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時代”中國的精神突破

作者：陳贇（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2024年12月9日

數十年來，早期中國思想的理解一直受惠於(yu) 、當然也受限於(yu) 馬克斯·韋伯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和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The Axial Age）兩(liang) 大理論範式。韋伯合理化預設有其西方文明論的背景，對於(yu) 理解非西方傳(chuan) 統文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韋伯的西方特殊論與(yu) 其普遍曆史理念始終具有某種結構性張力。同樣，“軸心時代”理論雖然超越了黑格爾世界曆史從(cong) 耶穌基督而來並最終回到耶穌基督的西方中心論敘事，注意到了中國、印度與(yu) 西方的平行進展，但它並沒有完全擺脫由開端和目標構築的線性曆史意識，無法實現從(cong) “曆史的意義(yi) ”到“曆史中的意義(yi) ”的轉換，這為(wei) 曆史的實體(ti) 化理解預留了縫隙。相比之下，沃格林的“天下時代”則可提供一種嶄新的替代性視閾。

沃格林的“天下時代”論說

1974年，埃裏克·沃格林在《秩序與(yu) 曆史》第四卷《天下時代》裏提出了“天下時代”的思想，以“多元節點的意義(yi) 之網”完成對單線性曆史敘事的轉換，曆史不再是一個(ge) 由開端與(yu) 目標所界定的完整的故事，曆史的意義(yi) 問題不再是曆史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和實體(ti) 的意義(yi) ，而是轉變為(wei) 人在曆史中的生存意義(yi) 問題。雅氏“軸心時代”理論中的“精神化”“曆史意識”對“自然”生存樣式的突破，再也無法被限製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這一時段，並且也無法被削減為(wei) 中國、印度和希臘三個(ge) 地區的同時性進展。在沃格林看來，這是多次發生、綿延千載，且包含了摩西、摩尼、穆罕默德等在內(nei) 的曆次精神突破事件。揚·阿斯曼也意識到，雅斯貝爾斯所強調的共時性是一種錯覺，如果精神突破的實質是表達生存經驗的“文本的一致性”取代了宇宙論秩序時代的“儀(yi) 式的一致性”，那麽(me) ，隻要一種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成熟的書(shu) 寫(xie) 文化、文本文化和解釋文化成為(wei) 可能，類似的精神突變就不可避免。這意味著，單從(cong) “精神突破”這一視角無法給出作為(wei) 人類曆史的規範性新紀元的“軸心時代”。

有鑒於(yu) 此，沃格林在“精神突破”之外，引入了天下型帝國（ecumenic empire）和曆史編纂（historiography）。三大要素共同組構一個(ge) 新的曆史紀元，這是一個(ge) 追尋普遍秩序的紀元，他將其命名為(wei) “The Ecumenic Age”，其字麵內(nei) 涵是普遍秩序的時代，漢譯為(wei) “天下時代”。上述三大要素分別著眼於(yu) 普遍秩序經驗的不同層麵：精神突破聚焦的是個(ge) 人心性的層次，天下型帝國著眼的是政治—社會(hui) 層次，曆史編纂凸顯的是曆史意識層次。在時間上，天下時代從(cong) 波斯帝國興(xing) 起到羅馬帝國衰亡，從(cong) 大約公元前8世紀一直到公元8世紀。天下型帝國的貪欲和征服，摧毀了前天下時代人們(men) 以成員身份歸屬的具體(ti) 社會(hui) ，但又無法重建具體(ti) 社會(hui) ，人們(men) 再也回不到將人與(yu) 具體(ti) 社會(hui) 捆綁在一起的作為(wei) 集體(ti) 主義(yi) 生存形式的“過去”，這才導致人們(men) 不得不從(cong) 社會(hui) 中逃離，走向並創發內(nei) 在化的精神領域。曆史編纂的興(xing) 起，使得人們(men) 認識到身處一個(ge) 不同於(yu) 此前的時代，且再也無法回到此前的時代，在那個(ge) 時代僅(jin) 僅(jin) 通過與(yu) 宇宙節律的合拍或共同體(ti) 在宇宙中的位置，就可確定人類的秩序問題。精神突破使得個(ge) 人在其心靈中重新體(ti) 驗人性，並將人性體(ti) 驗為(wei) “人極”和“天極”之間的生存張力，從(cong) 而贏獲了普遍人性意識，這為(wei) 天下時代的普遍秩序確立了人性論根基。

天下時代的秩序格局可以概括為(wei) 由權力與(yu) 精神的分離而導致的“治出於(yu) 二”，一旦這一格局形成，就具有不可逆性；前天下時代的秩序是“治出於(yu) 一”，統治者既掌握教化知識又掌握統治權力，壟斷了通天權，作為(wei) 溝通天命與(yu) 人類社會(hui) 的中介而處於(yu) 神聖性強度的中心，因此統治者具有神性光環。但天下時代這一光環不再，君主隻是政治社會(hui) 中的“地位”，沒有人可以再同時兼有王者（人爵）與(yu) 聖人（天爵）兩(liang) 種身份。

