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論》：“鹽鐵會(hui) 議”中的義(yi) 利之爭(zheng)

作者：範依疇

來源：《學習(xi) 時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四月十三日甲申

          耶穌2024年5月20日

漢武帝劉徹將漢代發展推向了頂峰，實現了“大一統”王朝的鼎盛局麵。也正是因為(wei) 漢武帝“有亡秦之失”，引發了一係列嚴(yan) 重的政治危機。漢武帝晚年極盡奢侈，縱情享樂(le) ，造成種種社會(hui) 積弊，並留給了尚且年幼的少子弗陵和霍光、桑弘羊等一眾(zhong) 輔政大臣。霍光是霍去病同父異母的弟弟，作為(wei) 深得漢武帝信任的近臣，主政內(nei) 朝，他堅定擁護輪台詔令，希望轉向寬緩施政，與(yu) 民休息。禦史大夫桑弘羊作為(wei) 外朝領袖手握財經大權，主張繼續施行戰時政策。內(nei) 朝與(yu) 外朝政治立場相異，暗流湧動，雙方關(guan) 注的焦點匯聚於(yu) 影響力最大的鹽鐵之策。

自古以來，鹽與(yu) 鐵都是人們(men) 社會(hui) 生活的必需之物，相關(guan) 政策也是維持國家和諧穩定的重要因素。漢武帝為(wei) 討伐匈奴籌措軍(jun) 費，采用係統的鹽鐵官營製度，這一舉(ju) 措為(wei) 國家帶來了巨額的財稅收入，但對當時的小農(nong) 經濟卻造成較嚴(yan) 重影響。公元前82年，霍光在諫大夫杜延年的建議下，憑借漢昭帝名義(yi) ，以“問以民所疾苦”為(wei) 由令郡國舉(ju) 薦民間賢良文學，次年來長安參與(yu) 議政，進行以鹽鐵政策為(wei) 中心的辯論，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鹽鐵會(hui) 議”。數年後，漢宣帝時期廬江太守丞桓寬根據鹽鐵會(hui) 議記錄整理議文成書(shu) ，名曰《鹽鐵論》。桓寬雖以“鹽鐵”命名其書(shu) ，但“鹽鐵會(hui) 議”中賢良文學和政府官員的交鋒並不局限於(yu) 經濟政策，圍繞鹽鐵專(zhuan) 賣，與(yu) 會(hui) 各方對漢武帝時期政治、倫(lun) 理、經濟、社會(hui) 、法律、軍(jun) 事等各方麵政策展開朝野論戰。《鹽鐵論》涉獵範圍廣泛，涵蓋內(nei) 容包羅萬(wan) 象，論辯者在唇槍舌劍中各抒己見，展現了各自的政治策略與(yu) 治國理念，是西漢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

想要了解《鹽鐵論》所記錄的思想爭(zheng) 鳴與(yu) 論辯價(jia) 值，需要回溯“鹽鐵會(hui) 議”的始終。“鹽鐵會(hui) 議”從(cong) 2月開始至7月結束，耗時5個(ge) 月，共計60餘(yu) 人參與(yu) ，其規模之大、時間之久、參與(yu) 人數之多，自漢初以來是前所未有的。參與(yu) “鹽鐵會(hui) 議”的賢良指品德高尚的有識之士，賢良主要從(cong) 三輔、太常選拔而來；文學則是專(zhuan) 門研究儒家經典之人，更貼近民間。二者都是漢代察舉(ju) 製度選拔人才的主要構成，均屬於(yu) 儒生的範圍。賢良文學代表儒家的政治立場，為(wei) 社會(hui) 平民代言述說，他們(men) 力主“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利農(nong) 業(ye) ”，批判桑弘羊等推行的措施，尤其反對鹽鐵專(zhuan) 賣。漢武帝之前，從(cong) 鹽與(yu) 鐵中獲利的多為(wei) 富商大賈，史記中記載“冶鑄煮鹽，財或累萬(wan) 金，而不佐國家之急”，商人積聚財富以至於(yu) 影響中央的經濟命脈。鹽鐵專(zhuan) 營政策自公元前117年逐步開始推行，十餘(yu) 年後，桑弘羊主政，他進一步推進朝廷對國家財政的控製力度，將鹽鐵從(cong) 生產(chan) 到銷售各個(ge) 環節完全掌控於(yu) 國家手中，不僅(jin) 解決(jue) 了戰爭(zheng) 引發的財政危機，也起到了抑製兼並、削弱豪強的作用。桑弘羊出生於(yu) 商賈之家，成長在商業(ye) 發達的大都市洛陽，進宮為(wei) 侍中，他一直盡心竭力進行經濟改革，除推行鹽鐵官營外還大力推廣“均輸”製度，建立“平準”機構，力圖實現中央財政權的集中。在這場始於(yu) 鹽鐵政策的論辯中，桑弘羊是官方一派的主力發言人，就發言次數來看可謂以一敵眾(zhong) ，舌戰群儒。據相關(guan) 研究統計，在鹽鐵會(hui) 議中，文學發言共123次，賢良共26次，而桑弘羊則發言113次，其他官方代表僅(jin) 發言10餘(yu) 次。兩(liang) 派之外，鹽鐵會(hui) 議促成者霍光的角色同樣不能忽視。

