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的書(shu) 院改製

——從(cong) 書(shu) 院到學堂

作者：鄧洪波

來源：“福州旗山五鳳書(shu) 院”微信公眾(zhong) 號

晚清書(shu) 院改製的新觀察

書(shu) 院是中國讀書(shu) 人圍繞著書(shu) ，開展包括藏書(shu) 、讀書(shu) 、教書(shu) 、講書(shu) 、教書(shu) 、著書(shu) 、校書(shu) 、刻書(shu) 等各種活動，進行文化積累、研究、創造與(yu) 傳(chuan) 播的文化教育組織。由唐而曆宋元明清，經一千二百餘(yu) 年的發展，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國所有省區，數量在7500所以上，成為(wei) 讀書(shu) 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它為(wei) 中國教育、學術、文化、出版、藏書(shu) 等事業(ye) 的發展，對民俗風情的培植，國民思維習(xi) 慣、倫(lun) 常觀念的養(yang) 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貢獻。明代開始，它又走出國門，傳(chuan) 到東(dong) 亞(ya) 、東(dong) 南亞(ya) 各國，甚至歐美地區，為(wei) 中華文明的傳(chuan) 播和當地文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近代以來，因為(wei) 新學、西學的加盟，它又成為(wei) 交通中西文化的橋梁。

而1901年9月14日（農(nong) 曆八月初二），光緒皇帝的一紙詔令，全國至少有1600餘(yu) 所書(shu) 院改製為(wei) 大、中、小三級學堂，更使它由古代邁向近現代，得以貫通中國文化教育的血脈。書(shu) 院改製本是一件改寫(xie) 曆史的大事，但由於(yu) 改書(shu) 院很快就變成了廢書(shu) 院，甚至毀書(shu) 院，如此重大的事件就在曆史的虛無中被稀釋幻化，長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站在21世紀的今天，在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大背景下，對百多年前的書(shu) 院改製，實有重新觀察的必要。

一 戊戌書(shu) 院改製：短暫嚐試與(yu) 快速失敗

從(cong) 書(shu) 院到學堂，論其實施，經由19世紀末戊戌維新和20世紀初晚清新政兩(liang) 個(ge) 階段始得實行。

戊戌書(shu) 院改製的設計者是康有為(wei) ，縱觀其《請飭各省改書(shu) 院淫祠為(wei) 學堂折》，要點有三，一是“愚而無學，坐受淩辱”，中國“欲富強之自立，必廣建學校，由國而遍及於(yu) 鄉(xiang) ”，普及教育，由士而“下逮於(yu) 民”。二是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是其快速變法求強方略之一。所謂“泰西變法三百年而強，日本變法三十年而強，我中國之地大民眾(zhong) ，若能大變法，三年而立。欲使三年而立，必使全國四萬(wan) 萬(wan) 之民皆出於(yu) 學，而後智開而才足。”而“興(xing) 學至速之法”，“莫若因省府州縣鄉(xiang) 邑公私現有之書(shu) 院、義(yi) 學、社學、學塾，皆改為(wei) 兼習(xi) 中西之學校。”三是“上法三代，旁采泰西”，以“省會(hui) 之大書(shu) 院為(wei) 高等學，府州縣之書(shu) 院為(wei) 中等學，義(yi) 學、社學為(wei) 小學，飭下各直省督撫施行，嚴(yan) 課地方官”，“限兩(liang) 月報明”辦理，“違者劾其一二”，意在快速建立高、中、小三級近代學校體(ti) 係，實現“人人知學，學堂遍地，非獨教化易成，士人之才眾(zhong) 多，亦且風氣遍開，農(nong) 工商兵之學亦盛”的理想局麵。康氏所奏完全被光緒皇帝采用，七天之後（5月23日），即頒布上諭，限令兩(liang) 個(ge) 月之內(nei) ，將全國各書(shu) 院改為(wei) 兼習(xi) 中學、西學之高等學、中等學、小學。

改製令下，各地奉旨執行，是為(wei) 戊戌書(shu) 院改製。惟其時維新政令日出，應接不暇，地方或以書(shu) 院為(wei) 不急之務多有視為(wei) 具文者，而朝廷也似乎忘記限令二月之約，再加改製不及百曰，即隨太後政變（八月初六日）而告停止，改製成效甚微，全國各省書(shu) 院改為(wei) 學堂者僅(jin) 能輯錄二十餘(yu) 所。

