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老齡化的儒家敘事及其孝養(yang) 困境

作者：張容南（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係 華東(dong) 師範大學應用倫(lun) 理中心）

來源：《孔子研究》2024年第5期

摘要：根據人口學的敘事，一個(ge) 社會(hui) 中的老年人口占比越大，撫養(yang) 比越高，社會(hui) 的老齡化程度就越高。為(wei) 應對老齡化“危機”，西方社會(hui) 提出了積極老齡化的方案，該方案強調發掘老齡人口的生產(chan) 力，緩解社會(hui) 的福利危機。與(yu) 西方社會(hui) 的方案不同，東(dong) 方儒家倫(lun) 理提供了另一種積極老齡化的敘事，該理解不是聚焦於(yu) 生產(chan) 力，而是關(guan) 注一個(ge) 變老的社會(hui) 如何幫助個(ge) 人應對越來越長的生命周期，實現好的生活。儒家的“學”與(yu) “孝”是幫助我們(men) 實現積極老齡化的兩(liang) 種重要方式。在當今社會(hui) ，“學”將轉變為(wei) “終身學習(xi) ”和“代際互助式學習(xi) ”“孝”應從(cong) “權威型的孝”轉變為(wei) “情感型的孝”。人口老齡化與(yu) 低生育率有關(guan) ，生育率降低有複雜的社會(hui) 原因。要解決(jue) 低生育率引發的孝養(yang) 困境，不僅(jin) 要求傳(chuan) 統儒家價(jia) 值觀的現代轉型，還需要現代社會(hui) 充分認識到家庭的價(jia) 值，避免貪婪的工作對人生活（意義(yi) ）空間的擠占。

關(guan) 鍵詞： 積極老齡化  學  孝  孝養(yang)   家庭

作者簡介：張容南，倫(lun) 理學博士，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應用倫(lun) 理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wei) 應用倫(lun) 理學、政治哲學。上海200241

根據國際通行標準，當一個(ge) 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7%，即意味著這個(ge) 國家或地區的人口處於(yu) 老齡化。關(guan) 於(yu) 老齡化的醫學敘事和社會(hui) 學敘事大都比較悲觀。醫學將老去的複雜性化減為(wei) 一種病態的衰老，而阿爾茨海默病是其中最著名和令人恐懼的疾病。這種關(guan) 於(yu) 疾病和衰老的負麵敘事引發了社會(hui) 學的擔憂。在社會(hui) 學中，老年人被視為(wei) 社會(hui) 福利和照料的被動接受者，從(cong) 而強化了人口統計學的論述，將人口老齡化視為(wei) 一種社會(hui) 危機。在將老去視為(wei) 依賴性、疾病和被動性的敘事影響下，對銀發浪潮的擔憂似乎是合理的，如果一個(ge) 社會(hui) 中有大量病弱、孤寡和有認知障礙的人，前景確實黯淡。但這一假設也許並不成立。盡管一些年長者確實患有生理或認知方麵的疾病，但隨著生活水平和醫療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老年人能夠在相當長的時間內(nei) 保持工作能力和活力。在當今世界，應對老齡化危機的一個(ge) 方案是倡導積極老齡化（active aging），即鼓勵老年人積極有為(wei) 地老去。我們(men) 先來看關(guan) 於(yu) 積極老齡化的西方論述。

一、積極老齡化的西方敘事

在當代西方文化中，老年常常被定義(yi) 為(wei) 兩(liang) 種刻板的文化敘事中的一種：第一種將衰老等同於(yu) 不可避免的衰退和惡化，而第二種則聲稱“好的老去”從(cong) 根本上說是“盡可能長時間地保持年輕”。[1]這些關(guan) 於(yu) 老年生活的“衰敗”敘事與(yu) “抗衰老”敘事同樣令人擔憂。一方麵，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敘事沒有承認老年也有可能蓬勃發展並為(wei) 社會(hui) 做出貢獻；另一方麵，這些刻板印象尤其是關(guan) 於(yu) 年齡歧視的敘述，未能為(wei) 個(ge) 人提供將他們(men) 所經曆的脆弱性融入生活所需的概念資源。

美國醫生約翰·羅伊（John Rowe）和心理學家羅伯特·凱恩（Robert Kahn）想要改變這些消極的敘事。他們(men) 試圖切斷衰老與(yu) 疾病之間的必然關(guan) 聯，從(cong) 而論證老年人的生活也可以積極有為(wei) 且富有尊嚴(yan) 。為(wei) 此，他們(men) 提出一種新的概念，即“成功的老齡化”（successful aging）。成功的老齡化“包括三個(ge) 主要因素：疾病和與(yu) 疾病相關(guan) 的殘障的可能性低，認知和身體(ti) 功能高以及對生活的積極參與(yu) ”[2]。盡管他們(men) 認識到對生活的積極參與(yu) 可以采取多種形式，但他們(men) 尤其關(guan) 注人際關(guan) 係和生產(chan) 活動。這種定義(yi) 結合了一種針對衰老的醫學方法，並側(ce) 重於(yu) 個(ge) 人選擇生活方式的責任和伴隨年齡增長在生活中獲得成功的可能。盡管社會(hui) 學家、心理學家、老年醫學專(zhuan) 家對何為(wei) “成功的老齡化”或“積極的老齡化”（active aging）給出了不同的解釋，但這些解釋往往聚焦於(yu) “健康”“生產(chan) 性”或“成功老去”等概念。在相關(guan) 研究的推動下，世界衛生組織於(yu) 2002年提出了一種“積極老齡化”的構想：“積極的老齡化是為(wei) 了提高老人的生活質量而優(you) 化其獲得健康、參與(yu) 社會(hui) 生活和安全等機會(hui) 的過程。積極的老齡化既適用於(yu) 個(ge) 體(ti) ，也適用於(yu) 群體(ti) 。它使人們(men) 能夠在一生中實現其生理的、社會(hui) 的和心理的健康潛力，並根據他們(men) 的需要、願望和能力參與(yu) 社會(hui) ，同時在需要幫助時為(wei) 他們(men) 提供充分的保護、安全和護理。‘積極’一詞是指能夠繼續參與(yu) 社會(hui) 的、經濟的、文化的、精神的和公民事務的能力，而不僅(jin) 僅(jin) 是指參加體(ti) 育活動或參與(yu) 勞動的能力。”[3]該戰略對老年人參與(yu) 社會(hui) 各種事務持積極鼓勵的態度，並強調參與(yu) 、保障和健康為(wei) 其三大行動策略。它旨在通過改善健康和長期護理、就業(ye) 和社會(hui) 參與(yu) 、人身安全和財務穩定等領域來提高人們(men) 變老後的整體(ti) 生活質量。它還通過培育對老年友好的技術、服務和政策來滿足人口老齡化的需求，從(cong) 而促進衛生、護理和社會(hui) 服務係統的長期可持續性。

