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思想及其現代展開

作者：顧家寧（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yu) 社會(hui) 科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七月初九日戊申

          耶穌2024年8月12日

“周秦之際”與(yu) “明清之際”是中國思想史上兩(liang) 個(ge) 重要的轉型時期，後者的重要性源自其作為(wei) 古今中西之間的“曆史接合點”地位。在身處明清之際的黃宗羲那裏，典型地體(ti) 現出傳(chuan) 統儒學向現代轉型的趨勢以及現代中國的內(nei) 在展開，集中反映在政治觀、哲學觀、倫(lun) 理觀三個(ge) 方麵。

政治觀

在政治觀念上，黃宗羲立足儒家民本傳(chuan) 統，反思秦以降君主專(zhuan) 製政治之弊，吳光將其總結為(wei) “君為(wei) 民害”“民主君客”“萬(wan) 民憂樂(le) ”三大命題，體(ti) 現出“新民本”思想對儒家傳(chuan) 統民本思想的繼承和超越。“君為(wei) 民害”反思立君之旨，激烈批判君主專(zhuan) 製，較之荀子的“立君為(wei) 民”更加尖銳而富於(yu) 批判性，隱含了對一種“放逐君主”的新政治形式的想象。“民主君客”不僅(jin) 在價(jia) 值上認定民先於(yu) 君，更在性質上確認天下萬(wan) 民為(wei) 政治的主體(ti) ，是對孟子“民貴君輕”論的推闡升華，蘊含了從(cong) “民有”觀念向“民治”觀念引申的契機。“萬(wan) 民憂樂(le) ”既是對以愛民、為(wei) 民為(wei) 旨歸的儒家傳(chuan) 統民本思想的繼承，也明確了民眾(zhong) 才是政治的最終目的，天下是民眾(zhong) 之天下，而非君主一家私產(chan) 。他說：“天下之治亂(luan) ，不在一姓之興(xing) 亡，而在萬(wan) 民之憂樂(le) 。”

“仲尼沒，今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明夷待訪錄》蘊含了黃宗羲對儒學傳(chuan) 統正本清源、返本開新的探索。通過對曆史積弊的清理和儒學傳(chuan) 統的詮釋，他試圖塑造一種“交入‘大壯’，始得一治”的政治文明新形態。這一理想雖然在有清一代難於(yu) 實現，卻為(wei) 兩(liang) 百年後現代政治觀念在中國的生根萌芽預埋了伏筆。黃宗羲的政治思想在晚清時期曾經起了極其重要的思想啟蒙作用，梁啟超認為(wei) ，黃宗羲“最有影響於(yu) 近代思想者，則《明夷待訪錄》也。……梁啟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shu) 節抄，印數萬(wan) 本，秘密散布，於(yu) 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孫中山旅日期間曾翻印《明夷待訪錄》之《原君》《原臣》篇，作為(wei) 革命宣傳(chuan) 材料隨身攜帶散發。譚嗣同視《明夷待訪錄》為(wei) 三代以下“萬(wan) 一有當於(yu) 孔教”之書(shu) ，劉師培、陳天華將黃宗羲比為(wei) “中國之盧梭”，用《民約論》原理闡發其政治思想。

黃宗羲與(yu) 《明夷待訪錄》在清末發揮的作用絕非僅(jin) 限於(yu) 革命宣傳(chuan) 。更重要的是，近代中國政治變革進程中觸及的一係列關(guan) 鍵性議題，幾乎都可以在他那裏找到思想源頭，體(ti) 現出“晚明—晚清”曆史與(yu) 思想的連續性，如《留書(shu) 》與(yu) 民族意識，《原君》與(yu) 共和革命，《學校》與(yu) 議會(hui) 民主，《原法》與(yu) 立憲政體(ti) 等。正是這種現實相關(guan) 性與(yu) 曆史延續性，使得作為(wei) “殘明遺老”的黃宗羲始終佇(zhu) 立在清末政治舞台的聚光燈下。無論是維新與(yu) 守舊的論戰，還是革命與(yu) 立憲之爭(zheng) ，《明夷待訪錄》一直作為(wei) 重要的理論資源、批判標靶與(yu) 象征符號為(wei) 論戰各方所關(guan) 注。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近代西方政治觀念融合本土思想資源而匯入了現代中國的思想之流。

哲學觀

在哲學上，黃宗羲承續宋明理學，反思走向僵化的朱子學之弊。基於(yu) 對朱子學理氣二元論的反思，黃宗羲主張理氣一體(ti) 、心性一體(ti) ，呈現“理氣心性統一論”的哲學形態。他強調心、氣相較於(yu) 性、理具有第一序意義(yi) ，性、理是心、氣流行的秩序節律，意在使朱子學傳(chuan) 統中逐漸僵滯、虛懸的“理”向現實開放。同時，一氣流行之中必有節律，人心之中自有條理，天地之間有實理而非空無，變化之中有不易之則，體(ti) 現出儒學異於(yu) 佛老的本質特征。