事實上，反對改製的聲音從(cong) 未停止過。在改製令推行的六月份，曾廉應召上封事時就說：“學堂之與(yu) 書(shu) 院，猶多之與(yu) 夥(huo) ，小之與(yu) 鮮，名殊而實一也。夫果征事實，何必盡改學堂？如果屬虛名，何必盡廢書(shu) 院？”戊戌維新失敗之後，反對之聲日高，八月二十九日，黃仁濟就提出“即京師新建大學堂亦宜改為(wei) 京都大書(shu) 院以為(wei) 倡，率凡各省府廳州縣己有書(shu) 院訓課者，擴充而推廣之，未有書(shu) 院訓課者，速籌貲增設之。”其意在“不必再立學堂名目”，而要將已有學堂一律改為(wei) 書(shu) 院。到九月份，禮部奏請恢複八股取士舊製的同時，又“另片奏各楫書(shu) 院請照舊辦理，停罷學堂。”九月三十日，西太後準其所奏，下達《申明舊製懿旨》。

至此，戊戍書(shu) 院改製之舉(ju) 被宣布徹底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否定的理由鎖定在書(shu) 院與(yu) 學堂的名實之間，以其“名異實同，本不必定須更改”。如此從(cong) 技術層麵解說，似乎過於(yu) 牽強，它既掩蓋了代表聖人之道的“正學”與(yu) 亂(luan) 聖人之道的“西學”之間的學術矛盾與(yu) 鬥爭(zheng) ，更淡化了政治權力爭(zheng) 鬥的殘酷與(yu) 血腥。實際上，我們(men) 從(cong) 曾廉的反對聲中就明顯地感知到，書(shu) 院改製己經由文化教育改革脫軌變成了政治鬥爭(zheng) ，其稱：“書(shu) 院不廢，學堂不行，不足以標異新政，且非移易耳目，恐不能以西學鼓簧天下也。臣愚以為(wei) 今天下之患，莫大於(yu) 以西學亂(luan) 聖人之道，隳忠孝之常經，趨功利之小得，駸駸乎為(wei) 西人導其先路，而率中國以迎之，此臣所尤夙夜怵心者也。”而所謂“君子不齒”、“此輩輒敢大言”，“雜取老、墨、釋、耶之支說，非堯舜，薄湯武、周孔，肆其雄談以驚庸眾(zhong) ’’等等，充滿了火藥味，己然盡是鬥爭(zheng) 哲學的政治語言。

為(wei) 了防止書(shu) 院改製脫軌於(yu) 政治太遠，傾(qing) 向革新的實力派人物兩(liang) 江總督劉坤一於(yu) 當年十月初三日（1898年11月16日）上《書(shu) 院學堂並行以廣造就折》，認為(wei) 禮部之所以奏請恢複舊製，是“因前議將書(shu) 院改為(wei) 學堂，故請書(shu) 院照舊辦理，停罷學堂，非謂書(shu) 院之外不應另有學堂也”。雖然“書(shu) 院與(yu) 學堂誠如懿旨名異實同”，但“若有學堂以相觀摩，可輔書(shu) 院之所不逮，未始非補偏救弊之道”。因此，他主張“書(shu) 院不必改，學堂不必停，兼收並蓄，以廣造就而育真才”，試圖停息政治爭(zheng) 論，而力保學製改革成果。然而，政論一旦開啟，要想平息則非易事，時務學堂改為(wei) 求實書(shu) 院一事，即其典型例證。

