僨(fen) 強而拂戾，柔者至於(yu) 頹廢而閹幽，則必無與(yu) 於(yu) 文者矣。”這就是說，創作者可以偏嗜陰陽剛柔其中一個(ge) 方麵，但不可以完全失去另一方麵。“文之雄偉(wei) 而勁直者，必貴於(yu) 溫深而徐婉”，姚鼐此處“貴”的著眼點即在於(yu) 調和，即剛柔相濟。姚鼐的這種認識又深刻影響了曾國藩。曾國藩將陰陽兩(liang) 極推演為(wei) 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四象，以氣勢為(wei) 太陽之類，趣味為(wei) 少陽之類，識度為(wei) 太陰之類，情韻為(wei) 少陰之類，又以八字為(wei) 論：“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li) ，陰柔之美曰茹、遠、潔、適。”（《曾國藩全集·日記》同治四年正月廿二日）與(yu) 姚鼐相似，曾國藩雖然對於(yu) 古文的風格做了區分，但也講求雄奇與(yu) 淡遠的調和。姚鼐與(yu) 曾國藩的這種調和思想又影響到張裕釗和吳汝綸等人。除風格論，姚鼐以學問之事有義(yi) 理、考證、文章三端，“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yu) 相害”（《述庵文鈔序》）；就詩學主張言，直言“鎔鑄唐宋，則固是仆平生論詩宗旨耳”（《與(yu) 鮑雙五》）。無論是“相濟”還是“鎔鑄”，從(cong) 根本上講都體(ti) 現了儒家“貴和”的思想主張。

姚鼐在為(wei) 弟子陳仰韓時文作序時稱讚道：“其為(wei) 文體(ti) 和而正，色華而不靡。”“體(ti) 和而正”的思想亦可以從(cong) 儒家經典中找到源頭活水。《論語·鄉(xiang) 黨(dang) 》有“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的記載，《子路》篇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的古訓，又以為(wei)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cong) ”。孔子等儒家先賢強調的“正”，既有不偏不斜的意思，也有符合規範的深意。先賢在正與(yu) 不正的對比中，有意為(wei) 後世建構了一係列的典範。

桐城派的文章風格顯現出“體(ti) 和而正”的美學特質。桐城派作家多有為(wei) 師的經曆，這讓他們(men) 普遍對於(yu) 典範頗為(wei) 尊崇。從(cong) 純潔語言的角度，方苞以為(wei) ：“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yi) 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或沿翰林舊體(ti) ，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li) 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蘇惇元《方苞年譜》）雅潔實際上不僅(jin) 是文字的不俚不俗、簡要精練，還應當明於(yu) 體(ti) 要，所載之事不雜，由此形成文章氣體(ti) 雅潔之貌。嚴(yan) 格說來，“雅潔”說是方苞“義(yi) 法”說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就“雅潔”本身的自足性、和諧性而言，又構成獨立的理論範疇。桐城派作家不僅(jin) 辨語體(ti) ，還辨文體(ti) 。姚鼐分類編纂古文辭，每一類既講源流，又選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對“傳(chuan) 狀類”概括道：“傳(chuan) 狀類者，雖原於(yu) 史氏，而義(yi) 不同。劉先生雲(yun) ：‘古之為(wei) 達官名人傳(chuan) 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chuan) ，凡為(wei) 圬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為(wei) 之傳(chuan) ，為(wei) 之行狀，上史氏而已。’餘(yu) 謂先生之言是也。”劉大櫆以文人作傳(chuan) 為(wei) 侵占史官之職，隻有韓愈、柳宗元書(shu) 寫(xie) 底層且有寓意的文章不受此限製。姚鼐也受到了這種傳(chuan) 統的影響，如為(wei) 禮親(qin) 王永恩作傳(chuan) 就頗感為(wei) 難，《與(yu) 吳敦如》書(shu) 信道：“藩邸之傳(chuan) ，本應史臣裁著，非職元不當為(wei) 。若雲(yun) 家傳(chuan) ，亦覺不妥。意欲改為(wei) 神道碑文，但加一銘詞耳。”總體(ti) 說來，桐城派作家的文章，無論是論辯類、序跋類，還是碑誌類、雜記類，多先求文體(ti) 雅正，再求語言雅潔，遵從(cong) 規範的同時，又創造一係列典範之作。

桐城派作家多以儒者自居，其精神氣質亦與(yu) 儒者為(wei) 近，如王昶以為(wei) 姚鼐“藹然孝弟，踐履純篤，有儒者氣象”，姚瑩以為(wei) “先生貌清而臒，而神采秀越，風儀(yi) 閑遠，與(yu) 人言終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幹”。姚鼐雖接人極和藹，但義(yi) 所不可，則不易所守，這從(cong) 其與(yu) 翁方綱、袁枚、錢大昕等人辯論中可見一斑，這又體(ti) 現出儒家“和而不同”的處世精神。可以說，桐城派植根於(yu) 儒家文化沃土，儒家思想中的“和”文化更是深刻影響了桐城派的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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