“積極老齡化”旨在描繪一幅老年人口積極參與(yu) 社會(hui) 的樂(le) 觀圖景。世界衛生組織對“積極老齡化”的定義(yi) 相對全麵，然而西方大多數有關(guan) 積極老齡化的話語仍顯示出對經濟生產(chan) 力的強烈偏好。這些話語強調對老人的生產(chan) 潛力或社會(hui) 潛能的利用，倡導采取一係列措施，提高老年人的生產(chan) 力和參與(yu) 度，以有效緩解勞動力市場的壓力，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在這種新自由主義(yi) 的意識形態之下，積極地老去被視為(wei) 一種對老年人和社會(hui) 都有好處的“雙贏局麵”，是促進社會(hui) 可持續發展的長久之道。但這種理解過於(yu) 重視挖掘老年群體(ti) 的生產(chan) 能力或社會(hui) 能力，忽視了老年階段特有的脆弱性。

二、積極老齡化的儒家敘事

自2020年以來，“積極”也成為(wei) 中國政府應對老齡化相關(guan) 工作的基調和原則。“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明確提出，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將老年看作仍然可以有作為(wei) 、有進步、有快樂(le) 的重要人生階段，強調要發揮老年人的積極作用。“積極老齡化”不再簡單地將老齡化視為(wei) 危機或挑戰，而強調老年人在退休後可以繼續參與(yu) 社會(hui) ，甚至達到社會(hui) 化的最佳狀態，利己利國。倡導中國特色的積極老齡化，意味著創造條件讓老年人回歸社會(hui) ，塑造友好的老齡環境，支持老齡參與(yu) ，讓老年階段真正成為(wei) 高質量發展的階段。衰老和老化是人類有機體(ti) 的必然曆程，老年人如何積極地麵對這一生命進程，避免人格尊嚴(yan) 和生存意義(yi) 的喪(sang) 失，需要在參與(yu) 社會(hui) 的具體(ti) 實踐中，形成積極有為(wei) 的生命觀。“積極老齡化”是涵蓋全社會(hui) 成員、全生命過程的積極參與(yu) ，包括為(wei) 老年人群體(ti) 提供產(chan) 品和服務的政策製定者、產(chan) 品研發者的積極關(guan) 注，以及老年人自身的積極參與(yu) 。[4]積極老齡化對每一個(ge) 老年人提出了新要求，如何做到老而不衰，老而不憂，老有所為(wei) ，老有所樂(le) ，需要社會(hui) 、家庭和個(ge) 人共同努力。應對人口老齡化不僅(jin) 僅(jin) 是解決(jue) 生育率的下降問題，也不僅(jin) 僅(jin) 是考慮社會(hui) 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還應思考如何調動老年群體(ti) 的積極性，以不同的方式服務於(yu) 社會(hui) 和家庭，在老年階段實現其人生價(jia) 值。因此，對積極老齡化戰略的思考不應僅(jin) 關(guan) 注挖掘老年人的生產(chan) 力，還應關(guan) 注一個(ge) 變老的社會(hui) 如何幫助個(ge) 人應對越來越長的生命周期，實現好的生活。換言之，我們(men) 之所以關(guan) 心老年人的健康和福祉，不僅(jin) 是由於(yu) 老年人可以成為(wei) 社會(hui) 的貢獻者，更是為(wei) 了促進他們(men) 對生活意義(yi) 的追求，幫助他們(men) 實現好的老年生活。接下來，筆者將借助儒家的文化資源，探討對這一古典智慧的創造性轉化如何可能對“積極老齡化”做出貢獻。