時務學堂兼學堂、書(shu) 院二者之長，本身就是改革的產(chan) 物。光緒二十三年（1897）—月，由嶽麓書(shu) 院山長王先謙領銜呈報巡撫陳寶箴批準立案，旋由熊希齡等請兩(liang) 江總督劉坤一撥鹽厘加價(jia) 銀7000兩(liang) 為(wei) 經費，遂建於(yu) 小東(dong) 街（今中山西路）。八月陳寶箴發《招考新設時務學堂學生示》，定總額為(wei) 120名。十一月公布《湖南開辦時務學堂大概大槪章程》11條，始招頭班學生40名正式開學。時總理熊希齡、監督楊自超主持行政；中文總教習(xi) 梁啟超、分教習(xi) 韓文舉(ju) 、葉覺邁（次年三月梁以事離湘，增聘歐榘甲、唐才常為(wei) 教習(xi) ），西文總教習(xi) 李維格、分教習(xi) 王史，數學教習(xi) 許奎垣等主持教務。十二月梁啟超製定《湖南時務學堂學約十章》，以立誌、養(yang) 心、治身、讀書(shu) 、窮理、學義(yi) 、樂(le) 群、攝生、經世、傳(chuan) 教勸戒諸生。又厘訂《時務學堂功課詳細章程》，編撰《讀書(shu) 分月課程表》，規定其辦學方針為(wei) “兼學堂、書(shu) 院二者之長”。學生“兼學西文者為(wei) 內(nei) 課，用學堂之法教之，專(zhuan) 學中文不學西文者為(wei) 外課，用書(shu) 院之法行之”。教學內(nei) 容分溥通學、專(zhuan) 門學。溥通含經學、諸子學、公理學、中外史誌及格致算學等類；專(zhuan) 門有法學、掌故學。為(wei) 學之序先溥通，後專(zhuan) 門。讀書(shu) 亦分專(zhuan) 精、涉獵兩(liang) 類。堂上設一“待問匭”，諸生讀書(shu) 疑義(yi) ，得用“待問格紙”抄好納入，教習(xi) 書(shu) 堂批答榜示；每月“月課”一次，每次命二題，亦分等記分：每季“大考”一次，請官紳到堂匯考諸生劄記冊(ce) 、待問格、課卷三項，統計分數，列表公布並登《湘學報》、《湘報》以示鼓勵。劄記、問格、課卷之優(you) 者每季刊刻一次。時梁啟超等“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諸生本《孟子》、《公羊》大義(yi) 及康有為(wei) 改製之說，宣傳(chuan) 西方民權、平等思想，大造改良政治之輿論”，譚嗣同等則在《湘報》撰文大肆宣揚，湘省風氣為(wei) 之一變。時至二十四年（1898）春夏之際，以嶽麓書(shu) 院山長王先謙和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xi) 梁啟超為(wei) 代表的兩(liang) 派士紳卷入民權、平等問題的論爭(zheng) ，教育讓位於(yu) 政治，改革處於(yu) 停頓。政治鬥爭(zheng) 的結果是，平等、民權淪為(wei) 惑世亂(luan) 心的異學，王院長成了衛道救世的英雄，被祭上神壇；陳寶箴、江標、熊希齡等主持湖南新政的高官被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嚴(yan) 加管束；而時務學堂盡管是湖南第一所近代意義(yi) 的學校，也逃脫不了先被裁撤，並最終被湖南巡撫俞廉三奏請改為(wei) 求實書(shu) 院的命運，時在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十九日（1899，2，28）。至此，戊戌書(shu) 院改製算是在一個(ge) 表示“政治正確”的節點畫上了失敗的句號。

二 20世紀初的書(shu) 院改製：從(cong) 書(shu) 院到學堂

光緒二十七年（1901）五月，權重一時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兩(liang) 江總督劉坤一，聯名上奏“江楚會(hui) 奏變法三折”中的第一折《變通政治人才為(wei) 先遵旨籌議折》，“參酌中外情形，酌以今日設學堂辦法”，主張建立包括文武農(nong) 工商礦各類各級學堂的近代學製體(ti) 係。考其設計方案，分為(wei) “明宗旨、標門類、分等級、計年限、籌出路、除妨礙”等六個(ge) 方麵，主旨有四：一是取法日本學校章程，迅速建立西式的大中小三級學校製度。二是“參酌東(dong) 西學製強調教學內(nei) 容”，“經史詞章仍設專(zhuan) 門”，經學與(yu) 史學、格致、政治、兵學、農(nong) 學、工學並列為(wei) 七門之學，而且經學冠於(yu) 七門之首。三是用“層遞考取錄用”之法，將學堂和科舉(ju) 合一，各學堂學生修學期滿，考試畢業(ye) ，可以分別給予附生、廩生、舉(ju) 人、進士出身。生員、舉(ju) 人、進士錄取名額，則以原有歲科、鄉(xiang) 、會(hui) 試名額為(wei) 準，從(cong) 科舉(ju) 遞減給學堂，“十年三科之後，舊額減盡，生員、舉(ju) 人、進士皆出於(yu) 學堂矣。”四是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以期快速實現學製從(cong) 古代到近現代的轉型。凡此四者，“看似無事非新，實則無法非舊”，其中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是手段，仿效日本建立西式三級學校體(ti) 係是目的，而以傳(chuan) 統經學等七門之學作為(wei) 教學內(nei) 容、學堂與(yu) 科舉(ju) 合一這兩(liang) 點最能體(ti) 現其“中體(ti) 西用’’的核心價(jia) 值，值得引起特別注意。

