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伶著《誓起民權移舊俗——梁啟超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暨唐文明序

《誓起民權移舊俗——梁啟超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

李天伶著

清華大學出版社，2024年7月

【內容簡介】

本書(shu) 係統考察了梁啟超1896—1903年之間的思想曆程，從(cong) 政治思想的視角突出梁啟超以教育為(wei) 核心的變法主張，通過對《變法通議》《新民說》等核心文本的分析，刻畫出梁啟超早期政治思想從(cong) 側(ce) 重民智轉向側(ce) 重民德；著重討論了孟德斯鳩、盧梭、耶林和伯倫(lun) 知理對梁啟超所產(chan) 生的影響，特別強調孟德斯鳩對政治美德的論述構成梁啟超公德思想的主要來源，而公德思想及之後的私德轉向是梁啟超在建國關(guan) 切下提出的核心主張；通過對梁啟超早期政治思想進程的刻畫與(yu) 分析，提出全新的理解視角，即以共和主義(yi) 視角來理解梁啟超早期的政治思想，更有助於(yu) 突出梁啟超對德的關(guan) 注、呈現梁啟超思想中的複雜麵向。

【作者簡介】

李天伶，畢業於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係中國哲學專業，獲哲學博士學位，博士學位論文獲評“清華大學二〇二二年度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現為深圳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在《中國哲學史》《公共儒學》上發表學術論文。

【目錄】

第1章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選題意義
1.2 文獻綜述
1.3 文章結構與創新點

第2章《變法通議》中的教育與政治

2.1 變法與傳統
2.1.1 反思與檢省：洋務派與守舊者
2.1.2 責難與回應：傳統與時見
2.1.3 變法與西學：異地與夷夏

2.2 變法始於學校
2.2.1 緊迫且根本：學校與教育
2.2.2 傳統之典範：製度與師道
2.2.3 教育之重心：合科舉於學校

2.3 康有為與嚴複的影響
2.3.1 闡述與差異：梁啟超與康有為
2.3.2 影響與區別：梁啟超與嚴複

第3章民智與民權：時務學堂時期的教育實踐與政治主張

3.1 從《時務報》到時務學堂
3.1.1 一貫與推進：民智與民權
3.1.2 學約之綱領：為學與行教
3.1.3 學會之踐行：凝聚與自治

3.2 《讀<孟子>界說》中的政治思想
3.2.1 申論民權思想
3.2.2 宣揚大同理想
3.2.3 對照仁義之性

3.3 《讀<春秋>界說》中的政治思想
3.3.1 三世進化與民政之世
3.3.2 明義之書與改製之書
3.2.3 萬世公法與世界主義

3.4 批駁與反思
3.4.1 湖南士紳的批駁
3.4.2 梁啟超自身的反思

第4章立憲與共和：孟德斯鳩對梁啟超的影響

4.1 梁啟超對孟德斯鳩政體理論的闡釋與轉化
4.1.1 “近世歐洲四大家”中的孟德斯鳩
4.1.2 改造孟德斯鳩的政體分類思想
4.1.3 中國專製政體論

4.2 關聯於教育的專製批判
4.2.1 作為批判資源的政體原則學說
4.2.2 “專製政體無教育”
4.2.3 引用孟德斯鳩進行專製批判

4.3 基於共和主義視角的理解
4.3.1 全體國民掌握最高權力
4.3.2 分權製衡
4.3.3 孟德斯鳩的共和美德與梁啟超的公德

第5章國民與國家：盧梭、耶林與伯倫知理對梁啟超的影響

5.1 梁啟超與盧梭
5.1.1 盧梭的影響與評價：非革命的“革命”之功
5.1.2 民約的前提與宗旨：自由與平等
5.1.3 公意的本質與體現：主權與法律
5.1.4 政府的性質與創製：行政與委托