（一）“學”與(yu) “孝”：儒家應對老齡化的建議

先秦儒家對老年生活的思考集中體(ti) 現在《禮記》中。《禮記》發展了善待老年群體(ti) 的社會(hui) 製度構想，《禮記·祭義(yi) 》載：“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qin) 也。”這段話透露出在中國遠古時期，年長者即老年人就被看重，供養(yang) 老年人的重要性僅(jin) 次於(yu) 侍奉父母。所謂“養(yang) 老”，原指為(wei) 德高望重的老者供奉酒食並禮敬之。在這種儒家製度設想中，老年人可以憑借其豐(feng) 富的經驗和成熟的智慧積極參與(yu) 社會(hui) 的公共服務，乃至擔任要職。先秦儒學既正視老年人生理、心理的變化，提出士卿大夫七十致仕，也珍視老者的品德與(yu) 學養(yang) ，重視他們(men) 的社會(hui) 貢獻。對於(yu) 長者的尊重，不僅(jin) 是對家庭成員的一種倫(lun) 理要求，也是對整個(ge) 社會(hui) 的一種倫(lun) 理規製，體(ti) 現於(yu) 社會(hui) 所流行的風氣中。儒家不僅(jin) 發展出一套尊老敬老的社會(hui) 理想——這一社會(hui) 理想充分地尊重不同年齡階段人的需求差異，提出了針對不同年齡群體(ti) 的社會(hui) 治理策略，還從(cong) 主體(ti) 視角提供了一種應對老年的個(ge) 人倫(lun) 理策略，從(cong) 中可以發展出另一種積極老齡化的版本，這一版本的倫(lun) 理預設與(yu) 西方社會(hui) 倡導的積極老齡化有著明顯的不同。在新自由主義(yi) 的意識形態下，西方宣傳(chuan) 的積極老齡化雖然有助於(yu) 推動老年群體(ti) 更好地融入社會(hui) ，發揮餘(yu) 熱，但它將老年人的尊嚴(yan) 奠基於(yu) 他們(men) 的生產(chan) 能力或社會(hui) 能力之上，忽視了老年階段特有的脆弱性。以是否保有生產(chan) 能力來看待老人，以“有用”“無用”來評價(jia) 老年人的社會(hui) 價(jia) 值，突顯了現代西方社會(hui) 將工作倫(lun) 理置於(yu) 優(you) 先地位的意識形態偏見。與(yu) 之相對，儒家將人視為(wei) 學習(xi) 的主體(ti) ，人通過不斷學習(xi) 而走向倫(lun) 理上的完善。通過學習(xi) ，人得以克服本能的先天不足，將自身與(yu) 曆史中綿延的精神傳(chuan) 統相貫通，從(cong) 而創造出開放性的前景。學習(xi) 不僅(jin) 是個(ge) 體(ti) 承擔倫(lun) 理角色、融入社會(hui) 的有效方式，也是精神傳(chuan) 統和曆史文明代代相傳(chuan) 的動力機製。因此，從(cong) 儒家文化中可能提出的積極老齡化方案不是建立在對老年群體(ti) 生產(chan) 力的偏好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老年群體(ti) 終身“學習(xi) ”的可能性上，它號召老年人“學到老，活到老”，邀請他們(men) 與(yu) 年輕人相互學習(xi) ，了解認識對方。老年人為(wei) 年輕人提供生活指導和幫助，反過來年輕人尊重老年人，為(wei) 其提供照護和陪伴等服務，以此方式來增強代際融合與(yu) 互動。

要闡明儒家文化中蘊含著積極老齡化的潛力，我們(men) 需要給出充分理據。儒家雖然沒有哪一部著作專(zhuan) 門探討人如何應對衰老的挑戰，但重視德性修養(yang) 的儒家倫(lun) 理關(guan) 注人在全生命周期通過修身獲得好生活的可能性。“學”與(yu) “孝”這兩(liang) 種方式可被看作是儒家開出的應對衰老的兩(liang) 劑藥方。“學”是一種積極自修的過程，要成為(wei) 儒家的君子，不僅(jin) 要修習(xi) 六藝，還需進入到各種各樣的人倫(lun) 關(guan) 係中，通過承擔起各種倫(lun) 理角色來學習(xi) 。學習(xi) 帶來了反身性的思考，這令任何指向外部的實踐活動最終都導向了我們(men) 對自身的性與(yu) 命的體(ti) 認和領悟。學習(xi) 不僅(jin) 包括自省，也包括學習(xi) 他人的洞見和看法，以便獲得教益來改善我們(men) 的生活方式。因此，儒家所說之學即成人之學，也是體(ti) 悟生命之學。學習(xi) 和自修的目的是獲得精神的成長和生命的快樂(le) ，一個(ge) 善於(yu) 學習(xi) 的人甚至會(hui) 忘了自己的年齡，“發憤忘食，樂(le) 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yun) 爾”（《論語·述而》）。學習(xi) 帶來的快樂(le) 不是外在的，不是由名利的獲得或欲望的滿足帶來的，相反，這種快樂(le) 滋養(yang) 著人的生命，它表明一個(ge) 人可以通過自修而擺脫困惑、煩惱和恐懼，抵達無憂無慮的精神自由之境。如果說欲望的滿足或名利的獲取依賴於(yu) 我們(men) 的能力、機會(hui) 和運氣，對老人而言獲得這些快樂(le) 的機會(hui) 是逐漸變少的；那麽(me) 獲得一種內(nei) 在的精神快樂(le) 正好依賴於(yu) 我們(men) 在時間中獲得的生命積澱，它需要我們(men) 從(cong) 足夠多的人生經曆中獲得一種自我轉化。