需要指出的是，學堂與(yu) 科舉(ju) 合一的主張，來源於(yu) 湖廣總督張之洞屬官的湖北巡撫譚繼洵，見於(yu) 其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1898，7，15）所上回覆廢八股上諭的奏折，其核心是“以學校立科舉(ju) 之體(ti) ，以科舉(ju) 成學校之用”，辦法分兩(liang) 條：“曰立學校之規模，曰籌科舉(ju) 即出於(yu) 學校”。學校規模由設學部立法總管、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設師範學堂培養(yang) 師資三者達成。“學校既已林立”，則人才“所以用之之道”，“以科舉(ju) 考試之法求之”即可。規定縣學堂學生由知縣會(hui) 同該學堂教習(xi) 考試，匯送學政麵試，合格即作為(wei) 生員，“準入府學堂肄習(xi) 稍深之學”。府學堂肄業(ye) 期滿功課及格者由知府與(yu) 該學堂教習(xi) 考評，匯送學部大臣麵試，合格即作為(wei) 進士，“準入京師大學堂肄業(ye) ，以待皇上臨(lin) 軒而策之”。於(yu) 是，“科舉(ju) 無悻進而學校不虛設矣，所謂籌科舉(ju) 即出於(yu) 學校者此也”。而要做到“學校科舉(ju) 合一之製，又必視學部為(wei) 轉移”，並且強調“變法自強莫先於(yu) 變通學校，變通學校又莫先於(yu) 設立學部也”。此法雖未實行於(yu) 戊戍書(shu) 院改製之時，但延展三年即現身於(yu) 江楚會(hui) 奏變法方案之中，並得以實施，由設想變成了現實。

至於(yu) 為(wei) 什麽(me) 要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仍然是從(cong) 兩(liang) 者的名實入手。

值得指出的是，這次與(yu) 申明舊製不同，不再主張書(shu) 院與(yu) 學堂名異而實同，而認為(wei) 名實皆殊，書(shu) 院“必須正其名曰學”，才能“名實相符”。時間相距不到三年，評價(jia) 相差懸殊，幾乎完全倒罝，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如此改也“正名”，不改也“正名”，在百餘(yu) 年後的今天，我們(men) 不得不對當年書(shu) 院改製的嚴(yan) 肅性、正當性提出質疑，更遑論其所謂必然性了。但真實的曆史卻是，在庚子巨變的當時，迫於(yu) 亡國之虞的真切，人們(men) 對此“救時首務’’己經不再質疑，而是期望朝廷“乾斷施行，收人心以固國基。”於(yu) 是，清政府采用張、劉建議，在八月初二日（1901，9，14）正式下達書(shu) 院改製上諭。

新世紀的書(shu) 院改製詔令，其前既有名正言順的借口和台階，其後又有壬寅學製（1902）、癸卯學製（1903）相配套，因而推行較為(wei) 順利，到清末，各省書(shu) 院基本改製成學堂，古老而傳(chuan) 統的書(shu) 院跨向近現代，接通中國文化教育發展的血脈，在改製中獲得了永生。

全國書(shu) 院改製絕大部分在清末完成，也有極少數延至民國初年，由於(yu) 資料限製，整體(ti) 情況目前還難以準確把握。筆者近年主持《清史，書(shu) 院學校表》，對此有所涉及，據不完全統計，全國至少有1600餘(yu) 所書(shu) 院改為(wei) 各級各類學堂。

全國數據很難采集，以上統計並不全備，僅(jin) 供參考。以縮小範圍，以湖南省為(wei) 例，作一個(ge) 相對完整的統計。湖南至少有150所書(shu) 院改為(wei) 各級各類學堂，茲(zi) 將其改製時間與(yu) 類別列表如下：

合觀以上四表，我們(men) 可以大致將20世紀初的書(shu) 院改製以光緒三十一年（1905）為(wei) 斷，劃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第一個(ge) 階段，在改製令下的光緒二十七年，人們(men) 懲於(yu) 三年前戊戍書(shu) 院改製的教訓，觀望不前，害怕再來一次改革而又複舊製，落下一個(ge) “政治不正確”，甚或像湖南巡撫陳寶箴等革職永不敘用的結果，故而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者寥寥無幾。光緒二十八、九年，壬寅、癸卯學製先後頒布，朝廷幾無再複舊製之虞，各地始認真推行，反映在統計數據上就是湖南在光緒二十八年有62所書(shu) 院轉型為(wei) 近代學堂，占總數的41.33%；全國在光緒二十九年有257所書(shu) 院改製，占到總數的15.94%，形成第一個(ge) 高峰期。

