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漢碑與(yu) 漢代尊孔崇儒

作者：陳霞（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

來源：《曲阜碑刻視域下的孔子與(yu) 曆代中國》

一、“太牢祀孔”:漢高祖拉開尊孔序幕

雖然從(cong) 曲阜所存碑刻來看，西漢時期的碑刻並不多，且與(yu) 孔子、儒學聯係不密切，但是後世眾(zhong) 多尊孔崇儒碑刻的出現，以及曆代帝王尊孔崇儒，卻與(yu) 西漢之初的漢高祖密切相關(guan)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漢高祖在曲阜以太牢之禮祭祀孔子，可以說拉開了曆代政權尊孔崇儒的序幕。

聖跡圖之漢高祀魯

草莽出身的漢高祖劉邦實際上在其即位之初對儒學、儒生非常厭惡：“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yu) 人言，常大罵。”但不久以後，劉邦竟然親(qin) 臨(lin) 曲阜，並以太牢之禮祭奠孔子，成為(wei) 中國曆史上第一位祭孔的帝王。是什麽(me) 原因促使這位開國帝王態度的急劇轉變呢?

據史書(shu) 記載，在以太牢之禮祭孔之前，劉邦還來過一次魯地。《史記·項羽本紀》記載：

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為(wei) 其守禮義(yi) ，為(wei) 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wei) 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為(wei) 發哀，泣之而去。

魯城曾是項羽的封地。項羽死後，楚國各地都投降了漢軍(jun) ，唯有魯城人不肯就範，因為(wei) 他們(men) 堅守禮義(yi) ，為(wei) 主人以死守節。直到最後劉邦讓人拿項羽的頭給魯城人看，魯城人才投降。魯城人的這番義(yi) 舉(ju) ，定然對不喜儒的劉邦產(chan) 生不小的心靈震撼，之後，高祖劉邦用葬魯公的禮儀(yi) 把項羽埋葬在穀城，為(wei) 他舉(ju) 哀發喪(sang) ，並悼念一番方才離去。

如果說魯城人的忠義(yi) 之舉(ju) 隻是讓劉邦產(chan) 生一時的心靈震撼的話，那麽(me) 漢朝初立時儒生在朝儀(yi) 、國策方麵的建議與(yu) 舉(ju) 措，更是讓他對儒學有了直接的認識與(yu) 感受，並扭轉了他對儒學的態度。

據《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chuan) 》記載，漢高祖五年(前202),天下已並，諸侯們(men) 在定陶擁立劉邦為(wei) 帝時，“群臣飲酒爭(zheng) 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跟著劉邦征戰沙場的大臣們(men) 大都是草莽出身，一向不拘小節，不講禮儀(yi) ，立國之後，更是邀功論賞，飛揚跋扈。混亂(luan) 的朝儀(yi) 讓劉邦日漸厭煩並深以為(wei) 患。這時候，來自薛縣的叔孫通便向高祖進言：“夫儒者難與(yu) 進取，可與(yu) 守成。臣願征魯諸生，與(yu) 臣弟子共起朝儀(yi) 。”得到高帝的許可之後，叔孫通便到魯地征得三十多名儒生帶回長安，與(yu) 他的弟子一起參照秦儀(yi) ，采擷古禮，製定漢朝禮儀(yi) ，並帶領群臣學習(xi) 與(yu) 演練。兩(liang) 年後，長樂(le) 宮成，群臣於(yu) 此行朝歲之禮，這也是漢高祖第一次接受群臣以正式朝儀(yi) 朝拜。整個(ge) 儀(yi) 式，“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無敢讙嘩失禮者”。這一秩序井然、尊卑凸顯的朝儀(yi) ，再一次帶給高祖無比的震撼，以至於(yu) 他禁不住地感慨：“吾乃今日知為(wei) 皇帝之貴也。”並拜叔孫通為(wei) 太常，賜金五百斤。劉邦對儒學的價(jia) 值與(yu) 功能有了更加深切的認識與(yu) 體(ti) 會(hui) 。