“孝”與(yu) “學”不同，它更側(ce) 重於(yu) 關(guan) 係的維護而非個(ge) 體(ti) 的自修。孝親(qin) 尊老是中國傳(chuan) 統道德的根基。從(cong) 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孝”生發於(yu) 倫(lun) 理生活的自然過程中，它表達了人對其世代位置的存在論體(ti) 驗：當一個(ge) 孩子出生時，他完全依賴他的父母。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獲得了獨立，他與(yu) 父母的關(guan) 係也開始發生變化。到父母年老時，成年的子女必須照顧父母。子女有尊敬父母的義(yi) 務，而父母有責任以慈愛之心撫育孩子，教會(hui) 他們(men) 人情與(yu) 美德。“孝”在人性中有根基，這種源自人類本性的愛必須先作為(wei) 道德根基加以珍惜，首先在家庭中培養(yang) ，然後才能以關(guan) 懷和仁慈的方式指導人參與(yu) 其他的人際關(guan) 係和社會(hui) 交往。因此，在儒家的存在論中，人最好的生存方式是存在於(yu) “家”之中，每一個(ge) 人都在家中經曆生命的輪回和世代的更替，從(cong) 做人子女到做人父母，從(cong) 年幼到年長，安頓這種生命秩序最好的方式就是確立一種“仁”的道德。“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wei) 仁之本與(yu) ！”（《論語·學而》）先秦儒家從(cong) “親(qin) 親(qin) ”這一最基本的情感出發，由“親(qin) 親(qin) ”而“孝悌”，由“孝悌”而“仁義(yi) ”，發展出中國文化麵向未來世代的存在論結構。與(yu) 經常忽視和邊緣化家庭照護問題的西方倫(lun) 理傳(chuan) 統不同，照顧家庭和關(guan) 懷家人在中國的倫(lun) 理傳(chuan) 統中具有核心的重要性。孝親(qin) 的能力成為(wei) 人在世的一個(ge) 情感紐帶和存在依據，它不僅(jin) 保證了代際的延續，也使得人的生命中有一種可以對抗有限性的總體(ti) 性。孝意味著真正關(guan) 心家庭成員的福祉，以獲得內(nei) 在的良善。具體(ti) 到老年人的孝養(yang) 問題上，“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老年人抵禦隨著身體(ti) 衰老而產(chan) 生的消極情緒：子女需要供養(yang) 年老的父母，不僅(jin) 是提供物質上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有敬，要令其身心愉悅。相比物質上的奉養(yang) ，儒家開啟的孝親(qin) 傳(chuan) 統更看重子女對父母的愛敬之心。拓展到整個(ge) 社會(hui) ，它要求年輕人在社會(hui) 上尊敬長者，如《禮記·曲禮上》中所說，“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它要求政府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采取一係列尊老敬老的措施，借助治國策略和禮法之功來實現“老有所養(yang) ，老有所敬”。

（二）“學”與(yu) “孝”的當代挑戰及轉化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傳(chuan) 統的“學”與(yu) “孝”的實踐在現代社會(hui) 都遭到了挑戰。就“學”而言，儒家之“學”要求我們(men) 建立起一種內(nei) 在的生命態度，“學”是為(wei) 己之學而非為(wei) 他之學。但現代社會(hui) 的“學”指向外部社會(hui) ，“學”更多是獲得一些生存技能而非生活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產(chan) 品功能的複雜化，以及產(chan) 品設計對老年群體(ti) 的不友好，讓老年人無法適應快節奏的數字化生存。許多老年人嚐試學習(xi) 數字技能，但記憶力的下降和對智能產(chan) 品的不熟悉讓他們(men) 感到力不從(cong) 心。網絡詐騙的存在和數字能力的不足又讓很多老年人不敢輕易嚐試購買(mai) 數字服務和商品，這大大限製了他們(men) 參與(yu) 公共生活以及在公共空間滿足自身需求的可能性。目前大多數老年人的困境不是不願意學習(xi) ，而是缺乏有效學習(xi) 的渠道。針對這種情況，儒家倫(lun) 理學的建議是，通過社區、學校和家庭的力量幫助老人建立終身學習(xi) 機製，不管是借助社區的公益服務，還是家庭成員的互助，抑或依托學校展開的代際學習(xi) 項目[5]，幫助老年人習(xi) 得一些基本技能，使其能夠無障礙地接入網絡構築的公共空間，實現行動和社交的自由。孔子強調“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認為(wei) 學習(xi) 是一生中持續不斷的過程。學習(xi) 讓人主動接觸新事物，積極應對外部世界的變化，由此帶來一種持續的自我轉化，這使得老年人得以保持精神的活力。人專(zhuan) 心學習(xi) ，身心愉快，就會(hui) 忘掉自己的衰老。此外，老年人的生活經驗並未完全過時，他們(men) 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深刻理解，他們(men) 所掌握的文化記憶，可以被調用起來傳(chuan) 承給子孫後代。儒家所希望的代際傳(chuan) 承正是以這種活潑潑的方式來傳(chuan) 遞的。目前，中國有不少中小學正通過設計如耕讀傳(chuan) 家等代際共學課程來開展這方麵的積極探索。[6]這一積極老齡化的方案與(yu) 西方老齡化的方案一樣旨在促進老年人參與(yu) 社會(hui) ，但在目標和方式上存在一些差別。從(cong) 目標上來說，它並非建立在對老年群體(ti) 生產(chan) 力的偏好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老年人作為(wei) “學習(xi) 者”的可能性上，它的目的在於(yu) “成人”，而非對人的使用。從(cong) 方式上來看，它要求老年人作為(wei) 終身學習(xi) 的主體(ti) ，抱有“學到老、活到老”的生活態度。老年人既可以成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的傳(chuan) 播者和教導者而將經驗與(yu) 智慧傳(chuan) 遞給子輩和孫輩，也可以向年輕的子輩、孫輩學習(xi) 一些數字技能。在此意義(yi) 上，學習(xi) 成為(wei) 促進老年人進入社會(hui) 空間與(yu) 其他人交流和互動的有效方式：老年人為(wei) 年輕人提供一些生活經驗和指導，反過來年輕人尊重老年人，為(wei) 其提供適當的陪伴和技術支持，以此方式來增強代際融合與(yu) 互動。