第二個(ge) 階段，以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1905，9，2)上諭廢除科舉(ju) 為(wei) 開始標誌。書(shu) 院育才，科舉(ju) 取士，自唐宋以來，它們(men) 互為(wei) 依托，成為(wei) 構築中華文化最重要也最有特色的兩(liang) 種創造性製度。以理學化育科舉(ju) ，強調德業(ye) 舉(ju) 業(ye) 二業(ye) 合一，是曆代讀書(shu) 人不斷追求的理想，而書(shu) 院淪為(wei) 科舉(ju) 的附庸也一直是困擾士人的最大難題。及至清末，書(shu) 院與(yu) 科舉(ju) 纏繞而弊竇叢(cong) 生，成為(wei) 輿論批評的主要對象。先是指書(shu) 院積習(xi) 過深“必須正其名曰學”，因有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之舉(ju) 。書(shu) 院改製進行之時，又認定科舉(ju) 是學堂發展的最大阻力。如光緒二十八年(1902)就有人懷疑書(shu) 院改製時科舉(ju) 與(yu) 學堂合一的設計，其稱“去年諭旨令各街以書(shu) 院改設學堂後，複優(you) 予出身作為(wei) 舉(ju) 人、貢生，其由大學堂考取者作為(wei) 進士，一體(ti) 殿試，量加權用，不拘庶吉士、部屬中書(shu) 等項成例，其鼓舞學堂者可謂不遺餘(yu) 力矣。”但國人以學堂求功名難而科舉(ju) 求功名易，對學堂“於(yu) 創辦則因循焉，於(yu) 籌款則推諉焉”，心念科舉(ju) ，“舍學堂而趨之”。因而發出了“為(wei) 學堂之大阻力，孰有如科舉(ju) 之甚者乎”的議論，矛頭直指科舉(ju) 。

光緒二十九年二月，晚清重臣袁世凱、張之洞也發現士人“謂入學堂亦不過為(wei) 得科舉(ju) 地耳。今不入學堂亦能得科舉(ju) ，且入學堂反不能如此之驟得科舉(ju) ”，因而“群情注重科舉(ju) ”，“不獨不肯倡建學堂，且並向來賓興(xing) 、公車等費，亦不能移作學堂之用，其為(wei) 阻礙何可勝言”。於(yu) 是聯名上《奏請遞減科舉(ju) 折》，內(nei) 中雖有“科舉(ju) 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xing) ；將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遠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yu) 富強，即永遠不能爭(zheng) 衡於(yu) 各國”之語，但仍然維護科舉(ju) 學堂合一的設計方案，認為(wei) “以科場遞減之額酌量移作學堂取中之額，俾夭下士子舍學堂一途別無進身之階，則學堂指顧而可以普興(xing) ，人才接踵而不可勝用。”到這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1，13)，張之洞與(yu) 張百熙、榮慶聯名再上《奏請遞減科舉(ju) 注重學堂折》，雖一再申辯三科盡減科額於(yu) 學堂之舉(ju) ，“並非廢罝科舉(ju) ，實乃將科舉(ju) 學堂合並為(wei) 一而己”，實則認定：“就事理而論，必須科舉(ju) 立時停罷，學堂辦學方有起色，學堂經費方可設籌。”

延至光緒三十一年八月，累於(yu) 觀望科舉(ju) ，經費難籌，“各學堂仍未能多設張之洞、袁世凱、趙爾巽等聯名《會(hui) 奏請立停科舉(ju) 推廣學校折》，其稱：“科舉(ju) 之阻礙學堂，妨誤人才”，“無煩縷述”，現在列強瓜分中國，“危迫情形，更甚曩曰，竭力振作，實同一刻千金”，“而科舉(ju) 一曰不停”，“學堂決(jue) 無大興(xing) 之望”，“強鄰環伺，豈能我待”，過去十年三科盡減而入於(yu) 學堂的辦法己經太慢，必得“宸衷獨斷，雷厲風行，立沛綸音，停罷科舉(ju) ”，方可“內(nei) 定國勢，外服強鄰，轉危為(wei) 安。”

疏入，八月初四日(1905，9，2）發布上諭：自次年“丙午科為(wei) 始，所有鄉(xiang) 會(hui) 試一律停止，各宵歲科考試亦即停止。”至此，實行一千三百餘(yu) 年的科舉(ju) 製度被宣布廢除。科舉(ju) 被廢，掃除了學堂發展的最大阻力，勢必推進書(shu) 院改製運動，反映在統計數據上，就是全國在光緒三十一年有247所書(shu) 院改成學堂，占到總數的15.37%，形成第二個(ge) 高峰期。

統計數據表明，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的工作在清末己經基本結束，但有少數書(shu) 院要延至民國初年才被改作各級各類學校。因此，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還可表述為(wei) 改書(shu) 院為(wei) 學校。這種狀況的存在，說明晚清最後十年是書(shu) 院與(yu) 學堂並存雜處的時期，也即一個(ge) 從(cong) 書(shu) 院到學堂的時期，古代書(shu) 院己經基本轉製成近代學堂，但又尚未全部完成，要跨越清民的代際邊界才能完整解讀書(shu) 院改製的全部意義(yi) 。此其一。其二，一千六百餘(yu) 所書(shu) 院改製成學堂、學校，揭示出古代書(shu) 院借近代學堂、學校得以永生的事實。同時也說明了中國古代與(yu) 近現代學製之間並無不可逾越的鴻溝，兩(liang) 者因書(shu) 院改製而血脈貫通，實現成功對接。尤其是從(cong) 湖南、四川等分省統計資料來看，晚清所存書(shu) 院幾乎全部轉型為(wei) 學堂、學校，古代與(yu) 近代的對接是整體(ti) 性的。它說明書(shu) 院既是中國近現代教育的起點，也是其基點，從(cong) 書(shu) 院到學堂，實則成了近代學製最堅實的基礎，中國正是在這個(ge) 基礎之上逐步發展完善，從(cong) 而形成今日這樣的教育樣式。

