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作者：王傑 孟魯明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七月廿三日壬戌

          耶穌2024年8月26日

《荀子》一書(shu) 引《詩經·大雅·抑》之篇六次，其中引用“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更是多達三次，分別在《不苟》《非十二子》《君道》三篇。此引詩三處，雖然並無統論之意，但縱覽此三篇所引之處行文，其立意逐漸拔高，在“維德之基”的基調下對君子品性展開討論，最後上升到治國理政的高度。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見於(yu) 《詩經·大雅·抑》：“荏染柔木，言緡之絲(si) 。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鄭箋雲(yun) ：“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為(wei) 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為(wei) 德之基止。言內(nei) 有其性，乃可以有為(wei) 德也。”“荏染柔木，言緡之絲(si) ”在此章中起比興(xing) 兼備的作用，“荏染柔木”之所以是良好材料，正是因為(wei) 它可用以製作琴瑟樂(le) 器，而君子之所以溫溫然、恭謹守禮是因為(wei) 其深厚品德作為(wei) 其根基，故“維德之基”乃是人的內(nei) 在本質，“溫溫恭人”是這一本質的外化表現。在《荀子》的語境下，對德為(wei) 人之安身立命的基礎更為(wei) 強調。在他看來，君子要做到謹慎謙和，持事以敬，不為(wei) 物欲所傾(qing) 倒；在位者要做到善政任賢修己而後安政。此二者皆需要堅定的道德基礎。

君子應以德為(wei) 本，行中庸、致至文

《不苟》篇中“夫是之謂至文”是對前文的總結，“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是對“至文”的總結，顯然“至文”與(yu) “維德之基”並非同一維度的概念，據前言可將“至文”視為(wei) “維德之基”的結果。也就是說“寬而不僈，廉而不劌，辯而不爭(zheng) ，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柔從(cong) 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這些品質皆需要內(nei) 在德性的支撐，而一個(ge) 人能夠做到這些，在荀子看來已是“至文”。“至文”之境其實無它，凡事把握好度便是其關(guan) 鍵所在。因為(wei) 寬容太過就成了懈怠；太過有棱角則易傷(shang) 人傷(shang) 己，“廉”形容一個(ge) 人有棱角有個(ge) 性，“劌”為(wei) 刃傷(shang) 之意；同樣，太過於(yu) 善辯則易起爭(zheng) 執，雖然在荀子看來“君子必辯”，但君子之辯是為(wei) 了致實，而且君子博學雅正，故其辯能服眾(zhong) 不至於(yu) 發展為(wei) 爭(zheng) 執，君子之辯當如荀子在《非相》篇中說的那樣：“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文而致實，博而黨(dang) 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而且，一個(ge) 人太過於(yu) 明察就變成了斤斤計較，如此便易激切，現實生活中，太過明察之人往往難以包容他人的短處，自然難以實現和諧，所以楊倞注“察而不激”為(wei) “但明察而不激切”；不僅(jin) 如此，太過於(yu) 正直之人則不免盛氣淩人；太過於(yu) 剛強則不免凶暴，太過於(yu) 寬柔則不免隨波逐流；太過於(yu) 恭謹謹慎則容易舉(ju) 棋不定、畏手畏腳。所以把握為(wei) 人處世的度，是通往“至文”之境的核心要義(yi) ，而對“度”的把握正是對中庸之道的踐行，正如《中庸》所言：“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liang) 端，用其中於(yu) 民。”舜之所以是舜，就是因為(wei) 他在麵對事物之時用了最合理的適中辦法。行文至此，我們(men) 就不難進一步理解荀子在此表達的邏輯，那就是以德為(wei) 基，方能行中庸之道，行中庸之道方能至“至文”之境。如此一來，在荀子這裏《大雅·抑》的“維德之基”之德可視為(wei) “中庸之道”的基礎，德道相通則“至文”矣。

