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經傳(chuan) 詮釋的現代範式嚐試

作者：餘(yu) 治平 唐語鮫

來源：節選自 《春秋終始：公羊經學研究的現代範式》前言部分，餘(yu) 治平、唐語鮫著，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24年2月出版

聖門經學是中華文明的文本根據與(yu) 價(jia) 值源頭，已經非常確鑿地支撐國人精神世界和日用生活兩(liang) 千餘(yu) 年。今天的我們(men) 注經解經，就學術形式、方法論而言，肯定已經回不到漢唐，也回不到宋明，更回不到乾嘉學派以來的清人那裏去了。董仲舒、何休、孔穎達、徐彥、胡安國、高閌、戴溪、莊存與(yu) 、劉逢祿、陳柱之類先賢能做到的、已經做過的，我們(men) 都做不到，不可能也沒必要重複他們(men) 的學術勞動和成果樣態。我們(men) 可以做的隻是繼承他們(men) 的精氣神，立足自己的時代，而為(wei) 古老經典注入新鮮的文化生命，增添旺盛的學術活力。這些年來，上海交通大學“春秋經義(yi) 訓”團隊研治公羊，專(zhuan) 心致誌地撲在經學上，嚐試開辟一種“現代範式”。所謂“現代範式”，其狹義(yi) 則是利用來源於(yu) 西方的學科話語係統，泛指則可以是活在當代的人所展開的相對成熟、定型的經學解釋傾(qing) 向和特點，舉(ju) 其要領則至少可以包括八個(ge) 方麵：

主於(yu) 《公羊》而結合《穀梁》《左傳(chuan) 》。我們(men) 的立場在《公羊》，堅守家法師說，但又不拒絕《穀梁》《左傳(chuan) 》。儒門十三經，《春秋》就占了三席，可見其地位何其重，分量何其大，作用何其關(guan) 鍵。而在現行的春秋學係統中，三《傳(chuan) 》各有偏向。《公羊》側(ce) 重於(yu) 書(shu) 法、辭法、禮法，尤其強調體(ti) 例，多有“非常異義(yi) ”，需要讀者認真琢磨。《穀梁》主要闡釋王道義(yi) 理，指向明確，直截了當而不拐彎，語言凝練而深得要領，不太繁複。而《左傳(chuan) 》則偏於(yu) 曆史敘述，不厭其煩地交代每一事件發生的背景、過程、結果，價(jia) 值似乎中立。讀一部《春秋》，相當於(yu) 讀三部經典，我們(men) 始終在三《傳(chuan) 》貫通中理解孔子的意旨，辨析三《傳(chuan) 》差異，最後再返回公羊家的主義(yi) 堅持和原則要求，力挺《公羊》。

汲取哲學智慧，注重形上提升。這些年來，我們(men) 都在提倡並踐行做“有哲學的經學”（der die Philosophie absorbierende Konfuz⁃ianische Klassiker），這其實就是一種敞開胸懷擁抱並吸收、融合了源於(yu) 西方哲學營養(yang) 的現代詮釋方式，這樣做至少能夠捕捉到經文、《傳(chuan) 》文中的每一條義(yi) 理，深度挖掘經典中的概念、觀念，充分展開話題內(nei) 裏，有利於(yu) 把問題本身掰開來並逐一說清楚，個(ge) 個(ge) 講明白，不無細膩地進行理性分析與(yu) 形上闡發。既緊貼了文本自身，扣住中心事件不放，又能夠上升到純粹精神的層麵予以言說，王法道義(yi) 揭櫫有力；既能夠包納具象，又善於(yu) 抽象延伸，進而使得我們(men) 的經學研究始終不失思想高度。