5.2 梁啟超與耶林
5.2.1 權利與鬥爭
5.2.2 權利與義務
5.2.3 權利與人格

5.3 梁啟超與伯倫知理
5.3.1 一致性與張力：國家與國民
5.3.2 建立新國家：國民與民族
5.3.3 反思共和：美德困境與專製循環

第6章《新民說》中的公德與私德

6.1 德育與公德
6.1.1 《新民叢報》的德育宗旨
6.1.2 公德思想的激進性及其限度
6.1.3 采補公德：國家觀念及國民身份認知

6.2 公德之條目
6.2.1 利群貫通公德諸條目
6.2.2 公德諸條目中的現代觀念
6.2.3 公德諸條目中的精神品格

6.3 德育與私德
6.3.1 對“論德而別舉其公”的反思
6.3.2 不可須臾離之私德
6.3.3 安身立命之德教

結語
參考文獻
致謝

【導師序言】

共和主義的古今之變
——李天伶《誓起民權移舊俗》序

唐文明

關於梁啟超早期的政治思想，以往的研究已經不少；而流行的觀點，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對立。一種觀點以蕭公權、黃克武為代表，認為梁啟超是自由主義者；另一種觀點以張灝、狹間直樹為代表，認為梁啟超是國家主義者。可以說，這兩種觀點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從梁啟超的著述中不難看到，他珍視自由的價值，也重視國家的意義。於是，理解的焦點就落在自由與國家在梁啟超那裏被如何關聯起來這個問題上。

具體來說，斷言梁啟超為自由主義者的學者一方麵需要說明自由何以是梁啟超政治思想的根本，另一方麵需要說明梁啟超對國家的重視如何與他的自由主義主張相協調；而斷言梁啟超為國家主義的學者一方麵需要說明國家何以是梁啟超政治思想的根本（或梁啟超何以轉向國家主義），另一方麵需要說明梁啟超對自由的珍視如何與他的國家主義相協調（或梁啟超在轉向國家主義之後如何看待自由）。

《誓起民權移舊俗——梁啟超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一書來自李天伶的博士學位論文，在其中，她力圖回到曆史現場，從梁啟超所受影響的角度切入，就梁啟超早期的政治思想著作——從《變法通議》到《新民說》——展開逐一的文本分析。她不僅詳細考察了戊戌前康有為、嚴複對梁啟超政治思想的重要影響，也深入探討了戊戌流亡後孟德斯鳩、盧梭、耶林、伯倫知理等歐洲政治思想家在梁啟超政治思想形成過程中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正是基於這種詳細深入的文本分析，李天伶得出了與以往研究頗為不同的結論，即，共和主義，才是梁啟超政治思想的不褪的底色。質言之，相比於上述兩種流行的觀點，對梁啟超政治思想的共和主義解讀能夠更好地說明自由和國家在梁啟超那裏何以都非常重要，且能夠更好地說明二者以何種方式關聯起來。

李天伶在書中基於梁啟超早期政治思想著作的時間順序展開文本分析，她由此而提出的很多頗有新意的看法都有根有據，相信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難留意到。我在此試圖提供一種更為簡約化的理論描繪，力求將梁啟超政治思想的共和主義麵目及其內部所包含的張力以粗線條的方式突顯出來。

要觀察西方政治哲學的古今之變，一個恰當的方法其實是聚焦於共和主義思潮，畢竟，無論是以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希臘政治哲學還是以波利比烏斯、西塞羅為代表的古羅馬政治哲學，都表明共和主義是“古典政治哲學的主要資產”，[1]而作為現代政治哲學起點的馬基雅維利的思想，正意味著現代共和主義的第一個版本。

古今共和主義之所以能夠共享一名，自然是因為二者有類同之處。概而言之，作為一種以公民為核心的政治共同體論述，共和主義在刻畫理想的政治生活時最重視公民身份、公民美德與公民自治等價值。古典共和主義將政治生活理解為基於人的本性，將政治共同體的目的厘定為公民通過溝通審議實現其共同美善（common good），因而特別重視公民美德在政治生活中的意義，甚而至於認為政治統治的核心就在於公民美德的培育。現代共和主義也強調公民美德之於政治統治的重要性，但由於其所對應的政治共同體不再被構想為一個基於目的論意義上的人的本性（teleological human nature）的自然共同體，而是被構想為一個基於人的基本權利的自由共同體，所以其公民美德論述已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把目光拉到晚清中國，李天伶的研究告訴我們，梁啟超的政治思想，正是在他對西方現代共和主義的接受過程中形成的。她的研究也提示我們，儒家傳統的政治思想，在梁啟超接受西方共和主義的過程中可能充當了重要的前見。梁啟超對西方現代共和主義的認可，最顯著地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他對國家有機體論的接受，一是他對公民美德的重視。值得指出的是，這兩個方麵，我們能夠在黑格爾那裏同時看到，而這麽說顯然並非胡亂聯係。