除了叔孫通製定朝儀(yi) ，漢初的另一位大儒陸賈更是不斷向高祖宣講儒學。《史記·酈生陸賈列傳(chuan) 》記載陸賈時常在高祖麵前說稱《詩》《書(shu) 》,高祖便罵他說：“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shu) 》!”陸賈則反駁他：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xiang) 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yi) ，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顯然，此時的漢高祖對如何治理國家尚無明確認識，而陸賈的一番話道出了“打天下”和“治天下”的不同。高祖聽著雖然不舒服，但對錯了然於(yu) 心，所以他心生慚愧，並讓陸賈著書(shu) 總結秦為(wei) 何會(hui) 失去天下、劉氏又為(wei) 何能得天下，以及古代成功和失敗的國家史實。於(yu) 是陸賈“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嚐不稱善，左右呼萬(wan) 歲，號其書(shu) 曰‘新語’”。可見，陸賈及其《新語》,讓曾經鄙視儒生的高祖及漢初群臣真切地接觸到儒學的實質，也讓他們(men) 轉變了對儒學的態度。這也是漢朝之君臣開始走出“馬上得天下”的勝利喜悅，並對強秦二世而亡的結局進行理性反思的結果。

顯然，秦朝的滅亡帶給漢初統治者的震撼是巨大的。那麽(me) ,如何避免像秦那樣短命而亡，又如何穩定漢初蕭條破敗的社會(hui) 、振興(xing) 經濟呢?在實際的感受與(yu) 體(ti) 驗下，在儒臣的引導下，更是在立國之後一係列現實的社會(hui) 問題的逼迫下，漢高祖劉邦，這個(ge) 曾經對儒生極盡侮辱的皇帝，逐漸轉變態度，對儒學、孔子，開始肅然起敬。所以，在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十一月，“(高祖)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祠孔子”,以高規格禮儀(yi) 祭祀孔子，向孔子致以崇高的敬意。高祖的舉(ju) 動，無疑影響了人們(men) 對孔子與(yu) 儒學的態度，自此以後，“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cong) 政”。由此確立了孔子在漢朝乃至後世受人敬重的地位。

漢高祖以後，出於(yu) 穩定社會(hui) 、發展經濟的需要，漢初的幾代帝王都崇奉黃老之術，主張清靜無為(wei) ，休養(yang) 生息，但儒學也以積極向上的治世態度不斷地發展著。到漢武帝時，漢初的社會(hui) 問題已基本解決(jue) ，而站穩腳跟的漢朝需要更加統一、更加強大的政權來推動政治的更加穩固，以及國祚的綿延不絕。於(yu) 是，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等大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學上升為(wei) 國家的意識形態。自此以後，儒學成為(wei) 漢碑裏所說“為(wei) 漢製作”“為(wei) 漢定道”的國家大法。

二、“孔廟三碑”中的孔子形象

《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素來被譽為(wei) “孔廟三碑”,在漢代乃至中國碑刻曆史上都有著重要價(jia) 值。這三幢碑，不僅(jin) 體(ti) 現了我國早期文字的發展與(yu) 演變，有著重要的書(shu) 法價(jia) 值，而且從(cong) 碑文內(nei) 容上看，更是儒學與(yu) 漢代社會(hui) 互動的重要體(ti) 現。從(cong) 這三幢碑的碑文中，可見漢代對孔子的認識，以及孔子、儒學在漢代的地位與(yu) 價(jia) 值。現將“孔廟三碑”中體(ti) 現時人對孔子認識的碑文摘錄於(yu) 下：

臣愚以為(wei) ，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巡，為(wei) 漢製作，先世所尊。(《永興(xing) 元年乙瑛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乙瑛碑》（現存於(yu) 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大古，華胥生皇雄，顏母育孔寶，俱製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wei) 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於(yu) 初學，莫不體(ti) 思，歎卬師鏡。(《永壽二年韓敕禮器碑》)

《禮器碑》（現存於(yu) 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臣伏念孔子，乾巛所挺，西(狩)(獲)麟，為(wei) 漢製作，故《(孝)經援神挈》曰：玄丘製命帝卯行。(《建寧二年史晨前後碑》)

《史晨碑》（現存於(yu) 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在這些碑文記載中，魯相乙瑛、韓敕、史晨口中的孔子，無論是出生還是事跡、貢獻，都具有濃厚的讖緯色彩。