三 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未必就是曆史必然

我們(men) 認為(wei) ，百餘(yu) 年前的書(shu) 院改製，有其不得不改的理由，在當時有不可阻擋之勢，但它更多的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政治選擇，屬於(yu) 救亡圖存的非常之舉(ju) ，未必就是曆史發展的必然，難稱符合教育發展的規律。考其理由，有如下幾點：

第一，書(shu) 院是在超高速的發展之中，被強令改製的，屬於(yu) 非正常死亡，與(yu) 慣常的衰敗而亡的想象截然不同。統計數據顯示，同治、光緒兩(liang) 朝共40年時間(1862—1901)，書(shu) 院以增量1062所的神速發展，約占清代總數的1/4，而年平均數分別為(wei) 29，23、23，51所，位居清代第一、第二位，乾隆朝以21，63居第三位，這在清代書(shu) 院二百六十餘(yu) 年曆史中屬於(yu) 奇跡，更是中國書(shu) 院一千二百餘(yu) 年曆史上從(cong) 未有過的輝煌，呈現的是浩然盛大之勢，並無半點衰竭瀕死之跡。光緒二十七年(1901)的書(shu) 院改製令，猶如一把利刃，活活斬殺了生龍活虎的大發展中的書(shu) 院，人為(wei) 地製造了中國製度史上罕見的落幕於(yu) 輝煌的悲劇。如此被改製，被死亡，實屬非常之舉(ju) ，難稱曆史發展的必然規律。

第二，追隨時代步伐，努力適應社會(hui) 曰益增長並急劇變化的文化教育需求，引入新學、西學作為(wei) 研究與(yu) 教學的內(nei) 容，快速改變、改造、改革自身，是晚清四十年書(shu) 院發展的主旋律，也是其超高速發展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改革既有西方列強瓜分中國帶來的國家、民族危亡的外部壓力，也有積弊太深而不得不變的內(nei) 在原因。改革是多層次、多方位的，既源於(yu) 對內(nei) 部積弊的革除，也受外國教會(hui) 書(shu) 院的影響；既有涉及管理的改組，也有涉及製度的創新：既有教學方法的改章，也有教學內(nei) 容的更新。改革最核心的內(nei) 容有二，一是將無裨實用的科舉(ju) 之業(ye) ，一變為(wei) 經世致用之學，二變為(wei) 新學、西學。二是重訂規章，削減、限製官府權力，引進士紳等民間力星加入管理隊伍，從(cong) 製度上保證所聘山長為(wei) 學行兼優(you) 之人，可以師範諸生。書(shu) 院改革的實踐表明，依憑傳(chuan) 統的經世致用旗幟，適應時代前進的步伐，書(shu) 院完全有能力調整自己的教學內(nei) 容、管理製度，能夠從(cong) 古代走向近現代。

第三，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並不是書(shu) 院改革的唯一選擇。其他改造舊書(shu) 院、創建新型書(shu) 院等兩(liang) 種選擇，如前所述，都有達成防止變為(wei) 科舉(ju) 附庸，引入西學、新學為(wei) 代表的科學技術知識，甚至實施民主管理機製等成功的範例。由此可知，書(shu) 院並不是天生與(yu) 新學、西學為(wei) 敵，凡一切有用之學皆書(shu) 院份內(nei) 之事，書(shu) 院與(yu) 學堂之間的關(guan) 係也並非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非此即彼，兩(liang) 者在傳(chuan) 授新知以滿足人們(men) 日益增長的文化教育需求上有很多共同點，殊途同歸，完全可以並行共存。從(cong) 這種意義(yi) 上講，我們(men) 就不得不承認慈禧太後以下的說法基本能夠成立，其稱：“書(shu) 院之設，原以講求實學，並非專(zhuan) 尚訓詁詞章，凡天文、輿地、兵法、算學等經世之務，皆儒生份內(nei) 之事，學堂所學亦不外乎此，是書(shu) 院之與(yu) 學堂，名異實同，本不必定須更改。現在時勢艱難，尤應切實講求，不得謂一切有用之學非書(shu) 院所當有亊也。事實上，書(shu) 院改革的代表人物張之洞在《勸學篇·設學第三》中就有“書(shu) 院即學堂也”的說法，胡聘之也主張：“學堂之與(yu) 書(shu) 院，名異而實用，均為(wei) 造就人才之地，但期實力振興(xing) ，不在更新營建。劉坤一也說：“書(shu) 院與(yu) 學堂，誠如懿旨，名異實同”，“書(shu) 院不必改，學堂不必停，兼收並蓄，以廣造就，而育真才。”既然如此，那麽(me) 我們(men) 就有理由認為(wei) ，書(shu) 院與(yu) 學堂的差異、差別並非不可逾越，通過人為(wei) 的幹預與(yu) 調節，能夠實現兩(liang) 者之間的彼此變通與(yu) 切換，也就是說，書(shu) 院可以在名稱不變的情況下，實現其實質內(nei) 容從(cong) 古代到近現代的轉變，書(shu) 院改學堂並非不可避免，也即書(shu) 院改製並非曆史發展的必然。