史料很容易證明，戊戌流亡日本之後，梁啟超很快就接觸到了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論，並明確表達了服膺之情。一般的印象是，流亡日本後的梁啟超一直汲汲於以民權與憲政為基礎構想一個新中國，這自然不錯，但如果忽略了他很早就接受了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論，則不可能對他的政治思想的形成過程有一個正確理解。事實上，那種認為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存在一個從自由主義轉向國家主義的過程的看法不可能不陷入這一錯誤理解。從另一個方麵來說，將梁啟超的政治思想的特質厘定為國家主義，其前提正是將國家有機體論判定為國家主義。

國家有機體論肇始於柏拉圖，用來理解古典共和主義的國家觀念是比較恰當的。就此而言，國家的有機性能且隻能通過個體的美善與共同美善（common good）之間的關係來理解。“美善”意味著生活的目的論維度，無論是個體的生活，還是共同體的生活；而有機性關聯於部分與整體之間的功能性聯係，隻有通過個體與共同體生活的目的論維度才能呈現。具體來說，正是因為個體的美善與共同美善根本上來說是一致的，作為部分的個體才能夠經由自己積極、能動的生活而與作為整體的共同體生活保持一致，而作為整體的共同體才能夠基於自己的美善觀念容納、肯認作為其成員的個體。因此說，國家的有機性無非就是個體生活與共同體生活基於目的論維度的統一。

概言之，以有機體的比喻來論說國家，預設了個體美善與共同美善的一致性，而這正是古典共和主義的基礎性倫理信念。但這並非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論。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論，其實是來自黑格爾，可以說是經過了現代性“洗禮”的、新的國家有機體論。當黑格爾將國家理解為有機體時，他想強調的意涵與這一比喻的古典用法並無二致，質言之，通過這個比喻，他想說的是，“對於國家而言，個體既是手段，也是目的”。[2]

問題在於，黑格爾所謂的“理性國家”，首先是基於作為現代人的自由的個人權利觀念建立起來的。這就意味著，黑格爾意義上的有機國家，必然預設個人權利與共同美善的一致性。但這種一致性根本無法得到保證，原因自然在於，個人權利與共同美善在邏輯上是互相排斥的關係：基於個人權利構想一個政治秩序，必然反對將共同美善作為政治秩序的根基；基於共同美善構想一個政治秩序，必然反對將個人權利作為政治秩序的根基。

或者從相互批評的角度來說，堅持以共同美善為國家構成的基本原理的古典哲人會認為基於個人權利不可能形成一個良好的政治秩序——這一批評也呈現於黑格爾對社會契約論的批評中；堅持以個人權利為國家構成的基本原理的現代哲人則會認為基於共同美善所形成的政治秩序必然導致對個人權利的壓製——這一批評恰恰有助於我們理解何以黑格爾等人的國家有機體論會被判定為國家主義。

論者或謂，我們應當從曆史辯證的角度、而不是從理念建構的角度去理解黑格爾的有機國家論。[3]此論誠然有一定道理，而問題依然存在且相當嚴重：如果有機國家竟然是自我拆台、自我解構的，何以能夠成為一個自生長、自組織的生命體？

對於來自德國思想家的國家有機體論所存在的內在矛盾，其實也就是現代共和主義的內在困境，梁啟超並無明確的意識；而在論及公民美德時，此種困境也以某種模糊的方式呈現出來。古典共和主義理所當然地重視美德，是名副其實的美德政治（politics of virtue），因為個體美善與共同美善的一致性為公民美德的可能性與重要性奠定了基礎。當孟德斯鳩將共和國的原理厘定為美德、且以愛國來總括相應的公民美德時，他所指的共和國正是古代那種小國寡民式的城邦國家。孟德斯鳩的言下之意正是，這種國家構想僅僅因其規模就已不再適用。