讖緯，是讖與(yu) 緯的合稱。所謂“讖”,《說文解字·言部》雲(yun) ：“讖，驗也，有征驗之書(shu) 。河雒所出，書(shu) 曰讖。”可見，讖主要指《河圖》《洛書(shu) 》(《雒書(shu) 》)這一類圖書(shu) ，它用詭秘的隱語、預言作為(wei) 神的啟示，向人們(men) 昭示冥冥之中的吉凶禍福、治亂(luan) 興(xing) 衰。所謂“緯”,《四庫全書(shu) 總目》說其為(wei) “經之支流，衍及旁義(yi) ”。漢代劉熙《釋名·釋典藝》雲(yun) ：“緯，圍也，反覆圍繞以成經也。”清代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引蘇輿語指出：“緯之為(wei) 書(shu) ，比傅於(yu) 經，輾轉牽合，以成其誼，今所傳(chuan) 《易緯》《詩緯》諸書(shu) ，可得其大概。故雲(yun) ‘反覆圍繞以成經’。”由此即可看出，緯書(shu) 實際上就是以神學理論附會(hui) 儒家經典，以解經為(wei) 比附，宣揚符籙、瑞應、占驗之書(shu) 。根據文獻記載，“讖”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緯”則較為(wei) 晚出，一般認為(wei) 出現於(yu) 漢代儒學經學化之後。大致在西漢中後期，讖緯之學係統成型，並全麵盛行於(yu) 東(dong) 漢時期，對當時的社會(hui) 生活與(yu) 国际1946伟德都產(chan) 生重要影響。

顯然，“孔廟三碑”是在東(dong) 漢讖緯之學流行的背景下刻立的。而且，這三幢碑，其內(nei) 容均為(wei) 身為(wei) 儒生的魯相呈遞給皇帝的奏疏，為(wei) 官方文書(shu) ，代表了當時社會(hui) 的主流認識。而在這一主流認識中，孔子的形象與(yu) 地位與(yu) 先秦時期有著很大的差別。

首先，神化孔子。雖然碑文中稱孔子為(wei) “大聖”“近聖”,然與(yu) 司馬遷所說的“聖人”有著很大差別。讖緯中的孔子儼(yan) 然由聖而神，成為(wei) 具有神話色彩的聖人。孔子的誕生以及容貌特征等，都被賦予了神話色彩。《禮器碑》有“顏母育孔寶”“顏育空桑”等記載，這都出自緯書(shu) 中的孔子感生說。《春秋演孔圖》雲(yun) ：“孔子母徵在，遊大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己已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yu) 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yu) 空桑。”另有《論語撰考讖》曰：“叔梁紇與(yu) 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可見，緯書(shu) 中的孔子乃人神交合而生。為(wei) 了配合這種神話色彩，在《孝經援神契》《孝經鉤命決(jue) 》《春秋演孔圖》等緯書(shu) 中，孔子還被神話為(wei) “反宇”“海口”“牛唇”“駢齒”“輔喉”“魚脊”等異於(yu) 常人的形象。

其次，“王化”孔子。《漢魯相韓敕後碑》記載：“孔聖素王，受象乾(坤)。”“素王”,這是東(dong) 漢時期緯書(shu) 中對孔子的一貫稱謂。“素王”之稱起於(yu) 西漢，但最初並不專(zhuan) 指孔子。董仲舒在對武帝第二策中曰：“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係萬(wan) 事，見素王之文焉。”將孔子與(yu) “素王”聯係了起來。董子極力推演“孔子立新王之道”,或曰“《春秋》當新王”“《春秋》作新王之事”,而至緯書(shu) 出，則“素王”專(zhuan) 稱孔子。緯書(shu) 曰：

麟出周亡，故立《春秋》,製素王授當興(xing) 也。(《春秋演孔圖》《春秋緯》)

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與(yu) 先王以托權，目至德要道，以題行。”(《孝經鉤命決(jue) 》)

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論語崇爵讖》)

仲尼為(wei) 素王，顏淵為(wei) 司徒。子路為(wei) 司空。(《論語摘輔象》)

唐代著名學者孔穎達(574—648)對“素王”有一解說：“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意即其人雖無王位，但做的是王者的事業(ye) 。

由以上可見，緯書(shu) 中的孔子是人神相交而生的神聖，是無王者之位而行王者之事的“素王”。而緯書(shu) 作者如此神化、“王化”孔子，主要是為(wei) 其所肩負的特殊使命烘托氣氛並賦予其特定身份。孔子所肩負的特殊使命就是“孔廟三碑”中所說的“為(wei) 漢製作”“為(wei) 漢定道”。