綜上所述，書(shu) 院改革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而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和改造傳(chuan) 統書(shu) 院、創建新型書(shu) 院並列為(wei) 晚清書(shu) 院改革的三個(ge) 方案之一。傳(chuan) 統書(shu) 院改造、新型書(shu) 院創建的成功實踐表明，書(shu) 院有實現自身從(cong) 形式到內(nei) 容的實性質轉變的能力，也即書(shu) 院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在名稱不變的情況下，實現從(cong) 古代到近現代的轉型。雖然曆史的現實並非三個(ge) 方案齊頭並進，最終是改製取代改造、新創，書(shu) 院被強令改為(wei) 學堂乃至學校，但我們(men) 基於(yu) 以上的理由，仍然主張要慎言書(shu) 院改製是曆史發展的必然，認為(wei) 它更多的是晚清社會(hui) 這一特殊背景下的一種政治選擇，未必定然符合教育發展的規律。

四 如何評價(jia) 書(shu) 院改製，胡適先生的觀點值得重視

對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的評價(jia) ，曆來有讚成與(yu) 反對兩(liang) 派。讚成者居多，代表是李國鈞先生主編有千餘(yu) 頁的《中國書(shu) 院史》，認為(wei) 它“對於(yu) 中國教育以及學術文化思想，乃至整個(ge) 社會(hui) 的發展，都是一件大幸事”，其理由有順應中國教育近代化的發展趨勢、促進近代化的實質進程、重視書(shu) 院教育的寶貴經驗等三條。其他皆從(cong) 近代化的曆史立論，茲(zi) 不一一備述。反對者有胡適、錢穆等。胡適在《書(shu) 院製史略》中說，“光緒變政，把一千年來書(shu) 院製度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學堂代替教育。”“書(shu) 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的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複現於(yu) 今曰了。錢穆也稱：“我們(men) 的大學教育是有其曆史傳(chuan) 統的，不能隨便抄襲別人家的製度。中國的傳(chuan) 統教製度，最好的莫過於(yu) 書(shu) 院製度”，廢了可惜。如此“大不幸事”，與(yu) “大幸事”，可謂尖銳對立。雖然“大幸’’之說有其立論之理，但我們(men) 認為(wei) “大不幸”的評價(jia) 更加蝥醒，更值得傾(qing) 聽，茲(zi) 錄胡適先生1920年代初年所作，且極少有人引用的《書(shu) 院的教育》，以供大家參考。（編者按，字數過多，茲(zi) 從(cong) 略）

胡適作為(wei) 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對“舊”書(shu) 院有如此高的評價(jia) ，對新學堂之害如此深刻指貴，而對以書(shu) 院培養(yang) 成一種很有價(jia) 值的教育製度又如此期待，對盲目革新家有如此批評，實乃智者之聲，發人深省，值得重視。