文本考辨、文字校勘、字句訓詁、義(yi) 理闡發四維結構。我們(men) 也致力於(yu) 對經文、三《傳(chuan) 》文本自身真偽(wei) 、形成過程、相互差別及其文字的勘誤考異，都盡量做出認真而細致的辨析。孔子著《春秋》，不會(hui) 浪費一滴筆墨，所以我們(men) 在注釋經文時也嚴(yan) 肅對待了他的每一個(ge) 文字，凡經必解、凡《傳(chuan) 》必解、凡引必解是基本原則。字源追溯，衍文、異文、誤刻辨認與(yu) 糾正，字義(yi) 挖掘和訓詁，以及每一句話意義(yi) 空間和文明價(jia) 值的詮釋，都盡量做得具體(ti) 、到位而比之前的研究更富有信息含量。對於(yu) 經文所蘊涵的王道義(yi) 理，則竭力做出深度挖掘，揭掉遮蔽，鉤隱索微，敞開篇幅，不加限製。即便對於(yu) 老生常談的經學故事，也試圖闡發出新亮點，讓讀者能夠有新的思想收獲。

注重釋放經傳(chuan) 文本的現代價(jia) 值。站在21世紀的學術定位上，嚐試用現代人的眼光識別並激活蘊藏在古老經典中的自由、權利、民主、法治觀念，努力讓讀經解經活動真正走進現代社會(hui) ，融入現代生活，呈現其跨越時空的永恒價(jia) 值。同時，也可以讓經、傳(chuan) 、注、疏所伸張的儒家禮法標準與(yu) 道義(yi) 要求接受一次時代檢驗。“鄭伯克段”事件中，君臣倫(lun) 理與(yu) 兄弟倫(lun) 理、母子倫(lun) 理之間的糾結關(guan) 係，《公羊》“大鄭伯之惡”的緣由，皆已經獲得重新審視。“趙盾弒君”一案中，完全可以回歸事實，分明罪責，而重新檢討作為(wei) 國君的晉靈公早已有過惡在先，趙穿弒君則是在為(wei) 民除害。宋伯姬“卒火”中，撕開個(ge) 體(ti) 價(jia) 值與(yu) 禮法原則之間的矛盾張力，而拷問王後、傅母生命倫(lun) 理的關(guan) 係權衡。季劄一再讓國，雖然成全了自己的個(ge) 體(ti) 謙遜“小德”，卻輸掉了國族之“大義(yi) ”，而導致吳國政局長時間的動蕩不安，因而產(chan) 生對其還能不能稱賢的質疑討論。昭公出奔的政治流亡事件中，對季平子執政惠民、得民進行了重新考慮，深究君臣一倫(lun) 中禮製尊尊形式合法性與(yu) 大夫僭越而獲得實質合法性之間的對衝(chong) ，顯然是在為(wei) 人民利益的真實需要而鼓呼。

解經活動一般都首先必須基於(yu) 《傳(chuan) 》文。為(wei) 了解釋《傳(chuan) 》文，則又得《注》《疏》。然而，通讀《春秋》經文與(yu) 三《傳(chuan) 》，則不難發現，《傳(chuan) 》文經常不能夠達到經文的含義(yi) ，甚至還會(hui) 歪曲，走進相左、相反的方向。這種情況下，經、《傳(chuan) 》得分治，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經是經，《傳(chuan) 》是《傳(chuan) 》，各解各義(yi) 。《傳(chuan) 》基於(yu) 《注》《疏》，卻又能夠跳出《注》《疏》，並且把《注》《疏》看作是既有密切聯係，又可以相對獨立的兩(liang) 個(ge) 解釋係統，不再要求“《疏》不破《注》”。從(cong) 哲學解釋學的一般理論稍加引申則可知，每一個(ge) 解釋主體(ti) 對文本的解釋都是合法的，在這個(ge) 世界上不可能有一個(ge) 人對另一個(ge) 人文字、話語的完全相等的解釋，符合本義(yi) 的解釋一直在路上，卻始終都到不了目的地。因而《注》未必能夠真正抵達經、《傳(chuan) 》文本自身，同樣，《疏》也不可能完全抵達《注》。與(yu) 其死“守《注》”而又達不到，還不如大膽而公開地承認《注》《疏》之間的距離。董仲舒的《繁露》、何休《解詁》都隻是他倆(lia) 各自對《春秋》的詮釋而已，硬要分出一個(ge) 誰對誰錯則多半是不落好的徒勞，所以，也就不必再讓後世學者拿去當作解經千古不易的圭臬了，過分強調遵守則無異於(yu) 扼殺解釋者自己的創造力。徐彥《疏》也未必能夠完全與(yu) 《解詁》保持高度的一致。因此，在我們(men) 的公羊學研究中，《注》《疏》之間甚至包括經、《傳(chuan) 》之間經常被當作各自獨立的文本來對待，分別揭示並闡發其學術義(yi) 理。