《孝經鉤命決(jue) 》中說：

聖人不空生，必有所製，以顯天心。丘為(wei) 木鐸，製天下法。

在緯書(shu) 作者那裏，孔子的出生不是偶然的，而是上天安排的，孔子肩負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製天下法”。這個(ge) “天下法”,更具體(ti) 地說是為(wei) 漢代而製。對此，緯書(shu) 記述得更為(wei) 詳細。《春秋演孔圖》曰：

得麟之後，天下血書(shu) 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dong) 出。秦政起，胡破術。書(shu) 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shu) 飛為(wei) 赤鳥，化為(wei) 白書(shu) ，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製法之狀。

這就是著名的“魯端門血書(shu) ”,又被稱為(wei) “端門受命”。雖然荒誕不經，卻被廣泛接受。東(dong) 漢著名的《公羊傳(chuan) 》大師何休在其所著《春秋公羊傳(chuan) 解詁》中，在注解“君子曷為(wei) 為(wei) 《春秋》”一句時，就引用《春秋演孔圖》的這一段話，並總結說：“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luan) 之後，故作撥亂(luan) 之法以授之。”顯然，他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就是為(wei) 漢代製法。除了《春秋》之外，《尚書(shu) 》《孝經》等儒家經典都被看作是孔子為(wei) 漢所製之法。例如《尚書(shu) 緯》：“孔子求書(shu) ，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shu) ，迄於(yu) 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wei) 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wei) 《尚書(shu) 》,十八篇為(wei) 《中侯》。”這就是說《尚書(shu) 》也是孔子為(wei) 漢作法的“法”。可見，在讖緯流行的背景下，儒家經典也被讖緯化。

總而言之，在緯書(shu) 中，孔子被推尊為(wei) 能預知未來的神聖，並作《尚書(shu) 》《春秋》《孝經》等書(shu) 為(wei) 漢製法，經學的讖緯化成為(wei) 東(dong) 漢儒學的主流。而儒學在這一時期的發展特征，實際上是與(yu) 兩(liang) 漢社會(hui) 政治狀況密不可分的。

據《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記載，王莽執政時，曾下令征召精通“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等技能的“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這些人中有不少方術之士，他們(men) 搜集當時社會(hui) 上零星存在的讖語等，並整理編匯成書(shu) 。王莽之所以要這麽(me) 做，顯然是在為(wei) 自己受命代漢製造輿論，從(cong) 而營造“君明神授”的政治文化氛圍。

而光武帝劉秀之所以能奪取政權，建立東(dong) 漢政權，更與(yu) 讖緯密不可分。據《後漢書(shu) ·光武帝紀》記載，在王莽執政後期，天下大亂(luan) ，當時李通等人就借助圖讖來勸說劉秀起兵。當時的圖讖有：“劉氏複起，李氏為(wei) 輔”的說法。這一預言無疑給本身就心懷角逐天下之野心的劉秀以精神鼓勵。後來，劉秀從(cong) 眾(zhong) 多的軍(jun) 事集團中脫穎而出，勢力大增，這時又有人“自關(guan) 中奉《赤伏符》”建議劉秀稱帝。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wei) 天子。”在讖語的鼓勵之下，劉秀奮發圖強，最終榮登天子之位。正是由於(yu) 讖緯在自己建立政權中的關(guan) 鍵作用，所以劉秀在登基之後，尤其重視讖緯之學，“宣布圖讖於(yu) 天下”。

顯然，圖讖被統治者利用以製造“君命神授”的氛圍，故而受到尊奉和推崇。在統治者的積極倡導下，儒生或為(wei) 了奉承統治者，或為(wei) 了抬高儒家經典的地位，開始積極用儒家經典的義(yi) 理去詮釋讖語，以加強讖語的神聖性。如此，在統治者和儒生的相互配合、相互利用之下，讖緯之學盛行於(yu) 東(dong) 漢社會(hui) 。

讖緯之學雖然彌漫著濃厚的迷信氣息，嚴(yan) 重影響了正宗儒學在漢代的發展，造成儒學發展的困境，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受讖緯的影響，孔子的地位有了明顯的提升，而且，儒家思想中的許多政治、社會(hui) 理念也在社會(hui) 上逐漸強化、流行開來。