君子應知命自省

如果說《不苟》篇引“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是為(wei) 了強調君子需以德傍身才能不偏不倚行中庸之道，達到“至文”的境界，那麽(me) 《非十二子》篇引《抑》則是為(wei) 了提醒後世儒者“女為(wei) 君子儒，無為(wei) 小人儒”。修身過程中需以“維德之基”自省。荀子以“能”與(yu) “不能”為(wei) 例，指出君子應在主觀能動性上下功夫，而不要執著於(yu) 不以個(ge) 人意誌為(wei) 轉移的事情。一個(ge) 人可以從(cong) 自身道德、誠信、才能上督促自我成長，“‘可貴’謂道德也；‘可用’謂才能也”。這些都是個(ge) 體(ti) 在充分調動自我能動性的前提下所能實現的，但不能保證自己所付出的努力一定會(hui) 為(wei) 他人所認可或在客觀世界取得成功，但即便如此，真正的君子仍然會(hui) 以突破自我為(wei) 目標而努力，如《勸學》篇所說：“古之學者為(wei) 己，今之學者為(wei) 人。”儒家“天命觀”認為(wei) ，客觀外在世界不以個(ge) 人意誌為(wei) 轉移，即使再執著於(yu) 某事仍舊有失敗的風險，因為(wei) 客觀世界充斥著各種不以個(ge) 人意誌為(wei) 轉移的偶然性，而此“偶然性”恰恰是其必然性的體(ti) 現，故君子應安然接受其必然性，與(yu) 偶然性、不確定性和諧相處，儒家所倡導的“知命”即如此，知命之不可知，也就無謂成功與(yu) 失敗。孔子說：“道之將行也與(yu) ，命也；道之將廢也與(yu) ，命也。”道行與(yu) 不行屬於(yu) 未來偶然性的結果，不應影響當下的自我。所以荀子在談論“君子能為(wei) 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這一必然性與(yu) 偶然性之時，會(hui) 警示道“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這與(yu) 孔子所說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君子在內(nei) 修其身以及立身行道的過程中仍需有一參照，這個(ge) 參照就是“溫溫恭人，維德之基”。這兩(liang) 句詩展現的邏輯關(guan) 係，正是君子自省的關(guan) 鍵。

執政者應“有覺德行”、任賢用能

《君道》引《抑》段落，開頭四字“至道大形”，王先謙注此為(wei) “言至道至於(yu) 大形之時”。而此四字即是該段落之主旨，後續行文皆可視為(wei) 荀子對至道至於(yu) 大形之時的一種描述，然而這種描述並非烏(wu) 托邦式的空想，而是在天子隆禮至法，尚賢使能的治國之道下國家的應然有序狀態。在段落之末，荀子引用“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一來，將話題的重點重新拉回到天子身上，言明至道之行關(guan) 鍵在於(yu) 君道，而君道的核心則是天子本人需要有深厚的根基與(yu) 高尚的品德；二來，借衛武公刺曆王之意，勸勉在位的君子為(wei) 政以德。相較於(yu) 《不苟》《非十二子》二篇引《抑》的側(ce) 重點均在個(ge) 體(ti) 修身律己方麵，《君道》引《抑》則將目光放在了治國層麵，雖然相較於(yu) 前兩(liang) 篇在立意上有所超越，卻也是《抑》的詩內(nei) 應有之意，如詩的第二章：“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yi) ，維民之則。”點明能夠任賢用能，國家自然強盛，四方自然來歸，這仰仗天子“有覺德行”，上可治國有序，下可為(wei) 萬(wan) 民之表率。鄭箋雲(yun) ：“競，強也。人君為(wei) 政，無強於(yu) 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yu) 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cong) 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朱熹從(cong) 天地人的角度出發，指出天子“有覺德行”為(wei) 天下法，“言天地之性人為(wei) 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wei) 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cong) 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yi) ，然後可以為(wei) 天下法也”。可見這段詩文與(yu) 荀子所欲表達之意相通，足見荀子引詩詩意漫布全文，非孤立、抒情地引用。因為(wei) 荀子在此引《抑》所強調的德，既是“維德之基”的德，亦是“有覺德行”的德，二德本為(wei) 同一“德”，前者更顯君子有德傍身則“大形”備矣的邏輯關(guan) 係，故荀子引之。

從(cong) 《不苟》到《非十二子》再到《君道》，荀子三引“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我們(men) 看到隨著所論述話題立意的拔高，“德”字的內(nei) 在含義(yi) 在不斷變化，所言對象從(cong) 君子上升到天子，正如《大學》所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其本亂(luan) 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荀子借《抑》言“德”正是言其“本”，本立而道生，“溫溫恭人，維德之基”之意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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