不以學科分野為(wei) 路徑去肢解經學，卻又能夠吸取各學科之養(yang) 分。學科之分是西方現代知識係統發展的產(chan) 物，作為(wei) 儒家經典的《春秋》根本無論歸入任何一門既有的學科之中。使用任何一個(ge) 學科研究範式都不可能完全滿足《春秋》自己的詮釋要求。但它又可以被幾乎所有的現代學科所審視和研究。我們(men) 可以在何休《解詁》關(guan) 於(yu) “元年春、王正月”的詮釋中，挖掘出“五始”的政治學、曆史學、文化學、天文學、本體(ti) 論、宇宙論、創世論、宗教學和人類學的豐(feng) 富內(nei) 涵。《春秋》災異說中，在旱、不雨、大水、蟲、六鷁退飛、西狩獲麟、沙鹿崩、梁山崩等事件中，我們(men) 一旦借助於(yu) 天象學、氣候學、水文學、水利學、動物學、地質學的透視鏡，則肯定會(hui) 比古人獲得更多有價(jia) 值的學術信息。鄭伯殺段，但從(cong) 道德學、倫(lun) 理學去譴責則是遠遠不夠的。對天王歸仲子賵的批評，也不可能隻限定於(yu) 事前認識論上的無知，禮法本身雖然是約定俗成的不成文法，但又不失一定的約束力。

從(cong) 問題本身出發而展開研究，跳出漢學、宋學的區分，既不唯漢學是從(cong) ，也不獨任宋學；既不完全“我注六經”，也沒有絕對陷入“六經注我”；既不被書(shu) 法、辭法、禮法之體(ti) 例限定死，又不至於(yu) 在義(yi) 理世界裏天馬行空而不著邊際。過往的“二分法”解經多半顯得蒼白而無聊，實際上，對任何一句經文、傳(chuan) 文的詮釋都應該是兼及性的，所以我們(men) 盡量避免單向度的依賴，並不在意人為(wei) 的分殊。撇開“二分”思維，直接麵對事件本身而進行有意義(yi) 的挖掘和闡發，該訓詁就訓詁，該考辨就考辨，該闡發義(yi) 理就闡發義(yi) 理，而不會(hui) 被既有成見所左右，也不會(hui) 被傳(chuan) 統界說所嚇到。別讓眼花繚亂(luan) 的各種經學分期說牽著鼻子走，無論劉師培的“四期說”，還是《四庫提要》的“六期說”，江藩的“十期說”，皮錫瑞的“十期說”，都隻當它們(men) 是某種人為(wei) 劃定，實在無謂，而沉浸到具體(ti) 的經文、傳(chuan) 文中去尋找真諦，因而顯得紮實有力。以“我注”催生“注我”，以“注我”提升“我注”。對許多公羊經傳(chuan) 文本中諸多文字所做的語源學、語用學考察，很見工夫，做得很是漂亮、精彩。