三、漢代尊孔崇儒舉(ju) 措

隨著儒學在西漢時期國家正統思想地位的確立，以及東(dong) 漢以來讖緯之風下孔子地位的提升，統治者對孔子、儒學越來越重視，並采取了一係列的舉(ju) 措來尊孔崇儒。曲阜作為(wei) 孔子的故鄉(xiang) 、儒學的發源地，具有獨特的象征意義(yi) 。因此，統治者除了在京師實施表彰六經、設置經學博士等措施之外，還將各種舉(ju) 措落實到闕裏，以彰顯朝廷“尊先師重教化”的意圖。綜觀曲阜漢代碑刻，漢統治者尊孔崇儒措施主要體(ti) 現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一)“加寵子孫，敬恭朙祀”

在《乙瑛碑》《史晨碑》中，都記載有當時負責祭祀孔子的孔子後裔——“褒成侯”。如《乙瑛碑》說：“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史晨碑》記曰：“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雖然碑文記載“褒成侯”隻是在祭祀的時候前來曲阜，事畢歸國，但其顯然是享有爵位、世代相傳(chuan) 的專(zhuan) 門奉祀者。實際上，漢代封孔子後裔“褒成侯”,正是出於(yu) 對孔子祭祀重視的考慮，這正如《乙瑛碑》中所言：“(今)(欲)(加)寵子孫，敬恭朙祀，傳(chuan) 於(yu) 罔極。”碑文明言“加寵子孫”首先是為(wei) 了“敬恭”孔子之祀。

對於(yu) 孔子的祭祀活動，在孔子去世之後即已開始。《史記·孔子世家》記載：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cong) 塚(zhong) 而家者百有餘(yu) 室，因命曰“孔裏”。魯世世相傳(chuan) 以歲時奉祠孔子塚(zhong) ，而諸儒亦講禮鄉(xiang) 飲大射於(yu) 孔子塚(zhong) 。孔子塚(zhong) 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nei) ，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shu) ，至於(yu) 漢二百餘(yu) 年不絕。

可見，最初的孔子祭祀僅(jin) 是由孔子後裔及弟子主持參與(yu) 的私人行為(wei) 。此後，雖然鑒於(yu) 孔子生前的德望及戰國以來儒學地位的提升，孔子祭祀有了魯人與(yu) 周圍諸儒的觀摩和參與(yu) ，但直到漢代以前，孔子祭祀並未有國家政權的參與(yu) ，孔子祭祀的範圍也不出闕裏。

漢代統治者在孔子祭祀與(yu) 孔廟的發展中有著不可抹殺之功，但孔子祭祀進入國家祭祀體(ti) 係的道路也是曲折與(yu) 漫長的。

漢代祭祀孔子的重要事件是漢高祖劉邦過魯祀孔。劉邦以當時隆重的太牢之禮祭祀孔子，並封孔子九代孫孔騰為(wei) “奉祀君”。雖然劉邦此行祭孔，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yu) 一代帝王對先賢的尊重，還不是對孔子的特別禮遇，因為(wei) 除了孔子之外，劉邦也多次祭祀信陵君。但是，劉邦祀孔，不僅(jin) 造成了為(wei) 政者在任職魯國之前首先拜謁孔子的效仿效應，而且朝廷還封孔子後裔孔騰為(wei) “奉祀君”。孔騰受封，這是孔子後裔領有官方身份之始，標誌著國家政權開始介入孔子祭祀。

可惜的是，孔騰之後，其後世子孫是否繼續受封，文獻並無明確記載。但是，國家曾經的認定，應該也讓孔騰一係自覺地承擔起奉祀孔子的職責。所以，到漢元帝即位時(前48),孔騰的四世孫，即孔子的第十三代孫孔霸，在他因教授元帝讀經而被封為(wei) 關(guan) 內(nei) 侯後，又上書(shu) 請求奉祀孔子，元帝批準，賜號“褒成君”,並讓其仍然享受關(guan) 內(nei) 侯的爵位與(yu) 待遇。元帝欣然同意孔霸的請求，應該也是鑒於(yu) 高祖當初的賜封與(yu) 孔騰一係的奉祀。孔霸受封之後，讓其長子回曲阜主持孔子祀事。然而，即使如此，孔子的祀事在此之後也未有太大的進展。孔霸被封關(guan) 內(nei) 侯，是因為(wei) 他為(wei) 帝師而封，不是因為(wei) 奉祀孔子而封。而且，孔霸之後，其子孔福、孫子孔房，繼承了關(guan) 內(nei) 侯的爵位，卻沒有沿襲“褒成君”的封號。這或許是因為(wei) “奉祀君”“褒成君”多屬於(yu) 榮譽封號，不僅(jin) 沒有形成世襲的局麵，而且待遇甚低，與(yu) 一般平民無甚差異。