五 改書(shu) 院變成廢書(shu) 院是問題所在

20世紀初，張之洞等設計書(shu) 院改製方案，其立意是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以中體(ti) 西用的原則處理傳(chuan) 統與(yu) 近現代、中學與(yu) 西學之間的關(guan) 係。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走向近現代，引入西學知識體(ti) 係與(yu) 西方學校製度是大勢所趨，是必須而又不言自明的事情，幾近於(yu) 常識，除特別保守者之外都會(hui) 這樣做。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擁抱西學奔向近現代的時候，並沒有拋棄中學，並沒有在近現代與(yu) 古代之間挖掘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是以清醒的文化自覺、自主與(yu) 擔當，主張以我為(wei) 主，以中為(wei) 體(ti) ，在努力吸取西方知識與(yu) 學製長處的同時，又以學堂與(yu) 科舉(ju) 合一、經學與(yu) 其他學科並列且冠於(yu) 其首這兩(liang) 條，保證了傳(chuan) 統與(yu) 近現代的聯係，使得古代與(yu) 近現代之間氣血可以貫通，沒有斷裂。壬寅癸卯學製的設計與(yu) 其書(shu) 院改製的思路基本一致，兩(liang) 者相得益彰，原本是可以達至預定目標的。但隨著1905年科舉(ju) 製度的廢除，使得學堂科舉(ju) 合一基本落空，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就開始滑向廢書(shu) 院興(xing) 學堂了。而當強調革命的民國政府頒行壬子癸醜(chou) 學製，廢除讀經，大學隻設文、理、法、商、醫、農(nong) 、工七科，將經學完全排擠出於(yu) 學校教育體(ti) 係之外，改書(shu) 院為(wei) 學校，實際上就變成毀書(shu) 院為(wei) 學校了，此即青年毛澤東(dong) 所謂，“書(shu) 院廢而為(wei) 學校，世人便爭(zheng) 毀書(shu) 院，爭(zheng) 譽學校”。因此，我們(men) 認為(wei) ，20世紀前20年，當科舉(ju) 被廢、經學被排斥出學校教學科目之時，改書(shu) 院為(wei) 學堂也就失去了賡續傳(chuan) 統的兩(liang) 大支柱，於(yu) 是，改書(shu) 院就變成廢書(shu) 院，甚至是毀書(shu) 院了。

改與(yu) 廢、毀之間，雖是一字之差，但其文化含意、對傳(chuan) 統的態度卻有天壤之別。當改書(shu) 院變成廢書(shu) 院或者毀書(shu) 院之後，對傳(chuan) 統守護的蔑視漸成曆史虛無主義(yi) 的氣候，而投奔西方的急切也化作趨新、西化、崇洋的強大勢力。它的危害很大，一方麵，一千六百餘(yu) 所書(shu) 院從(cong) 此被人間蒸發，中國教育斷了來路，隻能去，不能回，古代與(yu) 近現代之間的聯係被人為(wei) 斬斷，氣血不通，形成難以逾越的鴻溝與(yu) 斷層。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五千年曆史的中國不能有幾百年曆史的大學、百餘(yu) 年曆史的中學這種臆說變得天經地義(yi) 的理論依據。反之，兩(liang) 百餘(yu) 年曆史的美國可以有三百餘(yu) 年曆史的大學就變得理所當然，哪怕中間隔著黑暗的中世紀，巴黎、牛津、劍橋等歐洲大學的曆史也能跨越古史與(yu) 近史的代溝，寫(xie) 成八九百年連續不斷的輝煌。另一方麵，中國近現代學校製度從(cong) 此就沿著不斷與(yu) 傳(chuan) 統決(jue) 裂，不斷西化的方向奔跑，強烈的反傳(chuan) 統意識與(yu) 幾乎連續不斷的否定和革命也就成了中國近現代教育最鮮明的印記。但是，中國畢競不同於(yu) 西方，有自己的根基和自己的問題，必須獨自麵對，而且，再怎麽(me) 西化你也成不了西方。這就是中國現代教育在取得輝煌的同時，淪陷於(yu) “既隔絕於(yu) 中國文化曆史傳(chuan) 統，也隔絕於(yu) 西方文化曆史傳(chuan) 統”這一困境的原因所在，也是自廢武功、抄襲別人製度所必須付出的代價(jia) 。而要擺脫困境，隻能將希望寄托於(yu) 長期彼虛化的書(shu) 院及其精神的回歸，

書(shu) 院精神，除了學術獨立、自動研宂、人性修養(yang) 、學行並重，尊嚴(yan) 師道、師生情篤等之外，我們(men) 還要特別強調兩(liang) 點，一是文化的自覺、自信與(yu) 擔當，要有傳(chuan) 斯道以濟斯民的襟懷，以發揚光大民族優(you) 秀文化為(wei) 己任，在新的形勢下，再次踐行宋儒的偉(wei) 大抱負：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二是保持開放之勢的同時，善待傳(chuan) 統，既吐故納新，又溫故知新，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並重；既取歐美西學之長處，又重視經典，善用中學之精華。與(yu) 時俱進，由古開新，此則正是書(shu) 院弦歌千年的精神所在。如此，始能形成積累、研宂、創新與(yu) 傳(chuan) 播文化的永續活力，建立起新的文化自信，屹立於(yu) 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書(shu) 院是讀書(shu) 人的精神家園。隻要書(shu) 和有理想的讀書(shu) 人還在，書(shu) 院就有存在的可能，就有生長的空間，就有重回社會(hui) 再創輝煌的無限希望。我們(men) 憧憬與(yu) 期待，書(shu) 院必將隨著中華民族文化的偉(wei) 大複興(xing) 而複興(xing) 。若此，則今日之改製討論，也就會(hui) 成為(wei) 書(shu) 院重生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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