因此，現代共和主義雖仍以重視公民美德為其基本特征之一，但此一議題的實質意義在其整體思想語境中已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這個問題上值得一提的仍然是黑格爾。正如蕭高彥所指出的，“黑格爾將‘公民美德’的議題，抽離了孟德斯鳩民主製的脈絡，成為所有曆史理性所建構出的真實國家中公民所備的主觀意識。”[4]梁啟超在汲汲於建設一個新中國的現實關切中大談公民美德問題，自然表明他在這個議題上的看法更接近黑格爾，而非孟德斯鳩，盡管他基本上沒有談到黑格爾。

在分析梁啟超的公民美德論時，幾乎沒有人會忽略《新民說》中的那個重要轉變，即從《論公德》一篇到《論私德》一篇的轉變。在綜合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李天伶對此也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並對前後兩篇的轉變做出了清晰的刻畫。但無論如何解釋這個轉變，我們始終無法消除這兩篇之間的張力。一方麵，梁啟超說自己提出私德的問題是順著先前論公德的思路繼續推進，因為在他看來，公德與私德之間的關係是相屬而非對待，或者更直接地說，從私德到公德隻欠一推，如果忽略私德則“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另一方麵，在後一篇提出私德的重要性時，梁啟超實際上已經修改了在前一篇中對公德與私德的劃分方式，從而也已經修改了公德與私德的基本定義。

根據李天伶的發現和概括，前後兩篇“公德私德理解方式轉變的實質是劃分標準的轉變，將依照對象進行劃分轉變為依照主體進行劃分，即《論私德》中的公德與私德不再是對公與對私，而是團體所具有和個人所具有，並且團體所具有的公德完全基於個人所具有的私德。這一轉變可以說明：首先，美德不分公私，皆為個人所具有，而且皆具有公共的意義；再者，一個團體的美德必然以組成團體之個人的美德為基礎，團體美德由個人美德凝聚而成。”[5]這就是梁啟超在後一篇所說的“德一而已，無所謂公私”的確義。如果說前一篇中論公德是基於公私領域的現代區分，那麽，後一篇中“德無所謂公私”的新論斷就意味著梁啟超對這一區分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

實際上我們看到，李天伶在此做出了一個在我看來非常大膽的斷言，這也是本書給我的最大啟發，即，她認為，梁啟超對公民美德的論述，更接近古典共和主義而非現代共和主義。倘若真的是如此，我們就能夠從《論私德》一篇中看到一個最為保守的梁啟超，從而有必要對其早期政治思想進行全盤性的重新審視。質言之，從《論公德》倡導道德革命到《論私德》斷言德無新舊，是否意味著梁啟超從現代共和主義走回到了古典共和主義？鑒於梁啟超思想的多變性和複雜性，我們可能無法對此問題做出斬釘截鐵的斷言，但這個問題的提出本身就是極有意義的。

李天伶本科、碩士分別在吉林大學和北京大學學習政治學和政治理論，之後考入清華大學哲學係，在我的指導下攻讀中國哲學專業的博士學位。她對中國哲學有很廣泛的興趣，也發表過相關研究論文。在我的建議下，她最終選擇梁啟超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作為博士論文選題。為此她廣泛閱讀了大量原始文獻和二手文獻，並在逐一消化這些文獻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以論帶史、以史拓論的寫作提綱。論文完成後順利通過答辯，並被評為清華大學優秀博士論文，從而獲得了清華大學出版社的出版資助。我相信，本書的出版不僅能夠使讀者對梁啟超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過程有一個全麵、清晰的認識，同時也會啟發讀者去思考一係列更為深層次的政治理論問題。

注釋：

[1] 蕭高彥：《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8頁。
[2] 弗雷德裏克·拜賽爾：《黑格爾》，王誌宏、薑佑福譯，華夏出版社2019年版，第280頁。
[3] 參見蕭高彥：《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第287頁以下。
[4] 蕭高彥：《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論》，第284頁。
[5] 李天伶：《誓起民權移舊俗：梁啟超早期政治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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