在文明互鑒的視野下重新審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的人、事、物。站在21世紀的曆史角度上，開闊眼界，絕不可對波瀾壯闊的西方文明熟視無睹，而是采取一種學習(xi) 、參考的積極態度。對“元年春、王正月”的詮釋，能夠發掘中國本土的時間製度，發覆其以生活事件為(wei) 中心的時間傳(chuan) 統，進而闡述中國特有的時間政治與(yu) 時間哲學乃至創世理念，而與(yu) 基督教文明的紀元傳(chuan) 統形成明顯的區別。對於(yu) 《春秋》中諸多歃血誓盟，能夠與(yu) 西方契約文明相比較、相砥礪，而揭示出上古中國並不以文字條約為(wei) 最高信用的事實，在禮樂(le) 文明昌盛的時代，口頭承諾的方式更值得推崇。“獲麟”後的孔子，能夠自覺編撰“六經”，存亡繼絕，有意總結並接續三代文明的先進成果，而在人類文明濫觴、起步、塑形的那個(ge) “軸心時代”能夠為(wei) 中華民族開辟、創設出一種特有的思維方式和文明範式，樹立起一麵經得起曆史檢驗和考慮的理想旗幟，即仁道主義(yi) ，第一次明確規定了我們(men) 族群存在和文明走向的正義(yi) 屬性，也使我們(men) 的族群第一次獲得身份上和文化上的雙重認同。孔子在那個(ge) 禮崩樂(le) 壞、霸道橫行的亂(luan) 局中，執意要把我們(men) 民族引向一條王化正義(yi) 的坦途，而不是一條打打殺殺、搶奪擄掠的死胡同。所以，我們(men) 在解經過程中一邊守護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一邊又能夠舒解胸襟，坦蕩麵對外來文明，並樂(le) 於(yu) 接受和消化其有價(jia) 值的養(yang) 分。

至於(yu) 對董仲舒解經文字的重視，對何休《解詁》、徐彥《疏》每一句話都加以征引和詮釋而盡量做到一無遺漏，則是我們(men) 團隊解讀《春秋》的一大獨到之處，這些都已經在《春秋公羊餘(yu) 門講讀記》序言中有所介紹了，而不再列入“現代範式”。

我們(men) 團隊在交大舉(ju) 辦的“公羊讀書(shu) 班”，從(cong) 2020到2021曆時三年，麵向本、碩、博不同階段的學生，也吸引了海內(nei) 外許多青年學者踴躍參加。作為(wei) 《春秋》開始篇的《隱公元年》，由餘(yu) 治平領讀、講解，先後六周課，總共18課時，講稿文字超十萬(wan) 。而作為(wei) 公羊《春秋》終結篇的《哀公十四年》則由唐語鮫領讀、講解，雖然隻有一次課的機會(hui) ，但從(cong) 晚上六點到十一點半，全程精彩，蕩氣回腸，聽得大家沉醉如夢，意猶未盡，初步講稿就有八萬(wan) 多字。董學有“十如更始”的主張，極力闡明“天之道，終而複始”的原理，則可知陰陽循環、永無止竭是中華文化的創世理念，並也由此而引申出中國人根深蒂固的精神信仰、曆史哲學和時間傳(chuan) 統。讀書(shu) 班進行過程中，我們(men) 就有意在將來用心挑選出一些精彩篇章的講稿嚐試以年度為(wei) 主線而出版“春秋零讀係列”叢(cong) 書(shu) ，即把《春秋》經傳(chuan) 注疏作化整為(wei) 零的碎片化解讀，張靖傑的《莊公四年》，張禹的《宣公六年》，代春敏、Paul Napier的《宣公十五年》，張咪的《襄公三十年》，等等，都很有料，都可以單篇析出而熠熠生輝。至於(yu) 我們(men) 二人的《隱公元年》《哀公十四年》，原本也可以獨立成書(shu) ，但聯袂撰作《春秋終始》則顯得更有意蘊，縱論麟經的開端與(yu) 結束，首尾銜接，圓善自成，在實現學術薪火相承、代際賡續的同時，似乎也有意要讓儒門聖道能夠返本開新，使《春秋》大義(yi) 運轉來去，生機盎然，而“民世世傳(chuan) ”之。實際上，在解讀《春秋》的過程中，大家也都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那就是，242年流水賬，一年一年又一年，此起彼伏，講解、寫(xie) 作的任務沒完沒了似的，看不到一個(ge) 頭；形式單調枯燥，還摻雜著許多重複勞動；講稿改了一輪又一輪，文字表達越來越有力量，思想高度不斷提升，意境漸佳而扣人心弦。而這恰恰就是萬(wan) 物生生不息的原色，是人類曆史的本來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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