“孝”的實踐也同樣麵臨(lin) 挑戰。首先，若沒有生育作為(wei) 前提，孝就無法成為(wei) 一個(ge) 倫(lun) 理要求，而生育率的下降是一個(ge) 有著複雜原因的社會(hui) 問題。其次，在當今中國，由於(yu) 農(nong) 村的青壯年到城市務工，農(nong) 村老人往往處於(yu) 缺乏照顧的境地；城市老人進入子女生活中的方式多是隔代撫養(yang) ，這種相互幫助使得父母與(yu) 子女得以重建關(guan) 聯，但也常常以犧牲父母個(ge) 人的生活計劃為(wei) 代價(jia) ，所謂“老漂族”正是這種體(ti) 現。最後，依據孔子的看法，孝必須以敬為(wei) 基礎，而敬在現代社會(hui) 中有其特殊的困難。由於(yu) 現代社會(hui) 的經驗快速流動，父母難以對子女的人生規劃提供經驗性的指導，他們(men) 的權威在子女成年後已大大減弱。“孝”所麵臨(lin) 的挑戰比“學”的困難更嚴(yan) 峻，因為(wei) 如果踐行“孝”的人倫(lun) 基礎沒有了，“學”也就失去了根基。那麽(me) ，孝道實踐在當下的中國已經衰落了嗎？社會(hui) 學家劉汶蓉在其研究中發現，“孝”的實踐在當下中國呈現出與(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不同的方式。她指出，父母權威的衰減並未導致代際關(guan) 係的弱化，親(qin) 子關(guan) 係的互動從(cong) “順從(cong) ”轉向“尊重”，使得中國當下的孝道實踐從(cong) “權威型”轉向了“情感型”。[7]兩(liang) 代人通過交換經濟資源、勞務資源和情感資源來維係家庭這個(ge) 共同體(ti) ，使得家庭的資源可以相對順利地完成代際間的傳(chuan) 承。這種交換關(guan) 係的存在，讓年輕人對其父母有更多的感激和尊敬，同時也增強了父母對子女生活的影響力。這在許多城市中產(chan) 家庭的實踐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劉汶蓉的研究表明，當下青年人的孝心和孝行主要源於(yu) 對父母的親(qin) 密情感以及維係親(qin) 密共同體(ti) 的強烈願望。這表現為(wei) 子女以文化反哺、技術反哺的優(you) 勢扮演父母的“監護人”。父母則以傾(qing) 聽者、陪伴者的身份進入子女的生活，幫助其抵禦成長的風險和認同的危機。[8]換言之，“孝”在當代中國的家庭實踐中遠遠沒有退場，而是采取了一種更具情感團結的形式。在中國當下的個(ge) 體(ti) 化進程中，家庭的自反性實踐並未導致家庭個(ge) 體(ti) 化，相反，孝親(qin) 的情感和代際責任倫(lun) 理在家庭成員的自反性生涯和協商過程中得以再造。這些研究表明，當今的中國人依然對“孝”心懷向往，但其實踐方式卻發生了改變。城市老年人一方麵依賴於(yu) 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所提供的經濟支持和醫療服務，另一方麵通過參與(yu) 子女家庭的生活實踐來獲得天倫(lun) 之樂(le) 。農(nong) 村的情況更為(wei) 複雜，由於(yu) 子女外出務工而無暇照顧，一些老年人不僅(jin) 在經濟上陷入困境，也因為(wei) 子女忽視孝親(qin) 的情感關(guan) 懷而感到生活絕望。研究發現，當老年人喪(sang) 失勞動能力或是生病之後，子代又無法兼顧競爭(zheng) 與(yu) 贍養(yang) 時，就會(hui) 有希望老人“早點死”的心態。這種情感壓力導致一些老年人在生病之後就把自己給拖死、餓死或者自殺死。[9]這意味著要解決(jue) 農(nong) 村老人的養(yang) 老問題，不僅(jin) 是完善社會(hui) 和醫療保障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重建孝親(qin) 的倫(lun) 理文化認同。

三、儒家敘事麵臨(lin) 的孝養(yang) 困境

劉汶蓉等人的研究表明，儒家所提倡的“孝道”在當代中國並未完全退場，尤其在城市的中產(chan) 階級家庭中，“孝”已從(cong) “權威型的孝”轉變為(wei) “情感型的孝”。兩(liang) 代人的關(guan) 係從(cong) 過去的權威服從(cong) 關(guan) 係逐漸演變為(wei) 今天的平等互助關(guan) 係。這種互助是貫穿家庭成員的不同生命階段的、基於(yu) 需要的互幫互助。這既體(ti) 現了家庭的社會(hui) 學功能，也展示了家庭在當代社會(hui) 的倫(lun) 理意義(yi) 。盡管如此，她的結論還是稍顯樂(le) 觀。劉汶蓉的研究樣本主要是出生於(yu)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人，但到了“90後”“00後”，人們(men) 關(guan) 於(yu) 婚姻和生育的理解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婚育從(cong) 一種默認選項變成了一種個(ge) 人選擇，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整個(ge) 東(dong) 亞(ya) 社會(hui) 目前普遍麵臨(lin) 離婚率上升、生育率下降的挑戰。年輕一代很多人選擇不婚不育，堅持個(ge) 性至上的生活方式。當前我國生育問題的核心是年輕人不願結婚、生育，而不是生幾個(ge) 小孩的問題。[10]這對儒家傳(chuan) 統所鼓勵的孝親(qin) 實踐形成了嚴(yan) 峻的挑戰。