西漢末年，漢成帝無子，求告無效，皇位繼承問題麵臨(lin) 危機。這時有個(ge) 叫梅福的儒者，想到了孔子。他上書(shu) 朝廷：“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wei) 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wei) 殷後。”梅福認為(wei) ，周朝之所以長久，是“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秦朝短命而亡，就是因為(wei) 他們(men) 不能顯隱士，舉(ju) 佚民。成帝沒有兒(er) 子，正是因為(wei) 無人奉祀商湯，所以他說：“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wei) 此也。”

那麽(me) 如何才能使已絕的殷代祭祀得以恢複呢？梅福說，孔子就是殷人之後。所以，他建議封孔子的後人，恢複殷人的祭祀。同時，他還認為(wei) ，當時上天屢降災異，就是因為(wei) 國家沒有祭祀孔子：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裏，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

朝廷采納了梅福的建議，漢成帝封孔子嫡孫孔吉為(wei) “殷紹嘉侯”。一個(ge) 月後，孔吉又進爵為(wei) 公。可見，在梅福等儒者的推動下，孔子祭祀開始踏進國家公祀體(ti) 係的門檻。雖然過程有些曲折，但自此以後，漢統治者也開始重視孔子祭祀。

孔子祭祀發生實質性變化是在漢平帝時期。平帝元始元年:

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wei) 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為(wei) 褒成侯，奉其祀。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可見在讖緯廣泛流行的時期，孔子為(wei) 漢製法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因此，統治者著意推崇孔子。而且，這時對孔子的追封，不是根據此前所依據的“素功”,而是根據孔子自己的貢獻。這次加封，標誌著孔子被列入國家正式祀典，“褒成侯”則專(zhuan) 奉孔子之祭。自此以後，孔子後裔世世封爵，且爵位不斷提升。

東(dong) 漢時期，帝王祭孔逐漸形成慣例。東(dong) 漢光武帝劉秀於(yu) 建武五年(29)途經魯地，派大司空祭孔子，開創了後世帝王遣官祀闕裏的先例。接著，東(dong) 漢明帝東(dong) 巡過魯，盛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首開祀孔子弟子之例。後來，漢章帝、漢安帝東(dong) 巡之時，均依例到闕裏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此外，明帝還於(yu) 永平二年(59),“始帥群臣躬養(yang) 三老、五更於(yu) 辟雍”，令郡、縣、道行鄉(xiang) 飲酒禮於(yu) 學校，皆祀周公、孔子；還規定除了闕裏之外，在國學及地方學校祭祀周公和孔子。這標誌著孔子祭祀“開始自成一個(ge) 獨立的祭祀係統”。

(二)“置百石卒史”

孔子後裔獲封“褒成侯”,專(zhuan) 門負責孔子祭祀，但當時的褒成侯，其封邑在瑕丘(今濟寧市兗(yan) 州區)而非魯都曲阜，所以往往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祭祀結束後便返回自己的封邑。在孔廟的管理上，褒成侯多委派孔氏族人看管，但應該隻是負責日常打掃看護，看護者對於(yu) 廟中禮器、相關(guan) 禮儀(yi) 則並無造詣；而地方官員，似有協助維護的義(yi) 務，但應該沒有明確的管理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孔廟往往出現疏於(yu) 管理的狀況。因此，為(wei) 孔廟設置一個(ge) 專(zhuan) 門的值守人員，就成為(wei) 必需。而對孔廟守廟官一職得以設置的事件始末，《永興(xing) 元年乙瑛置守廟百石卒史碑》中有詳細記載。

《永興(xing) 元年乙瑛置守廟百石卒史碑》又稱《漢魯相乙瑛請置百石卒史碑》《孔廟置百石孔龢碑》《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等，簡稱《乙瑛碑》。石碑立於(yu) 碑漢桓帝永興(xing) 元年(153)六月。從(cong) 這些碑名上即可看出，此碑記載內(nei) 容是孔廟設置“百石卒史”這一事件的經過。碑文記載，“乙君察舉(ju) 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時任魯相的乙瑛在孔子後裔中選官，除推舉(ju) 孔子十九世孫孔麟為(wei) 廉吏之外，還上奏朝廷請置白石卒吏一人，他在上書(shu) 中說：