黃宗羲深刻浸潤於(yu) 程朱理學傳(chuan) 統而又對其有批判創新，集中表現在將程朱理學的理氣二元論轉為(wei) 理氣心性統一論，突出“心”與(yu) “氣”的意義(yi) 。正如山井湧所言，“氣的哲學和心學，具有反對屬於(yu) 理之哲學的朱子學、拆除朱子學權威的作用。就這一點來說也可得見氣的哲學與(yu) 心學之間的共通要素”。黃宗羲哲學建構的中心，即圍繞對朱子學“定理”的變革而展開。在理氣觀上，他通過對明代朱子學學者的批評，反思走向虛懸、僵滯的朱子學，從(cong) 本體(ti) 論層麵證成理的變化性。在心與(yu) 理的關(guan) 係上，他借助孟子詮釋與(yu) 對明代氣學的批評，強調人心對於(yu) 天地萬(wan) 物的意義(yi) 賦予，凸顯主體(ti) 積極、能動的秩序創造意識。上述哲學建構的實質，在於(yu) 將僵滯之理轉成適應現實發展的動態“活理”，而與(yu) 其法政變革論相為(wei) 表裏。

溝口雄三以“體(ti) 製儒學”與(yu) “儒理學”兩(liang) 條線索來理解宋代以來的儒學發展。前者作為(wei) 統治思想維護統治權威、固守等級秩序，如明清兩(liang) 代官學化的朱子學；後者則是對各時代學者的理學流派及其理觀發展的總稱，具有理想性、變革性特征。黃宗羲以理觀變革為(wei) 中心的哲學建構，正是後者的典型代表。在理觀的演進過程中，可以發現中國現代思維的內(nei) 在展開。朱子學以理的世界觀為(wei) 基礎而將其體(ti) 係化，從(cong) 陽明學到黃宗羲，一方麵繼承理的觀念，另一方麵擺脫外在的“定理”而樹立富於(yu) 個(ge) 體(ti) 性與(yu) 多元化的新理觀（心即理、致良知）。到了近代以後，人權、平等、共和等新觀念，同樣在理觀所包含的天、自然、公共、萬(wan) 物一體(ti) 之仁等思維背景下獲得理解和轉化，對中國的近現代走向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

倫(lun) 理觀

如果說黃宗羲哲學觀的主旨在於(yu) 針對朱子學的問題，論證變革的必要性與(yu) 必然性，那麽(me) 其倫(lun) 理觀的焦點則是變革時代道德價(jia) 值的維係，指向陽明學的流弊。陽明學的興(xing) 起因應了主體(ti) 精神覺醒的時代潮流，不過亦隱含了主體(ti) 精神脫離道德價(jia) 值而流入感性自然的危機。明清鼎革的曆史劇變，更凸顯了這一問題。

《明夷待訪錄》與(yu) 《明儒學案》是黃宗羲最重要的兩(liang) 部著作，前者集中體(ti) 現了秩序變革的時代呼喚，後者蘊含了在變革時代維係價(jia) 值的政教用心。對陽明後學的反思批評與(yu) 借鑒吸收，構成了《明儒學案》的編纂主線。在陽明後學本體(ti) 派、工夫派兩(liang) 大係統中，黃宗羲傾(qing) 向於(yu) 後者，強調“必須工夫，才還本體(ti) ”，“心無本體(ti) ，功力所至，即其本體(ti) ”，以主事、主靜、主敬、主意等切實的工夫磨練、確證良知本體(ti) ，並通過踐履來涵養(yang) 自得實修的士風學風，對治“情識而肆”“玄虛而蕩”的時代病症。

社會(hui) 轉型時代的急劇變化，容易引發重功利的時代風氣，導致道德價(jia) 值的脫序。明末清初如此，兩(liang) 百多年後的清末民初同樣如是。在這時，《明夷待訪錄》成為(wei) 刺激變革的思想利器，《明儒學案》則化身為(wei) 涵育民德的重要資源。梁啟超反思近代改良運動，認定“新國”必先“新民”，“新民”必兼取中西文化，因私德以鑄公德，養(yang) 成現代國民。如果說西方近代法律、政治觀念是塑造公德的良方，那麽(me) 中國傳(chuan) 統學問則是個(ge) 體(ti) 修身涵養(yang) 的富礦。1905年，梁啟超編纂《德育鑒》與(yu) 《節本明儒學案》二書(shu) ，前者摘錄先秦、宋明儒家修身之言並加案語指點引申，其中大量內(nei) 容即取自《宋元學案》《明儒學案》；後者則直接選錄《明儒學案》的修身之語、工夫之言，將其改造為(wei) 一部修身教科書(shu) 。傳(chuan) 統理學的自我修養(yang) ，由此成為(wei) 成就人格、改造社會(hui) 的精神資源。這兩(liang) 部著作在清末民初的青年群體(ti) 中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梁漱溟、胡適、徐誌摩等人都曾深受其啟發。

黃宗羲的思想深刻影響了現代中國，以《明夷待訪錄》為(wei) 代表的新民本政治思想，成為(wei) 接引現代政治觀念的本土思想基礎。其“理氣心性統一”的哲學建構使理觀念向現實敞開，高揚了主體(ti) 的能動性，奠定了秩序變革的形上基礎。《明儒學案》對身心性命之學的整理，則使儒學傳(chuan) 統成為(wei) 現代個(ge) 體(ti) 修身和主體(ti) 性鍛煉的重要資源。在他的思想及其後世影響中，呈現出古今中西交匯的特征，反映了現代中國展開之路的內(nei) 生軌跡與(yu) 內(nei) 在性質。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