生育對於(yu) 儒家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若是沒有生育作為(wei) 前提，儒學作為(wei) 一種安頓生命秩序的文化理想就徹底失效了。儒家認為(wei) 生育後代是人生重要的倫(lun) 理義(yi) 務，主要有以下幾個(ge) 理由：首先，在儒家文化中，孝道是一種至高無上的美德。孟子曾說：“不孝有三，無後為(wei) 大”（《孟子·離婁上》），生育被視為(wei) 實現孝道的一種方式。其次，儒家文化強調家庭生活對於(yu) 個(ge) 人的重要性。生育後代可以延續家族血脈，維護家族的傳(chuan) 承和發展。生育後代也是一個(ge) 人獲得倫(lun) 理角色，進而培養(yang) 德性的重要方式。通過撫育孩子，父母有機會(hui) 實踐慈愛、責任和奉獻等美德。孩子也可以通過與(yu) 父母建立的人倫(lun) 關(guan) 係，獲得人格成長、實現美德的機會(hui) 。這種基於(yu) 德性的生育觀以家庭為(wei) 核心，認為(wei) 組建家庭就暗含著生育的義(yi) 務。最後，從(cong) 社會(hui) 治理的角度來看，儒家認為(wei) ，人口的穩定增長對於(yu) 社會(hui) 的穩定和發展至關(guan) 重要。孔子強調“庶富教”的思想，即先要有充足的人口，然後使民眾(zhong) 富裕起來，再進行教化。[11]因此，鼓勵生育有助於(yu) 維持社會(hui) 的和諧穩定。

盡管儒家傳(chuan) 統強調生育的重要性，但在當今世界，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如中國、韓國和日本等國家或地區的生育率普遍偏低，並在近十年持續降低，幾乎到達全球最低。這是值得深思的。如果年輕一代不生育，儒家的家庭倫(lun) 理和孝道理想就失去了根基。如果一個(ge) 社會(hui) 的老年人越來越多，卻沒有子女來照顧他們(men) ，就會(hui) 出現所謂的孝養(yang) 困境。孝養(yang) 困境的出現常常被認為(wei) 與(yu) 東(dong) 亞(ya) 女性性別意識的覺醒有關(guan) ，正是女性不願意生育，才有了孝養(yang) 困境。然而，這種簡單的替罪羊認知模式除了造成性別對立，無法真正解決(jue) 東(dong) 亞(ya) 社會(hui) 麵臨(lin) 的孝親(qin) 難題。試想，如果一個(ge) 社會(hui) 將生育、撫育乃至照顧老人的責任都不成比例地壓在女性身上，女性對這種性別角色及其負擔的逃離就非常合理了。

本文試圖表明，老齡化社會(hui) 所麵臨(lin) 的孝養(yang) 難題雖然與(yu) 女性主義(yi) 意識的覺醒有關(guan) ，但更多受到當代社會(hui) 工作優(you) 先的意識形態以及社會(hui) 流動壓力增大的影響。[12]由於(yu) 貪婪的工作影響了人們(men) 對成就和幸福的理解，導致家庭生活和生育後代的吸引力下降。要解決(jue) 老齡化社會(hui) 的孝養(yang) 危機，不僅(jin) 要求儒家價(jia) 值觀的現代化轉型，還需現代社會(hui) 充分認識到家庭的價(jia) 值，避免貪婪的工作對人生活（意義(yi) ）空間的擠占。在此意義(yi) 上，儒家與(yu) 女性主義(yi) 的立場不應該是互斥的。一方麵，儒家應該正視女性主義(yi) 者的訴求，推動關(guan) 懷勞動在家庭中的公平分配。另一方麵，儒家應該與(yu) 女性主義(yi) 一道向現代社會(hui) 工作優(you) 先的意識形態發起挑戰。

生育率的下降是一個(ge) 有複雜原因的現實問題。首先，隨著現代社會(hui) 越來越多地強調個(ge) 人實現的重要性，家庭生活的必要性和意義(yi) 遭到了侵蝕。工作的重要性在當代社會(hui)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的研究表明，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收入不平等加劇，貪婪工作的價(jia) 值大幅飆升。[13]貪婪的工作假設人是不需要照顧家庭的，他們(men) 可以全天候隨時待命，通過超長的工作時間來獲取超額的報酬。通過工作獲得肯定成為(wei) 人們(men) 實現自我價(jia) 值的最重要方式。它帶來的結果是關(guan) 懷的價(jia) 值被貶低，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下降。育兒(er) 成為(wei) 一種犧牲，會(hui) 犧牲掉一個(ge) 人通過工作實現自我價(jia) 值的上升機會(hui) 。女性如果要支持她們(men) 的丈夫從(cong) 貪婪的工作中獲益，她們(men) 就要犧牲自己的事業(ye) ，選擇時間靈活收入更低的工作。戈爾丁的研究指出，在貪婪的工作占主導地位的社會(hui) 中，追求兩(liang) 性平等就是一種奢望。生育加劇了男女在就業(ye) 市場的不平等，實證研究表明，生育使男性工資增長，使女性工資縮水，每生育一個(ge) 子女會(hui) 造成女性工資率下降約7%，且這一負麵影響隨著生育子女數量的增加而變大。[14]由於(yu) 生育成本過高、女性難以兼顧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國人的平均生育意願（理想子女數）屬於(yu) 世界最低行列。另一方麵，女性之所以要努力往職場更進一步，正是由於(yu) 女性對於(yu) 家庭的付出並不被社會(hui) 所認可，東(dong) 亞(ya) 社會(hui) 又普遍存在過度競爭(zheng) 導致的教育焦慮。如果人們(men) 都認為(wei) 從(cong) 職業(ye) 中取得的成功與(yu) 成就高於(yu) 在家庭生活中獲得的滿足和價(jia) 值，那麽(me) ，家庭和婚姻的吸引力就會(hui) 大大下降。