孔子(作)《春秋》,製《孝經》,(刪)(述)五經，演《易·(係)辭》,經緯天地，幽讃神明，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王家錢，給犬酒直，須報。

乙瑛鑒於(yu) 孔子的地位及孔廟疏於(yu) 管理的實際情況，請求設置“百石卒史”一人，其職責是“典主守廟”,負責孔廟的守護及管理。同時，也請求將孔廟春秋祭祀所需費用納入國家財政。乙瑛的上書(shu) 按程序上報給當時的司徒吳雄、司空趙戒，並經由二人奏之於(yu) 漢桓帝。對於(yu) 魯相的請求，漢桓帝予以準許，並要求：“從(cong) 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引先聖之禮，為(wei) (宗)所歸者。”乙瑛的上書(shu) 呈報上去不久，其任期便結束了，桓帝詔書(shu) 下達後，繼任者魯相平負責主持遴選“百石卒史”。經過考察，“文書(shu) 、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修《春秋》嚴(yan) 氏經，通高第，事親(qin) 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為(wei) 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經嚴(yan) 格遴選，孔龢成為(wei) 孔廟曆史上第一任“百石卒史”。

“百石卒史”,是漢代俸祿為(wei) 百石的官職。根據文獻記載，漢代官秩等級以石為(wei) 單位，共十七等。最高為(wei) 萬(wan) 石，最低為(wei) 百石。可見，“百石卒史”在漢代官職中為(wei) 最低等級的官職。然而，官職雖小，卻是食朝廷俸祿者。“百石卒史”顯然是朝廷基於(yu) 西漢以來孔子與(yu) 儒學地位的提高而設立的。前述孔子後裔受封、孔廟祭祀，都已納入國家主導的範圍之內(nei) 。此一守廟官的設立，更標誌著孔廟的管理由孔子後裔的個(ge) 人行為(wei) 轉變為(wei) 國家行為(wei) ，初步奠定了孔子廟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然而，在尊孔崇儒尚未興(xing) 盛的漢代社會(hui) ，“百石卒史”的設立，可能使孔廟的管理有所改觀，但在祭祀禮儀(yi) 、祭祀費用等方麵並沒有太大改變。《建寧二年史晨前後碑》記載了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史晨任職魯相之時孔廟的祭祀狀況：

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畢)，複禮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榱桷，俯視幾筵，靈所馮(feng) (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修上案食醊具，以敘小節，不敢空謁。……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lin) 璧雍日，祠孔子以大窂，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而)本國舊居，複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

由以上記載可見，當時曲阜孔廟的祭祀之禮並不完備，而且祭祀所用供品也非“公出”。為(wei) 此，史晨不得不“自以奉錢”置辦祭品，並上奏朝廷，“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供煙祀”,請求朝廷擔負孔廟祭祀用品所需錢財，完備孔廟祭祀。對於(yu) 此種狀況，宋代洪適就曾指出：“永興(xing) 元年孔龢碑載吳雄奏用辟雍禮，春秋饗孔廟，出王家錢，給大酒直。距此才十有七年，史晨複雲(yun) ：‘到官，秋饗，無公出酒脯之祠，至於(yu) 自用奉錢，乞依社稷，出王家穀，以共煙祀。’此蓋有司崇奉不虔，旋踵廢格也。”清人王澍在《虛舟題跋》中也說：“漢有天下至四百餘(yu) 年，尚且守廟乏人，祭無禮器，祠無常費，及魯相請置，僅(jin) 乃得之。且元嘉三年已可魯相出王家錢，給大酒直矣，曾未二十年，仍複廢弛。建寧二年史晨又請，名為(wei) 尊禮孔子，實則誠心不固，旋舉(ju) 旋廢，則此數事直具文耳。”

這些情況顯示，漢代朝廷對於(yu) 孔子祭祀日漸重視，但是對於(yu) 孔子故裏的祭孔之禮並沒有給予很高的重視，守廟官的設置、供品之錢財的公出，都是經過地方政府官員的請求才得以實現。這一方麵說明孔子在漢代社會(hui) “尊而不貴”的實際地位，同時也說明孔子廟在後世政治、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尚未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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