桓寬編纂的《鹽鐵論》采用雙方對話、反複論辯的形式記載整理了鹽鐵會(hui) 議的全部，共60篇，按照篇目主題分類，會(hui) 議主要討論經濟、政治、思想意識和軍(jun) 事四個(ge) 方麵。鹽鐵政策雖是爭(zheng) 議的發源，但就《鹽鐵論》的記錄來看，經濟問題並未占較多篇幅，雙方多用思想意識性質的語言說理，引經據典，側(ce) 重經濟倫(lun) 理等原則性內(nei) 容，呈現了不同政治利益之間的對抗。雙方辯論的核心主題是“義(yi) 利之辨”，即道義(yi) 和利益的優(you) 先性問題。在經濟問題上，賢良文學反對鹽鐵官營，述說百姓疾苦，責難豪強官僚的吏治腐敗，由此引申出儒家為(wei) 政以德的政治原則與(yu) 思想主張。他們(men) 主張“重義(yi) 輕利”的義(yi) 利觀，將民利與(yu) 國利區分，引用董仲舒“不與(yu) 民爭(zheng) 利”的經濟政策，呼籲國家讓利於(yu) 民。

桑弘羊等人的反駁著眼於(yu) 現實政治需要，堅持“務權利”的原則，即肯定國家之利的正當性。在他們(men) 看來賢良文學的理論華而不實，無法處理國家的實際問題。執政者關(guan) 注國家之利，政府追尋利益是實行仁義(yi) 的基礎，治國理政須有強大的物質支撐，因此國家富強必然要集中財政資源。在政治問題上，義(yi) 與(yu) 利之爭(zheng) 講出了“德治”與(yu) “法治”的一些分歧。

在會(hui) 議中，賢良文學經常采用“先王”“古者”等言語以批判當下朝政的弊害，向往堯舜仁政，反對嚴(yan) 刑峻法，有著明顯的複古傾(qing) 向。他們(men) 指出與(yu) 民爭(zheng) 利會(hui) 造成貪鄙的社會(hui) 風氣，強調國家以義(yi) 為(wei) 本，崇尚道德教化，才能規範和諧的社會(hui) 秩序。此外，與(yu) 匈奴頻繁的征戰也違背仁義(yi) 之道，采取厚幣和親(qin) 施以仁義(yi) 應對匈奴入侵是消除邊境隱患的根本策略。

麵對儒生們(men) “崇儒複古”的理想主義(yi) ，桑弘羊等人持以堅決(jue) 的反擊，提倡變革以滿足國家需要，“禮義(yi) ”無法適應時代變遷，需通過製定嚴(yan) 密的法律以控製社會(hui) ，實行教化。國家應重視刑罰與(yu) 法令的功效，苛刻殘酷的法令能讓民眾(zhong) 保持畏懼之心不敢犯罪，方能禁奸治亂(luan) 。邊境政策上，桑弘羊一方堅持霸權政治，點明懷柔之策無法徹底解決(jue) 匈奴問題，發動戰爭(zheng) 繼續漢武帝的征伐功業(ye) 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

這場激烈的論辯最終以桑弘羊的有限讓步結束，但從(cong) 後續來看，即使進入霍光掌權時期，國家的總體(ti) 施政並未發生較大變動。鹽鐵專(zhuan) 賣等漢武帝時期的政策一概保留，僅(jin) 將酒類專(zhuan) 賣改為(wei) 征稅並罷免部分鐵官。

鹽鐵會(hui) 議後，儒生們(men) 所提期望沒有實現，但賢良文學卻因此提高了政治地位，儒生獲得更大的話語權，開始進入國家政治權力的中心。鹽鐵會(hui) 議加深了儒學與(yu) 政治的融合，反映出了儒學在漢代新的發展趨勢：儒家的價(jia) 值觀念從(cong) 思想一步一步影響製度和法律的製定，逐步占據國家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鹽鐵會(hui) 議提供了難得的宏觀與(yu) 微觀視角，描繪出不同經濟管理觀念的交鋒。

桓寬雖並未親(qin) 身參與(yu) 這場辯論，但他通過考證收集，憑借自身學術素養(yang) 在原始議文上增廣推衍，最終編纂成《鹽鐵論》一書(shu) 。桓寬的記錄帶有顯著的價(jia) 值傾(qing) 向，他將自己的態度融入文本之中，表現出對桑弘羊等官方一派的貶抑和對賢良文學的讚揚。即便有著這樣的傾(qing) 向性，但不影響《鹽鐵論》對經濟議題的思想爭(zheng) 辯成為(wei) 研究漢代經濟與(yu) 政治思想的重要曆史文獻，更是對西漢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全方位剖析，其語言典雅、修辭華麗(li) ，在文學領域也有獨特的價(jia) 值。

近代以來，《鹽鐵論》的外文譯本流傳(chuan) 廣泛，在國際上產(chan) 生深遠影響。德國經濟學家波特倫(lun) ·謝弗德教授是研究《鹽鐵論》的專(zhuan) 家，提出《鹽鐵論》和亞(ya) 裏士多德的《經濟學》是人們(men) 對於(yu) 經濟問題早期認知的典範，對後世影響深遠。他還在北大經濟學院做主題講座“《鹽鐵論》：經濟思想史中的經典著作”。加州大學漢學家李安敦認為(wei) ，作為(wei) 從(cong) 公元前一世紀保存下來的最重要的古典文著之一，《鹽鐵論》“提供了極為(wei) 難得和不可或缺的漢代政治經濟掠影”。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