其次，曆史上支持生育的原因正在被削弱。由於(yu) 儒家對家庭的重視，生育是儒家倫(lun) 理規範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將生育與(yu) 道德聯係起來，生育不僅(jin) 是個(ge) 人的私事，更是整個(ge) 社會(hui) 可以幹預的大事。但生育對於(yu) 現代人來說不再是一項對家庭或家族的義(yi) 務，而成為(wei) 事關(guan) 個(ge) 人生活計劃的一項選擇。當代人重視自我價(jia) 值的實現和親(qin) 密關(guan) 係的價(jia) 值。如果“我”的價(jia) 值還未實現，“我”還未擔負其對自己的責任，“我”又如何能將另一個(ge) 人帶到這個(ge) 世界，承擔其對“她/他”的責任呢？當生育從(cong) 一種家庭/家族義(yi) 務轉變為(wei) 一種個(ge) 人生活的選擇，生育的目的就發生了變化：人們(men) 不再是“養(yang) 兒(er) 防老”，將孩子視為(wei) 養(yang) 老的手段，而是通過生育來創造一種愛的關(guan) 係，孩子成為(wei) 目的本身。這種生育觀念與(yu) 個(ge) 人價(jia) 值的追求密切相關(guan) ，但也會(hui) 帶來生育率的下降，因為(wei) 生育的條件變得更難滿足了，人們(men) 對生育孩子的目的變得更純粹了。

最後，今天我們(men) 很多呼籲生育的聲音，往往站在集體(ti) 福祉的角度，企圖借助經濟激勵的措施來促成生育，卻忽視了其中最重要的女性生育意願。女性為(wei) 什麽(me) 不願意生育，或者多生育？除去與(yu) 育兒(er) 相關(guan) 的經濟因素的考量，代際支持力量的減弱，養(yang) 育勞動的繁重與(yu) 分配不公，以及生育、撫育對女性職業(ye) 發展造成的影響恐怕是最主要的因素。當市場不再以性別作為(wei) 區分勞動力價(jia) 值的主要因素，生育這一古老的再生產(chan) 方式勢必會(hui) 受到影響。如果女性在職場之外還要上“第二輪班”（承擔育兒(er) 或者照顧老人的重任），而男性隻需考慮工作，那麽(me) 職業(ye) 發展的不平等與(yu) 家務分工的不平等就會(hui) 彼此強化，造成家庭內(nei) 部關(guan) 係的緊張。正如女性主義(yi) 哲學家蘇珊·奧金所看到的，婚姻加劇了女性的脆弱性，因為(wei) 大部分工作是按照“工作者”有妻子在家的假設安排的，如果女性變成主要的養(yang) 育者，就會(hui) 使她們(men) 更加弱勢，如果她們(men) 的婚姻解體(ti) ，則她們(men) 的脆弱性達到峰值。[15]難道儒家隻能接受蔣慶的提議，讓女性回歸家庭，才能保住“家”和“子孫”？[16]儒家是否有可能改變其父權製的家庭分工，通過倡導家務勞動的公平分配來緩解女性的育兒(er) 焦慮，從(cong) 而改變人們(men) 對家庭的期待？這些問題既是中國社會(hui) 當前麵對的棘手難題，也事關(guan) 儒家家庭理想的現代轉型能否成功。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孝”和“養(yang) ”是可以分開來討論的，“養(yang) ”可以通過社會(hui) 化手段和技術化手段（如機器人養(yang) 老）來解決(jue) ，但“孝”的價(jia) 值必須通過家庭的代際傳(chuan) 承來維護。如果我們(men) 認為(wei) 以“孝養(yang) ”的方式（而非以技術化的方式）來解決(jue) 養(yang) 老是更有價(jia) 值的，說到底要重建人們(men) 對“家”的向往。如孫向晨注意到的那樣，現代價(jia) 值觀念偏向個(ge) 體(ti) 主義(yi) 立場，家庭價(jia) 值觀念更多的是一種倫(lun) 理主義(yi) 立場。因此，在現代價(jia) 值觀與(yu) 家庭價(jia) 值觀之間是有差異與(yu) 衝(chong) 突的。[17]這種個(ge) 體(ti) 主義(yi) 立場重視個(ge) 人的自我實現，在當前社會(hui) 這種實現又被簡單地等同於(yu) 在工作中獲得成就。然而，通過工作獲得成就僅(jin) 僅(jin) 是幸福生活的一個(ge) 麵向。且在優(you) 績製的背景下，過度重視工作成就也是現代人陷入焦慮的一個(ge) 根源，因為(wei) 工作成就是競爭(zheng) 性和排他性的。緩解這種焦慮的重要途徑是在家庭生活中獲得修複。任何個(ge) 體(ti) 都需要在“家”中安頓自身，才能獲得“親(qin) 親(qin) ”的溫暖感，在世代的延續中找到生命的意義(yi) 。“個(ge) 體(ti) ”如何通過“親(qin) 親(qin) ”重建對“家”的向往，從(cong) “親(qin) 親(qin) ”中衍生出的“孝悌”之義(yi) 務如何在男女間公平分配，是儒家的家庭理想能否在現代社會(hui) 複興(xing) 的關(guan) 鍵。或許，儒家的根本價(jia) 值，在於(yu) 為(wei) 了子孫後代的健康成長與(yu) 社會(hui) 和諧穩定，家庭需建立一種相互協作的結構以及關(guan) 愛與(yu) 秩序並存的環境，而非基於(yu) 某種形而上學的理念固守“男主外、女主內(nei) ”的性別分工。此外，人們(men) 需要重新思考工作與(yu) 生活的關(guan) 係，避免工作的異化和對人類生活空間的全麵侵占。說到底，在現代社會(hui) 重建儒家的家庭理想需要男女雙方的自願認同和全心投入，需要性別合作而非性別對立，需要社會(hui) 營造一種對家庭友好的文化環境，促使年輕一代認可家庭生活的價(jia) 值和在世代中生活的倫(lun) 理意義(yi) 。