中國的“天下時代”與(yu) 精神突破

沃格林以為(wei) ，中國同樣具有一個(ge) 天下時代，與(yu) 西方天下平行，但中國的精神突破既不徹底，沒有擺脫宇宙論秩序，也不完全，雖然建立了人學秩序，但沒有構建新的表達生長張力的符號。這些觀點與(yu) 他對中國理解的局限有關(guan) 。中國的天下時代，始於(yu) 春秋戰國時代，終於(yu) 漢武帝罷黜百家確立儒教文明國家。借用歐陽修的術語，這是從(cong) “治出於(yu) 一”到“治出於(yu) 二”的秩序轉型。

三代以上以官師合一、治教未分為(wei) 特征的宇宙論王製秩序在春秋時代式微，郡縣製國家不斷擴張，追尋普遍秩序，但它在實質上卻隻是“膨脹了的國”，無法完成對“天下”的替代。在“治出於(yu) 二”的狀況下，君主作為(wei) 政治社會(hui) 的“一爵”或“一位”，其極致隻能是那種能夠意識到統治活動的限製之“明王”，而不再有“聖王”或“神王”。與(yu) 此相應，隨著作為(wei) 個(ge) 體(ti) 和學派言說的諸子學的出場，打破了三代“學在王官”“民間無學”的狀況，私人講學之風興(xing) 起，百家爭(zheng) 鳴，無法取得共識。在此語境中，隨著孔子的聖化，《六經》作為(wei) 神聖文本被確立，“聖”和“經”的符號共同構築了獨立於(yu) 統治領域之外的精神場域，從(cong) 此士君子階層可以圍繞著神聖文本及其詮釋，在精神性教化空間中確證其生存。聖人由於(yu) 述作《六經》而成為(wei) 秩序的立法者，隻不過，其所立的並非具體(ti) 的製度禮法，而是製度禮法得以成立的原理和根基；聖人以其自身的生命存在，以自身所達到的人性高度和深度，挺立人極，這是另一種意義(yi) 上的立法。在《六經》文本化之後，將“五經”與(yu) 仁義(yi) 禮智信五常之性對應起來，漸成主導性理解。這意味著《六經》的神聖文本與(yu) 仁義(yi) 禮智信所刻畫的普遍人性意識被關(guan) 聯起來，《六經》挺立人極的立法行動，通過揭示人性之為(wei) 人性的原理而展開。

三代以上“君巫合一”的宇宙論秩序解體(ti) 之後，帝王獨占的通天權被解放出來，歸還給了每一個(ge) 人，“天子”不再是帝王的獨稱，《莊子》的《人間世》和《庚桑楚》提出，每個(ge) 人都是天之子。天之生人構成每一個(ge) 個(ge) 體(ti) 生命的來源，但人必須自己成就自己的人性，於(yu) 是人道與(yu) 天道得以分殊，人道作為(wei) 人獨有的存在區域成為(wei) 人類的確證方式。這意味著，人道從(cong) 對天道之節律的合拍與(yu) 模擬中解放出來，在天人異道的同時，人又可以在其人性意識中以人繼天、與(yu) 天合德。《禮運》以“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hui) 、五行之秀氣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的表述，呼應《周易·文言傳(chuan) 》“大人者與(yu) 天地合其德”的思想，這就將人理解為(wei) 天人之際、陰陽之交、鬼神之間的“居間性”存在，達成了對人性的新解。

不同於(yu) 以色列以“靈性意識”承載生存根據而成就“救贖真理”、希臘以“智性意識”成就“人學真理”，中國的精神突破是以“仁性意識”承載超越性天道體(ti) 驗而成就“中道真理”。“救贖真理”從(cong) 生存張力的“神極”來會(hui) 通“人極”，“人學真理”從(cong) “人極”來會(hui) 通“神極”，“中道真理”則追求“天極”（“神極”）與(yu) “人極”的平衡，這就是“天人不相勝”。希臘和以色列的精神突破以身心分離、逃離社會(hui) 為(wei) 取向，這導致一種結果，即人居住在神之近處，卻生活在世界與(yu) 人物的遠方。中國基於(yu) 仁性意識達到的精神突破，走向了身心一體(ti) 、民胞物與(yu) 的道路，既突破了三代以上宇宙論體(ti) 驗的同質化模式，又開啟了精神與(yu) 自然、曆史與(yu) 宇宙的共生秩序，從(cong) 而抵達以文與(yu) 質之間相互滋養(yang) 、彬彬共生為(wei) 特征的“文明”，這一“文明”並非與(yu) 自然、質樸、野蠻對立，而是對自然、質樸的保全、成就和升華。正是由於(yu) 成就了中道真理，中國之所以為(wei) 中國的問題，才有了一個(ge) 生存論意義(yi) 上的回答——“中國”，本質上是“中道之國”。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精神突破視閾中的《齊物論》秩序哲學研究”（23AZX009）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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