中國已經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hui) ，這意味著社會(hui) 中的老年人占比將會(hui) 越來越高。對於(yu) 任何一個(ge) 社會(hui) 而言，發揮老年人的餘(yu) 熱，提高他們(men) 的社會(hui) 參與(yu) 度都是積極老齡化的應有之義(yi) 。但除此之外，我們(men) 還應站在老年人的立場思考在生命變得越來越長的同時，如何過好老年生活才是幸福且有意義(yi) 的。儒家倫(lun) 理在此方麵可以做出獨特的貢獻，儒家倡導的“學”與(yu) “孝”可以幫助我們(men) 在一定程度上應對老齡化帶來的挑戰。“學”的形式可以向“終身學習(xi) ”和“代際互助式學習(xi) ”轉化，“孝”應從(cong) “權威型的孝”轉變為(wei) “情感型的孝”。人口結構的老齡化與(yu) 低生育率有一定關(guan) 聯，生育率的下降與(yu) 人們(men) 對生育目的的理解轉變相關(guan) ，也與(yu) 女性的生育意願緊密相關(guan) 。要讓老年人老有所養(yang) 、老有所樂(le) ，解決(jue) 由於(yu) 低生育率造成的孝養(yang) 困境，需要傳(chuan) 統的儒家價(jia) 值觀向現代轉型，尤其是回應女性主義(yi) 對家庭內(nei) 部公平的訴求。隻有在此基礎上，儒家倫(lun) 理才能與(yu) 女性主義(yi) 一道向工作優(you) 先的意識形態發起挑戰，避免貪婪的工作對人生活（意義(yi) ）空間的擠占，重建家庭在現代社會(hui) 中的重要性。

注釋
[1]Laceulle,H.Baars,JSelf-realization and cultural narratives about later life.Journal of Aging Studies,2014,31(4):34-44.
[2] John Rowe,Robert Kahn,Successful Aging,The Gerontologist,1997,37(4):433.
[3] Active ageing.A policy framework.2002[2014-01-12].https://iris.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67215/WHO_NMH_NPH_02.8.pdf?sequence=1&is Allowed=y.
[4]李翌萱：《人工智能時代老年人社會參與的價值審視和倫理思考》《自然辯證法通訊》2021年第6期。
[5] 2024年7月4日，全國代際學習研究聯盟2024年第一屆會員會議在上海舉辦。作為一種跨越年齡界限的教育模式，代際學習強調打破傳統的教育觀念，通過老年人與兒童青少年之間的互學共學，實現人際關係的和諧、家庭倫理的重塑、文化知識的傳遞及各類資源的融通。
[6]上海市金山區廊下鎮社區學校即以“共耕知識共享智慧共樂生長”為主題，在中民耕樂學堂開展“三耕”代際共學課程親子研學活動。
[7]劉汶蓉：《活在心上：轉型期的家庭代際關係與孝道實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14-215頁。
[8]劉汶蓉、李博健：《自反性實踐視角下的親權與孝道回歸——以城市中產階層家庭成年初顯期子女與父母的關係為例》《青年研究》2020年第3期。
[9]楊華：《分化、競爭與壓力的社會配置——對農村兩類高危群體自殺行為的理解》《人文雜誌》2019年第4期，第126頁。
[10]苗國、黃永亮：《高期望擇偶與低生育陷阱：當代青年婚育困境的社會學反思》《中國青年研究》2022年第5期。
[11]參見《論語·子路》，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12]苗國等人在研究中指出，“儒家等級森嚴”的文化傳統導致階層定型，給予年輕人的結構性“向上”機會匱乏，年輕人在如此不利的“製度約束”下很難發生個體“逆襲”。個體生存都如此困難，繁衍議題自然會被壓抑並推後。參見苗國、龐飛：《現代化與低生育率陷阱——東亞國家與地區生育政策的轉向與反思》《現代經濟探討》2019年第6期，第29頁。
[13]2023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勞迪婭·戈爾丁憑借對女性勞動力的研究而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戈爾丁提出了“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這一概念，並以此來分析生育對女性職業發展的影響。她的工作雖然基於西方社會的經驗事實，但有證據表明，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如中、日、韓，工作時間普遍長於歐美國家。
[14]於嘉、謝宇：《生育對我國女性工資率的影響》《人口研究》2014年第1期，第25頁。
[15][美]蘇珊·穆勒·奧金：《正義、社會性別與家庭》，王新宇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92頁。
[16]蔣慶：“隻有儒家才能安頓現代女性”[2024-01-12]，澎湃新聞https://m.thepaper.cn/news Detail_forward_1362813。
[17]孫向晨：《在現代世界中拯救“家”--關於“家”哲學討論的回應》《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